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只是一個歷史名字。西南聯大的光榮歷史，可以從各種途徑得知，而我卻是從我的公公婆婆口中，主要還是從我的先生的口中知道些情況，雖然都是些碎碎片片的回憶，卻都是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難能可貴。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由北大，清華，南開 三所大學共同組成一所大學，取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校長是清華大學的梅貽琦，常務委員由北大的蔣夢麟和南開的張伯苓組成，校址選在昆明雲南師範大學的舊址。西南聯大在1946 年宣布解散，設立時間為八年整。 

我公公的老家是安徽黟縣，一個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那裡的原居民有一個風俗習氣，就是非常重視讀書，家境並不富裕的人家，也要砸鍋賣鐵送孩子上學堂，當地還流行一句順口溜：“養兒不讀書，不如養頭豬”，故所以，從黟縣地區出來的人，哪怕是窮人，也都能朗朗上口地念上幾句知乎者也，那裡的商人也都與眾不同，人稱道為儒商。我公公的家境似乎也不屬於堆金積玉的富埒王侯，大概是清廉小康的鄉村人家吧。

抗日戰爭時期，我公公是個高中生，跟隨着一所國立中學逃難。當時，在戰亂情況下，國民政府仍然支持中學的教員和學生，幫助他們找廟宇或者其他房舍上課，一路從安徽往湖南等地遷移。在這種艱苦的逃難途中，政府仍然舉辦了全國性的高考，公公考上了西南聯大。那時國難當頭，國家經濟一敗塗地，逃難的民眾更是窮困潦倒，哪來的銀子供孩子念書？儘管如此，當時的國民政府還是非常重視學術，尊敬知識分子，由政府支援借款給窮學生，那時叫“貸學金”。“爸爸，後來你們學生還了這筆學費嗎？”我問，“沒有，後來這筆學費不了了之了”，公公回答。

抗戰時期，美國支援國民政府軍隊，在昆明和印度之間，建立了一條運輸航線，稱為“駝峰航線”。美軍飛行員從印度運輸物資到雲南，往返於駝峰航線。駝峰航線建立在崇山峻岭之間，海拔很高，雲霧纏繞，視線迷茫，飛行員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操作，危險是不言而喻的，很多飛機在半途就出事摔下來，從後來的飛機艙里俯視觀看，駝峰航線上的飛機殘骸形成了一條白色的帶子。

由於美軍援助，需要大量的翻譯工作者，國民政府號召大學生休學一年，參加抗戰，保留學籍。我公公的專業是英美文學，更是義不容辭，他當上了翻譯。這批學生先坐上那可怕的駝峰飛機到印度，然後擔任美軍翻譯，協助美軍訓練中國駐印度士兵駕駛，學會開車後就駕駛着美援的汽車，裝滿物資，開回雲南。我公公駕駛車輛回雲南時，路上翻車了，滾到了山腳下，幸虧是個小山坡，沒有喪命。

為了紀念西南聯大學生的抗戰從軍事跡，政府製作了一塊石碑，上面刻琢了所有聯大參加抗戰從軍的學生名字，這塊原始的石碑安放在雲南昆明，西南聯大的舊校址，後來又複製了三塊，一塊放在北京大學，一塊放在清華大學，一塊放在南開大學。 

我公公大學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作，在昆明的一所教會中學教英文，邂逅了一位美麗的雲南姑娘，她就是我的婆婆。我公公身材瘦高，玉樹臨風，帶着玳瑁框架眼鏡，風度翩翩，很吸引女學生。後來公公去北京工作了，婆婆為了追隨她的老師，十八歲的雲南姑娘，竟然勇敢地離開昆明，離開了她成長的故鄉，一人北上，尋找她的愛。

我婆婆的舅舅當時是燕京大學的教務長翁獨健，他建議我婆婆考大學，1950 年，婆婆考上了燕京大學外國文學系，和她崇拜的老師成了事業上的夥伴。

公公在世時，經常和我們嘮叨西南聯大的幾位同窗好友，一位叫老迷，一位叫刷子。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三人合穿一條褲子的故事。公公說，當時這些學生都很窮，出門沒有一條像樣的褲子，學生宿舍里只有一條褲子勉強拿得出手，於是，誰出門誰穿它，這三個同窗輪流穿，如果這條褲子還在，我要把它捐獻給歷史博物館。西南聯大英美文學系的學生都是中國英文專業的老前輩，大學的英文教授，他們參加了修訂《新英漢詞典》的工作。

父親節，此文謹獻給我的公公和西南聯大的前輩。

致謝馬黑兄提供照片和參考資料。

西南聯大畢業證書

西南聯大校門

西南聯大教室

西南聯大抗日從軍學生紀念碑（在清華校園的副碑）

碑上我公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