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生命與仁愛無疆

---施韋澤其學其人的儒家精神

一

“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人不分東西，都具有認證真理的智慧。中西文化和哲學到了高處，都可以相通。人心相通，天理良知相通故。施韋澤敬畏生命倫理學，對生命本質和人性本質就有相當認識，頗多真知灼見，頗為接近儒家。

在儒眼裡，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本質是道德，道德的本源是良知。施韋澤強調倫理為文化的本質，與儒家異曲同工。施韋澤認為，實現知識、能力和人的社會化的一切可能的進步的目的，應該是藉此促進精神倫理的發展和個人的內在完善，在敬畏生命中完善生命，這才是文化的根本目的。

“敬畏生命”是施韋澤倫理學的核心和基石，施韋澤認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有賴於其他生命和整個世界的和諧，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價值。不僅對人類生命，對一切動物生物的生命都應該保持敬畏的態度。

人類同情和愛的範圍的擴大，是道德進步的重要標誌。把敬畏生命的倫理範圍擴展到一切生物，是施韋澤倫理學的重要特徵。他非常自信地說：“把愛的原則擴展到動物，這對倫理學是一種革命”，“一次新的、比我們走出中世紀更加偉大的文藝復興”。

他說：“實際上，倫理與人對所有存在於他的範圍之內的生命的行為有關。只有當人認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聖的時候，他才是倫理的。”

又說：“體驗到對一切生命負有無限的責任，只有這種普遍的倫理才有思想根據。有關人對人行為的倫理絕不自滿自足，它只是產生於普遍倫理的特殊倫理。”

又說：“我們越是觀察自然，我們就越是清楚地意識到，自然中充滿了生命……每個生命都是一個秘密，我們與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關。人不再能僅僅只為自己活着。我們意識到，任何生命都有價值，我們和它不可分割。出於這種認識，產生了我們與宇宙的親和關係。”

又說：“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與宇宙建立了一種精神關係。我們由此而體驗到的內心生活，給予我們創造一種精神的、倫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這種文化將使我們以一種比過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動於世。由於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成了另一種人。”

這種理念與儒家仁本思想頗為巧合。儒家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個個人心有仲尼，即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因此每個人都有平等的存在價值。但大而言之，不僅國家，不僅人類，所有生命乃至宇宙萬物都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此即“天地萬物一體同仁”的真義。因此，仁愛無疆，不僅要愛人，親親仁民，還要愛物，要有民胞物與、仁及禽獸的情懷。《史記·殷本紀》載：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這就是成湯網開三面、恩及禽獸的故事。注意，儒家對生命，不講敬畏只講尊重。儒家敬天，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證悟良知仁性，自然敬天和三畏，自然尊重生命，仁及萬物，大愛無疆。

施韋澤說：“不開化的人的互助範圍是很狹隘的。這種互助局限於他的血緣親屬，即對他來說是一個大家庭的體現的氏族成員。”“但是，當人一開始反思自身以及與他人的關係，他就會意識到，其他人本身就是他的同類和同胞。在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中，人看到他的責任範圍擴大了，直到把他所有與自己有關係的人都包括在內。”“如果人們擴展了與其他人的互助關係，那麼可以說，倫理的發展實現了它的最初進步。”雲。

這與孟子的“良知良能”說不謀而合。“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盡心》）君子貴在推己及人，不斷將這種良知良能充實、擴展和推廣開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施韋澤說：“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

以保持生命、促進生命為善，以毀滅生命、壓制生命為惡。這種善惡標準和道德法則與儒家“同工”。仁者愛人，自愛愛人，自立立人，自利利人。利人利己為善，害人害己為惡。某種意義上說說，五常道三達德中庸誠信諸原則，包括一般情況下明哲保身和特殊情況下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都是為了更好地保持和促進人類整體生命的發展。

施韋澤認為，人對其他生命的關懷根本上是對自己的關懷；儒家強調，利他有利己的效果，利己有利他的作用（只要不損人），利己利他一體同仁，都是良知仁性的作用，都有利於人類生命的保持和促進。

施韋澤說：“惟一的關鍵在於，我們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人會感受到他人的這種追求。哪裡的人心中有光明，就會從他那裡發出光來。”這種“追求心中的光明”的努力，就屬於明明德致良知功夫。這種功夫的前提是真知堅信“心中的光明”和“善的本質性”。

敬畏生命倫理的提出，有賴於對人性本質一定程度的把握。施韋澤堪稱“西式性善論”者。他說：“就像白色光線產生於彩色光線一樣，敬畏生命本身也包含着構成倫理的一切：愛、善良、同甘共苦、溫和、寬恕的能力等等。”

他又說：“由於我們不敢如我們的本性一樣表現真誠，因此人與人之間存在着許多冷酷的現象。”反過來，只要依照本性去表現真誠，人與人之間許多冷酷的現象就可以逐步消除了。施韋澤所說的本性，或相當於孟子的“良知良能”。

二

難能的是，施韋澤知行合一，坐言起行，怎麼說就怎麼做，極富道德踐履功夫。

1896年他作出一個人生決定：“30歲以前獻身於傳教、學術和音樂活動。然後，如果我在學術和藝術方面實現了預定的目標，就要作為一個人走直接服務的道路。”1904年，施韋澤知道剛果傳教站缺少醫生的消息，決定到非洲行醫。

歷經9年的學習準備，他獲得了行醫證和醫學博士學位。1913年，施韋澤退出一系列神職機構和辭去大學教職，在非洲加蓬的蘭巴雷內建立了叢林診所，在此服務了半個多世紀，直到1965年逝世。作為一個醫生，他醫治了無數的非洲土著，被稱為“非洲之子”。徐復觀稱之為“西方聖人”，當之無愧。

可貴的是，出身於牧師家庭、在宗教環境中長大並且身為基督徒的施韋澤，能夠突破基督教教義的約束，對於基督教教義，既有繼承又有揚棄。有牧師勸他“在信仰面前必須停止一切思考”，他說：“我們必須思考。我們必須通過思考理解最崇高的思想。這種確信以歡快的熱忱充實着我。”他指出：

“我們必須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宗教在我們這一世紀的精神生活中是否還有力量？我以它的名義和我的名義答道：不！”

他強調理性精神，“反對至今關於耶穌生平的解釋”，以科學的方式分析《聖經》，認為耶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並沒有超脫當時的思想觀念，其獨特之處是強調了愛的倫理。不是歷史上的耶穌而是耶穌所體現的倫理精神，才能征服世界利益時代。著名神學家巴拉德說：

“施韋澤的著作完全否定了基督教正統。他只保留了對其父親布道的共鳴，即突出宗教的倫理要求。施韋澤難以想象任何有關人格神的觀念。”

施韋澤敬畏生命的兩個基本要素：肯定世界和生命、倫理，肯定世界和生命的本質性真實及倫理的原則性意義，與基督教的神本主義立場也大不同。

三

有必要指出的是，儒家仁學與施韋澤的倫理學雖有相通，仍有高低、精粗、深淺之別。儘管施韋澤對人性和生命本質有一定認識，並不全面圓滿，其學遠遜於仁學的深刻中正。

例如，施韋澤認為，“敬畏生命的倫理否認高級和低級的、富有價值和缺少價值的生命之間的區分。”任何生命都是神聖的，不應對生命的價值序列有所區分。因此他常常陷入一種兩難境遇：為拯救人的生命而犧牲其他生命。

他說：“由於受制於神秘的殘酷的命運，我們大家都處於這樣的境地：為了保持我們自己的生命，必須以犧牲其他生命為代價，即由於傷害、毀滅生命而不斷犯下罪過。”

他舉例：“過去無法治癒的令人痛苦的昏睡病，現在已有了能挽救其患者生命的藥品。但是，每當我用顯微鏡觀察昏睡病的病原體時，我始終在想，為了挽救其他生命，我只得消滅這種生命。”

殊不知，仁固無局限，愛卻有差等。“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應該“把愛的原則擴展到一切動物”，這裡的主體應該是人，不能將人與其它動物相提並論，人類和動物的生命價值並不平等，沒必要也不可能同等看待。

生命當然都是有價值的，但價值有高低之別，人類高於動物，動物高於植物，故人權高於動物權，對人的愛超過對動植物的愛，都是情理之常。必要時為了人的生存而犧牲動物生命，理所當然，不得不然。施韋澤如果明白這一道理，就沒必要為此責了。

有時候為了人類生命得到更好的防衛、保持和促進，殺戮是必要的，不僅有必要殺戮狂犬蚊子之類惡物，甚至有必要殺人。復父仇，誅一夫，湯武革命，都離不開一定限度的殺戮。威嚴不礙慈悲，殺戮不礙仁義，此之謂也。在惡習深重惡行不斷、豺狼當道暴政猖獗的情況下，不能反對“義刑義殺義戰”，否則，仁就有了殘缺。仁義二德，相輔相成，仁而不義，實為不仁。

戰爭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別。《孟子·梁惠王下》說：“《書》曰：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尚書-仲虺之誥》載：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後，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大意是，葛伯把送飯人當仇人，初次征討就從葛伯開始。大王征討東方，西夷埋怨；征討南方，北狄埋怨，都說：怎麼把我們放在後面？所征討地區的人民，家家歡慶，都說：等待我們的大王，您來了我們就新生了！人民擁戴商王，已經很久了！”

類似情況，古今中外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面對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擴張，包括中國在內的受侵國家都深切期盼美國早日參戰。但美國開始不願冒險，實行中立，受到各國強烈指責。

施韋澤十分讚賞老子。老子說過：“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但老子也不是完全反戰的。他接着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蒞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正義之戰，就是不得已而用兵，打了勝仗，也不要讚美，而要處之以喪禮，以悲哀的心情追悼戰爭中的死亡者。

施韋澤又舉例說:“我在一些土著人的沙灘上捉住了一隻幼小的魚鷹，為了從這些殘忍的漁夫手中收下它，我出錢把它買了下來。可是這個時候陷入了困惑，是每天讓這隻魚鷹挨餓呢？還是為了使它活下來，每天殺死許多小魚？”

這一困惑更是多餘。魚鷹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自然秩序的規定，生態鏈條的必須，無關乎善惡，順其自然可也。2013-8-21

本文資料來源：陳澤環《阿爾伯特-施韋澤的哲學和倫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發於2014年4月北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