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三)：矇騙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亦明

院士是一個科學家在中國能夠得到的最高學術榮譽稱號。一個人當選為院士，說明他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他的學術造詣達到了國家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因為這些，中國政府給予院士很高的待遇，也可以說是特權。在中國現今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中，院士可以說是人上之人，其影響可以橫跨政界和學術界。

院士能夠影響政界？是的。院士本身就享受“副部級”待遇，而目前來看，在政府中，至少有三位內閣成員是院士，他們是：科技部長徐冠華、教育部長周濟，鐵道部長傅志寰。由於今年又有四、五十名高官競爭中國工程院院士名額，院士的官僚化，或者說官僚的院士化，正在逐漸形成規模。除了這些行政職務，院士們還充當各級政府的科學顧問，對政府的決策發揮重大影響。著名的例子有三峽工程的上馬，以及最近的SARS防治政策，等等。

另外，作為一個群體，中國的院士幾乎控制了中國的高等教育界和科研領域。比如，中國大學的校長職位很多由院士充任。現在擔任大學校長的院士有：北大校長許智宏、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武漢大學校長劉經南、東南大學校長顧冠群、暨南大學校長劉人懷、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樊明武、中國地質大學校長趙鵬大，等等。除此之外，中國科學院及各主要科研院所、中國科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領導人也都是院士。如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副院長陳竺；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主任陳佳洱，等等。

既然中國的院士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起這麼大的作用，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這些院士領導是如何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的？他們是如何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負責的？作為一個團體，他們對社會所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他們值得人民的信賴嗎？

在本系列第二篇文章中，我曾說過，“中國科學家一次次在國際角逐中敗下陣來，可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卻總是要政府、要人民相信他們打了勝仗。”[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二)：欺世盜名的院士]。當時我舉的例子就是由洪國藩領銜的水稻基因組計劃，它從最初與日本科學家並駕齊驅，到最終淪落成為給日本人打工的小夥計。儘管遭此慘敗，中國科學院的頭目們還是在恬不知恥地吹噓那個所謂的“10%”貢獻率。(謝衛群：我國完成迄今最大基因組單條染色體精確測序)。

就在撰寫本文之際，何祚庥院士公開揭露，“曾經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100倍，產量算錯了60多倍”。(曾偉：科學家要避免誤導公眾政府)。如果這幾個院士得逞，國家就會損失40億元人民幣。這些院士是“算錯”了嗎？當然不是。他們是在故意“誤導”政府，他們是在任意愚弄人民，以便自己從中撈到好處。令人吃驚的是，這些院士的胃口越來越大，騙起人來，動輒上億。

本文要說明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院士運用權力的實質就是通過矇騙政府和愚弄公眾來搏取名利。下面就再舉三個事例來說明中國的院士是如何矇騙政府、愚弄人民的。

一 在SARS大戰中，中國的科學家是打了勝仗還是打了敗仗？

對於發生在今年上半年的SARS瘟疫，中國人民記憶猶新。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截止到7月11日，全世界SARS累計發病人數為8437人，累計死亡人數813人，而中國的累計發病人數為5327人，死亡348人，兩項指標均為世界之最。(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2003_07_11/en/)。另外，SARS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影響巨大，據估計損失總值在四千億人民幣左右，也是世界之最。(焱樺：SARS 中國經濟損失四千億)。

SARS瘟疫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猖獗一時，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於中國有關部門決策失誤，而中國的院士在病原鑑定方面所犯的錯誤是導致政府決策失誤的重要因素。(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

清代學者趙翼曾說過，“國家不幸詩人幸”，意思是說，國家發生了災難，為詩人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原始素材，所以是詩人的“幸運”。同樣，SARS在中國的爆發和流行，雖然是中國人民的災難，但它卻為中國的科學家提供了大量的試驗材料，中國政府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巨額經費，因此它應該是中國科學家的一大“幸事”。中國科學家，中國的院士本來應該藉此機會，在世界上大顯身手，揚眉吐氣一番。可事實上，中國的科學家卻在SARS大戰中一敗塗地，甚至可以說全軍覆沒，不僅在Science這樣的權威刊物上沒有他們的身影，實際上中國科學家沒有在國際刊物上發表一篇有份量的關於SARS的科學論文。用《科學》雜誌的話說就是，“中國科學家失去了一次嶄露頭角的獨一無二的機遇。”(Enserink, 2003)。

也就是因為上述原因，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所長楊煥明前一陣幾乎逢人便講、逢會必說的一句話就是：“應該承認，在SARS面前，我們中國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謝湘、周欣宇：SARS面前中國科學家打了敗仗)。這條新聞在五月末、六月初在中國媒體引發了廣泛的議論，雖然有不同意見，但多數人認為楊煥明說的是事實。不過，到了六月下旬，中國的輿論突然發生了180度大轉彎。6月22日，在中央電視台“依靠科學 戰勝非典”節目中，中國科技部長、國家SARS科技攻關組組長徐冠華院士為中國的科研隊伍在SARS研究中的表現打了滿分，100分。(CCTV：依靠科學 戰勝非典)。緊接着，國家SARS科技攻關組副組長黃培堂、李學勇、陳竺紛紛表態，反駁“中國科學家整體打了敗仗”這個說法。陳竺院士說：“我國內地非典臨床診斷病例的病死率為6%多一些，但從全球來看，病死率已超過9%。從這一點來說，我認為我們打了勝仗”。(楊維漢、張景勇：科技攻關組否認面對非典中國科學界整體打敗仗)。

中國的院士在當眾撒謊！

一個傳染病的防治，其關鍵是病原菌的鑑定。中國科學家擁有世界上最為豐富的病例標本，但卻犯下了世界上病原鑑定中所能夠犯的最低級錯誤：僅僅根據電子顯微鏡照片來鑑定病原。實際上，傳染病病原鑑定的金科玉律━科赫法則(Koch's postulates)━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它是醫科大學本科生就應該知道的常識。根據這個法則，要確定一個微生物是否是病原菌，它必須要滿足以下條件：第一，在所有的病例中均發現有該病原菌；第二，該病原菌能夠被分離培養；第三，用分離培養的該病原菌接種能夠引發與原始病例相同的疾病；第四，從接種發病的樣本中能夠分離到與接種物相同的病原菌。而中國工程院院士洪濤的“衣原體病原說”連科赫法則的第一個條件都沒有滿足，但他的“學說”卻成了中國的“官方理論”。一個堂堂的院士能夠犯下如此低級的科學錯誤，豈止是跌破了世界科學家的眼鏡，簡直能把人家的眼珠子都跌出眼眶。

其實，根據Science最近的報道，在世界上首次將SARS的真正元兇━冠狀病毒━與SARS聯繫在一起的是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他們的發現比香港科學家要早了幾周。可是，攝於洪濤院士的“威望”，這些SARS病毒的發現者竟然不敢把自己的發現公諸於世。(Enserink, 2003)。雖然鑑定病原菌工作屬於醫學研究中最基礎的工作之一，一個新病原菌的發現在科學上的意義還是很大的。而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這個發現關繫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關繫到國計民生。可是，一個院士的“威望”竟然能夠把這所有的一切全部抵銷。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應該是軍人，如果不是這些軍人科學家膽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國的院士淫威太盛！

中國的院士犯了這麼低級的科學錯誤，中國的科學家犯了這麼嚴重的道德錯誤，但他們的領導卻給他們的工作打了個滿分，他們的領導告訴全國人民，中國的科學家打了大勝仗。我要問的是，中國的科學家在什麼情況下、在犯了什麼樣的錯誤的時候，才能夠得到不及格的分數呢？中國的科學家在敗到什麼程度時才算是打了敗仗呢？就算陳竺院士舉出的那個6%死亡率是真實的(國際上有懷疑，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Science文章就認為可能與誤診有關)，那也是在全黨動員、全民動員、全國動員、政府採取封閉隔離這麼個古老的控制傳染性疾病的方法之後取得的“成果”，與“科學家”的貢獻又有多大的干係？中國的科學家不是至今連自己都搞不明白為什麼中國的SARS死亡率低於世界的平均水平嗎？中國的院士們，你們知道什麼叫做“貪天之功”嗎？

莫非中國的院士在SARS大戰中真的打了幾個大勝仗？2003年5月2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田波向世界宣布，在他的指導下，武漢大學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兩個單位研製出抗擊SARS病毒侵入細胞的多肽藥物。(杜若原、傅先萍：抗SARS藥物被找到：了不起的武大病毒研究中心)。這個“多肽藥物”被媒體吹捧為“非典剋星”，據說“受到世界矚目”。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據網友許斌分析，所謂的“非典剋星”“原來就是對照SARS病毒基因排序，由以田波院士為主的一班科研人員選定了兩種多肽，即HR1和HR2，人工合成的他們自己以為有用的‘抗非藥物’，不要說臨床效果，甚至連在小動物身上作實驗，乃至連最基本的藥檢都沒有做。‘非典剋星’之說完全是一種臆測，沒有任何科學意義。”(許斌：慎言“非典剋星”)。實際上，全世界每年通過細胞學試驗篩選出的此類“藥物候選品”數以萬計，而它們之中最後能夠真正成為“藥品”的可以說寥寥無幾。田波院士的“非典剋星”充其量也就是這數萬個候選品中的一、兩個，值得那麼吹嗎？田院士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搞植物病毒學研究，從未受過正規醫學研究訓練，但搞起人醫來，卻動輒震驚世界。真不知道中國的院士從哪裡得來的這份自信。

無獨有偶。2003年6月4日，《京華時報》報道，“由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賀福初院士領銜的專家組在京宣布，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努力，對非典冠狀病毒的蛋白質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構建了非典病毒攻擊Vero細胞系的蛋白質表達譜，這表明科學家已找到了打開非典病毒大門的‘鑰匙’”。(張瑾：賀福初院士：病毒研究取得重大進展)。一個靠欺騙起家的院士，他的研究“成果”還需要評論嗎？

又是“非典剋星”，又是“打開非典病毒大門的‘鑰匙’”，中國的院士，你們就是沒有找到能夠讓自己臉紅的鑰匙。其實，它就在你們身邊。那就是：羞恥感！

二 無恥的“院士自律”鬧劇

九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學術腐敗已經形成烽火燎原之勢，而作為學術界領袖的中國院士們則當仁不讓地成為學術腐敗勢力的中堅。抄襲剽竊，弄虛作假，拉幫結夥，欺上瞞下，幾乎在所有腐敗現象中，都能夠找到院士的身影。(見本系列之一、之二)。院士的貪婪和無恥使人民逐漸看清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因此社會上對院士的不滿之聲此起彼伏。面對着強大的社會壓力，中國科學院在2001年底大張旗鼓地向全國公布了《中國科學院院士科學道德自律準則》。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張存浩院士告訴國人，已有2名中科院院士因違背科學道德而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李文祺：嚴重違背科學道德 兩名中科院院士被除名)。

張院士不失時機地透露的這個“院士除名”消息比公布院士自律準則還要有轟動效應。人們私下打聽，公開詢問，到底是哪位不道德的院士被除名了？是那個搞“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的洪國藩？還是那個給“基因皇后”抬轎子的強伯勤？在新聞媒體的追問之下，中科院學部辦公室負責人趕緊出面澄清：兩名院士“除名”是多年前的事情。(李斌、張景勇、鄒聲文：中科院澄清　兩名院士“除名”是多年前的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根據《南方周末》的報道，張院士自己解釋說：“那則消息並不準確。兩名院士被除名實際上是多年前的事情，與這次出台的自律準則沒有直接關係。這兩名院士一位是中國科技大學原副校長方勵之，另一位是華東理工大學原校長陳敏恆。其中，方勵之被除名有政治方面的原因，陳敏恆被除名有科學道德的問題，也有經濟方面的原因。”(鄧科、賈杭：追蹤“院士除名”事件――被除名的是哪兩位院士？)。

那麼，為什麼把多年前的事情與院士自律準則出台攪和到一起？為什麼把政治問題與科學道德攪和在一起？

其實，看一看那個“院士自律準則”出台的背景，一切就都一目了然了。在這個準則出台之前的一年多時間，中國的院士參與了三個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科技詐騙案：“基因皇后”案、“核酸營養”案、“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案。(見本系列之一、之二)。這三個案件的揭發和暴露震撼了院士制度的根基，所以就有了這麼一個“自律”鬧劇。不過，這個“自律準則”既不是一個紀律，也不是規定，只不過要求院士們自己好自為之，如果院士不自律，中國科學院的學部也拿他們沒有辦法。因此上，這個“準則”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東西，根本沒有什麼實質內容。那三個大案的主角人贓俱在，陳竺還受到了方舟子的公開舉報，可中國科學院的“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就如同一個尸位素餐的佛像，什麼都沒有做，什麼都不肯做。但是，為了掩人耳目，為了矇混過關，為了平息社會的憤怒，張存浩院士於是拿出了兩個死老虎來頂缸。他沒有想到的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沒有蠢到他想象的那個地步。這個騙局在兩天之內就真相大白了。

用欺騙公眾、欺騙輿論的手段來往自己臉上貼金，中國的院士，可謂無恥下流之極。

其實，由張存浩院士擔任“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的副主任本身就是一個笑話。就在“院士自律”鬧劇結束不久，有人向張院士反映了如下問題：“一位院士作為導師不負責任，對學生的不正之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其學生抄襲的博士論文有他作為導師的簽名，後來根據論文發表的文章，也是署這位導師和他的學生之名發的。在論文中有他們自己‘研製’的設備的圖，後來了解到，他們實驗室當時根本沒有這些設備，圖其實只是根據在日本拍的照片畫的。”(成平：以科學的名義)。

猜一猜張副主任的反應？“‘天下哪有這麼糊塗的老師？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張院士一直平和的面容顯得有些激動。不過，他還是叮囑，這事太敏感，不要再提起當事人的名字。”(成平：以科學的名義)。

至今，我們也不知道這個騙子導師、中科院院士的名字。“中國科學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實際上成了院士腐敗的擋箭牌，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在院士大搞腐敗之時，它要讓政府和人民相信這些院士是多麼高尚，讓人民相信根本就不存在學術腐敗。沒看到嗎，這個委員會除了屢次派代表團到歐美國家招搖過市，考察“科學道德”之外，還幹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為中國的學術腐敗“正名”，要把它改稱為“不端行為”。詳細內容請看我的相關文章。(亦明：是學術腐敗，是學術邪惡，是學術犯罪，而不是別的；亦明：是東施效顰，還是邯鄲學步：評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被哈佛校長拒之門外)。

三 一年到底有多少天？

需要回答這個問題的不是小學生，而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施蘊渝。施院士是中國科技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她手下有一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科院“百人計劃” 成員，名叫姚雪彪。在學術圈兒內，姚雪彪博士被稱為“啞鈴型” 學者，因為他在美國和中國兩邊都有工作。根據教育部和中科院的規定，長江學者、“百人計劃” 成員每年在國內工作的時間應該不少於9個月。可是在今年年初，有人揭發說，姚雪彪在過去幾年中，“實際上卻從來沒有超過每年3個月”。揭發信本身並沒有指名道姓，但《南方周末》在2月13日發表了記者李虎軍的文章：“‘公開信’拔出蘿蔔帶出泥 海外學者瞞天過海遭非議”，首次把矛頭對準了姚雪彪。

筆者在此對姚雪彪與揭發人之間的關係不感興趣，我關注的是施蘊渝院士面對這個指控如何向社會交代。根據《科學時報》年2月19日的一篇採訪報導，施蘊渝院士認為”“姚雪彪的表現無可指責”，根據之一就是姚雪彪每年工作超過三個月：“首先是回國工作時間問題。我們以其護照為準，從2000年到2002年，他在中國科大生命科學學院細胞動力學實驗室的三年工作中，共有405天在國內，按照一周5個工作日，每月22天計算，平均每年６個月以上。這還不包括他在國外通過信件指導學生和為科大招聘人才所花的時間，也不包括他在國內期間每天工作到深夜。絕不像某媒體所說的每年在國內工作時間還不到３個月。” (趙彥：“姚雪彪的表現無可指責”)。

三年期間在國內405天，相當於工作“平均每年６個月以上”。 施院士三年期間在國內1095天，是不是相當於工作了50個月？這種公然愚弄社會、強姦輿論的行為，除了軍閥政客，黑幫奸商，還有誰能夠幹得出來？一個大學的教授，一個院士能夠胡攪蠻纏到這個地步，不僅讓人臉紅，簡直令人髮指。有一位網友在評論施院士的言論時寫道：

“姚在中國每年工作時間絕對超過一年。咱就算八小時工作，0800到1700，中午一小時午餐咱刨掉，晚上咱再給他一小時晚餐，深夜咱們算它兩點吧， 不然不算深，從下午六點到凌晨兩點又是八小時，結論，姚一天工作兩天，三年在中國405 天換算910天除每周五天，是一百八十周。四周一個月，姚在三年共工作了45個月，俺們除了向他致敬還能說什麼。大學領導無恥至此也算是創了世界一流了。”（大胖星）。(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2/yaoxuebiao7.txt)。

其實，施院士的胡攪蠻纏屬於小打小鬧，智商在80分以上的人就能夠看明白。從這一點來看，她也只配做中國科技大學的一個院長。什麼樣的人配做大學校長呢？說大話，說假話，說得自己口吐白沫，說得使全國人民都信以為真，說得能夠從政府那裡騙到十幾億、幾十億巨款，那才叫世界一流呢。有這樣的大學校長嗎？

從2001年起，北大校長許智宏院士和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院士先後向全世界宣布，要在2020年以前把這兩所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我已經撰文揭露了這是一個向中國政府伸手要錢的天大騙局。[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一)：評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學迅跑”，(該文以“北大，你已經無恥到了極點”這個標題在網上流傳)；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這兩個大學能夠在十幾年內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嗎？不僅毫無可能，而且他們目前的所作所為只能是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這一點，那兩位院士校長心裡比誰都明白。

四 結論

本系列文章共分三篇，這是最後一篇。在第一篇中，我用三個實例說明中國的院士喪失了社會良心，因此辜負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們的信任和期望。[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一)：喪失了社會良心的院士]。在第二篇中，我又通過三個例子來說明中國的院士不僅沒有公德，私德也不過關。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通過欺騙的手段得到院士的稱號，並且繼續利用欺騙的手段來維持既得利益。[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二)：欺世盜名的院士]。在本文中，我又舉了三個事例，目的是要說明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院士即使是在做本職日常工作時，他們也在矇騙政府、愚弄人民。

建立院士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樹立學術界的權威，而這個權威的樹立有兩方面的作用。第一，院士是政府在有關科學技術問題做出決策時的科學顧問；第二，他們應該是學術界人士的表率和楷模。通過這三篇文章所舉的實例，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說，這個科學“權威”在誤導、蒙蔽、欺騙政府，他們並且利用中國老百姓文化程度較低、對院士存在盲目崇拜這個事實，肆意愚弄人民。有這樣一批人來統治中國的學術界，難怪中國的學術腐敗達到了如此嚴重的程度。

應該指出，中國院士道德水準低下並不限於本系列所舉出的九個事例。其他如張光斗院士在黃河三門峽大壩、長江三峽大壩決策中所起的作用，陳竺等22名院士人趁SARS混亂之機要挾政府、意欲另建科研資金分配體系、王大中院士參與上海交通大學招生黑幕，等等，並沒有在本系列中論及。所有的跡象都表明，院士的腐敗程度遠遠不止於已經揭露的這些，它甚至要大大地超過人們的想象。最近浮出水面的中國院士欺詐40億元人民幣大案，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的“士” 階層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型。“士” 是幹什麼的呢？他干四件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群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們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現在的院士，他們的所作所為與這個傳統完全背道而馳：他們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讓他們“為天地立心”？他們不懂！讓他們“為生民立命”？他們不敢！讓他們“為往聖繼絕學”？他們不會！讓他們“為萬世開太平”？他們不屑！他們的追求只有“名利”兩字，為了名利，這些人什麼樣的事都肯干，什麼樣的臉都肯丟，什麼樣的手段都肯使，什麼卑鄙下流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年輕的時候讀《離騷》，總是對屈原的悲憤絕望感到不解。今天讀《離騷》，我不僅理解，我還有強烈的同感和共鳴。“眾芳之蕪穢”，“眾皆竟進以貪婪”，“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這是在說兩千多年前的楚國嗎？不，這是在說中國目前的學術界。

據說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在臨去世前，用四個“S”總結了自己的後半生：SURRENDER，xxxx，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這四個“S”與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相對應：“投降”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屈服”發生在反右運動；在反右與文革之間，是苟活階段；而經過文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絕種了。

傳說鳳凰滿五百歲後，集香木自焚，然後從死灰中復活，獲得永生，並且更加美麗。這就是所謂的“鳳凰涅槃”。現在的中國院士，也可以看成是中國知識分子涅槃後的產物，不過，與鳳凰涅槃之後生命得到升華不同，中國知識分子在涅槃之後，靈魂發生了沉淪和蛻變：在經過第四個“S”之後，他們從渣滓中借屍還魂，從而進入了第五個“S”，這個S代表的是：SHAMELESS (死不要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