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政治年代，紅與黑是截然不同的群體，不可混淆的。然而，現實生活中情況要複雜的多。

10幾天前，剛過春節，依照慣例，與我的恩師蔡教授通了電話，向她老人家拜年。今年不同以往，打完電話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好幾天都不太舒服。

去年春節，疫情已經爆發，給老師家連打幾次電話都沒人接，心中不安，是去德國探親了，還是中招入院了？通過留校的老同學幾經打聽，才得知她生病入住高幹病房了。電話先是打到護理站，後又轉給回國照顧她的女兒，最後老師接了電話。得知她是因其它病入院，不是新冠，而且已基本痊癒，才放下心來。從電話里的聲音聽得出來，老師的聲音略顯虛弱，但思路清晰、對答如流、反應靈敏。要知道，去年老師已92歲，有多少人能達到如此的水平？

最近一次在媒體上看到老師的消息，是去年10月份，俄羅斯駐華使館文化參贊專程去武漢，向她頒發“衛國戰爭勝利75周年”紀念獎章。從照片上看，發覺比幾年前見到她時，明顯老了、廋了。

前幾天與她通話之所以不舒服，是發現她與去年比，變化太多。記憶差了，話也多了，但內容卻是不斷重複；拿着電話久久不願放下，不停地說着重複的內容……，電話打了1個多小時，是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通話。當年辦事幹練、一絲不苟、威嚴有加的蔡教授已經不見了，她的表現像極了當年我的老母親。

我與蔡老師的緣分始於31年前的那次考博。30多年前的中國，不像現在，那時博導很少。我們專業全國只有十位導師，而且還有四位當年不招生。泱泱大國，一個熱門專業，只有六位老師招學生，可見難度之大。當時我有三大劣勢，決定着我考上的希望渺茫：跨專業；沒臨床經驗；外語語種問題。其中外語是致命性的。當時幾乎百分之百的導師要求英語，而我學的是俄語。

我的小學及初中教育極不正規。小學和初一，由於當時的形勢，基本上沒好好學習；真正發奮始於初二。話又說回來，當時就是想學習，條件也不具備。就拿初中來說吧，我們的初中，叫初中班，是小學附屬的初中。初一、初二隻有四位老師。有的課，由小學老師代課。這種條件的學校是不可能有外語課的。高中上的是省重點中學，很正規，現在這所學校是北京師大的附屬中學了。學校名氣大，牌子也老，外語教研室的俄語師資很強，英語力量卻不足。所以我們那年，全年級學俄語。上大學後，學了一年半醫學英語，雖說成績不錯，但總覺得沒有根基，又轉而自學大學俄語了。這樣做，一方面當時蘇聯還沒解體的跡象；另外高中時，作為第一快班的俄語課代表，名氣不小，感情也深些。考研時，毫無懸念地進入了國內俄語的大本營 – 哈爾濱。

考研還好，考博就成問題了。我給六位導師都發了信，其中五位老師很快回了信，主要兩點：歡迎報考；只考英語。沒辦法，只好拿起了久違了的英語。那時，如果說我能考上，自己都不信。五月的一天，正在焦頭爛額、狂背英語單詞之時，突然收到劉教授的回信。劉教授在信中說，之所以回信晚，是因為前一段在德國講學，剛剛回國。信中也是兩點：歡迎報考；我們導師組中有懂俄語的教授。接到信後，欣喜若狂，趕快給劉教授寫信，問“可不可以考俄語？”。不久劉教授回信說：“學校已經答應，破例為我加試俄語”。面試時，由於劉教授生病住院，由蔡教授主持。當時對蔡教授的最初印象就是：和藹可親。面試外語時，蔡教授給我拿了一本書，讓我讀其中的一段。我記得，當時發揮的一點不好，讀得磕磕巴巴。蔡教授居然沒提一個問題，就進入下一個環節了。

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感慨萬千。我的三個哥哥小時學習都不錯，但由於黑三代的身份，沒機會讀書，三人受教育的年限分別為5年、5年、6年。儘管我的求學之路異常坎坷，現在居然考博成功了，而且考的是俄語，學校破例加的。由於英語底子差，怕競爭不過本科生，後來選二外時，也沒敢選英語，選了日語。記得當年上外語課，一外俄語，只我一個學生；二外日語，一開始兩個學生，後來另一人因病退出，還是我一人。一老師、一學生，在國內高校，這種配備實在少見。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次武漢之行，確實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的小家也起源於此。

入學後，才知道，劉教授和蔡教授是一家。更讓我吃驚的是，蔡教授是資深紅二代，出自大名鼎鼎的蔡氏家族。我上大學時，由於學醫是從“死檔”中撈出後分配去的，對醫學興趣不太大，那時看了不少歷史、地理、天文方面的雜書。大學期間的考試，唯一的100分就是“黨史”，所以蔡老師的父親、姑媽、姑父對我來說“如雷貫耳”。關於蔡老師的父親，中國近代史自有他的定位。拋開與本朝太祖與周公的關係不講，101年前，他為一個即將誕生的組織起了一個名字，並得到認可。今年7月，是這個組織的100歲生日。據最新統計，目前該組織的成員人數，高達9191.4萬人。僅此一項，歷史就不會忘記他。

由於劉教授身體不好，長期住院，對我的培養絕大多數是由蔡教授完成的。而蔡教授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經歷都是在蘇聯完成的，大學畢業後才回國，所以她的教學風格也異於常人。她突出的特點是嚴格、規範，容不得半點馬虎。做她的學生，沒挨過訓的幾乎沒有，而且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我也不例外；當眾挨訓，非常難堪，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但事情過後，不會對老師產生恨意，主要是因為她對事不對人，好了就表揚，壞了就批評，不管是誰；另一方面，她做到無私無我。她的做法沒有私利，不是為了自己，而是讓你儘快達標。無我，可以舉個例子。由於我源於外校，在幾個地方工作過，體檢的手法不標準，也不規範。蔡教授為了讓我儘快達到她的標準，幾次躺在檢查床上當病人，讓我練習……。現在不少導師，也是老闆，既帶學生，也開公司；學生是他們的賺錢工具。蔡教授的教學風格，即嚴肅、嚴格，也不乏溫情，類似舊社會的師徒關係，也像家庭中兩代人的關係，與現在的教授不能同日而語。

每逢節假日，劉、蔡兩位教授喜歡把弟子們叫到家中聚會。由於兩位教授都是老師，到他們家一點也不彆扭。這時，兩位教授也一改往日的嚴肅面容，變得和藹可親。當時他們的家不大，只有兩室半，但大家變忙邊聊、邊吃邊談，像一家人聚在一起，其樂融融。

我畢業後不久，劉教授就去世了，蔡教授也成了我在武漢的唯一老師。我愛人沒調到北京前，每次去武漢，都要去看望恩師，跟她聊聊天。這時的她已經不再是嚴師，而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以前有些誤解，認為她自律得近乎嚴苛，做得甚至不近人情。以前有一位師兄，從東北給她搞來一些木材，她硬是退了回去。畢業後看她時，買點小禮品，總怕她不給面子，給仍出去。但後來發現，她也會“托關係”、“走後門”，有時也能變通。記得有一次，她就托我關照她在蘇聯時的林姓朋友（林老的女兒）。在家庭方面，與我們普通百姓也無異。記得一次她經北京出國，不在賓館住，而是住在她妹妹吉提老師家。吉提老師雖是音樂學院的著名教授，那時在宣武門附近的家也很小。吉提老師也順便在姐姐學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展示了她小時候出國演出的照片。一家人坐在一起說說笑笑，跟大雜院的氣氛沒有絲毫不同。

出國後，一直與老師保持聯繫。老師比較老派，不喜歡用電腦，一開始手寫書信，這幾年年事已高，只能電話聯繫了。記得那天老師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傷感。她說：“下次回來一定來看我，假如我還在的話……”。

介紹一個視頻，是關於老師非凡而又平凡經歷的片子。雖然蔡老師出身於政治世家，但是她平時極少談政治、歷史，更不談她父輩的家事。片子中的有些內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片子的開頭，使人想起了當年紅極一時的葉大鷹導演的片子“紅櫻桃”。

順便說一下，片中提到的關於“鈎端螺旋體性腦動脈炎的”研究成果，是劉、蔡兩位教授的傑作，是他們愛情的象徵。這項成果是母校當年唯一的一項衛生部甲級成果。在當前抗新冠疫情背景下，他們當年的奮鬥精神仍有現實意義。

https://youtu.be/oTfE0_yFCOk

老師，祝您健康長壽，下次去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