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早樹淮陰幟” ——讀柳亞子贈林彪的一首七律

馮錫剛

近日翻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的《柳亞子詩詞選》，對其中《遊園時值林彪將軍夫婦，賦贈一首》，產生了特別的興趣——

戰雲遼沈詎能忘？君馬驍騰我馬黃。

論史自推功一等，入關更約法三章。

旌旗早樹淮陰幟，山水還容嚴武量。

儷侶名園欣一握，長驅指日渡長江。

關於這首詩的寫作緣起，柳亞子在《北行日記》1949年5月1日條下記載：

午餐後假寐．二時即醒。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納來訪，先至心清處略談，旋來余益壽堂後軒，談詩甚暢。佩妹建議去昆明湖坐船，而未能先加准備，余尚能支持，潤之則汗珠流面．頗覺過意不起也。途遇林彪將軍及其愛人，握手鄭重而別。渠大軍已發，主將亦不日南下，意將西規武漢雲。

之所以引日記中記述毛澤東往訪的一段文字，為的是更切實了解作者寫作這首贈林彪夫婦七律時的心境。這部以寫作時間編次的詩詞集，置於贈林彪前一首的即為《是日晝寢方酣，忽聞毛主席攜其夫人江青女士及女公戶見訪，遂起延接，盡出近作相質，復出門游散，聯步過長廊，乘畫舫游昆明湖一周而返，客去時則己薄暮矣。追記一首》，其尾聯為：“名園真許長相借，金粉樓台勝渡江。”用的是毛澤東這年四月下旬唱和柳亞子的“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一詩原韻。為着感念毛澤東的唱和，這位性情中人，竟在一段時間里接連次韻寫了四五十首各式題材的七律，其中包括贈林彪夫婦的這一首。格律嚴謹的舊體詩本就“束縛思想”（毛澤東語），而次韻寫作更是又套一重枷鎖。故柳亞子縱然詩藝嫻熟，才氣縱橫，連續次韻寫作，不免有就韻套句之嫌。

此詩不難解，首句“君馬驍騰我馬黃”，典出《詩經・卷耳》出“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恰到好處地表達作者寫作時的心境（縱然因毛澤東唱和而感奮，但“離騷屈子幽蘭怨”的落寞未有稍減）。柳詩喜用典，頷頸兩聯，連用三則。“入關更約法三章”，典出《史記・高祖本紀》，用在此處不算十分貼切，蓋毛詩有“落花時節讀華章”故以韻限句，只是差強人意而己。頸聯以兩位歷史人物取譬，乃柳詩慣常的手法。下句標舉的嚴武，《舊唐書》稱其“神氣雋爽，敏於聞見”，三次入蜀，擊破吐蕃，拓地數百里；能詩，與杜甫屢有唱和（也是嚴武，差點把杜甫殺了。），《全唐詩》收其作6首。然而以這位文武兼資的中唐名臣來比附林彪，似較空泛。“山水還容嚴武量”，與其行狀事跡並無特別契合處，看來是囿於毛詩原句“風物長宜放眼量”之韻。

真正引發筆者興趣的，還是上句“旌旗早樹淮陰幟”。《高祖本紀》中記有劉邦關於“漢初三傑”的經典性評論：“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史記·淮陰侯列傳》描述傳主東征西討，“戰必勝，攻必取”的赫赫武功，並給世人留下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這句成語。以此稱頌林彪，應當之無愧。“戰雲遼沈詎能忘”，其時林彪作為東北野戰軍（後改稱第四野戰軍）的統帥，揮師入關，復以平津戰役而敉平幽燕：“長驅指日渡長江”,5月中旬，林彪指揮四野第十二兵團，在武漢以東四百里江面大規模渡江，白崇禧集團於5月16日全線南撤，17日四野進駐中南重鎮武漢。柳詩的預言不日即應驗。

1955年9月林彪被授予元帥銜，列於十大元帥朱德、彭德懷之後的第三位。柳亞子患病多年，早己不復吟詠，於1958年6月去世。也就在這年5月下旬舉行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晉升為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這一不同尋常的安排，使當時主持中央軍委的第二元帥彭德懷頗不自在，一度向毛澤東提出辭呈。九泉之下的柳亞子，大概要為當年賦贈“論史自推功一等”的詩句而白得。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取代彭德懷，強勁推進個人崇拜，以“高舉紅旗”“突出政治”治軍，竟至成為明文載入中共黨章的“接班人”。世事難以逆料，1971年的驚天事變竟仿佛使“旌旗早樹淮陰幟”的詩句一語成讖。

1990年代初，筆者讀到某擅寫紀實文學的軍旅作家（權延赤，1945年生），以《龍困》一書述及林彪，謂以戰功與性情之故，早在中央蘇區即有韓信之比附，及至東北征戰時期更其如此。作為比照，這位軍旅作家還寫到彭德懷有張飛之喻，賀龍有岳飛之譽。

說彭德懷有張飛之喻，多半出自彭德懷因廬山會議上書而自責“有張飛之粗而無張飛之細”：至於稱賀龍有岳飛之譽則牽強附會，以其子取名（賀鵬飛）源於“岳飛，岳鵬舉”,無非表明對岳飛的尊崇而己，其實並無干係。但經過這樣的連類比照，讀者當不難體味其春秋筆法，為的是合乎主流意識的道德評判。

《淮陰侯列傳》記載：呂後以“謀反”之罪名，“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高祖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己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

但是，細讀《淮陰侯列傳》的文本，以作品不合常規的選材、剪裁，實有曲筆存焉。這篇傳記除了詳述傳主的戰功，卻以不成比例的篇幅記述了傳主遭兩次策反而不從的始末。

第一次是項羽“使武涉往說齊王信”，以“當今兩王（指漢王劉邦、霸王項羽）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何不反漢與楚聯合，叄分天下王之”,說動韓信保持中立。韓信以劉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而表示“人深親信我，我背之不祥，雖死不易”的信念。

第二次則有幕僚蒯通策動。在詳盡分析“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的大勢之後，蒯通強調“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時之不行，反受其殃”。韓信則答以“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蒯通更進一層指明利害：“曾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韓信未為說動。後數日，蒯通復說，強調“時乎，時不再來”，而韓信則“不忍背漢”“遂謝蒯通”。

天下初定後，又以“千金賜漂母”寫韓信知恩圖報，頗有深意。至於高祖偽游雲夢以“人告公反”的罪名而“械繫”韓信，顯然是莫須有。這就引發了韓信“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慨嘆。此雖出自韓信之口，其實也正是司馬遷所認同的歷史教訓。有關“將兵將將”的君臣間的對話，亦含深意。韓信不僅推崇劉邦“善將將”，並且認為這種更高一籌的駕馭能力是“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用現代語言來表達，就是天才。這樣的佩服之至不說是五體投地，至少也是自愧不如，故雖有對劉邦“畏惡其能”而“日夜怨望”，倘真要謀反，至少須克服漠視“天授”的宿命心理。在臨難的一刻，太史公又讓傳主發出“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的慨嘆。這種春秋筆法，除了讓讀者不能不聯想到韓信鼎盛時期“不忍背漢”的知恩圖報，再有就是以滿腔同情表現傳主對人心險惡的不設防。

作為太史令，司馬遷不能不正面寫到韓信的“謀反”（畢竟是官史啊），但是，作者春秋筆法的苦心，還是為千古以來的讀者所體會。

寫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的趙翼說：“全載蒯通言，正以見淮陰之心在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桐城派領袖之一的方苞在《望溪集》中指出：“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徵文以志痛也。”這兩位文章家的確讀懂了司馬遷的一片苦心。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回顧當年柳亞子賦贈林彪的詩句，這位“國黨三仁”之一的革命老人（另外兩人是宋慶齡和何香凝），自然只是以“淮陰幟”來表達對這位百萬大軍統帥的欽敬，卻在無意間蘊含着這位漢初三傑中唯一未得善終的傑出軍事家的悲劇命運。

前面提到的某擅寫紀實文學的軍旅作家，以彭德懷賀龍這兩位已獲正面評價的元戎與林彪比對，正是出於對韓信“謀反”一說的正統史觀的認同。雖然如此，從這位作家並無礙難地肯定林彪在東北戰場的歷史功績來看，這幾十年來，多少還是有進步的。記得“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初，在中共中央下達的文件中，林彪是神人共憤的“叛徒、賣國賊”。

此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之中，為了深入“批林”，廣泛散發了軍事科學院理論小組撰寫的《批判林彪在遼沈、平津戰役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軍事路線》的小冊子，倒白為黑，莫此為甚。這就是1970年代前期解讀林彪當年參與“偉人的戰略決戰”的“當代史”。

1980年代，黃克誠、陳雲等老一代革命家秉公執言，肯定林彪的歷史功績。此後，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在陳列遼沈、平津戰役的歷史版圖中恢復了林彪的本來面目。以柳亞子的史識，筆者相信，他應當認同趙翼與方苞對《淮陰侯列傳》的解讀，不然豈能賦贈“旌旗早樹淮陰幟”這樣可有別解的詩句來呢。只是柳亞子倘九泉有知，面對眾說紛紜的“九一三”事件，一定會為當年賦贈這樣的詩句而五味雜陳，感慨系之。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