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交談開始有點滯澀，後來才漸漸流暢起來--在父母眼裡，我是個乖女孩。因為從小到大，我幾乎沒讓他們操過心。上小學時，我是老師寵愛，同學羨慕、嫉妒的好學生，小學畢業那年，一所省級重點中學招生，我輕輕鬆鬆地就考上了。

　　那時，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變的。上初一時認為醫生救死扶傷很偉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氣，便想當醫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劉德華，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初三時，讀了夏綠蒂姐妹的《簡愛》和《呼嘯山莊》，便一心想當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學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個學期開學不久，班上組織了一次班會，題目是"新聞幕後的故事"，前來講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記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講的那些親身經歷的故事，更是讓我激動不已，我喜歡那種每天都有激情撞擊的生活，喜歡那種具有冒險性和挑戰性的工作。我討厭四平八穩、按部就班，更討厭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說過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氣的，是模糊的，搖擺不定的，那麼，那天下午，那位女記者就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嚴肅地思考理想和未來這個重大的問題，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歡的是什麼，熱愛的是什麼，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將做一名記者的理想裝進了心裡。

　　參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實行考前填報志願。有人說高考靠實力，填志願靠運氣，因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願沒填好，興許也會落榜。每年都會有一些因志願沒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說填報志願是賭博，敢賭的人，要麼贏得莫名其妙，要麼輸得精光。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拋出去是六點還是一點，全憑運氣。說到這裡，王姍一臉苦笑。

　　考後填報志願，仍有如此大的風險，考前填報志願，風險就更大了。我們填報志願的時間是6月15日至16日。那兩天，父親、母親和我將1996年至1998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在省招生錄取統計資料研究來研究去，最後決定報考我現在所在的這所大學。這是一所我心儀已久的大學，它的新聞專業也是在全國叫得響的。

　　我之所以敢報這所競爭性很強的大學，是因為我對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在那所重點中學裡，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在年級前20名。我填報的第一志願是新聞，後面幾個志願分別是漢語言文學、社會學等。總之，都是文科類專業。志願表上，有"是否願意服從調劑"一欄。我猶豫了，久久不敢下筆。因為在此之前，我聽到了太多的帶有悲劇性的故事。不喜歡學地理的被調劑到地理專業，不喜歡學數學的進了數學系，喜歡學生物的被調劑到機械製造系，喜歡法學專業的被調劑去學中國革命史。可是我父親堅持認為，應填上"願意服從調劑"，應該給自己多留一條後路，這樣就會多一份被錄取的希望。他說，假如你前幾個志願都未被錄取，如果不願服從調劑，你的檔案也許馬上就會被拋給第二批院校，這就等於你與重點大學無緣。

　　父親的話不無道理，可是我仍很猶豫。填報志願的截止時間是16日下午6點。6點鐘，在向老師交志願表的最後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願意服從調劑"幾個字。那時我心存僥倖，覺得那倒霉的事不會在我身上發生。可是沒想到，這種倒霉的事還真的在我身上發生了。高考成績出來的那天是7月24日，當查分熱線報出我的成績是615分的時候，就有一種不好的預感。雖然我的成績比第一批文科重點院校最低錄取分數線要高出幾十分，但是我所報考的這所大學在省里的最低錄取分數線卻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

　　8月18日，我終於收到了錄取通知書，錄取我的學校正是我填報的學校。可是，我還沒來得及高興，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淵，因為我看到在錄取專業一行寫着：圖書館系。我的頭一下就大了，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怎麼可能，錄取我的怎麼會是圖書館系？雖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裡，我也曾作過種種不好的假設，比如，如果不被新聞系錄取，也許會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錄取，也許會去社會學系，可是從就沒想到過會去與我的愛好風馬牛不相及的圖書館系。

　　這時我才痛心疾首地認識到，我填寫了"服從調劑"，就等於交出了自己的意願，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選擇的權力。填寫了"服從調劑"，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擺布的命運。我的心被一種深深的失望籠罩着。當我的老師、同學和親友興奮地向我表示祝賀時，我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父親和母親知道我的興趣和愛好，也知道我想當一名記者，所以接到錄取通知後他們也有一點遺憾，但是他們仍然很興奮、很激動，因為他們的女兒考上的，畢竟是一所令許多人都羨慕不已的重點大學。

　　父母他們看重的也許是面子，是我給他們帶來的驕傲，因為人們問起來，總會說"你女兒考進了哪所大學？"卻很少有人問"學什麼專業"，何況，圖書館專業和新聞專業也沒有高低之分。沒有人會關心你的興趣、你的愛好，沒有人會關心你的理想。在千軍萬馬仍在擠獨木橋的現實中，能考上大學已是幸運了，能考上重點大學就更是幸運中的幸運。當大多數人還在以能上大學為第一目標時，個人的興趣、愛好、理想便成了一種很奢侈的東西。這種無可奈何的現實，扼殺了多少人的夢想，埋沒了多少人的興趣和愛好啊！

　　拿到錄取通知書雖然很失望，但是那時候，我仍抱有一絲幻想，因為我聽別人說，有些學校允許學生入學後調換專業。

　　進了大學，我沒有了理想的旗幟，

　　　　　一切都變得不堪忍受起來

　　去學校報到的第一天，我就四處向人打聽轉系的事。結果是令人失望的。雖然學校允許學生轉系，但卻有嚴格的規定，最關鍵的一條是，你想去的那個系具有擴容的空間。那一年，是大學實行擴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國招生計劃一下就增加了30萬，在校舍、教師、學生宿舍基本都沒增加的情況下，一下就多招進了30萬大學生，幾乎每所學校都喊擠。新聞系的招生人數已大大超過了計劃數，由於招生人數多於往年，已經沒有擴容空間。

　　轉系的希望破滅了，我的情緒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後悔不該來報到，後悔沒有回校復讀第二年再考。但是，如果我真的不來報到，真的回校復讀，一定會有不少人說我有病，考上了重點大學不去上，而要回校復讀，說什麼他們也不能理解。

　　也許是我在電話中無意間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親給我寫來了長長的信，滿紙的擔憂和勉勵。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囑我，一定要學一行愛一行，他告訴我，興趣和愛好是可以培養的。既然現實已經無法改變，我就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心態，像父親告誡的那樣，學一行愛一行。

　　在中學，我一直都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因為，那時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幟在前方不遠處高高地飄揚着。每當我在茫茫題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會抬頭看看那面旗幟，它像一劑解乏治困的藥，讓我又重新興奮起來，拼命地游起來。每當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獄般的生活時，我就會看看那面旗幟，它讓我有了忍耐的勇氣和力量。

　　可是進了大學，我沒有了理想的旗幟，一切都變得不堪忍受起來。我記得進大學後的第一節課是政治課。那位頭髮已經有點花白的老師站在講台上，口若懸河地講得唇乾舌燥，並在黑板上寫滿了板書，可是我看見教室里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覺和看別的書，可老師似乎沒看見，他目中無人地自說自聽。我當時的感覺是，那位老師也許認為講課是他的一項任務，他只是將他應該講的內容講完，至於學生願不願聽，在不在聽，他並不在乎。這樣的政治課聽得索然無味。後來，每次上政治課我都帶一本書去看，有時是小說，有時是隨便抓到手的一本雜誌。進了大學沒多久我就發現，這裡與中學似乎並沒有多大區別，還是在搞應試教育那一套，教師還是滿堂灌，學生還是埋頭刷刷地記筆記，考試還是考背功，誰能背，誰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單圖書大廈看到一本書，是一位北大畢業生寫的，他在文章中將目前仍未擺脫應試教育的大學生活，稱為"後中學時代"。我覺得他說的非常準確，我們的大學生活其實是中學生活的延續，如果說有什麼改變的話，是我們不需每天都面對一板正經地教訓我們的老師，不需每天面對那幾張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師的臉，大學裡的老師上完課夾着講義就走了，有的恐怕連他的學生姓甚名誰都知道得不全。

　　雖然我努力想學一行愛一行，但是我的理智總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歡的、也不感興趣的課程。由於不喜歡，也就沒有學習的熱情，書裡的文字讀起來味同嚼蠟，那些概念、定義更是讓人覺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攤開課本，我要麼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麼是手裡捧着書，靈魂卻漫無目的地四處遊蕩。

　　對我來說，學習成了一種痛苦的事，成了一種折磨。我無比絕望地發現，無論我怎麼努力，我仍不能愛上這門專業。

　　我第一次逃課，是大一下學期。

　　在這之前，我已有很長時間沒有認真聽課了。因為大一上學期我就發現了一個秘密，每次上課，總有一些同學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們提前去不為別的，為的是搶占教室最後一排座位，因為那是與老師距離最遠，最不容易被老師關注的地方，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看其他的書或睡覺。

　　同學中，有人經過長期細心觀察和研究得出結論，課堂上，老師重點關注的範圍是前三排。他們將前三排稱作"死亡地帶"。雖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極具說服力的理論根據，但據我細心觀察，發現所言極是，老師的目光確實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後的同學身上。發現了這個秘密後，我也成了一名後排座位的積極爭奪者。每次上課，我都提前去教室，進去後就直奔最後一排最偏的一個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爭奪進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搶不到最後一排，我就搶倒數第二排，總之，決不悲慘地落入"死亡地帶"。躲在老師看不到或習慣不看的角落，我打發着無聊的、漫長的時間，有時看小說，有時戴上耳塞聽音樂，有時什麼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滯不變的風景。

　　在搶占後排座位的爭奪戰中，我和一些競爭對手竟成了朋友。跟他們聊得深了，我發現，這些搶占後排座位、不認真聽課的同學大都是因為對這些課不感興趣，有的是壓根兒就不喜歡自己所學的專業，像我一樣陰差陽錯地進對了大門，卻進錯了小門。有的是對某一門或某幾門課不感興趣，所以不想聽課。他們中，有一位來自陝西的同學，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網上的名字。

　　認識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課的時候。大公共課在階梯教室上，聽課的除了我們圖書館系，還有其他系的同學。每次上大公共課，總是逃課率最高的時候，因為人多，老師一般不點名，就是點名，請同學代為應答也能矇混過關，上大課的老師是分辨不出真假李逵的。那個時候，我還沒有逃課的膽量，雖然身在曹營心在漢，但是每堂課還是會去。那天的課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課，搶占後排的同學多，我便提前了十幾分鐘去教室，當我直奔後排最右邊的座位時，發現那裡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個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聽着音樂。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邊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書看起來，是剛出爐的林白的《玻璃蟲》。

　　過了一會，同學陸陸續續都進來了，老師也夾着講義上了講台，坐在我旁邊的男生仍旁若無人地聽着音樂。也許是要倒帶，他拔下了耳塞，見我在看書沒聽課，他悄悄問了一句："喂，你是哪個系的？"

　　我和冬冬就這樣認識了。

　　冬冬學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我羨慕地說："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麼好，好個屁！"沒想到冬冬的臉竟一下漲得通紅。

　　後來我才知道，冬冬的興趣和愛好是搞音樂，我還知道他是復讀生。1998年，冬冬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結果沒考上。復讀了一年後，他還是想再次報考中央音樂學院，可是他的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本就不贊成他搞音樂，見考了一年沒考上，就更不讓他報了。結果，填寫志願表時，他和父母之間發生了衝突，父母要他填報文理兼收的經濟學專業，他執意要報考中央音樂學院。父母后來以不給他提供學費、生活費相威脅。他妥協了，但是妥協的同時他提出一個條件，他可以不報考中央音樂學院，但是他也不報考經濟學專業，因為，他對經濟學一點興趣都沒有，看見數字頭就大了。妥協的結果是他報考了漢語言文學專業。

　　我和冬冬同病相憐。我們常在一起聊天、聽音樂，有時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迪廳瘋狂地宣泄一番。我和冬冬像情侶一樣形影相隨。但是我知道這不是愛情，冬冬也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從來就沒對我說過"我愛你"。他總是說："你很可愛"。我們在一起，是因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為我們都很孤獨，都很無助。我們需要刺激，我們害怕單調乏味的生活會使我們的生命窒息，會使我們的青春過早地凋謝。我開始跟冬冬一起逃課。不過，我逃得很巧妙，儘量不讓老師發現。我們逃課後，有時躲在宿舍聽音樂，有時去北大東門的"雕刻時光"酒吧和北大西門的Every Day酒吧看電影。在那裡看電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類"和電影發燒友，也有不少逃課的大學生。可是每次逃了課後，我總會有一種深深的犯罪感，還有一種對父母的愧疚感。特別是每次去郵局領家裡給我寄來的生活費時，我就很自責，覺得自己愧對那份寄託着父母希望的匯款。爸爸和媽媽一直為我驕傲，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一切，知道我這樣消沉，這樣自暴自棄，他們一定很傷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來，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開課本我就心煩意亂地看不進去。每次臨到考試，我就借同學的筆記臨時抱佛腳地背它個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這個學期的期末考試我就沒這麼幸運，有一門課亮了紅燈。得知有一門課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責，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絕望。

　　我也曾想過逃出大學，與其這樣混日子，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後，再重新走一條自己願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終缺少這樣的勇氣，也缺少這樣的膽量。如果我放棄了上大學，回去後，我如何面對父母，面對親友，面對我的老師和同學？如果我放棄了上大學，在這個重文憑的社會，我是否真能實現自己的理想？這些問題，日日夜夜在我的腦海里翻騰着，令我痛苦萬分。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的無聊和乏味，卻找不到改變這種生活的契機。我已經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淵，卻找不到拯救自己的辦法。

　　時間正在一天一天地過去，我似乎能聽到時間流動的嘩嘩聲，我很心痛，卻又無奈。有時，我真想放縱自己，讓靈魂已經麻木的肉體隨波逐流。有時，我真想就此沉淪下去，任由命運之舟推到哪裡算哪裡。但是，在我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聲音在呼喚着：你還年輕，你不能就這樣自暴自棄。

　　如今，我正站在一個充滿分岔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條是歸屬自己雙腳的路。

　　王姍將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輪像火一樣燃燒的太陽已經下山了，炙人的熱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輛灑水車播着悠揚的樂曲、噴射着水花從窗前開過。街燈開始一盞一盞地亮了，酒吧也漸漸失去了午後的寧靜。

　　我不知道該對王姍說什麼。有人估計，目前在校大學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學習自己不感興趣的專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也是一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數字，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那麼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學生不是在快樂地學習，而是痛苦地或無奈地學習。

　　當一個人痛苦、無奈地學習時，這種學習就很難是智慧的學習，很難是創造性的學習。因為，只有當一個人視學習為快樂時，他智慧的源泉才會被發掘，他的創造的潛能才會被激活。"志願"是什麼，它是一個人喜歡的、感興趣的、願意去學習的知識領域，是一個人向社會公開表明的志向和願望。它應該首先得到尊重和保護。學校要尊重和保護學生的志願，父母也同樣應該尊重和保護孩子的志願。可是在現實生活中，學生的"志願"常常被學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諮詢會在地壇公園舉行。不到9點鐘，諮詢現場已是摩肩接踵，人聲鼎沸。一個個扯着橫幅、擺放着宣傳板的大專院校諮詢點被圍得水泄不通，在現場採訪的我，驚訝地發現，前來諮詢的大都是學生家長，而作為當事人的學生，卻少有光顧者。

　　父母們汗流浹背地擠進一個諮詢點問了情況，買下資料，又擠進另一個諮詢點打聽情況，買下資料。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諮詢點，40多歲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擠到諮詢台前，他向負責諮詢的老師打聽該校經濟學專業去年理科錄取分數線，然後又仔細詢問該專業開設的課程，一一作了記錄後，將裝着資料的袋子舉過頭頂從人縫裡擠出來。

　　我問他，孩子怎麼沒來。他笑着說："我怕耽誤他複習，沒讓他來。"

　　我說："孩子自己不來了解各個學校的情況，怎麼作決定？"

　　他說："嗨，讓他操那份心幹啥？你看，我拿了這麼多資料，就是為了回去後好好研究，最後作決定的還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學習就行。"說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學諮詢點擠去。

　　在清華大學諮詢台前，我見到一位從山東專程趕來的學生家長，她說她是從網上看到了舉辦高招諮詢會的消息，因為想讓孩子報考北京的學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趕到了北京。我問她選擇上北京的學校是孩子的意願還是父母的決定，她笑着說："主要是我們的意見，因為報考大學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選擇，選擇不當，也許會影響他的一生。"這位母親還告訴我，她是北京知青，當年插隊去了山東，後來在當地結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讓兒子報考北京的學校，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讓兒子實現她多年來的夢想，成為有北京戶口的北京人。

　　報考什麼大學，選擇什麼專業，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這個選擇的權利是學生，而不應該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剝奪了孩子選擇的權利，而且還有可能會扼殺他們的創造熱情和潛能，使本應該幸福一生、快樂一生的他們，終生吞咽懊悔和遺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們，成為平庸的、乏味的人。父母的志願不應該成為孩子的志願，父母的理想也不應該成為孩子的理想。因為高中畢業的他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他們有能力、也有權利選擇他們自己的未來。

　　楊東平說，學習的自由是人的一種基本權利，人有權利去學習自己所喜愛的專業，有權選擇自己的學習方式。他認為，要使學生真正擁有更多的學習的自由，一是要繼續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和培養能力，使大學教育真正走向大眾；二是要進一步改革教育教學制度，增加學制的彈性、靈活性和學生的選擇性，給學生提供更大的選擇和發展的空間。只有充分尊重、張揚人的個性，使人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從而使學習成為一件樂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這種熱情正是創新的心理基礎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