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豈能成為特權者？——評《學術批評的學術規範問題》（三）
時間:2002年4月21日 作者：田畔（中國社會科學院） 來源:學術批評網

按照brainzhou先生的說法，不僅媒體監督不能防止學術作偽（1），行政法律介入也起不到什麼作用，“學術共同體”只能通過“內部機制”進行約束。本文主要就行政法律的監督問題進行討論（2）。

（一）

關於法律對學術作偽的監督作用，brainzhou先生雖然承認：有人“主張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學術抄襲事件，抄襲侵犯了被抄襲者的著作權，應該讓法官裁判。法律的確是一種救濟的途徑”。但是，他又認為：“我們希望它是最後的救濟途徑。關鍵是，法律的介入不可能改善學術界的風氣”。

為什麼“法律的介入不可能改善學術界的風氣”？brainzhou先生認為：“如果就事論事，王銘銘在進入法律程序前已經自己解決了他的抄襲事情，他本人承認不諱，並且向原作者寫信道歉，原作者表示原諒，所以根本走不到法律途徑上來。”

原作者不追究，《著作權法》就無法干涉，自然是當前的實際情況，但行政上也不能追究嗎？brainzhou先生不是也提到“王銘銘所在的學校行政當局對他採取了免去行政職務的處罰”？抄襲並不是只侵犯了原作者的利益，同時也侵害了廣大讀者與學術界的集體權益，破壞了正常的學術環境，豈能隨便“私了”。現代社會，道德解決不了的社會矛盾，原則上都可以通過立法包括制定各種行政處罰條例的途徑解決。行政處罰其實也是整個社會法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雖然從制定與管轄方面說，我們常常要做一些具體的區分比如法律與行政法規或行政規定；但它們的區別只是體現在處罰力度上，在強制性方面則是一致的，都屬於法律範疇。比如，前不久出台的教育部《關於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和北大《北京大學教師學術道德規範》，名曰道德規範，實為強制性行政法規。有關部門按照這些行政法規或規定作出處罰，當事人可以不理不睬嗎？因此，brainzhou先生的所謂“根本走不到法律途徑上來”的“法律”，其實就是“法院”。不上法院，就不是“法律途徑”，這是什麼邏輯？brainzhou先生理直氣壯地告訴我們：如果抄襲者與被抄襲者，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法律又能奈其何？那麼請教brainzhou先生，筆者如果用這種“成果”評職稱，申請博導，可乎？

brainzhou先生還有一個也許他自認為充分的理由：“法官只能保證程序的公正，保護原告、被告都不受冤枉，對於事實的認定還是要靠學術界的專家們來投票表決。”

略有法律常識的人都知道，如果涉及比較複雜的專業技術問題比如醫療事故，法官因知識結構等原因確實需要專家協助認定。但是，像王銘銘抄襲這種據說中學生都能發現的再簡單不過的常識性問題，也要請專家投票表決嗎？豈不讓天下人笑掉大牙？在各種案件中，恰恰是抄襲類的案件最容易判定是非——正如brainzhou先生在自己在承認的：“抄襲是學術作偽行為中最容易被確認，也是最容易被推翻的，當然也是最容易確認嚴重程度的。”——最不需要專家介入。大概brainzhou先生是想說明，法官都得依靠於學者判案，怎麼能管得了學術界的事呢？但事與願違，他的“高論”只能使人產生疑問，一個連法律ABC都不清楚的人，在這裡侈談法律與學術的關係，靠得住嗎？

brainzhou先生為了說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性，還以美國為例：“即使在美國，學術抄襲也是在學術界通過內部機制解決，而不是頻頻訴諸法律。”這種說法更不值一駁。眾所周知，美國學術界的規範要比中國嚴密得多，對抄襲的處罰力度也大得多，情況與中國並不同，進行對比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為什麼王銘銘沒有被學校除名，還在北大當教授？而在美國，文抄公一旦被揭露出來，不要說教授，就是飯碗也成了問題。這類事件往往曝光於全社會，成為“全國性的媒體事件”，如果解決不了，政府部門也會參與調查處理，當然法院也會介入。沒有“頻頻訴諸法律”，是因為絕大多數抄襲事件在上法庭前已得到了公正的處理，沒有必要再訴諸法庭。這正是法律（不是法院而是法治）介入的結果。

（二）

強調學者不同於“常人”，學術共同體具有“自己特殊的倫理守則”，是brainzhou先生全部謬說的理論前提：“學者以學術為職業，有着與常人不同的生活軌跡”，目前不正常的狀況，“恰恰因為學術共同體不夠專業化，不夠獨立自主，它太多地分享着一般社會價值標準，而缺少自己特殊的倫理守則”。

什麼是“特殊的倫理守則”？它與“一般社會價值標準”又是個什麼關係？brainzhou先生除了閃爍其詞地提及“學者和科學家在社會上得到人們的尊重，這種尊重是以人們對學者、科學家比常人更高的化理（當為“倫理”——田注）要求換取的”（3）之外，並沒有進行必要的闡釋。按筆者的理解，由於社會分工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階層的存在，全社會各行各業都有一些特殊的行規（既有道德規範又有強制性規定）；社會對不同階層的成員，道德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公務員的道德水平應當高於其他公民，學者應當成為道德楷模等。這大概就是與“一般社會價值標準”不同的“倫理守則”罷。但所有行業的“特殊的倫理守則”，都必須以遵守“一般社會價值標準”為前提。在此前提下，強調學術共同體有着比其他社會共同體水準更高的“特殊的倫理守則”，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今天的現實又如何呢？學術共同體相當一批成員的道德水平不僅達不到“一般社會價值標準”，有不少人甚至突破了全社會最低倫理標準（所謂道德底線）——尤其是自從出了王銘銘辯護者為其四處鳴冤的怪事，學術共同體在全體國民心目中已經成了“穢土”。人們發現，中國學術界的道德水準甚至遠遠低於社會其他行業。比如行政官員中有公開為貪官受審喊冤的嗎？又比如體育界有公開為“黑哨曝光”叫屈的嗎？而社會上又有誰公然把偷了人家財物說成是“借鑑”？更為糟糕的是，學術共同體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表現的極為軟弱，甚至有明顯的護短行為。——在這種學術共同體整體道德水平大滑坡的嚴峻形勢下，brainzhou先生還要強調本行業的“特殊的倫理守則”，以逃避媒體和法律的監督；還要告誡我們：“把媒體、法律、行政對於學術共同體的作用神化，對學術共同體的重建只會有更大的傷害，而不是幫助。”難道我們恰如其分地指出“媒體、法律、行政”的監督有益於中國學術，就是神化？到底是誰在神化？還是請brainzhou先生不要神化這腐敗的學術共同體罷！

將社會成員分成不同等級，賦予其各自的價值體系，並不是一種新創造。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的社會身份制，古代印度有婆羅門種姓制，歐洲中世紀有封建等級制，等等。在等級制盛行的年代，不同等級的確有着自己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倫理守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者高”，“刑不上大夫”等觀念與規定或許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時代，只有社會分工不同，沒有特殊的等級，任何群體任何個人都不應當逃避社會的監督。

遺憾的是，brainzhou先生的思想並沒有隨着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提高，他的學術共同體特殊論，說穿了，不過傳統“刑不上大夫”特權思想的當代形態。他荒謬地認定，學者“有着與常人不同的生活軌跡”，“處於一個仔細界定的權力與聲望體系當中”，學術共同體理應具有 “自己特殊的倫理守則”，出了問題也不應受到媒體、法律、行政等“外部力量”的干預。實際上，大字不識一個，照樣可以成佛做祖；而滿腹經綸者，也不乏賣國奸賊；一個人的社會身份地位與其如何做人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在歷史上，學術共同體（假如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從來就沒有成為過獨立於整個的社會世外桃源，學者們也不可能不食人間煙火。即便有些時候，學人的整體道德水平相對高於社會其他成員，但是不是每一個學者都具有高尚的情操呢？應該如何與實際如何往往是兩碼事，理論上的理想狀態豈能成為學者在現實中逃避社會監督的理由？

當然，brainzhou先生可以說：我不是說目前的學術共同體沒有問題，我說的是“外部力量干預、或者學者自己的道德風險”，不利於學術共同體的“重建”，不利於其“成員對普遍價值的重新認可”及“對外界干擾因素的共同抵制”（4）。然而，強調特殊性就是“重建”的前提？連監督不都許監督，問題都沒有充分揭露出來，我們重建什麼？又如何重建？我們當然希望學者“重新認可”“普遍價值”，自覺遵守規則，共同抵制“外界干擾因素”（社會上的歪風斜氣）。但是，如果某些學者甚至學術共同體不守規則，沒道德，厚顏無恥，共同體本身又不願管、管不了，或不能自律——就像目前這樣——怎麼辦？我們難道要等那些沒有良心的人們進行良心的發現，自覺自愿地遵守共同體規則？

我們要建立法治社會。法治有很多條件，但至少有兩點不可或缺：一是誰都不能特殊，二是新聞媒體、法律等方面的社會監督。如果非要強調學術界可以特殊，除非在法律上有特殊規定（但這並沒有法理依據），否則各行各業尤其是自以為更高人一等的官界腐敗分子，都可以此為由反對媒體、法律的介入。——請注意，學術界已經開了這個先例，有些學人不就是以“王銘銘抄襲不及貪官腐敗”這一荒唐理由為其開脫的嗎？——他們都可以學術界的“理論”為“理論”，振振有辭地胡說：“我們有自己特殊的倫理原則，媒體、法律的介入不可能改善我們行業的風氣。”那麼全社會誰又該受到媒體和法律的監督？而我們還要媒體和法律做什麼？我們的社會還成什麼社會？

一種社會風氣形成，有思想認識、道德教育等多種因素，並不僅僅是媒體和法律監督的失職，它們的介入當然不一定能改善學術界的風氣。但“不一定”並不是“不必要”，媒體和法律的監督至少給改善學術界風氣提供了一個必要前提（5）；如果沒有這個必要前提，則學術界的風氣不僅改善不了，而且只能每況愈下。正是由於這些年來，曝光和處罰力度不夠，學術界才不斷出現醜聞。因此，必須強調社會監督，採取強制性措施，煞住這股歪風。不然的話，中國學術沒有希望。至於說有了問題是行政處分還是訴諸法庭，是在學術界“內部”處理還是在學術界外部曝光，或設立專門機構進行仲裁（6），這些具體問題都可以進行討論。唯有學術共同體要特立獨行於社會之外，不受媒體、法律監督這一荒謬觀點，筆者萬萬不能苟同！

[注釋]
（1）見Brainzhou先生文章《學術批評的學術規範問題》（世紀中國網-世紀沙龍欄，2002年3月30日；http://www.csdn618.com.cn/luntan/china/goodshow.php3?db1&id=67658&id1=23507&mode=1。2002年04月10日，又發布於世紀中國網-公共平台欄；
http://www.cc.org.cn/pingtai/020410300/0204103017.htm）第二部分“媒體監督能不能防止學術作偽”。
（2）Brainzhou先生文章《學術批評的學術規範問題》該文第三部分的小標題是：“行政法律干預能不能防止學術作偽”；要點是：行政“法律的介入不可能改善學術界的風氣”，抄襲等問題只能依靠學術界共同體的內部機制解決，因為學者與常人不同，有自己特殊的倫理原則。
（3）有關問題，Brainzhou先生如是說：“學者以學術為職業，有着與常人不同的生活軌跡。他處於一個仔細界定的權力與聲望體系當中，在這個框架中，他的行為沒有太多變化的空間。具體來說，學者和科學家在社會上得到人們的尊重，這種尊重是以人們對學者、科學家比常人更高的化理（當為“倫理”——田注）要求換取的。”
（4）有關文字：“把媒體、法律、行政對於學術共同體的作用神化，對學術共同體的重建只會有更大的傷害，而不是幫助。它會造成一種無所作為的心態，這都不是學者能夠解決的事情，而是別人的事情。或者說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動一發而牽全身，我們無法改變。將學術共同體的倫理守則具體化制度化，使之在學術自治的框架下自主地運作，或許比依賴外部力量干預、或者學者自己的道德風險能夠更有效地化解目前中國大陸的學術聲譽危機，從而可持續地改變學術共同體的結構與功能，提升其適應現代社會變化的能力，而這一切首先取決於學術共同體成員對普遍價值的重新認可，對外界干擾因素的共同抵制。”
（5）媒體的監督問題參見拙文《誰來監督學術界？——評〈學術批評的學術規範問題〉（二）》（學術批評網-學術批評欄，2002年4月16日；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801&type=1001）。
（6）在目前狀況下，設置獨立於各學術單位的專門仲裁機構，當是一個好辦法。此問題可參見陳平原先生的建議：“不管是出於道義與責任，還是希望尊重學術紛爭的複雜性，防止傷及無辜，我以為，都應該更多地發揮專業學會的監督及鑑定作用。因為，即便是確鑿無疑的犯規，也有輕重之分，如何處治才恰如其分，非專業以外人士所能輕易裁斷。鑑於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專業學會也像教育行政單位一樣，不無保護自身利益的嫌疑，不一定具備公正裁斷的膽識與能力。因此，有關部門（比如教育部或國務院學位辦）應設立專門機構，接受學界內部的投訴，負責組織專家鑑定，並公布調查結果，而不是將投訴信交給被投訴者所在的學術機構，讓其自行了斷；更不是等大眾傳媒炒熱了，再挺身而出，王顧左右而言他。”（陳平原：《誰來監督中國學界》，載《南方周末》2002-1-25；引自南方網-教育-資料欄，http://www.21dnn.com/2/2002-1-25/76@40525.htm）。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首發 200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