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凱：魯迅為什麼對“流氓”如此深惡痛絕

2021年，魯迅誕辰140周年，引發研究和紀念的新熱潮。魯迅於1936年10月19日去世以來，有關魯迅及其文學的研究汗牛充棟，新資料的發掘整理出版似乎趨於窮盡，但人們還在談論魯迅，不僅涉及過去，也指向現在和未來。
魯迅去世後不久，蔡元培、許壽裳、茅盾等人組成了編委會，由許廣平具體負責開始編纂《魯迅全集》。1938年出版的第一代《魯迅全集》頗具權威性，被稱為出版史上的奇蹟，收錄了魯迅的大多數著作，但沒有書信和日記，不完整。1950年由馮雪峰負責，着手編篡有注釋的新版全集，從1956年至1958年出齊了第二代《魯迅全集》，收入部分書信。其後由大批學者參與勞作，增補了內容，修訂了注釋，又先後推出了1981年版和2005年版全集，形態比較完備，但翻譯、輯校、美術等作品未編入。
2011年在魯迅誕生130周年之際，由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了《魯迅大全集》。第三代《魯迅大全集》是40多位專家和學者歷時數年、辛勤耕耘的成果，編入了魯迅的創作、翻譯、學術、古籍整理、繪畫、書法、畫冊編纂等，相較前幾代全集更完整。大全集還依據學界的研究成果，首次收錄了近百個新文本，還以附錄的形式收錄了魯迅的演講記錄稿和同代人回憶中轉述的魯迅話語。其中，演講記錄就有20多篇。比如，1926年在廈門大學演講《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在集美學校演講《聰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屬於傻子的》，1927年在中山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讀書與革命》，1931年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演講《流氓與文學》等，足資參考。
有關《流氓與文學》的演講，據《魯迅日記》記載，1931年4月17日“往同文書院講演一小時，題為《流氓與文學》，增田、鐮田兩君同去”；4月24日“上午收到同文書院車資十二元”作為酬謝。全集注釋稱：“同文書院，全稱東亞同文書院，日本東亞同文會創辦的學校，校址在上海虹橋路100號，當時校長為大內暢三。魯迅當日往講《流氓與文學》，講稿佚。”
增田，指增田涉（1903年10月12日－1977年3月10日），魯迅的學生和友人，當時為了把《中國小說史略》翻譯成日語而在上海接受魯迅的個人指導。增田涉最早將《中國小說史略》這部經典著作完整地翻譯成日文，於1935年在日本出版；他同時根據魯迅口述寫了日文《魯迅傳》初稿，經魯迅先生親自改閱後，首發在日本《改造》雜志1932年4月特別號上。1931年12月增田回國時，魯迅親筆題贈辭別詩：“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卻折垂柳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1935年，增田涉與佐藤春夫合譯《魯迅選集》，由岩波書店出版。增田涉回憶，1936年他第二次去上海時，魯迅曾表示想重訪年輕時留學過的日本，特別想重遊仙台，還希望去東京的“丸善書店”看看。在魯迅身後，增田涉參加了日本改造社版《大魯迅全集》的翻譯工作。後歷任島根大學、大阪市立大學、關西大學教授，是日本知名的魯迅研究家。
鐮田，指鐮田壽，東亞同文學院畢業生，時任內山書店的會計。1930年3月，24歲的弟弟鐮田誠一前往上海，經哥哥鐮田壽介紹在內山書店任職員，也與魯迅相識。鐮田兄弟對魯迅一家多有幫助，相知很深。1933年7月，鐮田誠一因病回國，於1934年去世。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中曾提及：“臨末我還要紀念鐮田誠一君，他是內山書店的店員，很愛繪畫，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覽會，都是他獨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時候，則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屬，以及別的一批婦孺逃入英租界。”鐮田誠一在遺書中寫下“希望我的墓碑朝着上海的方向”。魯迅專門撰寫了《鐮田誠一墓記》碑文贈與其家人，稱他“出納圖書，既勤且謹，兼修繪事，斐然有成。中遭艱巨，篤行靡改，扶危濟急，公私兩全。”在魯迅去世後，鐮田壽非常懷舊。許廣平在1956年8月和1961年4月兩次訪日，鐮田壽都趕往會面。1972年，鐮田壽撰寫了《魯迅和我》的回憶文章，稱“魯迅是一個熱愛自己民族、熱愛自己國家的人。正因為愛，所以就毫不寬容地指責與痛罵它的缺點和弱點，奮筆先天下之憂而憂。”他說：“對我來說，魯迅先生有慈父般的眼睛，慈父般的容貌，而不是橫眉的烈士、革命家、寫作《阿Q正傳》的大文豪。”
東亞同文書院，中日近代史上的名校之一。1899年誕生於南京，1901年遷至上海，經歷了私塾、專門學校、大學等不同時期，1945年隨着日本戰敗而閉校，也是現在的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和愛知大學的前身。1917年4月-1937年9月之間，書院校舍位於徐家匯虹橋路100號，長達20年。據同文書院二八期生回想錄《續千山萬里》序文介紹：“東亞同文書院並不僅僅校舍在上海，學生包括各道府縣的公費生，還有滿鐵、每日新聞、住友等大公司的委託生，以及私費生。與日本內地的學校不同，同文書院不屬於文部省，歸外務省管轄。由於匯集了從北到南的各個道府縣的學生，猶如日本方言的集市。”1937年7月，日本發動侵華戰爭，9月15日上海市警察局接收了同文書院，10月徐家匯校舍被戰火燒毀。物產館存放着從各地搜羅的8千餘件物產樣品遭毀壞，圖書館被燒毀，包括日文書25000余冊，中文書52000余冊，西洋書8200余冊，共計85300余冊。書院校舍經此炮火襲擊，基本上盪然無存。
在徐家匯校舍被毀前的20年，算得上是東亞同文書院的全盛時期。據記載，1924年，泰戈爾來校；1926年10月，近衛文麿來校；1929年6月，犬養毅、頭山滿來校講演。值得關注的是，1927年12月，胡適來校舉行特別講演，題為《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講解了顧炎武、顏元、戴震、吳敬恆的學說；1931年4月，魯迅來校特別講演，題為《流氓與文學》，揭露了“流氓”的歷史，表達了對“流氓”的深惡痛絕。魯迅本次講演沒有文字稿，後人對內容缺乏了解。所幸當時在場的中國人老師做了記錄，後來作為學生默寫的教材。當年有兩位學生的默寫筆記留存下來，60年後重現天日。1991年12月25日，日本《飈風》第26期披露了這次演講的記錄。
近期，杏林大學小山三郎教授為霞山會發型的雜志《Think Asia》撰稿，回顧了事情的原委。當時，東亞同文書院的鈴木擇郎教授早年曾在北京大學聽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講義，他在內山書店邀請魯迅赴同文書院，為他開設的“華語特別講義”課程開講，魯迅當場允諾。不過，鈴木教授在北大僅聽過魯迅用浙江方言講課，在內山書店則用日語交流，他對於魯迅的國語口音究竟如何並無把握，很是不安，只是希望學生們能耐心聽講。魯迅後來在《南腔北調集·題記》中自嘲曰：“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可為註腳。
查了一下，鈴木擇郎（1898年-1981年），栃木縣出身，東亞同文書院第15期生。日本漢學家，東亞同文書院教授、愛知大學教授。1942年出版了《張謇自訂年譜》(內山書店)；1951-52年，參與翻譯了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月曜書房、角川文庫)，附有簡要的《老舍年譜》。為此曾寫信給老舍，經老舍作了“必要的修正”(《老舍集》)。1968年退休，因編篡《中日大辭典》而獲得中日文化獎。
回到演講當天，距今90年前，魯迅面對同文書院最高的四年級生，即二八期學生，聽眾包括學生40-50名，教師6名，魯迅的同行者增田涉和鐮田壽，以及一名中國人。據學生回憶稱，魯迅演講的聲調，是帶有浙江口音的北京官話，並非雄辯家那樣具有說服力的語氣，而是循循善誘地講清楚自己觀點主張的語調，同日常在內山書店與內山完造夫婦歡談的模樣並無二致。然而，魯迅為什麼要對一班年輕的日本學生演講《流氓與文學》這樣沉重的話題，頗值得探討。
魯迅的演講系自由選題，一方面自然從他念茲在茲的日常最為熟悉、研究頗有心得的話題出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時事慘案的壓迫而有感而發，現實的血讓人不寒而慄，公開的演講給了魯迅一個出口。從這兩方面來理解，共同指向的交匯點則是魯迅深惡痛絕的“流氓”，所謂“流氓一得勢，文學就要破產”成為演講主題。
魯迅對流氓行徑的揭露、對流氓意識的痛批可謂一以貫之，在此前後進入一個高潮。魯迅的雜文《流氓的變遷》於1930年1月1日發表於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簡練剖析了從古至今的“流氓”是怎樣煉成的，後收入《三閒集》。1931年4月17日，魯迅應邀往同文書院講演《流氓與文學》，內容是前文的延續，惜乎講稿未做收錄。
不久之後的7月20日，魯迅又在上海的社會科學研究會發表了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這是與1927年7月在廣州發表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齊名的兩篇最著名的文學演講。魯迅在“一瞥”中，以“才子加流氓”的概念批判了相關的海派作家、文學社團和文藝風氣。原文於7月27日和8月3日首發於上海的《文藝新聞》第20、21期上，後收入《二心集》。該文由增田涉翻譯為日文，成為在日本期刊上發表的第一篇魯迅的雜文。日譯稿引起了當時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的激烈反應，促使他撰寫《創造十年》一書來回擊與辯駁。這些都是另話了。
對於中國“流氓”的歷史，魯迅是頗為留意並多有論及的。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就開門見山指出：孔墨都不滿於現狀，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說動人主，而那用以壓服人主的家伙，則都是“天”。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司馬遷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亂”之和“犯”，決不是“叛”，不過鬧點小亂子而已，而況有權貴如“五侯”者在。
魯迅繼而揭露那些等而下之的流氓的嘴臉：“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發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盪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
而在同文書院面對日本學生演講《流氓與文學》時，魯迅對“流氓”做出了明確界定：“流氓等於無賴子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該文中的“無賴子”、“壯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語詞彙，即無賴、流氓、痞子的意思。文稿使用日語詞彙，或與此文先期刊發於日本有關，在“三百代言”以外，他如“無賴子”、“壯士”等稱謂，中國古已有之，也作流氓解。
魯迅在演講中進一步分析稱：司馬遷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由此可見儒和俠的流毒了。“凡是一個時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機而起，鬧的亂七八糟，一塌糊塗，甚至於將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時候也不少。像劉備從前就是一個流氓，後來也居然稱為先主；劉邦出身也是一個流氓，後來伐秦滅楚，就當了漢高祖；還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魯迅曾多次說到過張獻忠的殘殺和濫殺，視為一種政治性“流氓行徑”。後來在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魯迅寫道：“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明其妙。”魯迅用“無賴兒郎”來稱呼明代帝王，斥其大都具有流氓氣，尤以“開國之君”朱元璋為最，魯迅的輕蔑態度可見一斑。
在本次演講中，魯迅為日本學生舉例講解了什麼是“流氓”行為：這就和劉備禁酒一樣。劉備說，凡查着有釀酒器具的就把他殺了，有一個臣跟他說，凡是男人都該殺，因為他們都有犯淫器具。可是他為什麼行這種野蠻的手段呢？就是因為他出身微賤，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這種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譏訕誹謗。這種情形在從前還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賤，後來當了皇帝怕人家輕視，所以常看人家文章。有一個人，他的文章里頭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認為這句的意思是“禿天子之下”，因為明太祖本來當過和尚，所以說有意侮辱他，就把這個人給殺了。像這樣兒，還能長久麼？所以說“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
那麼，流氓和文學又有什麼關係呢？魯迅揭露現實道：就是說流氓一得勢力，文學就要破產。我們看一看，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新的文學還能存在麼？嗐！早就滅亡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新的計劃，恐怕也“無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復舊，所謂“不進則退”就是這個意思……為什麼在革命未成功的時候，說人家“吃大菜，抽大煙，娶小老婆”是不對的，一旦自己有了錢也是這樣，這就是因為他的目的本來如此。他所有用的方法也不過是“儒的詭辯”和“俠的威脅”。
在現實社會中，國民黨政府的禁言和濫殺更比秦始皇還要“流氓”得多。魯迅說，從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種刊物，比較都有點左傾赤色，現在全被禁止了。聽說在禁止之前，就暗地裡逮捕作者，秘密槍斃，並且還活埋了一位。嗐！你瞧！這比秦始皇還厲害若干倍哪！
魯迅在演講中提到的逮捕、槍斃甚至活埋，係指1931年2月7日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龍華看守所發生的秘密槍殺事件，共有24人罹難，死者身份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共青團團員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家，史稱“龍華24烈士事件”。其中，有魯迅熟知的左聯五位年輕作家，即胡也頻、柔石、殷夫、馮鏗、李偉森。魯迅得此消息，寫下了《無題》詩，表達了無盡的悲憤：“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眼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魯迅還陸續寫下《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柔石小傳》(最初發表於1931年4月25日《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後收入《二心集》)。
就在紀念專號發刊前一周的4月17日，魯迅去東亞同文書院演講，自然不會迴避如此敏感而沉重的話題。據回憶，面對學生的提問，魯迅特別談到左聯作家被害的情節，在黑板上寫下了“生埋(生き埋め)”文字，即“活埋”，抨擊國民黨政府對左翼文化的摧殘和壓迫就是“比秦始皇還厲害若干倍”的流氓行徑。當時的魯迅眼中含淚，給人留下了強烈印象。即使兩年以後，魯迅依然難以忘卻，“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他寫下了名篇《為了忘卻的記念》(首發於1933年4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六期，後收入《南腔北調集》)，繼續揭露當局的流氓行徑和法西斯罪行，悼念死難戰友，稱頌他們的革命精神和文學成就。
不過，關於龍華秘密槍殺事件的經緯，魯迅未必了解全貌。魯迅的摯友、31年2月起接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囿於組織紀律也沒有告訴魯迅過多詳情。據記載，當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持下成立臨時中央委員會，打着“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和“反對調和主義”旗號的王明進入政治局，實際掌控了領導權。
17日上午，左聯黨團召開黨員會議，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不少黨員對四中全會有看法，質疑會議的合法性，負責傳達會議內容的潘漢年表示只傳達不解釋。下午，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林育南、李雲卿、彭硯耕、蘇鐵等8人在三馬路東方旅社出席黨的秘密會議時，遭告密被租界捕房逮捕。之後，當局又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華特路同興里325號、華特路華運坊、武昌路630號等處抓捕“共黨嫌疑份子”共36人，罪名是“秘密會議，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這些人多數不同意米夫和王明的做法。19日上午，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開庭審訊，後投入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牢房。
2月7日，中共早期青運領導人林育南、早期工運領導人何孟雄、龍大道等重要幹部，以及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等24人，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刑場被秘密處死，五人被活埋，其餘被槍殺。12日，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機關報《紅旗日報》報道了龍華受難烈士的消息。
後來的研究和證據都傾向於認為，當時把持中央的王明一派利用工部局和南京國民政府製造了這次事件；主流意見也認為問題出自黨內，事件原因基本可以歸納為“叛徒出賣說”和“黨內陷害說”兩種論調，甚至直指這是王明派對黨內反對派何孟雄等人的借刀殺人，龍華24烈士是“黨內鬥爭的犧牲品”。如此險惡的政治環境，以告密和出賣為手段的另類“流氓”行為，絕不是魯迅所能想象的。可見，魯迅所深惡痛絕的“流氓”行為，背後還有更深厚的時代土壤、更復雜的政治背景。
數月後，魯迅公開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更是揭露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社會流氓的嘴臉。他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於也頹廢得快。倘在文人，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魯迅繼續痛批：“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着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饉狀態。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並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的擺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十足，還可笑。這正如上海的工人賺了幾文錢，開起小小的工廠來，對付工人反而凶到絕頂一樣。”
此外，“現在的統治者也神經衰弱到像這武官一樣，什麼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進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卻用着更厲害的流氓手段：用廣告，用誣陷，用恐嚇；甚至於有幾個文學者還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圖得到安穩和利益。因此革命的文學者，就不但應該留心迎面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復的暗探了，較之簡單地用着文藝的鬥爭，就非常費力，而因此也就影響到文藝上面來。”
魯迅晚年寓滬十年，對上海灘的“流氓文化”感受深切、批判痛烈。在1933年的《“吃白相飯”》（收入《准風月談》）一文，魯迅揭露此類人的混世手段“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但“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為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魯迅概括的“吃白相飯”三部曲，堪為社會流氓混世的教科書，與政治流氓、文化流氓互相應和，把社會搞得烏煙瘴氣。魯迅晚年在書信中寫道，“上海不但天氣不佳，文氣也不像樣。這里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卻並沒有。”（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
以上種種論述連綴起來，可以勾畫出魯迅對流氓文化、流氓意識、流氓行徑的深惡痛絕。魯迅痛批“流氓”，不僅面向國內的文壇和民眾，也對日本學生說，也對美國讀者講。1931年4月，魯迅在東亞同文書院對日本學生演講“流氓與文學”，可能有些缺乏針對性，但恰恰說明了當時的魯迅受到周遭黑暗環境的壓迫，身處情郁於中、不吐不快的狀態。1931年4、5月間，魯迅應史沫特萊之約，為美國雜志《新群眾》寫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文，面向世界揭露國民黨的專制暴行。他明確表示，“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儘管史沫特萊擔憂此文發表後會給帶來安全威脅，而魯迅表示：“這幾句話，是必須說的。中國總得有人出來說話！”
魯迅的文化硬骨和嫉惡如仇，使他不會與任何權貴勢力妥協，也讓古今一切“流氓”在筆下都無所逃遁。事實上，魯迅的作品和敘述不是靜默的文本，不是冰冷的歷史，而是適合於現實映照、精神體驗、心靈共鳴的火種。閱讀魯迅就是一個感性澎湃的過程，會引發血脈的涌動、靈魂的交契。魯迅的筆端寄寓着坦率和誠實，刺破了流氓氣、無賴氣的社會邪惡，書寫着不畏權力、不趨名利的真實人生。
魯迅的文學生涯與思想路徑，與“閘門”和“鐵屋”兩個意象緊密相連。夏濟安評價魯迅擁有“肩住黑暗閘門”的形象自覺和使命感，為了放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李歐梵探究魯迅真實的心路歷程，揭示出內在的深刻悖論與矛盾，喻之為“鐵屋中的吶喊”。日本學者竹內好認為，魯迅的批評是匕首，在投向敵手的同時，也深深刺進自己的腹中。他在《作為思想家的魯迅》中指出：“魯迅不相信善能對抗惡。世界上或許有善，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自身卻不是。他與惡的戰斗，是與自己的戰斗，他是要以自毀來滅惡。在魯迅那裡，這便是生的意義。”這就是魯迅終其一生保持批判精神、鬥爭精神、犧牲精神的真相，所謂“流氓”就是在他眼睛裡容不得的那些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