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慶來

熊慶來，字迪之，我國現代著名數學家兼教育家。早年留學法國，1926年應聘來清華學校負責創辦算學系，歷任系主任、理學院代理院長、地理系代理系主任等職，在教學制度、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均最先採用近代國際先進體系，並創辦我國第一個正式的數學研究機構——清華大學算學研究部，是我國近代高等數學教學和研究事業的先驅者之一，又是近世學界著名的“伯樂”，一生發現和特殊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熊先生在科研方面成果豐碩，是我國少數被國際上用個人名字命名重要學術成果的學者之一。

熊慶來，1893年10月20日（清光緒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生於雲南省彌勒縣息宰村。祖父名鳳祥，父名國棟。熊氏祖輩曾以經營蔗糖為業，漸漸購置了一些土地，成為村裡的富裕之戶。至國棟一代，開始從“公務”，曾歷任教育（先後擔任雲南省巧家縣和趙州縣主管教育的小吏——“教導”）和水利方面的基層小吏。

熊慶來幼時深得長輩的器重，方啟蒙，父親就請兩位受過新式教育的朋友兼作他的家庭教師。1907年，14歲的熊慶來被帶到昆明求學，先考入雲南方言學堂（後改稱“雲南高等學堂預科”），1909年畢業後升入“雲高”本科，1911年又考入英法文專修科專攻法文。在昆明求學期間，他既學得了新知識，又受到新的社會思潮的影響。當時清政府腐敗無能，帝國主義侵略肆無忌憚，一次次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熊慶來的幼小心靈中埋下發憤圖強的種子。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推翻了腐敗的君主政府，消息傳到昆明，熊慶來立即剪掉辮子，以示對革命的嚮往。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並沒有使中國人民真正擺脫痛苦的命運。在昆明，熊慶來仍然經常看到帝國主義者高踞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現象。他決定走“科學救國”的道路。

1913年，雲南省政府要選拔一批學生赴歐美等國留學，熊慶來欣然前往應試。在幾百名考生中，他名列第三。這年6月，他遠涉重洋來到歐洲，進入比利時的包芒學院（Institute Paumant）預科。他原打算在這裡作些準備，來年報考一個著名大學專攻採礦專業。不料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914年8月，德軍進入中立的比利時，18天后，比利時國土全部淪陷。熊慶來跟着難民逃離了比利時，途經荷、英輾轉到了法國。在顛沛流離中，他不幸染上了肺病。身體失康，不得不放棄學採礦的夙願，進入巴黎聖路易中學（Lycee Saint Louis）數學專修科，改學數理。

在巴黎，局勢相對安定些。熊慶來便全身心地投入學習。他牢記故鄉師友對他的殷切期望：“廑念祖國危亡，雲南尤殆，要勵志向學，勿浪擲分寸光陰，務以造就有用之學回來報效祖國”（見許建初：《懷念老校長熊慶來》，載《雲南大學》，1983年10月20日）。他以“臥薪嘗膽”的精神刻苦攻讀。那期間，雲南省政府按規定每月應匯給他“龍圓”100元，但國內局勢動亂不已，匯款經常中斷，他不得不節衣縮食。巴黎繁華的社會，絲毫動搖不了他的勤學意志。他在一封家信里寫道：“酒店、戲院、舞廳，男不喜入；光陰易逝，努力讀書為要。……”從1916年至1920年，他先後就讀于格洛諾布爾（Grenoble）大學、巴黎大學、蒙柏里（Montpellier）大學、馬賽大學等。1916年獲格洛諾布爾大學高等數學證書，1919年起分別獲得各大學的高等分析、力學及天文學證書，並獲得理科碩士（Licencees Sciencs）稱號，1920年獲得馬賽大學的高等普通物理學證書。

1921年，熊慶來學成回國。為了報答故鄉人民對自己的栽培，他先在雲南工業學校和路政學校擔任物理和數學教員。半年後，他應南京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的禮聘，到該校創辦算學系。1921年秋到校，立即被委任為該校算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時還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大學教授）。後來他回憶說，他被聘來東大，曾有三個出乎意外：第一，他意外地接到了“東南”的聘書；第二，他原以為來“東南”至多也不過先作一位講師，但卻意外地被任為教授；第三，對於他這樣一個剛剛畢業回國的青年人（當時只有28歲）來說，如果說做一位普通教授還不是完全沒有先例的話，那麼做一位正規大學的系主任，則怕是絕無僅有的了。所以當時有人慨嘆說：“這件事反映了被聘任者的果敢和勇氣；當然，這首先反映了聘任者郭秉文的果敢和勇氣。”熊慶來先生是我國近代學界最著名的“伯樂”（這一點我們後面將重點介紹），而這時，他正是首先作為“千里馬”被另一“伯樂”發現的。

初來“東南”，缺乏師資（當時“東南”只有熊先生一個人是教授，孫光遠先生當時還是助教），沒有教材，更沒有辦學經驗。到校後，他既須立刻開出多門課程，又要多方籌劃建系工作，其困難和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見的。但熊慶來卻認為，這正好是他施展才能的良機。於是，他全心身地投入這項艱巨而光榮的創業工作。白天，他和學生們一起“滾”在教室里，晚上的時間，就充分地用來編寫講義。那時他正患嚴重的痔瘡，不能坐下工作，他只好趴在床上艱難地寫作。沒有國內參考教材，他只能借鑑外國的有關教材，結合國內實際情況進行編寫。接連完成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方程式論》、《解析函數》、《微分幾何》、《微分方程》、《動學》、《力學》、《偏微分方程》等等。他不知疲倦地教學，不知疲倦地編寫，從1921年到1926年5年時間裡，他一共編寫了十幾種講義，其中有的後來被選為大學叢書，成為國內大學理工科的正式教材。

作為一位慧眼識英才的“伯樂”，熊慶來這時即已開始表現出來了。嚴濟慈、胡坤升、唐增經等都是他在這個時期的高足。嚴濟慈在“東南”讀書時學習勤奮，成績優異，但經濟困難。熊先生就多方給以資助；1923年嚴濟慈畢業時，成績突出，宜於出國深造，但經濟力量達不到。熊先生和幾位先生一起商量，共同出資幫助他出國。熊先生本人捐助自己工資的一半。……

1926年，熊慶來接到北京清華學校的聘書，聘請他來校擔任大學部算學系的創建工作。後來他回憶起當時接受聘請時的心情說：“……當時是葉企孫拉我來的。我當初擔心只我一個留法的，不好相處。後來，來了還不錯。其後，我要到雲南大學去，清華還不放，我是以請假的名義才去的。”

熊先生到清華後，以其深湛的學識和優良的學風，很快就受到全校上下一致的愛戴。

熊先生初來時，舊制“游美預備部”還未結束，曾遠榮、趙訪熊都上過他的課。但他的主要時間和精力還是放在大學部算學系的教學和系務上。他來校前，算學系即由老數學家鄭之善先生負責開始籌備，但系內師資十分缺乏，除鄭先生外，只有兼任講師二人（潘文煥、羅邦傑），助教一人（胡坤升），但他們都不能開高等數學方面的課程。這方面的課程如“近世幾何初步”、“微積分”、“微分方程”、“方程式論”、“高等幾何”、“近世代數”、“高等分析”、“分析函數及橢圓函數”、“微分方程式論”、“微分幾何”等幾乎全部都由熊先生開出。另外，還要開“理論力學”等課程。

從1928年起，熊慶來接替鄭之若先生擔任算學系主任。這時本系才開始有了3個年級（但學生總共只有7人）。這以後陸續聘了教授孫光遠、楊武之，教員周鴻經、唐培經等，他們分擔了熊先生的一些工作，並陸續開出了高深的課程。還在1929年，新建不久的算學系就曾試招研究生，為成立研究所做準備，但未錄取一人；1930年，再次試招，錄取了陳省身、吳大任兩人，但因建所條件不成熟，又均休學一年，所以直到1931年，才正式成立了清華理學研究所的數學部，使以培養高級人才為目的的清華算學系初具規模。1930年，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先生休假出國，熊先生受託代理理學院長，並曾一度兼任地理系主任的職務。這就使他的工作更加繁忙。

當時的清華理學院，除算學系外，各系在教學與科學研究上，大都以實驗科學為主要發展方向，這在當時國內實驗科學尚不發達的狀況下，是比較先進的。但算學系沒有實驗室，所以在教學上比較注意對學生的運算能力的訓練，把它作為使學生掌握與運用數學理論和擴大數學科學視野的主要手段，習題份量多，也較繁重，但對於質地較高的清華學生的提高來說，都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在課程方面，當時算學系只有“純粹數學”課程，而沒有實用數學課程，這時期理學院開出了幾門反映當時最新科學成就的新課程，對於在國內傳播最新科學知識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熊慶來親自開出的“近代微分幾何”。他編的教材《高等數學分析》水平很高，內容豐富，邏輯嚴密，是發揚了法國數學的特長（在分析方面，法國當時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被定為大學叢書，和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陳楨的《普通生物學》等一起，被認為是當時國內理科方面高水平的中文教科書。

1931年，國際數學會在瑞士召開世界各國數學家會議，熊慶來作為中國代表前往蘇黎世出席會議。第二年，正好輪到他休假，會議結束後，他就再次來到巴黎，從事為期一年的研究深造。當時他還沒有博士的學銜，他決心結合這次研究撰寫一篇博士論文，以取得這項學銜。

這期間，歐洲數學正處於“攻堅”階段。在函數論的研究中，可分為有窮級函數和無窮級函數兩個分支。歐洲數學家波萊爾（Borel）曾在有窮級整函數的值分布問題上，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取得了完美的成果。數學家布魯門達爾（Blumenthal）曾對無窮級函數進行了研究，但是沒有取得能和波萊爾有窮級函數理論相媲美的結果。熊慶來決定把這個題目做為自己“攻堅”的對象。他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房子，將兒子秉明帶在身邊上中學，並協助料理日常生活，便開始了他的具有劃時代性的研究工作。他首先證明奈望利納（Nevanlina）所引入的函數f(z)為逐段解析函數，並在此基礎上作成無窮級亞純函數的一般理論，此理論有二特點：（1）包括所有無窮級亞純函數與無窮級整函數；（2）就整函數而言，其表達式的精確性同于波萊爾關於有窮級整函數的研究，而優於布魯門達爾的結果。在這個研究的基礎上，他寫出了他的博士論文《關於整函數與無窮級的亞純函數》（Sur les fonctions entiereset lesfonctionsmeromorphesd' ordre infini），先後在《法國學術院每周報告》和維臘教授主編的《算學雜誌》上發表，受到了數學界極大的關注。1933年因這篇論文的科學水平，熊慶來獲得法國國家理科博士學位；他所定義的無窮級，被國際數學界稱為“熊氏無窮級”，又稱“熊氏定理”。

1933年，熊慶來仍然回到清華大學擔任算學系系主任，又把清華算學系的發展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廣聘賢能，加強情報資料工作，購置大量圖書、期刊和名家著作。另外，他還於1936年主持創辦了《中國數學會會刊》（即現在《數學學報》的前身），為數學研究開闢了發表論文和探討問題的園地。在他的主持下，清華數學系很快就發展成全國第一流的數學系，薈聚了一大批傑出的人 才。教師中有鄭之蕃、楊武之、趙訪熊、曾遠榮、孫鎕、戴良謨、周鴻經、陳鴻遠、吳新謀、李杏英、徐賢修、華羅庚、莊圻泰、段學復等；學生和研究生中則有陳省身、吳大任、許寶騄、施祥林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慧眼識羅庚”和延聘國際上著名的數學大師哈達瑪、維訥來清華算學系執教兩件事。前者筆者在本書所收《華羅庚》一文中，已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哈達瑪是熊慶來兩次留學法國時的良師和摯友，用熊慶來本人的話說，是“國際上數一數二的學者”，他來校時身兼巴黎大學副教授、法國中央實驗學校教授、巴黎法蘭西學院教授、法國國家學術院會員、世界算學會副會長、世界算學教育委員會會長等要職。他的應邀來清華講學，成為當時轟動中國科教界的一件大事。哈達瑪抵京時，由校長梅貽傳、理學院長葉企孫和熊慶來本人親自到北平車站迎接，熊慶來還為《科學》雜誌撰寫了題為《哈達瑪氏學術方面之經歷及工作》的文章，向國內學界介紹哈達瑪在近代數學研究中的重大貢獻。1936年4月26日，在清華大學建校25周年慶祝會上，哈達瑪作了題為《關於數學任務的幾點感想》的學術報告。哈達瑪每周為教師和研究生講課3次，主要講授偏微分方程，華羅庚、吳新謀、許寶騄、莊圻泰等人都曾親聆教誨。哈達瑪的講稿由吳新謀整理後，又經哈達瑪本人多年的補充和完善，寫成了《偏微分方程論》書稿，為了表示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哈達瑪干1964年（哈達瑪於該年逝世）特將書稿送到中國，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現已成為世界各國研究生的教科書。維訥來清華時，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教授，對於近代數學的應用，貢獻尤豐。他當時來清華是由算學系和電機系合聘。他後來被譽為現代控制論的創始人，而他本人則把他在清華電機系與李郁榮教授合作研究電網絡的成果看做是他畢生對控制論研究成就的起步。

在清華，熊慶來擬定了一套發展清華算學系的計劃。他回憶說：

當時，我很想把清華數學系造成一個學術中心，集中一些優秀青年，要他們做助教，加以培養，如柯召原是廈門大學學生，我就把他找來清華念書。當時我還極力注意把清華造成研究環境，圖書期刊很充實。 1935—1936年還請到哈達瑪（國際數學界數一數二的學者）和維訥來校講學，學術空氣很濃厚，當時北大、師大的一些人也來聽講。對學生的培養我們強調“學與思並重”，注意學生獨立鑽研，學而不思是不行的，學與思要結合。我們出題都是出大題目，有啟發性的題目。只讀教科書，如 KlaC、 Shiky的教科書，寫得天衣無縫，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故要在習題上多啟發他們看得開闊些。但太廣也不行，必須使學生逐步接受經典。對青年培養還要教導他們謙虛，不要驕傲自滿，有了點成績就自滿是學不好的。……
對天才學生，我們注意讓他自力工作。如華羅庚，就是給他創造條件，如讓他隨班聽課、作題。
經過清華這種嚴格的訓練，學生畢業後要在大學做一年助教，考取了專科生留洋後，一二年就都得了博士，很快。當時留學考試，算學試題是由我出的。清華大學考取的比例較大。如胡坤升、周鴻經、唐培經都考取了留洋，得了博士。莊圻泰得了巴黎大學的國家博士，許寶騄是國家博士，段學復也是我指導的，曾新鑠也是博士，柯召也是博士，吳新謀、鄭曾同、田方增等都留了學。……

1937年夏，熊慶來應雲南政府的邀請，再次回到故鄉，擔任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說：“我到雲南大學去，清華不放，我以請假的名義才去的”（訪問記）。雲南大學創建於1922年，原名“私立東陸大學”，1934年改為省立雲南大學。熊慶來出任校長後，於1938年呈准教育部，改為國立。熊氏長校10年，使雲大獲得迅猛的發展。他要求政府增撥經費，還向各界人士募捐，用以擴建校舍（“映秋院”、“澄農館”等都是用募來的款項修建的），增添教學設備，增購圖書資料。他利用抗戰時期大批學者雲集雲南的機會，憑自己在教育界的聲望，聘請了一大批優秀學者蒞校任教，如何魯、顧頡剛、費孝通、吳哈、吳文藻、張奚若、楚圖南、林萬舜（華崗）、呂叔湘、白壽彝、錢穆、羅庸、吳富恆、劉文典、華羅庚等。從1937年到1946年的10年間，教師由49人增至23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由38人增至126人）；學校規模逐步擴大，由原來的文法、理工兩個學院擴充為文法、理、工、醫、農5個學院，下設18個學系和4個先修班；學生人數由1936年的302人增為1946年的858人。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在昆明合組“西南聯大”，中山、中法、同濟、華中等校也相繼遷滇，和雲大一起，形成戰時中國文化教育的中心。

熊慶來在出長雲大時期，始終遵循自己一套辦學思想，他認為：辦好學校首先要有優秀的師資隊伍，要選任學術水平較強、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教師來擔任教學工作，這樣既可有利於學生的培養，又可以提高學校的學術地位；他認為：高等學校不搞研究工作，不形成研究風氣是提不高教學質量的。對於學生素質，他認為：必須嚴格考試，要樹立良好的校風校紀，要認真充實教學設備，加強學生的基本功訓練。他親自寫了《雲大校歌》，歌詞是：

太華巍巍，技海千尋；
滇池森森，萬山為襟。
卓哉吾校，與其同高深。
北極低懸赤道近，節候顯物復宜人。
四時讀書好，探求境界更無垠。
努力求新，以作我民；
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以作我民，文明允臻。
1949年夏，國民黨政府派熊慶來和梅貽琦等一起去法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屆大會。會後，他沒有回國，在法國居留。他當時總的心情是；“對國民黨失望，對共產黨觀望”，象解放前夕去國外的許多學者一樣，他想在外面“看一看”再說，但他生活沒有着落，只好去當家庭教師。同時，他抓緊時間去普旺加烈研究所看書、研究。不久，他患了腦溢血而致半身不遂。師友們為他籌集了醫藥費，挽救他脫離險境，但他的右手已喪失了寫作能力。他以驚人的毅力開始練習左手寫字。出院以後，他一方面繼續進行必要的治療，一方面全力投入了函數論的研究，在法國《數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又一篇的學術論文。1956年，他被法國數學界研究亞純函數的一個學派推選，執筆撰寫了《關於亞純函數及代數體函數、奈望利納的一個定理的推廣》一書，作為法國數學叢書《Memorail desSciences－mathmatiqus》中的一本，為數學界所稱道。

熊慶來出國前夕，雲南大學曾籌集了一點外匯經費，委託他在國外購買科技圖書。儘管他隻身異國、病魔纏身，經濟極端困難，但這筆錢他卻未動分文。大陸解放後，他如數購買了圖書，郵寄回解放後的雲南大學。

熊慶來這次留居法國不久，新中國即告成立。1953年，周總理通過嚴濟慈、華羅庚等表示希望他回國，但當時他因病體未愈，無法啟行。他以病殘之身從事研究，雖然也取得一些成績，但他深深感到“工作只為個人生活，久留異國，殊覺無什意義”（《回到祖國七年》）。在異國，他常常聽到祖國建設突飛猛進的消息，他希望返回祖國，發揮所長。在此期間，台灣當局曾通過陳立夫等寫信邀他赴台，但他回信謝絕了。1956年，他正在緊張地為法國《數學叢書》撰稿，他回信向朋友們表示，稿成即啟程回國。

1957年6月，一架圖—104客機載着熊慶來返回祖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竺可楨，學部主任嚴濟慈，數學研究所所長華羅庚等，都到機場歡迎。一個月以後，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召開了歡迎大會，他在會上作了誠懇感人的講話。他說：

……現在國家期待的，是一個大的勝利，所有的力量都用得出，都會有作用。在這意義下，我也應當盡我所有的力量。因此我毅然應召返國，並誠懇表示，我願在社會主義的光芒中盡瘁於祖國的學術建設事業。……
今日向科學進軍，我得加入行列，更是興奮，雖自知才拙，又為病累，但想到大數學家普旺加烈說過的幾句話，終覺不敢暴棄。他說的大意是：“科學上的勝利，有如戰爭中的勝利，其取得往往需要多數人的力量，衝鋒陷陣的得有人，擂鼓鳴金的也不可少。”現在我國數學研究所陣容整肅，人人精神煥發，又有一個勇猛名將華羅庚同志帶隊。已有的表現不必說，將來的勝利自不待筮卜。我得參加這樣一個隊伍，縱不能上前衝鋒，在後面擂鼓也是十分榮幸的。
熊慶來回國後，立即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並擔任所務委員會委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函數論研究室主任等職。在組織、領導工作之餘，他仍潛心於學術研究，在回國後的7年時間裡，他在《科學紀錄》、《中國科學》、《數學學報》等雜誌上，發表了近20篇高水平的論文，並有數篇在羅馬尼亞、法國等國的數學期刊上刊載。在數學所工作期間，他多次參加全國性的學術活動，在會上發表卓有見解的學術講演，提出帶有戰略意義的意見，受到全國數學工作者的尊敬。1961年全國數學會議後，他倡導組成了北京地區複變函數討論會，這個科學集會每兩周在熊的寓所開會一次，一直持續到1964年。他帶着病殘之身，在學術上勇於進取，積極參加討論，有力地推動了函數論研究的開展，培養了新一代的數學研究工作者。楊樂、張廣厚等數學界後起之秀，當時就都是這個討論會的會員，他們也都是熊先生親自帶出來的研究生。楊樂在

一篇文章里回憶說：“我和張廣厚同志於1962年考入數學所，成為熊慶來先生的研究生。當時他已是古稀之年，並且1950年初在巴黎時曾患腦溢血致半身不遂，行動不便，步履艱難。然而我們到所後不久，他便組織我們舉辦討論班，報告亞純函數的基本理論。數學所距熊先生的家稍遠，且住於四、五層樓上，由於熊先生堅持每次討論都要親自參加，所以我們在離他家較近的福利樓二層（當時科學院的工會俱樂部）商借了一個房間充作教室。有時找不到車輛，熊先生便步行前往。對於普通人來說，這段距離大約七八分鐘就可以走完，可是熊先生邁着艱難的步履，要走上四五十分鐘，上下樓更是費勁，幾乎一步一停。我們在旁邊攙扶的年輕人都感到很焦急，可是他依然十分堅定地向前走着。……”

1958年，熊慶來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964年又被選為常務委員。他積極參加政協的各種活動，通過學習、視察，深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事業所鼓舞。他曾深有感觸地說：“我覺得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幾十年要有意義得多，常常是不知老之將至！”

十年動亂期間，熊先生同樣遭到了“四人幫”的迫害。1969年2月3日夜，熊慶來因病與世長辭。1978年，中國科學院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了熊慶來骨灰安放儀式。錢三強副院長在悼辭中高度讚揚了熊先生的愛國思想以及他對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和人才培養方面所作的傑出貢獻。

熊慶來先生一生共發表具有創造性的論文60餘篇，書籍和講義10餘種，有一半的論文是在晚年病殘中寫成的。所以，他的學生之一朱德祥先生曾用以下兩句話來讚頌他的老師：“我的老師並不聰明過人，但是他的毅力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