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法家的下場

—兼論“惡必蠢”律

一

世俗以成敗論英雄，儒家以道德為標準。俗話說成者王侯敗者寇。其實寇無論成敗永遠是寇，成了王侯甚至得了天下如秦始皇，依然是寇。或說“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這是假話，歷史上從來沒有“講秦始皇好”的一派。這一派是在五四以後價值觀嚴重混亂顛倒後才出現的。

政治和制度之惡是人世間最大的罪惡。秦始皇極權暴政，罪惡滔天，焚書坑儒，影響惡劣。“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史記-秦始皇本紀》）

其焚書運動，和繼之而來的項羽火焚阿房宮一起，對中國古文化造成毀滅性的空前破壞。同時，秦氏模式的統一，也是歷史性的倒退和犯罪。（理由詳見東海《君主制之思---兼論統一的模式和善惡的傳染性》一文，那是本文的姊妹篇。）

秦始皇自己身死野外，罪有應得，秦氏家族被滅族，勢所必然。多數作為幫凶的文臣武將，或死於非命或被趙高秦二世滅族，也是咎由自取。

古人云：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而，飛鳥狡兔尚多的時候，呂不韋這張良弓和白起這頭走狗，就被秦家毀棄了。

秦始皇可以說是呂不韋一手“策劃”出來的。呂不韋，戰國末衛國濮陽人。原為大商人，在趙都邯鄲遇見入質於趙的秦公子異人，認為“其貨可居”，因入秦遊說華陽夫人，立異人為太子。秦莊襄王繼位，任為相國，封文信侯。秦莊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繼位，是為秦始皇。

呂不韋繼任相國，被尊為“仲父”。門下賓客三千，家僮萬人，匯編了傳世巨著《呂氏春秋》。他曾攻取周、趙、衛的土地，立三川、太原、東郡，對秦王政兼併六國有重大貢獻。後因嫪毐集團叛亂事受牽連，被免除相邦職務，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復命讓其舉家遷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鴆而死。呂不韋是雜家，並非法家，但他“策劃”和成就了秦始皇，落此下場也不冤枉。

白起，羋姓，白氏，名起，楚白公勝之後，故又稱公孫起。戰國四將之一（其他三人分別是王翦、廉頗、李牧），白起指揮許多重要戰役，大小70餘戰，沒有敗績，殺人如麻，號稱“人屠”。

綜《資治通鑑》所述，武安君白起一生拔城八十六座，殺人一百餘萬：長平之戰共殺人四十五萬，連同以前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攻楚於鄢決水灌城淹死數十萬，攻魏於華陽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卒二萬，攻韓於陘城斬首五萬…這是一張很不完全的白起殺人賬單。據梁啓超考證，整個戰國期間共戰死兩百萬人，白起據二分之一。

《史記白起列傳》介紹了白起被秦昭王逼迫自殺的故事，茲不詳說。臨死前白起承認自己該死。“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二

秦氏王族中，最優秀的人物是太子扶蘇。他與秦始皇相比，頗有遠見，略為寬容

因多次勸諫秦始皇和反對坑儒而被外放，“北監蒙恬於上郡”。世人都以為扶蘇有仁德，甚至有學者認為扶蘇是儒家。其實扶蘇雖持政治異議，與秦始皇的極權立場和本質並無不同，父子矛盾，屬於秦法家內部“兩條路線”之爭。

關於這位太子的資料太少，但從兩點足以論定他絕非儒家---最多只能說他對儒家有些同情。他對秦始皇的諫語是：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蘇反對坑儒的原因，一是“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民心不穩；二是“諸生皆誦法孔子”，繩以重法，怕引起天下不安。都是為極權利益考慮。

如果說這是諫術---面對秦始皇不能不這麼說，那麼，扶蘇的自殺則是毫不負責任、毫無儒家味的。他開發秦二世使者帶去的書信後即欲自殺。《史記-李斯列傳》載：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

蒙恬說得很有道理，可是扶蘇不聽，還是自殺了，司馬遷說“扶蘇為人仁”。按照儒家標準，扶蘇這麼做，既不孝也不仁，對家國、對父親和自己都是不負責任的，太也懦弱愚蠢，死得輕如鴻毛。後世“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邪說，與扶蘇“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這個說法，可謂一脈相承。

對於父親，儒家有“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之說。象舜的做法才是正確的。“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下過，則受罪。”（《史記》）

叢林性和逆淘汰，是極權社會的特徵，極權政治內部同樣有此特徵，甚至變本加厲，對善良零容忍。扶蘇被外放和被賜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扶蘇素有賢名，後來陳勝吳廣起事反秦時，因天下尚不知扶蘇冤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易通達），就曾偽稱“公子扶蘇”起兵，作為號召。

三

秦始皇本人對秦氏貴族和多數文臣武將雖刻薄，畢竟沒有大規模迫害誅殺，趙高和秦二世可就不一樣了。秦二世在趙高的謀劃、李斯的配合下登了基，擔心朝中大臣和各地官吏不服，諸兄弟與他爭位，悄悄與趙高商議。趙高給他出了個主意：

“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秦二世非常贊成，乃更改法律，在原來嚴刑峻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嚴峻化，指令趙高對包括蒙恬蒙毅兄弟在內的文臣武將和秦族公子大開殺戒，“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準備逃跑，又恐家屬被族，只好上書，請求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請求，公子將閭昆弟3人，被迫自刎。據專家考證，秦始皇共有子女33人，全部死於非命，而且多死在胡亥手裡。

陳勝吳廣起義後，天下大亂。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勸秦二世停止營建阿房宮和減少四邊戍卒轉運。秦二世把他們交給執法之吏追究罪責。

去疾、馮劫倒頗有志氣，說“將相不辱”，自殺了。

李斯被囚，二世二年七月被腰斬咸陽市。臨刑前，李斯回頭對與他一起被抓的中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相對痛哭，被夷滅三族。

李斯為虎作倀，助紂為虐，那種文人中最壞的壞種，完全不值得同情。僅憑其焚書坑儒的建議，便是難逃天譴的大惡。陳勝吳廣起義後，各地風起雲湧，秦二世很不高興，多次嘲笑指責李斯，李斯恐懼，貪重爵祿，於是順從二世的意思，上書建議秦二世“行督責之術”，“滅仁義之途，絕諫說之辯”， 獨斷於上，“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史記》）

這封上書全是喪心病狂之言。但秦二世高興地採納了，“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這樣一來，秦民益駭懼思亂了。

很快，秦二世也被趙高幹掉了。其實，秦二世若有正常人的智力，在趙高指鹿為馬的時候就該提高警惕了。可是他直到臨死前，對趙高仍毫無懷疑。趙高精心設計了一場宮廷政變，命令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去殺秦二世。知道是丞相（趙高）所為後，他還傻乎乎地提出一個又一個要求。《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是描述：

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原為萬戶侯。”弗許。曰：“原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

秦二世與趙高勾結，為了奪權叛父殺兄，為了維權又大規模屠殺秦家兄弟（諸公子）和文武老臣，殘忍兇惡，做了三年傀儡皇帝，最後死於他最信任的趙高之手，可謂死得其所。如果死於別人，未免對不起他。

趙高殺秦二世後，立二世之兄子子嬰為秦王。之所以不稱帝，是趙高認為當時六國各各自立，秦地越來越小，不可以空名為帝。沒幾天，子嬰刺殺了趙高，並且“三族高家以徇咸陽”，滅了高家三族。

子嬰當秦王四十六天，劉邦破秦軍入武關，派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系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一個月後，諸侯聯軍結集，項籍是聯軍的秘書長，殺了子嬰，滅了秦族。秦氏貴族享受了秦始皇統一帶來的短暫的榮華後，都高度一致地付出了生命代價。

秦孝公以來，無數人為秦氏王朝的統一事業奉獻了生命，無數人主動或被迫、直接或間接地充當了秦始皇的幫凶，而被秦王朝直接害死的中小型幫凶無數無量。如秦王陵大大小小的監工，最後都與無數工匠一起被滅了口。據《史記》載：“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秦始皇本紀》）

《史記》載，趙高在動員李斯與他合謀另立胡亥的時候，說過一句話：“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可見，歷代秦王朝都刻薄寡恩，被免職和罷去的丞相功臣，“皆以誅亡”，都沒有好下場。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黑暗的深淵裡沒有贏家，一個也沒有。文化邪惡和政治罪惡共同製造了這一段玉石俱焚的歷史黑暗，空前而不絕後，後繼有人。

四

說秦法家，商鞅是無法避開的。商鞅是秦孝公的人，與秦始皇不同代，卻為秦始皇統一天下奠定了強大的軍事和思想基礎，屬於間接幫凶。關於商鞅，蘇軾《商鞅論》值得一看。

蘇軾先引《史記》的評說：“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然後加以否定：“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指責司馬遷把游士的“邪說詭論”當作信史寫進了《史記》。

蘇軾指出：“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

意謂秦國本就是天下強國，秦孝公也是有志君主，修其政治刑法十年，不為聲色犬馬遊樂腐敗，即使沒有商鞅也能富強。秦國的富強是秦孝公抓住根本發展生產的效果，不是商鞅流血刻骨的暴政之功。後來秦王朝遭到人民痛恨，就像痛恨豺狼虎豹和毒藥，一夫發難天下響應，秦亡國滅種，乃是商鞅造成的。

東海認為完全否定商鞅變法的效用，也是不公平的。不過，必須說明，這是烈性壯陽藥壯起來的“大”，這種強大是建立在濃濃血腥累累白骨之上的，危險重重。這不是功勞而是罪惡，而且後遺症極大。

很贊成蘇軾把司馬遷“論商鞅，桑弘羊之功”定為“大罪”。蘇軾認為漢武帝及後世某些帝王陽儒陰法，對商鞅和桑弘羊陽諱而陰用，與《史記》的影響不無關係。（說明一下，桑弘羊與商鞅有異，茲不詳論。）

東坡進一步指出，用商鞅之術，必然“導致滅國殘民覆族亡軀”的結果。世間君主們之所以樂於採納，是因為其術簡單便捷，便於“以天下適己”--讓天下人為自己服務，讓自己舒適，因此貪圖一時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東坡說：

“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所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商鞅推行反人道、反人性的嚴刑峻法，“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資治通鑑》卷二周紀二）最後作法自斃。

人並不是達到別的什麼目的的手段，人本身就是目的。這是中西良性學說的共識。儒家以仁為本，為最高目的，而仁是人的本質，肉體和意識作為現象，與仁是一體的。尊仁，必重人。而反儒就是反仁，也就是反常道、反人道、反文明、反社會、反人類。

東海曾經提出一條鐵律：反儒必反常。反儒的政治必邪惡，反儒的社會必野蠻，反儒的時代必黑暗，反儒的勢力必反動，反儒的人物必有缺，不是缺德就是缺智。法家把人當作工具，嚴刑峻法，草菅人命，是因為認人之本性為惡，其原則錯誤和反儒思想深藏在其人性論中。正如蘇軾所說，採用商鞅之術，必定先要鄙薄和嘲笑堯舜禹湯。

五

法家的農戰政策、嚴刑峻法和戰時體制，與民為敵、防民如賊的治國方針，就像烈性壯陽藥，雖一時有效，但必然導致越來越強烈的反彈，不斷為自己製造敵人。

莊子說“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剋是克的異體，剋核即克核，苛責。不肖，不正、不善。過於苛責或逼迫，別人就會興起惡念報復。法家暴君暴政，可不僅僅“剋核太至”而已，製造大量暴民、遭到加倍回應是必然的！

防民如賊與民為敵，一定會變民為敵。“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道德經》）民意比起川水來厲害多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得越久，潰得越凶，一旦破閘而出，將無堅不摧，天地變色。政權與民意，局部看政權是石頭，實質上民意才是石頭，政權只是雞蛋。暴秦的暴起暴亡，法家有“大功”焉，尤其是韓非。

韓非是法家集大成式的人物。法家中，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韓非子將法術勢統一起來，為極權政治和獨裁者打造了一個完美的工具。

韓非子主張，君主應該擁有絕對權威，集天下大權於一身，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加君主極權的國家。還有，全民動員的農戰政策所帶來的短期效益，信賞必罰、連坐告奸所產生的輿控力量和君主權威，對於野心勃勃而急於功利的秦始皇，吸引力比任何學說都大。

韓非還為君主極權主義找到了形上依據。熊十力指出：“韓非主獨裁，主極權，其持論亦推本於道，故曰‘道不同於萬物’乃至‘君不同於群臣’，又雲‘道無雙，故曰一’，又雲‘明君貴獨道之容’，此則於本體論上尋得極權或獨裁之依據（熊十力《韓非子評論》）。

其實韓非的說法似是而非，割裂了形而上與形而下、即道與器的關係。道是“一”，不同於萬物，不錯，但更要知道，道不離乎萬物，道在萬物之中，離開萬物，便無道可言。易言之，這個“一”並非獨立於萬物之上，而是“一歸萬物”。

儒家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雙方各盡其責。法家則一味強調君威君權，臣民只是君主的工具，只有服從的義務。“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這是《韓非子》的開頭，邪惡之氣撲面而來。

儒家對法術勢和暴力並不一概反對。儒家刑法的嚴峻程度也很高，權道包括術勢，湯武革命就是暴力。唯儒家強調法本乎禮，權（權術）本乎經，力本乎義，一切以仁為本。法律也好暴力也好，都不允許擺脫道德的制約，掛帥的必須是道德。

法家錯就錯在違仁背義，滅德反智，唯崇法律和暴力，如韓非說：“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這三句話是韓非思想的根蒂，其一切知見、論證和主張，無不歸結於此。

韓非沒有機會為秦始皇所用，但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秦始皇。秦始皇初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他的學說得到了秦始皇的高度讚賞和深度實踐。統一之後焚書坑儒，雖出自李斯建議，皆本於韓非《五蠹》篇。韓非子無疑是秦政的文化幫凶。為老同學李斯所害，可謂天理昭昭，自作自受。“發明”、鼓吹和傳播歪理邪說，屬於大妄語業，報應很重。

韓非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的了解非常透徹，“政治智慧”頗為獨到，為君主考慮謀劃得萬般周到，在法家序列中其見識是最高的。《孤憤》說：“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以燭其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以矯其奸。”

可是，他未能明察、燭見李斯的陰險奸詐，終究智術有限。或說韓非是因為李斯是老同學才十分信任不予防範。殊不知韓非子主性惡論，認為人性難與為善，其書隨處把人當做壞物看，如防蛇蠍，如備虎狼，即使夫婦父子不足相信，何況同學？同學而不了解對方性情，盲目信任，終究是缺乏慧眼，缺乏知人之明。

或稱讚商鞅韓非李斯們是帝王師或帝王培訓師。大錯。伊尹傅說周公才是帝王師。韓非是政治盜賊、極權暴政的培訓師，商鞅李斯之流則是狗頭軍師，徹頭徹尾的賊奴，俗話說的狗奴才，《韓詩外傳》說的“國賊”。《韓詩外傳》說：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老師的責任是傳道授業解惑，“國師”是老師之師、君主之師和國家之師，責任更加重大，更應該傳真道授正業解各種迷惑。如果“國師”傳歪門邪道、授魔鬼之業、增世人之惑，惡果特別嚴重，罪業和果報也特別大。商鞅韓非李斯們的下場就是證明。他們培養和引導出來的政權和政府，堪稱當時天字第一號的恐怖組織犯罪集團。

法家邪說暴政毀人不倦，既毀害他人、毀壞社會也毀滅自己。在野蠻的叢林，法家實踐或可收一時速效；隨着全球性的文明發展，文明正義的力量越來越強大，

這類邪說的實踐效果會越來越差，而自身毀滅的速度則越來越快。

六

愛好欺詐擅長騙人者，時間一久，也會把自己蒙蔽了，置身於火山之上，還自以為穩如泰山，自以為可以永遠一手遮天，東方不敗。法家大腕們當然都很精於算計擅於鑽營，可是，終究是小處聰明大處愚蠢，表面聰明本質愚蠢。蘇格拉底說過：聰明與智慧的區別就在於智慧中還含有美德。然哉然哉，中西同然。

由於迷信權力、暴力和陰謀詭計，被權力暴力消化了智力，被邪知邪見陰謀詭計遮蔽了智慧。普通人都能預料的後果或能看見的危險，法家大腕們往往視而不見。商鞅以他的刻薄暴虐和嚴刑惡法，把自己變成秦國的全民公敵，從貴族到平民，無不恨之入骨。臨死前五個月，門客趙良已經直言指出其危若朝露的處境：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岩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史記》）

趙良之言，至今讀來依然字字驚心,給商鞅出的主意，也屬對症之藥，可是商鞅就是無動於衷，不肯聽從。如果是防不勝防倒也罷了，商鞅是不作任何防備工作，狡兔三窟，他一窟也沒有（封地商屬於秦國，隨時可能被收回，而且地狹人少，人心不附，毫無安全可言。）而依舊驕橫貪財獨斷專行耀武揚威。商鞅一再強調“民弱國強，民強國弱”，鐵血推行“弱民”政策，自己也變成了弱智。不到半年，秦孝公去世，他就大難臨頭了。

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門下有人指控商鞅謀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商鞅逃往深受其害、深受其騙的魏國，當然被拒納，還把他送回秦國。商鞅只好與他的門徒來到封地商於，起兵北攻鄭縣。秦軍進攻商鞅，將他車裂分屍，盡滅其家。《史記·商君列傳集解》引《新序》說：

"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

更加愚蠢的是趙高。王夫之說：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剸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

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齏粉也。然而必弒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為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閒，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為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袽，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讀通鑑論》）

小人都是利益主義、利己主義者，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置個人利益於他人、社會、國家和一切之上。但在關鍵時刻，小人往往犯糊塗，不僅違反道義，也違背利益和安全兩大原則，暗暗算計他人，明明坑害自己。在旁觀者眼裡，簡直莫名其妙愚不可及。

象趙高，任何人都萬萬料不到他會作出“剸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這種決定的。只要不是傻子就能看得出來，這麼做與自殘自儘自己找死無異。“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因此，小人之心，愚者不能料，智者亦弗能測。聰明起來了不得，愚蠢起來更不得了。當局者迷，迷到趙高這種程度，驚天地泣鬼神啊。

曹劌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東海曰：惡人必鄙，必無遠謀。秦始皇號稱雄才大略，其實毫無知人之明，越老越糊塗，居然信任趙高、李斯這種人，給他們託孤托國，還奢望什麼千秋萬世，活該秦朝二世而亡，秦家絕嗣滅族。當然，除了趙高李斯輩，他也無人可托。法家朝廷上本來君子罕見，經過焚書坑儒，就更難求了。賈誼在《過秦論下》曾分析秦王朝短命的原因說：

“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悲哉！”

“秦王足已而下問，遂過而不變”，不就是愚蠢嗎。雄才大略云乎哉。

注意：法家有兩種，一種是重道德的法家，如管子，“假仁假義”，導出的是霸道政治；一種是反道德的法家，即以商鞅韓非李斯為代表的秦法家，違仁悖義，導出極權暴政。這一種法家才是法家之正宗。

七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從智伯滅亡的故事開始。他深刻指出：“智伯之亡，才勝德也。”、“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商鞅李斯秦始皇這些法家大腕，不僅僅“才有餘而德不足”，而是滅盡良知缺了大德，覆家滅族和滅國是必然的。

崇拜暴力及陰謀權術者亡於暴力及陰謀權術，人禍的製造者必遭惡報，必有大禍，不禍發自身，必貽於後嗣。這就是報應，這就是天理的公道。最令人感嘆的是，多數秦法家是死在自己人手裡的，真可謂惡人自有惡人滅。

把眼光拉長，人類有史以來，凡是大惡大凶，無不下場悲慘，絕嗣滅族者史不絕書。黃巢張獻忠洪秀全之類盜賊或絕嗣或滅族，桀紂隋煬帝之流暴君家破國亡死於非命，西方也一樣，希特勒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雖然猖狂一時，最後無不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歷史的教訓何其深刻，歷史的經驗有待吸取啊。

從世俗角度看，他們哪一個不是聰明絕頂才智超群的？他們對自己的聰明才智也無不自信滿滿，自以為可以“與天斗”與歷史規律斗，可以不受因果律的制約。實質上都是蠢材。

秦法家及其幫凶的命運和下場證明了兩個定律：惡必蠢和惡必苦。

惡必蠢。邪惡之人都有小聰明而無大智慧，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惡的程度越高時間越久，越蠢，下場越悲慘。

惡必苦。邪惡之人，縱有表面榮華，必然心靈悽苦，縱然一時輝煌，難免下場悲慘淒涼。所謂占小便宜吃大虧，虧心，喪心，最後喪命。相對生命的寶貴和良知的高貴，一時的榮華富貴，仍不過小便宜而已。他們就像賭徒，無不小贏大輸，輸掉的往往是自己的性命，甚至整個家族和子孫後代。

還可以延伸出另外兩個定律：惡必丑和惡必偽。

惡必丑。劇毒的花朵或許嬌艷，邪惡的東西（包括人物事物）必然醜陋。俗話說：三十歲之前的容貌父母負責，三十歲之後的容貌自己負責，是有道理的。有些人少時英俊，越大越丑，與其心靈的惡化密切相關。牟宗三說過：現代中國人是有史以來最醜陋的（大意）。這種醜陋，包括品德和容貌。

惡必偽。誠的境界極高，小人望塵莫及，何況惡者。古今中外所有邪惡人物和勢力一定虛偽，一定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一定要搞陰謀詭計耍鬼蜮伎倆，一定有很多見不得人的秘密。

四個定律從負面證明着良知律。一、快樂是良知四德之一。（良知四德：常樂我淨。）良知泯滅，內在的平安喜樂亦不可能；二、良知是大德也是大智，是德智的高度統一。喪心必然病狂，缺德必然缺智。“惡必蠢”倒過來也成立：蠢必惡。良知知是知非，只要是人，即使沒受過教育沒有知識，也不可能完全分不清基本的是非善惡。如愚蠢到崇拜秦始皇及其幫凶們的程度，必非良善，必缺德喪心。

三、真善美，三合一。良知至善至真，也是至美大美；四、《中庸》認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這個誠，就是良知本性。其實，因果循環和善惡報應，就是良知律的體現。良知律告訴我們：

惡沒有贏家。通過損害他人和社會利己，通過惡的手段和方式獲得到的“東西”，

無論是利益，特權還是政權，都是脆而不堅、堅而不久的，最終害了自己。

善才能雙贏。儒家內聖外王，正是雙贏、多贏之學。內聖盡己之性，是自立自達和成己，成就自己良知輝煌；外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是立人達人成人成物，成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多層次全方位的和諧。成己和成人成物，相輔相成，聖王不二，內外一體，雙贏多贏，統歸於仁。而反儒的學說、人物和勢力，罪惡極大，惡報也極大。這是被歷史和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了的。余東海2012-4-20 於南寧

本文選自於東海儒書《儒家文化實踐史（先秦部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