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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大學為何苦惱重重? (4)
送交者: dayang 2002年04月25日17:54:27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英國著名教育學家懷特海說:在中學階段,學生伏案學習;在大學裡,他應該站起來,四面望。"

  可是走進大學的我們,仍然在伏案學習,因為沒有人扶我們站起來,我們既沒有站起來的能力,更沒有望的能力。

  我們過早地就經歷了專業的折磨。從高中起,大多數學校已經實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們的視野就被局限在狹窄的一塊小天地上。在進入大學之前,我們大多數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來的目標是什麼,許多人在父母與老師的"幫助"下,選擇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專業。進入大學以後,我們的課程仍按照文理科被嚴密地切分開了,在大學裡,文科生與理科生被顯而易見地區分着,即使在純文科或純理科之內,也很容易察覺到那條深深的鴻溝。除了英語,本科生之間幾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

  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倫·布魯姆說:"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須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曉的小小世界之外還存在着更為廣闊的天地,親自領略它的樂趣,充分汲取知識的營養,以支撐自己去征服那片註定要穿越的知識荒漠。"

  可是,我們從來就缺少這種意識,也從來沒有人引導過我們。從小學到中學,我忙於如何成為一個大學生。而進了大學,我又在忙於應付各種課程,或者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材。我的課程里缺乏所謂關於人生意義的討論,我們的人生意義先是被強行地與空洞的目的聯繫在一起,當這種大而空的話變成一種誰都明了的滑稽之後,我們就變得茫然無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學教育中,我們的靈魂是被忽視的,大學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經淪為一種技術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針對就業開展的訓練。

  許知遠的自述,強烈地震撼了我。因為他就讀的那所大學是無數學子夢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國現代大學的象徵,曾是中國百年"民主與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躍、最能暢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個學子對"大學是什麼"的一種質疑,一種追問。"大學是什麼?"這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問題。蔡元培先生曾對此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並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與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

  可是在許知遠的筆下,今天的大學校園,卻缺少靈魂的導遊者。這位學子也許是失望之極,又寫了一篇"乏味的大學":

  我走在世紀末的校園裡,呼吸着北京日漸污濁的空氣,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當年的孔慶東們一樣年輕的生命已經不再"好玩"。一位師姐曾經感慨道:現在的校園不比從前,放眼一望,學子們個個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趙錢孫李,很像是批量生產出來的,花色品種變也變不到哪裡去……

  大學越來越像工廠,流水線生產同樣的產品,生產力在不斷提高的同時,我們的生存空間卻越來越小。分數、出國、賺錢,現在的學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狹窄。他們日益繁忙,卻不知道為何繁忙,我們過多地把大學看成一個學習知識的地方,死亡的知識擁擠着我們充滿活力的心靈。大學也越來越變成了一個學習機構,我們在這裡尋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所以我們越來越被要求去適應這個社會,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讓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這種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個人本身的抵禦力……

  大學本來應該成為這樣發揮個人獨特性的場所,在這裡,年輕但是充滿激情活力的生命不會遭受太多的損害。讀牛津劍橋大學的校園文章常令人心馳神往……劍橋大學的莘莘學子以對待科學研究同等認真的精神來玩耍,甚至是胡鬧、放肆的程度。科研聖殿三一學院的門樓上,站着創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節杖。50年代在一次學院的晚會上,鬧瘋了的學生大概為抒發對亨利八世曾砍掉劍橋大學校長費雪腦袋一事的憤慨,想出了一個荒唐無比的惡作劇:竟然爬上了"偉大之門"把皇帝老子的節杖扔掉,換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從此,滿臉莊嚴的萬歲爺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幾十年。這種自由甚至瘋狂的氛圍其實是每一所推崇"獨立健全人格"的大學的共識。

  但是這種氣氛在目前的中國大學極度欠缺。"現在的校園氣氛一點也不好玩,學生都挺傻的。"一位外校的大學生在閒聊中說道。在他的記憶中,90年代以後的大學生越來越像中學生,除了臉上稚氣未脫,在思維上也呈現出幼稚的傾向。功利主義的盛行使得校園日益變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種壓力沖淡了學生本來應該"務虛"的青春。沒有理想,不會胡鬧,不會浪漫,在這個最應該放肆的年紀,我們的心靈卻自覺地禁錮起來,生命力的活躍是大於任何實用知識的掌握的,因為我們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生存。或許我真的就該縱情聲色之中,就如拜倫勳爵多年前在劍橋的荒唐一樣。

  剛剛走出大學的許知遠,回望身後,有許多感慨,有許多惆悵。在這種感慨和惆悵中,他追問和思考着:那個19歲時背着書包睜着一雙好奇的眼睛見教室就鑽,見課就聽的年輕人,為什麼會喪失上課的熱情?那個希望在充滿分岔的路口尋到一條歸屬自己雙腳的路的年輕人,對大學的幻想是怎樣破滅的?他的追問和思考不僅僅是對某一所大學的,更多的是對中國高等教育的追問和思考。

  一份來自校園的調查也許能說明這種追問和思考的重要性。

  據這份調查指出,在大學校園裡,已出現了一群"逃課族",大學生逃課已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經調查統計,基礎課逃課率在25%以上,專業課逃課率在20%左右,至於哲學、政治經濟學、中國革命史等公共課的逃課率在50%以上。

  大學生費盡心機逃課,到底都去了哪裡?據調查者在部分高校調查的結果:47%的同學在圖書館自習,16%的同學在上網,11%的同學在忙着找工作,20%的同學在外兼職。而真正因為貪玩貪睡逃課的同學只占6%。

  好不容易走進大學校園,本應該珍惜時光好好學習的大學生為什麼要逃課?

  在調查中發現,大多數同學都抱怨老師上課的內容和形式太死板,課堂氣氛沉悶,學生就像抄筆記的機器。

  有的說:"老師上課內容太老套,很多課只要考前背背筆記就搞定了,所以,不如多花點時間看自己喜歡的書。"

  有的說:"本以為到了大學,上課會有趣一些,結果很讓人失望,還不如自學。"

  在調查中還發現,教材陳舊也是大學生逃課的原因。大學課本大多是80年代的產物。如現行的《古代漢語》是1981年4月第2版、1998年4月第27次印刷;《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是1984年3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7次印刷。而大學裡選用的計算機教程更是跟不上計算機日新月異的發展。雖然有部分高校已開始引進國外最新原版教材,但能學習這種教材的大學生畢竟仍是少數。

  在逃課的大學生中,還有一類人是"缺乏靈魂的導遊者"。

  一位大學教授指出:"在現行教育體制中,應試教育仍占據主導地位,升學是學習的唯一動力。部分學生進大學後,沒有了原來的支撐點,新的目標又沒有確定。在這個空檔里,他們學習鬆懈,沒有寄託,不知何去何從。"

  因為沒有"靈魂的導遊",他們找不到方向,沒有學習目標,沒有學習激情,便成為了逃課一族。

  每天都跟大學生打交道的楊東平,說他在與一些大學生的交談中發現,不少學生走進大學後都有類似的失落感,這種失落感在重點大學的學生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而且越是優秀的學生,這種失落感越強烈。他說,一個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過去傳統的延續,死記硬背、以考試為中心、讀死書、理論脫離實際、教學內容和方法陳舊落後等現象十分普遍。而我們長期提倡的啟發式、討論式的教學,以及國外那種以解決問題為主、鼓勵不同見解、極具挑戰性的研究型學習基本還沒有確立。這種工廠化的、大規模培養標準件的人才培養方式,對那些具有創造潛質的優秀學生是一種傷害。在目前高校教學尚未大面積改善的情況下,他認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這就是:為學生留下更多的時間,給他們自我發展的空間。大學本科教育應該更強調基礎性、通用性和綜合性。大學之大,原本意味着廣博、綜合、自由開放,在大學的範圍內確立自己的學習領域,而不應將學生的知識和視野局限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專業領域之內。美國哈佛大學校長的名言之一,是告誡新生不要說自己是某某學院的學生。每一個進入哈佛的學生都是哈佛大學的學生。

  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一位研究生投書一家報社,標題是《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我一直都不太願意提起我的研究生學歷和碩士學位。這不是謙虛,是有點兒心虛。我是國家計劃內招生的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可在實際工作中,我感覺不到自己這個碩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裡去,雖然學校給我們制訂的培養目標是本專業內的高級人才。回想起研究生期間的學習,有很多遺憾。

  在讀研之前,我對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滿懷憧憬:即將就讀的學校和學科在國內很有名氣,擁有一流的專家學者隊伍;研究生的學習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選修自己感興趣的課程,拓展知識結構;可以徹底擺脫記筆記、背筆記、考筆記那種學習模式的折磨,跟討厭的考試、分數說"拜拜"。

  可是一周的課上下來,我感覺又回到本科時代。按規定,讀研的3年裡,我們要修滿58個學分。可是在這期間,有一個學期要實習,最後一年要做論文找工作,也就是說,大部分學分要在1年半的時間裡修完,這就意味着我的時間幾乎要全部用在上課上。更不可思議的是,這50多個學分幾乎都是必修課。對這樣的培養計劃,導師們也意見很大,認為課程太多,學生根本就沒有時間讀書、做研究。可是意見歸意見,想法歸想法,培養計劃不變。第一門課是公共課。我以為老師會布置一些書目,大家回來自己讀書。一上課,發現還是老師講,學生記的老套路。看着老師在講台上講得口乾舌燥,同學在下面低着頭匆匆記錄,與讀本科時並無兩樣,我感覺又回到了本科時代。對專業課我也深深失望。首先,專業課課程設置和本科大量重複,沒有拉開差距,連課程的名稱都差不多。本科學的是中國新聞史,現在叫新聞史研究;本科時叫新聞編輯學,現在叫新聞編輯學研究。雖然後面加了"研究",但內容沒有多少差別,只不過細化了些。比如,新聞攝影研究,老師講的還是照相機的結構、成像原理、感光片的種類這些基礎知識。中國新聞史研究,老師居然從新聞的起源講起。且不說我這種專業出身的,就是那些跨專業學習的同學經過入學考試,對這些內容也已經爛熟於胸。

  不但如此,授課內容陳舊、老化,跟社會現實幾乎沒什麼關係。人類已進入21世紀,新聞傳播業已進入一個巨變的時代,可是學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還在重複那些講了幾十年的東西。新聞評論學研究,關注的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政論家和他們的作品,時代背景、作品風格、寫作特點、主題思想不厭其煩。梁啓超的評論確實寫得漂亮,我們應該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時間去總結、記憶他的作品有什麼特點、是什麼風格,有多大的實際價值呢?更何況,這些知識在新聞史的課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啓超的著作里都有論述。這種重複學習又有多大必要呢?新聞評論和時代是緊密聯繫的,為什麼我們不去研究一下當代新聞評論新的發展趨勢和其承擔的功能呢?

  現在連中小學都提倡研究性學習,我們的大多數課卻還是以老師講授為主。有一門課主要是介紹名記者和他們的報道作品,按說,這門課完全可以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記者進行研究,然後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討,既鍛煉大家的科研能力,又有思維的碰撞和交流。可是,這門課的教授方式還是老師介紹、學生記錄,考試考筆記。

  這種課聽起來不但乏味而且收穫甚少。到了第二學期,逃課的同學越來越多。大家各忙各的,"出國派"時間用在考托考G上,"實踐派"整天忙着在外面兼職打工,既鍛煉實踐能力,又解決生活費用。少數立志搞學術研究的同學,精力也沒放在課堂上,而是轉移到了圖書館。我開始失望,我問自己,讀研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僅是為了一紙文憑,浪費這3年的時光值不值得?

  導師是什麼,導師應該是引導我們走進學術研究之門的人,應該是經常能給學生以指導的人,應該是經常與學生進行學術討論,學術切磋的人。可實際上,又有多少人能從導師那裡得到切實的指導呢?且不說導師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導師有沒有時間和學生交流探討都成問題。

  我的大學同學曉寒,在讀研究生的3年裡,和導師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過節在飯桌上進行的。曉寒的導師帶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職務,根本就無暇顧及每個學生。有時候在外面遇見學生,拍着學生的肩膀連聲說"你好,你好",卻叫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認真嚴謹的導師,還不時地抽查我的讀書筆記,或是要我匯報生活和學習情況。不過,他老人家也經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沒有多少時間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學。想當年,我帶你大師兄時,每兩個星期就要談一次話。"最近,打電話問候導師,導師抱怨說,他現在帶的學生比我那時多了一倍,"到畢業的時候,連每個人的論文認真看一遍的時間都不夠。"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大,招生人數以每年30%的速度遞增。可是研究風氣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卻已是不爭的事實。

  按照培養計劃,每個學年我們都要寫一篇學年論文,這是培養科研能力的一個重要環節,可據我所知,我們班有一半同學的學年論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當時幫老師做了兩個課題,最後就當做了學年論文。畢業論文,應該是檢驗學生是否達到培養目標的重要依據之一。可是現在,畢業生論文大都是粗製濫造之作,既無新的創見,又無學術價值。

  我一位師姐關於第四媒體的碩士論文被答辯委員評價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長時間寫的嗎?一個星期。她一直忙着聯繫出國,哪有時間專注於論文,她是在網上找的資料,"再找一個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組織好"。

  這位師姐說,"答辯委員都是我導師親自請的,能為難我嗎?"她還說,"他們都不太了解因特網。"

  那時,我對師姐的話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過一遍後,才知道,碩士論文,真的也就是那麼一回事兒。

  到了研三,大家忙着出國、忙着找工作,論文只能湊合。在校圖書館,我查閱了不少學長的論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維,簡直就是資料的堆砌,有些連錯別字都沒有改過來。儘管如此,絕大部分論文都能順利通過。沒有哪位導師會卡自己的學生。論文的評閱人和答辯委員一般都由導師選定,答辯時,答辯委員們也會提一些問題、挑一些毛病,但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學碩士學位"。在外面等候的導師也就進來表示感謝,然後大家共赴學生準備好的宴席,皆大歡喜。

  說實話,我們也想好好做一篇論文,畢竟是對自己3年研究生學習生活的總結,可確實身不由己。我的論文着手比較早,開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開學,我就天天泡在圖書館裡查資料,也做了一些調研。但一個半月之後,隨着校園招聘會的開張,我就踏上了求職路,論文只好暫時放下。

  12月份,在導師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個提綱,做了開題報告,但元旦前後正是招聘高峰,幾乎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應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試上,論文再次擱置。

  春節之後,工作還沒有着落,只好一邊參加各種考試,一邊寫論文,直到4月中旬才把論文初稿交上去。這在我們班還算是比較早的,有位同學5月份才動筆,論文的質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說一點收穫都沒有也不客觀,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認為和研究生的培養目標距離很遠。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麼高級專業人才。

  讀了這位研究生的信,人們不能不追問:大學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它給予學生的應該是什麼?無庸置疑,大學是傳授知識的地方,但它應該是富有想像力地傳授知識,而決不應該是批發知識的場所。大學給予學生的應該是能激發人創造力的知識,而決不應該是陳舊知識的拷貝。

  正是由於缺少這種富有想像力地傳授知識的環境與氛圍,大學成了令許多年輕人失望的地方。他們懷着熱望走進大學,潛心地尋找理想並時刻準備得到它,但是他們從教師那裡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啟示,於是,他們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縹緲和希望的破滅以致無所適從,有的人則隨波逐流、玩世不恭。

  有人尖銳地抨擊目下大學生是"有智商,沒有智慧;有前途,沒有壯志;有雄心,沒有烈膽;有文化,沒有教養;有知識,沒有思想;有眼光,沒有見識。"而"碩士不碩,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為怪。

  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那樣,碩士學位本身已不再是學術有造詣的標誌,而僅僅意味着能過上一種收益可觀的生活。這無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難看到,在一群又一群應試高手和創新低能兒被批量生產出來的同時,大學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壞,無論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博士生,他們又有幾人能無愧地說"我是合格的畢業生"?也許,他們誰都不想這樣混日子,誰都不想做一個腹中空空的人。但是為什麼大學校園裡會瀰漫着這種浮躁、淺近、輕飄的學風?為什麼偌大的校園難以放下幾張平靜的書桌?

  那位學新聞的研究生羞於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剛走出大學校園的理工科學生卻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學教育。

  他說:"我的大學是一所理工大學,儘管校方在介紹里稱之為綜合性大學。事實上是,我們除了應付考試,文、史、哲、經、法的書籍一概拒之門外。大學'重理工輕人文'的程度遠超過我的想像,而且從校方到學生似乎也沒人覺得有什麼不正常。回想我4年的大學生活實在令我慚愧得無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發時間:背爛了的英語單詞一個也沒記住,寒冷的夜裡無休止地自習卻依舊什麼也不懂。身邊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來。幾乎沒有人讀過《唐詩三百首》,也不曾讀過諸子的任何一家,儘管他們都有很高的GPA;沒有人看過《莎士比亞戲劇》,也沒有人看完過《悲慘世界》,儘管他們的'寄託'(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沒有人看過《資本論》的一頁,也沒有人讀完只短短幾十頁的《共產黨宣言》;沒有人傾心於安娜的高貴和反叛,也沒有人為瑪格麗特黯然神傷。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學教育:它不是塑造靈魂的教育,年輕的心根本無處探索闖蕩,更談不上具備獨立的人格自由地觀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當做流水線上的一個產品而整齊地按統一規格打造。年輕的頭腦毫無例外地被圈禁直到麻木,喪失激情。我終會離開我的大學,而同樣的事情還在發生,同樣的悲劇還在繼續。"

  當明白不能學到多少真本事時,

          他們走出了校園

  每個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上兩天班。他像那些上班族一樣,一大早就起來,匆匆趕到車站去擠公共汽車。易民是某大學在讀研究生,學的是會計專業,他上班的地方在亞運村附近。這種半工半讀的生活,他是從研二上學期開始的。易民的本科是在東北一所大學念的,學的也是會計專業。畢業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裡卻有點虛,因為他覺得學了4年,雖然書也讀了不少,考試成績也都說得過去,但對這門專業似乎還是霧裡看花,懵懵懂懂。

  考研的決定是在大四上學期作出的。他說,我不想報考本校,在這所學校呆了4年,我已知道,即使在這裡再呆3年也學不到什麼東西。那裡的學術空氣太沉悶,而且那些老師思想陳舊、知識老化。舉個例子吧,有一位在專業領域頗有聲望的老師,居然連上網查資料都不會,他給我們上課時,拿出的參考書還是80年代的版本。

  易民決定報考北京的一所學校。他認為,北京是中國教育、文化的中心,是專家學者雲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躍,學術空氣一定更濃厚,視野也一定更開闊。經過幾個月的拼搏,易民終於如願以償地考進了北京一所大學,開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進校沒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課程與本科生的課程並沒有大的差別,沒有應該有的梯度;老師還是那樣照本宣科地滿堂灌;學生還是那樣記筆記背筆記考筆記。

  讓易民失望的還有帶他的導師。他的導師是在這所學校一直讀到博士、後來留校的新秀。按說,這樣的導師應該有真學問,有真見識,應該思想活躍有創見。可是易民聽他講課,常常覺得一堂課下來所獲甚少。導師上課時,要麼是先吹噓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請他做顧問,他最近又會見了中國經濟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與某某名人一起共進晚餐。要麼就是一上來就講一通經濟界或金融界的軼聞趣事,博得滿堂笑聲。往往講完這類"課",一堂課就過去了一多半,接下來的時間,基本上是念教材。

  這一屆,導師共帶了5名研究生。開學沒多久就是國慶節,導師將他們都喊到家裡,師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飯菜,大家圍桌而坐。席間,導師對他們說:"最近我接了一個活兒,是編寫一本教材,你們一人編寫一章,最後交給我,由我來統稿。"

  "我們行嗎?"一位師妹問導師。

  "怎麼不行?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就編寫了好幾本書。資料可以去圖書館或網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學接受了任務後,就泡進了圖書館,他們將有關資料都檢索出來,然後複印、剪貼、裝訂,一本所謂的新教材就編寫好了。他們將"書稿"交給了導師。不久,那本書果然出版了,編寫者的名字是導師和一位他們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幾個參加編書的同學每人拿到了300元報酬。

  按培養計劃規定,在校期間,易民他們必須有2篇論文在公開出版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否則不能拿到學位。研一下學期,易民想寫一篇論文,確定題目之前,他很想得到導師的指導。可是他幾次打電話給導師,導師都說沒空。

  一天,易民拿着論文提綱終於在教學樓里堵住了導師。導師將他的提綱草草看了看後說:"你要注意兩點,論文的角度要巧妙,不要嚼別人嚼過的饃;所引用的資料要新,要去網上找。"說着,導師將提綱塞進他手裡匆匆地走了。易民愣愣地站在原地,想想導師說的那兩點意見,是沒錯,是很有道理,但是,那兩點意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說了等於沒說,因為他並沒有就易民的論文提綱提出任何意見和看法。易民很失望,也很苦惱。他覺得如果這樣學下去,到畢業時,除了一張研究生文憑,除了裝了一腦袋死知識,很難有能在社會立住腳的真本事。讀了研究生,他不但沒有成為研究型人才,出去後,恐怕連一般的會計、出納的事都做不了。

  易民從即將畢業的師兄師姐們口裡得知,他們中有不少人一直悄悄在外面兼職,以鍛煉自己的能力,也為將來就業積累資本,因為用人單位一般都比較看重大學生的社會實踐經歷。他還得知,這種在外面兼職的現象,不但他們這個專業有,其他專業也有,研究生中有,本科生中也有。這在校園裡已是公開的秘密。

  一位師兄告訴他說:"如果你去中關村找工作,那裡的老闆不會問你的成績怎麼樣,而會問你會幹什麼,以成績論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師兄還告訴他說:"大學已越來越成為一種光環,但是,如果你沒有真本事,那個光環很快就會破滅,很快就會消失。"師兄的一席話,如醍醐灌頂。易民覺得,與其在學校死啃書本,學一些沒有多大用處的死知識,還不如走出校園,在實踐中學習。

  在師兄的介紹下,易民去了這家會計師事務所。開始,易民是以實習的身份去的。去了後,也就是跑跑腿、打打雜、接聽一下電話什麼的,雖然如此,易民卻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這是一家業務量比較大的會計師事務所,每天,工作紛繁複雜,在這裡工作不但需要嫻熟的業務,更需要有與各種類型客戶打交道的能力。這種能力是在學校學不到的。

  在那裡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易民無比驚訝地發現,他們正在學習的一些知識其實已經過時,已經被淘汰,而一些已為社會運用的新知識卻遲遲未能進入大學教材,他們不但沒學過,有的甚至沒聽說過。

  有人作過估計,大學生學完4年課程走出校園時,所學的知識有70%已成為無用的知識。在這個知識大爆炸大裂變的時代,新知識每時每刻都在湧現;新領域一片又一片被發現,被急速地打開。可是大學的教材卻仍熟視無睹地多年不變。一位教育界人士無奈地說,現在學校用什麼教材有上面管着,不但有統一的教學大綱,甚至還規定統一的教材,不但教師沒有權利更改,連學校也無權自己選擇教材,如果想動一動教材,要經過一條漫長的審批之路。可是,這種僵化的大一統,這種麻木不仁的低效率,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讓成千成萬的年輕人用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去學習一堆無用的知識。

  易民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還發現,書本知識只能給人以營養,卻不能給人以能力,大學缺少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如果說本科四年主要是學習知識,開闊眼界,打好基礎的時期,那麼作為研究生,就應該是術業有專攻的時期,應該是具有動手能力的時期。可是易民慚愧地發現,讀了一年多研究生課程,他仍只有本科生的眼界,本科生的水平,更別說能力。

  3個月後,易民結束了"實習"期,成了這家會計師事務所的一名准職員。他說,他現在每周用30%的精力學習他不得不學習的課程,為的是那張文憑,但他卻用70%的精力學習和培養自己的能力。他還悄悄告訴我,除了去會計師事務所上班,他偶爾還去給成人大專班講課,從研二開始,他就經濟獨立了,不但沒找父母要錢,存摺上還有了5位數的存款。

  我問他:"你在外面兼職,上課怎麼辦?"

  他一臉坦然地說:"能逃就逃,能混就混,只要考試能拿60分就行。"

  在大學校園裡,像易民這樣逃出校園的"打工族"並不在少數。有的人是急功近利,有的人是對學習的厭倦,有的人是想練一練工作能力,有的人是對外面世界的好奇,還有的人是為了尋找一個多樣發展的空間。

  大學生變相逃離校園的現象,也許並不能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學校。在這個充滿了誘惑,充滿了機會,也充滿了浮躁的社會裡,年輕的心很容易被校園外的喧囂吸引,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機會誘惑,要守住一張平靜的書桌,需要有一顆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更需要有一種能抵擋種種誘惑的堅毅。

  但是,大學生變相逃出校園的現象,使我們不能不對目前的高等教育進行反思:學校的教育模式和專業設置是不是太僵化和死板?學習內容是不是太陳舊而缺乏創新?教學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太落後以至壓抑了學生的個性和創造激情?我們的大學不能不反躬自問:我是否缺少足夠的吸引力?我是否給了學生面對社會競爭所需要的能力?我是否給學生提供了一個能讓他們多樣發展的空間?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傑英指出:"由於教材更新速度太慢,學生從課本中學到的知識和實際脫節,這使他們不願為那些陳舊的知識費功夫,他們更願意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和社會接觸緊跟社會發展,這種取捨是明智的、合理的。"

  當綜合素質已成為用人單位的選擇標準時,當社會越來越看重一個人的實際能力時,大學生逃出大學,在校園外學習動手能力、社交能力、創新能力,不能不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只有當教育賦予人更強的自我選擇、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能力,從而賦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尊,才會從根本上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

  前不久,我從外地出差回來,打開電子信箱,發現了小路母親發來的郵件:

  "小路已於9月1日去了巴黎,開始了他的電影學習。你的那篇文章我已看到(指2001年6月13日《中國青年報》上的文章《我為何逃出大學》),是小路的同學告訴我的。"

  小路走了,帶着對大學的失望,帶着對未來生活的憧憬。留給我們的卻是沉重的思考。(轉自《北京文學》2002年第四期)(責任編輯:楊曉升)

  (註:作者以同一題材撰寫的長篇報告文學《逃離大學》一書即將由接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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