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能否結婚：尊重權利但應該看清問題

文松輝

在12月19日的三聯生活周刊上看到這麼一段：你可以結婚，因為結婚是你法定的權利;但你很難結婚，因為校規也許不同意。

在校大學生能否結婚成為今天的公眾話題，引線是今年教育部取消高考報名年齡限制和婚否限制。

2001年4月，教育部發文，對今年報名參加普通高考的考生取消了年齡和婚姻狀況的限制，這使得“在校大學生能否結婚”的問題引起廣泛關注。

之後，在2001年12月7日，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全國高考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瞿振元在一次研討會上表示：過去規定大學生不能結婚，現在恐怕要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應權力下放，大學生可否結婚應由高校說了算，但前提是學校的規定不得與國家的法律發生衝突。這是教育部首次在這一問題上表態。

而真正引起全社會關注和爭論的直接導火索是武漢大學明確表示允許在校生結婚。

據武漢晚報2001年12月12日的一篇報道：武漢大學允許在校生結婚。武漢大學有關領導認為，只要不違背法律法規，大學生提出結婚請求，學校不必橫加干涉。

該消息“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時間在高校之間和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讚揚者比比皆是，責罵聲也是不絕於耳。

在校大學生可以結婚

有人認為武漢大學的態度代表着大的方向，是開明的表現。

他們從法律角度分析在讀大學生結婚的合理與現行規定的違法性，引用了我國民法、婚姻法的有關規定作為論據，如全國人大1980年頒布的現行婚姻法第2條、第4條分別規定：實行婚姻自由制度；只要男女雙方達到法定婚齡，又符合其他法定結婚條件，要求結婚的，婚姻登記機關應予登記，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隨意干預，也不能擅自提高結婚年齡標準。而國家教委1990年發布《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33條、第35條規定：在校學習期間擅自結婚而未辦退學手續的學生，作退學處理；並且被退學的學生，均不得申請復學。分析認為，作為規章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與婚姻法之間的關係，只是下位法與上位法的關係，在關涉結婚的特定問題上，前者必須服從後者。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明顯與婚姻法相牴觸。從法律的角度看：婚姻自由和接受高等教育都是大學生的合法權利。而面對禁止結婚的規定，大學生只有兩種選擇：接受高等教育，就必須放棄婚姻自由權；如要婚姻自由，就必須放棄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兩者必居其一。也就是說，兩種合法權利，必然有一種被剝奪。所以，大學生禁婚令與法律相牴觸是肯定的，說高校禁止在校大學生結婚是不合法的，很有道理。

贊同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是北大法學院賀衛方教授。賀教授認為符合《婚姻法》規定就可結婚。他認為只要符合《婚姻法》規定的結婚的基本要件，任何一位公民，無論他以哪一種身份結婚都可以。如果符合結婚基本條件的在校大學生想結婚，但是學校不同意的情況，可以通過司法過程來解決。學生完全可以提起訴訟，而且勝訴的一定會是學生。武漢大學的做法，不在表面——在校生能否結婚，而具有更深層的意義。

大學生結婚與否由學生自己說了算

也有人認為大學生結婚與否的決定權由大學生自己決定，利弊自度。

因為從現實情況來說，禁止大學生結婚的規定幾乎沒有實際意義。國家完全可以把大學生結婚與否的決定權交給他們自己，利弊自度。影響還是促進學業，那是自己需要去考慮和安排的事。這也能培養能力和責任感，對國家也有利。

眾所周知，由高中直接考取大學的學生一般都是十八九歲。要達到法定的允許結婚的年齡，男生要等到畢業（至少到大四）才符合條件，女生也要到大三。對男生來說，絕大多數人不到法定婚齡自不必說，少數剛滿22周歲而即將畢業的學生，正面臨着就業，哪裡顧得上操辦婚事呢？對女生來說，同樣也面臨着學業和就業的巨大壓力，結婚的問題恐怕也暫時提不上日程。而且絕大多數在校大學生還沒有自立，並不具備結婚的條件。想想大學的錢都是父母出的，一結婚，父母還得給置辦一個新家，負擔太重。再有結婚就得允許生孩子，父母還得跟着你養孫子。而且生孩子期間，丈夫要照顧妻子，妻子得休息，雙方的學業怎麼辦？

更進一步看婚姻，感情和物質缺一不可。雖說如今校園裡愛情泛濫，一對對戀人愛得死去活來，可一畢業，大多還不是好聚好散，各奔東西？海枯石爛的承諾早化作過眼雲煙隨風飄散，曾經的浪漫轉眼間都成了往事。物質基礎就更薄弱了，當今有幾個在校生真正能自食其力？一旦真的成了家，油鹽柴米的煩惱就接踵而至，最終的結局恐怕是學業荒廢，婚姻死亡。婚姻是幸福甜蜜的，但更多的是責任和承諾。年輕的大學生，有足夠的力量去承擔這份責任嗎？

再看一下現在城市人口的實際結婚年齡，早已大大超過法定允許的年齡。由於就業、收入、住房等實際問題的制約，晚婚晚育已經為城市青年男女廣泛接受。且不說在校大學生，就是已經畢業的大學生們，走出校門兩三年內結婚的也不多，又有幾個大學生尚未畢業就急着結婚呢？

正如報道所說，“儘管社會上談論得轟轟烈烈，大學生自己卻表現平靜，很少有人表示準備在校結婚”。既然禁止與不禁止的效果幾乎沒有多少區別，又何必讓一個有違法之嫌的規定維持下去呢？國家完全可以把大學生結婚與否的決定權交給他們自己，利弊自度。影響還是促進學業，那是自己需要去考慮和安排的事。這也能培養能力和責任感，對國家也有利。

應該限制大學生結婚

還有人認為限制大學生結婚的基點是保障大學生更好地實現求知權。這一觀點的人士認為高考取消婚姻限制是情非得已的選擇，也是一個進步，是公民受教育權利的一種歸位，其立足點是教育平等，體現了一種人文關懷。教育部一再放寬對參加高考考生的限制，其最終目的是為構建終身教育體制，滿足人們的求知慾望，而大學生自己如果不珍惜學習機會玩起了“過家家”，實在是本末倒置。所以限制大學生結婚的基點是保障大學生更好地實現求知權。

學生家長方國慶就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學府與社會上其他機構有本質區別。到大學來做什麼？當然是求學。不難想象，如果就讀大學生在學校組建婚姻家庭，將會給高校教育製造多大的混亂。婚姻家庭的拖累，會大大限制知識的獲取和自身素質的提高。提前使他們背上沉重的家庭責任，將會讓校園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僅從這一點看，對權利的適當限制也是必要的，因為它保障了別的權利的充分實現。

思考：在校大學生可以結婚可能引起的問題

首都師範大學教育學專家康麗穎認為:“一個大學生從性成熟到結婚條件成熟還有很長時間，容易出各種問題。他們進入婚姻的社會支持顯然不足，自身的人生閱歷也比較淺。在這種情況下，高校可以默認一種非事實婚姻(大量學生在校外租房同居)，但不能同意事實婚姻，因為事後的更多現實問題，誰也不能保證。”

事實上，允許已婚人士到高校學習，與“允許高校在校生結婚”不可同日而語，已婚人士到了高校仍要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仍要遵守“大學生守則”。當然，我們也要充分正視這樣的現實，現代人的思想急劇開放，生理和心理也趨向早熟，小學生“性早熟”，中學生“早戀”，而大學生則“同居”。尤其是大學生，談情說愛偷吃“禁果”乃至變相“同居”，早已不是稀有現象。允許高校在校生結婚必然會加劇“結婚”現象的發生。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必將給學校、社會和大學生自己帶來無限的尷尬、困惑和煩惱，由此引發的校園問題乃至社會問題都是難以預料的。所以我們不能把思維僅僅停留在“要不要發生”和“會不會發生”上，而要拓展到“如果發生了怎麼妥善處理”的預案上。首當其衝的就是住宿，為了照顧這些“學生夫妻”，學校難道要建幾幢“學生夫妻樓”或者是給這些學生發放住房補貼以解決其安家問題嗎？如果“學生夫妻”發生爭執、出現家庭暴力等問題，校方如何處置，難道還要在行政大樓里另設一個“學生家庭調解辦公室”嗎？如果“學生夫妻”不慎做了“學生爸爸、學生媽媽”，學校是不是還要給她們放幾個月產假呢？學校的功能是科研和教育，如果允許大學生結婚，勢必會對學校的人力、財力分配產生影響，在目前我國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其帶來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對本科生能否結婚的問題應相當謹慎，學生結婚如何審批？宿舍如何分配？已婚學生日常如何管理？如果有小孩怎麼辦？儘管可以認為真正結婚的大學生會極少，但還是應把這些問題都考慮清楚了，有個妥善的對策再作決定。因為教育部一個小小的規定，可能會帶來很多新的管理問題。社會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這一環放開了，其他的配套跟不上，產生無窮的後遺症將來怎麼辦？難道還要重蹈西方社會在七八十年代提倡性解放的教訓嗎？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一代孩子，目前已成為西方國家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的父母在自己都還年幼的時候生下了他們，這些年輕的父母並不知道怎么正確地撫養與教育孩子，因為過早地進入這場家庭遊戲，他們在各方面都顯得經驗不足，而這些問題很可能惡性地遺傳給下一代。到那個時候再去補救，再去滅火嗎？國家在發展中遇到這種問題還少嗎？再也不能了，現在人的眼光應該放長遠點，社會應該在尊重權利的同時看清問題。

本人認為：尊重權利的同時應該看清問題。

為了大學生專心於學業，同時減輕高校管理上的壓力，在校大學生晚婚晚育確實應該提倡，但不能作出與現行法律相牴觸的強制性規定。也就是說大學生應該可以享受婚姻自主權。

當然，我們很欣喜的看到教育部認為現在要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並表示大學生可否結婚應由高校說了算，近日從教育部傳來新的消息說，大學生在校期間能否結婚的有關規定，將在充分調研論證的基礎上作出新規定。

我們期待着決策者的下一個創舉，賦予大學生“婚姻自由權”，當那未走完的一步徑直向前落下時，掌聲定會響起。同時，我們也呼籲社會多考慮一些由此帶來的實際後留問題，給教育部和高校一些諒解，給他們一些時間，以便於儘可能完善的走好這一步教育制度改革。(人民網北京12月21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