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以上三位大員，我想沒人會認為他們是親團派，這些大員在鎮壓拳團和其他反洋活動時都不曾手軟，但就是他們，在鎮壓之餘也還是看到了事物的因果，只是害不及身，並不打算施力改變。在拳變前教會已遍不各地，而其所到之處不但四處占地建堂（多為強搶），且各堂大多裝備快槍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里莊、禹城韓莊、平陰白雲峪等教堂均擁有快槍百餘杆，其中有的還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後就不在向國家交納稅務，如山東清平縣，有左、王兩族大地主，錢糧占全縣之半，他們加入天主教後，不繳漕征，高利剝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會甚至向當地民眾中的非教徒收稅派差“需索騷擾，片紙下鄉，中業傾產”，如“山東州（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虐異常”，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說了，其不但通過官府鎮壓，還私設公堂，如山東省汶
上縣教民在外國傳教士指使下，“聚百餘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並有毆人勒索情事”，根據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不但無權處理違法洋人，連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為屈，殺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這些教堂簡直成了國中之國，奪中國地，搶中國財，養中國人，成西洋軍。光緒十年（1884年）六月，法國侵略越南，在華傳教士竟教唆華籍教民叛國，他們對教民說：“你們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國人。現在大理教堂來信，我法國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應，將來要用你們。”事實上因為完全不受中國法規制約教會和教徒可以說良善之人實在不多，在拳變前大批的中國非教民，被他們略奪，欺壓甚至殺傷，而根本無人關心。

3對國人的濫殺

袁先生在例數了洋人和教徒的損失後，終於想起了國人的損失，不過只限於拳團造成的，他首先提到了火燒大柵欄，這確是個慘劇，此事的慘狀袁先生說了，那我就說說他沒說的，應該說這次大火是拳團起事中最大的一次錯誤，當時大柵欄一共被燒了兩次，大柵欄德記藥房是北京一家洋人所開專賣西藥的藥房，拳團入京後洋老闆躲了，但店確未關，一些拳團經過問明原由，一時血氣便把它給點了，可大柵欄店挨點，火一起可就不是燒德記一家了，聽袁先生的話說“匪禁水會救火”，這話不假，但他老先生卻沒說，這個匪禁水會救火是在火燒德記時，而當大火真的蔓延開來，拳團不但不阻還參與救火（只是手段差了些，初時以作法為主），這火燒了三天，可說是損失巨大，是在對火不很了解情況下亂放火的結果，我一直說在各地拳團中北京拳團是最糟糕的，在整個拳團運動中好作用最少，反面作面最大,我曾說過袁先生文中對的地方曲指可數，這應該算是一處，但後來袁把此事和對教民的清算，甚至大戰後的全部損失連起來算就不象話了，有關對教民的清算因大火與居民衝突造成的錯案有一些，把這部分和火事同算沒什麼，但把所有的都算上就不對了，因大批被清算的是確實的教民，而有關教民和一般人的區別不是我劃的，他們有別於一般人的這一特徵，是由不平等條約以法的形式確定的，並在好處多多時被長期行使。而戰後的損失連算更不對，因大量損失是由聯軍造成的，怎能一起算，不提戰後的燒殺搶掠，僅在戰中，火災區幾座未被燒毀的重要建築多為聯軍炮火所毀，如正陽門箭樓及城樓被，另外天安門，正陽門，鐘鼓樓等重要建築也均被炮擊，其它的就更別說了。

袁認為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他老人家居然還表示出對民眾的同情，真是難得，但他沒看到民眾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恰恰是因為，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衝突，而是實在的利益衝突，反團者們幾乎無一例外的熱衷於，把所有或其碼大部分引發拳變的原因歸於文化和宗教，而對大量直接的衝突避而不談或極力淡化，因為如不這樣，那他們的所謂理論就連他們自個都說服不了了。

4慈禧的骨頭過硬嗎？

袁公在文中大叫：“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我對這老妖從沒好感，如真有人替老妖遮掩我想我會和老袁一起罵，但我們的教科書並未給老妖什麼好臉，對其專制也沒少數落，只是沒把八國入侵這一滔天大禍算到她頭上罷了，事實上也是對的，因為老妖有一萬個錯，但八國入侵確不是他的錯，因為其和其手下的官員，多年來一直對洋人和洋教的橫行少有干涉，在國家發展上也很少上心，以至每每為洋人所敗，對忍無可忍的民眾卻一向是毫不手軟的鎮壓，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之禍，老妖難逃則任，但問題是以袁先生一貫的思路，他這個責顯然不是替民眾追的，不信各位往下看。

袁首先大講了一通拳團的毛病，接這就拿出一系列所謂明智者剿團的進言，最後指出老妖充耳不聞，看到了吧，袁先生所謂老妖責任不是因為她不能保民，而是其剿民不利，說到這點老妖是真冤，因為早在拳起前，對各種反洋活動，不論是個人還是組織，清及老妖從未手軟，拳團這次也並無例外，從拳團興起後，清就從沒停止過對拳團的圍剿，拳團起於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八九九年六月官府就開始捉拿其首腦，八月暴發了武裝衝突，此後互有勝敗，後來被袁指責殺洋的毓賢此時尚在山東，因地方部隊不利，其派省府馬步軍各一營助剿，在拳團的發展過程中，各級官軍的圍剿就從沒停過，在一九零零年四月西方各國下了通牒後，更是動用了中央一級部隊圍剿，如果說有所鬆動的化，那就是其初時只打算鎮壓已採取暴力行動的拳團，對只求自保，尚無主動行動的拳團，則打算勸撫，這從主觀上是清和老妖不想過大擴大打擊面，客觀上也是合理的，而洋人認為應無論是否有行動，全應剿滅，按袁先生的想法，反洋就該死，洋人開了口就更該死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不殺又或是殺的慢了，殺不過來了想多容會公夫，殺的不夠多了，殺累了想略歇一會，那都是罪該萬死的，老妖該死這沒錯，但袁先生這樣的指責她是冤枉了她的，因為袁不是在指責她妖，而是在指導工指責她不夠妖，袁先生要求的標準太高了，能達到的怕是連狗都沒幾條。

接這袁又指出，連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並指出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兇狠的執行者。真是謝天謝地，他老人家總算又想起時間來了，他還知道下詔與各國宣戰是6月21日，但在這我要提醒，五月底敵海軍就闖入我海疆，並不斷向各處派兵，在八國聯軍組成前，已有數千洋兵未經允許進入京津，而六月十日八國聯軍已發兵進京，6月16日要求大沽守軍投降，因守軍不從於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看到了吧，對八國宣戰時，聯軍首先開火攻占我炮台已四天了。其非法入侵我國也已一個半月了（清放鬆圍剿拳團大批入京就是在此期間），這到底是清想和八國作戰還是八國想和清作戰，是清向八國宣戰還是八國不宣而戰，我想會數數的人應該都不難明白。袁先生說避而不談這些歷史事實實質是掩蓋了專制統治者的罪惡。這是極端不嚴肅的。我也想學學嘴說一句，避而不談這些歷史事實實質是掩蓋了時間的先後和因果，掩蓋了侵略者的罪惡。更是極端不嚴肅的。

5袁的史料運用嚴肅嗎？

袁先生一談到史的嚴肅就一發不可收，以至專拿出一節來說，其首先以“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這一歌謠為突破，提出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31]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這首歌謠中的“遍地紅”、“保國逞英雄”這樣的語彙，從思想到用語都與現存文獻不符，倒很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兒童團的歌謠。我也是個孤陋寡聞的人，我沒有條件去翻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事實上因拳團的分散和組織相對無序，加之很快被鎮壓，其留下的傳單之類其代表性本身就不可能全面，很多是以後人傳記，而非實物形式存在的，但袁先生言根本不足為憑，卻有問題，因其有固有疑，但其無難道就無疑嗎？袁聽到“遍地紅”馬上想到共產黨，但紅燈照也是紅啊！而保國和逞英雄等詞也不是近代才有的，要知道拳團以農民為主，平時這些人是說白話的，之呼者也是典行的文言，是知識分子行文冒酸時用的，而且就是這些人平時也是說白話的，當然我們都不是古人，在這一句半句話上糾纏是沒什麼用的，不過我手頭就有一段這樣的拳團宣言，是由當時的洋人記錄的，應無太多變造，想來也范不上美化。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占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在又想來瓜分中國。’

事實上我的感覺，由勞頓引證的這個拳團宣言，比袁先生糾纏不修的歌謠，更該入教科書，也更顯革命。

除了所謂宣言之說，接這是把壇建在于謙廟的問題，這基本就是逗嘴，且無關緊要，對無大對，錯無大錯，大家自個想就是，我就不多說了，但袁先生有關自我批評精神的問題就一定要好好談談，通過上面的文章，大家應看出袁先生是個允滿自我批評精神，準確的說應是允滿中國批評精神（因為我並沒看到他批自個），至於批評的如何，我上面說了很多，大家想來心中有譜。

袁先生舉例說“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袁先生首先指出西庫什教堂不是“侵略者據點”，而且圍西庫什教堂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對於西庫什教堂是否侵略者據點，這要看各位對洋教和教民的看沒而定，袁先生把這些人看的就算不是天使也善良文明，自然得不出侵略者據點的結論，而有關這些人到底是什麼鳥，我上面說的夠多了，再重複實在是無聊，大家就根據自個的看法自判吧，而有關圍堂主力，事實上根據史料，對使館區的圍攻以清軍為主，但西庫什教堂清軍全布於外圍，對其的圍攻主要由拳團進行，這點在洋人事後的回憶中說的很清楚，而從攻擊手段除刀矛外以抬槍，火箭，地道裝炸藥這點看，裝備大量較先進的輕武器的清軍，對圍攻的插手就是有，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批過後，袁先生開始贊了，一贊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慈禧6月21日宣戰後的“偽詔”（但其前袁還對把老妖下令給洋人送物資稱為暗中，憤憤不平，大叫有令在光明正大，看來老妖的令，是光明正大還是偽要看是否有利于洋人）。這個東南各省的督撫公開聲明就是所謂東南互保，我們的人民和國家在與強大的敵人作戰，而我們東南各省不但不支援抗敵，還與敵人搞和談互保，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可贊的，同樣情況，多年後當強大的日本軍人入侵我國時，那些不久前還互相算計，相互打殺的地方軍閥，他們把自個的部隊拿出來，與不久前的對手合作，面對強大的敵人血戰到底，淞滬，台兒莊，這些戰役有勝有敗，其中也不乏衝突動搖，其手段戰法也不乏混亂甚至蠢笨，但大部分人都沒有停止為了國家和民族與外敵戰鬥。這些後來的軍閥與那些大員有很多不同，軍閥的軍隊地盤是自個打下的，大員們的是國家通過任命給他們的，不同軍閥間的隸屬只存在於名義上，而大員們的對國家的隸屬是明確的，但當國家受到入侵時，大部分軍閥在為國而戰，那些大員卻在和敵人搞什麼互保，這和後來的汪偽有什麼區別，就算在同時代許多官員將軍，如聶將軍，他們也反團，但還是死戰到底（但死後卻被定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些所謂的明智大員，和同時代的聶將軍，及後世的那些軍閥比，那點值得誇讚，倒是和後世的汪偽比多有相似。這些人的行為到底是該夸還是該罵，是該叫明智還是該叫混蛋，各位自個看這辦吧。

袁先生第二贊的就是香港的教科書，而其所夸的大部分東西我們上面都說了，只有一件那就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1900年6月15日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聞本國使館衛兵將至，乘車出永定門迎接，為董福祥所部兵士殺死（大沽尚未開戰，但敵已入侵半月，聯軍也已組建並出發五天）。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在北京內城城牆上曾下令槍殺義和團團民約20人（當時拳團和清軍均未還擊）。6月17日，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天津後，繼續向北京進犯。6月20日（敵占我大沽三天后）克林德乘轎赴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途經東單牌樓時，又開槍尋釁，被清軍虎神營士兵恩海擊斃，恩海因此被捕。袁認為港的教科書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港的教科我沒看過不好評，我也不敢說自個是個不抱偏見的人，我可以肯定的只是，袁先生抱的東西里是肯定有偏見的，而其史料運用，不要提上面各章節，就連這個專章，就談不上嚴肅。

6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

在《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這一節，袁先生提出沒有救世主，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對此本人一百個同意，但問題是學什麼？怎麼學，其說：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而事實上這段話完全是空話，首先不論民間還是官方，都希望有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但這不取決於我們而是列強，我們想要但列強不會給我們，其說義和團對內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但我要問讓一大群人不受中國法規制約，不向中國交稅而向洋人交稅，各地出現裝備比政府軍都好的武裝教民，這難到是社會前進方向，允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這個所謂和平倒底還有什麼用？殺洋人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但這些洋人不論是強販鴉片，還是置身法外的惡行，那條是人道文明的，叫洋人安安生生的建他們的國中之國，中國還談何自身利益。我們在戰敗後損失不少銀子，不錯不打就不會賠那樣多的款，可是不要忘了，當時洋人以法外之權吸收大批豪強入教，這些人入教後就不再向國家交稅，並向非教民收稅派差，長此下去，發展蔓延，每到一處更是強占當地土地房產，我們的僅此一項會損失多少，被躲走的會比賠款少嗎？燒殺更不用說了，看看歷史就會知道這些文明人的燒殺，到底是因為反抗還是因為其自身的貪婪和掠奪欲。

有關義和團是否避免了中國被瓜分，袁先生當然不認了，而瓦德西那段有名的談話則被定性為個人觀感並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對此我想我們只能用資料來說話了。列強瓜分中國有三次危機，1900年6月20日聯軍《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一次緩解；7月3日美國《海約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二次緩解；10月16日《英德協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三次緩解。三次緩解的過程從所謂有限的軍事行動到“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從“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國目前形勢“獲得領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體明確，並使個別具有領土野心、企圖趁火打劫的帝國主義強盜也終於沒有達到目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通過義和團運動中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結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這是歷史事實；但是，它需要說明和解釋，即義和團運動為什麼能通過瓜分危機的緩解而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呢？

在義和團運動中，實際上存在着兩個戰場，即面向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軍的前線戰場和面向擁有武器的外國教會和教民的內地戰場。拳民戰鬥的結果：在前線戰場上迫使西摩爾統帥的八國聯軍在1900年6月16日公開承認，廊坊之戰使“遠征在事實上已經失敗”。迫使聯軍在6月20日發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種“認為北部戰事即表明帝國之逼近瓜分的這種疑慮”。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曾就聯軍的失敗寫道：“這次試圖援救（北京使館）的遠征軍的戲劇性的事變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許已經完成了什麼別的冒險事業，反正它是永遠地消除了那個經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論點，即是說，一小隊外國軍隊，只要組織好了並且武裝齊備，就可以在整個中國橫行，長驅直入，不會遭到有效的抵抗。這次強行開闢通向北京路線的失敗的重大結果就是，對許多軍事權威們來說，他們都深信，如果沒有一支足以準備應付一切意外事故的龐大的野戰軍，如果沒有足以抵抗中國人所能糾集到的任何部隊進攻的基地來保持暢通的通訊聯絡的話，那麼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達的。當中國人被徹底喚醒起來並且在實際上以無限的數目傾巢而出的時候，過分相信外國處理中國人抵抗的能力，就會有損於我們對面臨的困難作出許多比較正確的估價的能力。”

在內地戰場上，拳民在全國城鄉各地展開了武裝鬥爭，使外國傳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使列強瓜分中國的基礎倒塌了，即便還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強之中止瓜分中國，不是由於他們一時頓發善心，當時“中國列強爭奪的最大的一塊骨頭。每個強國都毫無例外地想對這塊骨頭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們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對非洲那樣。但不行，這是因為中國人表現出了旺盛的民間抵抗意志，瓦的想法決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見於對國內的上報，和其有類似想法的其他列強的代表也不在少數。

9月27日，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在抵達天津後也認為：“世人動輒相語，謂取此州略彼地，視外人統治其億萬眾庶之事若咄嗟可立辦者。然實則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如欲實行此下策，則後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摺中更認為，瓜分中國一事，“絕對不能實現”，且“系毫無益處之舉”。他從這次拳民運動中看出“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中國群眾“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生氣”；在直隸、山東兩省至少有10萬人參加的義和團運動，其所以失敗“只是由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於並火器而無之”。

代表英國利益的赫德認為，“不管中國哪一部分領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來統治”，而“整個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就將協同一致去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早晚會在各地表現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這樣做上算嗎？根據這個利害得失的簡單理由，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應被宣告為完全無用的”。

義和團運動不單純是一個戰爭勝敗的軍事問題，而是一場民族起義運動，所以即使在京津淪陷，它的高潮看來已經結束之際，列強的代言人仍然認為瓜分是“完全無用的”、“毫無益處”的、並且是“絕對不能實現”的。所以，“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義和團運動以後，各國報紙再不喜討論這個‘題目’了。”這些就是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通過瓜分危機的緩解而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真實原因。這些也是那個香港英國貿易界重要人物懷特海德於1901年2月8日所宣稱，這個“被認為已經死亡了的巨龍現在仍然富有應變的才智”。他還說：“人們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夠打敗以後膛槍裝起來的最好的正規軍隊，如果這個國家確實很頑強，如果以刀、矛為武器的人以十與一的比例超過他們的敵人的話”。“因此，不論是我們，還是任何其他強國，都不能長久地控制這個國家”。“沒有一個基督教國家可以統治中國，因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殺（應讀作發動一次反侵略鬥爭）”。懷特海德這番話，不正是說明了在醞釀這場民族起義運動的反洋教運動初期中國的一位志士所說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夠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幾個人”的話並非空話，而拳民血戰聯軍也產生了它應有的效果了嗎？

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不過有的研究者撇開義和團運動把這歸因於列強之間的矛盾。例如，約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說：“自一八九四年以來，中華帝國崩潰的形勢在政治範圍內曾經是始終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說瓜分被阻止了的話，那並不是由於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領，也不是由於在中國的國家結構中具有任何組織特色。更正確地說，那只能歸因於列強之間的競爭、猜忌和利害衝突，阻止了他們去達成瓜分中國的一致意見。”這是有名的列強矛盾阻止瓜分中國說的論點。不過，我們在這裡需要提醒的是，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中，列強在瓜分非洲和奧托曼帝國的時候並非不存在競爭、猜忌和利害衝突等等矛盾，然而它們卻終究被瓜分了，又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列強之間因瓜分世界而產生的矛盾，一般可憑協商解決，不可克服的矛盾則是可以用戰爭手段去解決的。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遲某個地區的瓜分過程，但不會影響到瓜分的最終目的。能阻止列強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當地人民群眾有效的武裝鬥爭。在中國正是因為有了義和團運動的全面爆發和英勇戰鬥，才使得帝國主義列強“的確不可能像他們瓜分非洲那樣去瓜分中國。他們更不可能像英國人接收印度和俄國人接收中央亞細亞那樣去接收中國”。再說，“天助自助者”。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強盛，主要在於自力更生。在中國當時面臨瓜分亡國危機的形勢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人民的奮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強瓜分中國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個徒然的、一相情願的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現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間的矛盾是怎樣的不可克服，這堆肥肉最後被掠光吃盡的命運是不問可知的。在義和團運動迫使中國瓜分危機的形勢緩解以後，1904—1905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者還為了爭奪我國東北的勢力範圍而進行了戰爭。既然為了勢力範圍尚且不惜一戰，那麼為了瓜分中國領土，列強就不可能利用戰爭去解決他們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嗎？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說列強之間的矛盾曾經有助於緩解中國當時面臨的瓜分危機的話，那麼，它也是以義和團運動的全面爆發，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戰鬥，殺敵致果為前提的，它只能構成一個伴隨的原因。沒有義和團運動這個前提，列強之間的矛盾，不管它是多麼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緩解瓜分危機，只能加速和擴大中國的瓜分危機。1897年11月德軍強占膠州灣所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是一個再明顯也不過的實例。

7 是革命粗鄙化還是文明奴才化

袁先生在《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這節中，把拳變問題與日本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等同，並把孫中山和陳獨秀肯定拳團說成是出於宣傳的需要，根是可笑，這些人是要宣傳某些東西沒錯，難道他袁先生寫這些不是為了宣傳某些東西嗎？問題是宣傳的是什麼，是對是錯，說實在的，行文至此，以我淺見最該和日本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想等同的，恰恰是袁先生自個，欲亡其國先亡其史，袁先生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亡史，他的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有另一個標題《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相應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這個題目往往是作為副標題出現的，我不知這個標題是袁先生還是他的同好加上的，以我的理解這裡面的“我們”應該只限於袁先生及其同好自己，而不應包括其他人，其說“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於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與其行文相對，實在是相去甚遠，改成“為了培育奴性的有媚外和自卑觀念的現代洋狗，以利於打擊中華民族和文明的事業，現在是製造謬誤破壞歷史的時候了”，可能更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