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中國科學的脊梁

　　當今世界，大概很少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迫切希望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4月12日，當一位中國科學家在太平洋彼岸捧得一項堪與諾貝爾獎相媲美的世界科學最高榮譽———泰勒環境獎時，卻沒有在國內激起多少漣漪。這位迄今仍然鮮為人知的中國科學家是誰？他所從事的是怎樣的工作？我們對諾貝爾獎的魂牽夢繞，是不是出於一種葉公好龍的心態？

　　中國需要脊梁，中國科學界也需要脊梁。魯迅先生說過，中國的脊梁是那些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那麼中國科學的脊梁就是那些為中國科學的發展，踏踏實實做些事情的人。近日獲得世界環境科學最高獎———泰勒環境獎的劉東生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泰勒環境獎由美國人約翰·泰勒和愛麗絲·泰勒在1973年創立，由美國南加州大學管理，每年頒獎一次，獲獎者可得到20萬美元獎金和一塊金牌，這項大獎有“環境科學諾貝爾獎”之稱，劉東生是獲得這項大獎的第一位中國大陸學者。

　　曾聽說，某國在每年固定的節日，臣民們會把國王置於天平的一端，在天平另一端放入黃金，直至兩者平衡，最後的黃金量就是臣民當年的奉獻。而要贏得泰勒環境獎沉甸甸的金牌，科學家需要在天平的那一頭付出什麼呢？
　　
50年痴情

　　黃土是劉東生先生的摯愛。半個世紀以來，劉先生始終痴情於黃土，從中尋找全球環境變化的故事，以及對當今環境問題的啟示。

　　1942年從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畢業後，劉先生師承中國地質調查所著名科學家楊鍾健進行魚化石研究，曾獲古生物領域頗有影響的馬以思獎。

　　1954年，劉先生來到中科院地質所，從此與中國獨有的黃土打起了交道。30年後，他和同事們拿出了一本被國內外同行奉為經典的專著：《黃土與環境》。

　　數百萬年來，風將黃土從遠方搬移到中國北部，在黃土高原上形成了厚厚的沉積層。在那本專著中，劉先生和同事們提出，一層層的中國黃土，蘊藏着二百萬年來一個個的地球故事，從而在傳統的海洋沉積物和極地冰岩心以外，增加了一種非常難得的環境變化標本：中國黃土，為全球環境變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

　　此後，劉先生和同事們開始解讀中國黃土背後那一個個地球故事。在黃土中追尋歷史，是為了更好地面對現實和預測未來。黃土研究已經為人類今天面臨的環境問題，諸如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塵暴的頻頻發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決策依據。

　　例如，他們的研究表明，黃土高原上從來就沒有過大面積的森林植被。在一些黃土地區，樹木難以紮根，即使種上了，過上幾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環境治理必須因地制宜。

　　這些研究成果的後面，隱藏着巨大的艱辛。劉先生對當時的情形有着這樣的描述：“每年有幾個月在野外奔走，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帶任何行李，在黃土高原上走到哪裡，睡到哪裡。”

　　野外工作還意味着風險。劉先生走遍了黃土高原，他當時走過的很多地方，後來再沒有人去過。在這些地方，劉先生採集了數不清的黃土樣品。跟隨他多年的高福清說：“原始黃土層往往位於峭壁懸崖，爬上去採樣的時候，如果掉下來摔到石頭上就慘了，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險。”

　　不過，在劉先生眼裡，這樣的危險並不是最大的障礙，因為“科學研究的艱苦性往往寓於它的連續性之中”。或許只有置身其中的研究人員最清楚，數十年如一日究竟意味着什麼。

　　在劉先生的辦公室，記者看到了他50年前的一個野外記錄本。詳細的文字，形象的地質素描圖，仿佛訴說着主人當年的專注。這樣認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是劉先生一生的財富。

　　或許正是這樣的態度，加上他的勤奮和才華，使得劉先生當年能夠從眾多研究人員中脫穎而出，成為黃土研究的先驅。劉先生的助手韓家懋說，那麼多專家參加了野外工作，真正抓住黃土中的科學問題，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的還是劉先生。
　　
廉頗未老

　　留下劉先生足跡的，不只是黃土高原。

　　說起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總讓人產生一種畏懼感。劉先生卻從1964年起，參加領導了希夏邦馬峰、珠穆朗瑪峰、托木爾峰、南迦巴瓦峰等多次科學考察，為中國的高峰科學考察事業闖出了一片天地。

　　在多年的考察中，他和同事們發現了青藏高原許多不尋常的地方。如今，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已被確認為世界第一大峽谷，青藏高原上空存在的臭氧低谷也得到確認，身為青藏高原研究會名譽理事長的他倍感欣慰。

　　多次考察世界第三極———青藏高原以後，劉先生並不滿足。他想探訪地球上更多的地方，特別是南極和北極。

　　1991年，73歲的劉先生參加了南極考察隊。去南極的一般都是年輕人，考察隊起初並不“歡迎”他。這時，他不惜動用自己在學界的影響，四處遊說。有人開玩笑說，老先生是偷渡去南極的。

　　1996年，劉先生又去了北極的斯瓦巴德島。他的極地夢終於實現了。有人問他，為什麼在年邁之際做出一個個驚人的壯舉？他的回答是，自己喜歡實地踏訪，也是由所從事的學科特點決定的。

　　中科院地質所流傳着這樣一則趣事。2000年，老先生軟磨硬泡，要隨隊去南沙考察。考察隊就準備了幾套方案，以便在老先生暈船時迅速送回岸上。誰能想到，這一介書生年輕的時候，竟然拿過天津市的100米自由泳冠軍。結果呢，船上的年輕人幾乎全趴下了，老先生卻是神采奕奕。

　　如今，老先生依然牽掛着心愛的中國黃土、青藏高原，以及南北兩極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從美國捧回泰勒獎以後，他又像往常一樣，每天去辦公室上班，還要去中科院研究生院講課。
　　
大師風範

　　在採訪中，不少科學家告訴記者，只有劉先生那樣的學識和人品，才能把全國範圍內的黃土研究集體組織起來。

　　劉先生在拿到科研項目時，總希望國內的優秀科學家都能參與進來。他喜歡與同事們就黃土研究進行討論，喜歡與同事們野外重逢時大聲歡呼。他認為，合作這個詞，似乎不足以表達黃土研究集體的一切。在《黃土與環境》的序言中，他用樸實的語言表達出了這種深情：“雖然單位不同，人很多，但我們對黃土的認識及工作中的想法，就像一個人一樣。”

　　拿到“泰勒環境獎”這一環境科學的國際最高獎項時，劉先生又提到了這個並沒有固定組織的研究集體，“大家很不容易，多年來一直在一起堅持工作。”

　　劉先生多次提起兩個名字：王恆升和郭正堂。

　　王恆升是劉先生的恩師，也是中國科學院的資深院士，今年102歲高齡。在記者面前，劉先生像孩子一樣說：“我可以回家向老師報喜了。”

　　郭正堂是劉先生最為讚許的年輕學者之一。今年3月，以郭為首的研究小組在英國《自然》雜誌上撰文稱，通過分析黃土高原西部的堆積物，發現早在2200萬年前，中國這塊土地上就出現了荒漠。這項成果受到科學界的普遍承認，一位德國科學家說：“這是喜瑪拉雅的自傳。”同時它對於理解荒漠演化的機理和沙塵暴治理也有現實意義。劉先生說，郭的研究一共做了5年，收集了上萬個數據，因為時間跨度大，有些數據不行了就再做，這才是踏踏實實做事情。

　　去美國南加州大學領獎時，劉先生帶上了夫人胡長康。胡女士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員，野外工作對她來說也是家常便飯，夫妻倆難得一聚，彼此卻也多了幾分理解。這對相濡以沫50年的夫妻，最近一些年才開始了長相廝守的生活。

南方周末　 李虎軍 張小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