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談學論術10. 真理怎麼也有變“壞”的時候？

說了認知的認知價值，現在來說說認知的非認知價值：同義反覆地說，某種認知要是滿足了某方面的非認知需要，就在這方面有了廣義上的“善（好）”價值，不然則有了廣義上的“惡（壞）”價值。

比方說吧，你靠着神農老祖宗傳下來的草藥知識（如假包換的“祖傳知識”），把菊花與斷腸草成功地分開了，非但沒有留下這草有毒的遺囑，反倒治好了口乾舌燥的上火，就表明了這種知識對你有正面的實利價值；我照着老師講的美術知識畫雞蛋，結果連方方正正的稜角都長出來了，於是一氣之下撕毀了處女作，則展示了這種知識對我有負面的炫美價值。

不過呢，雖然認知的認知價值和非認知價值都是分析性地分別來自它滿足的認知需要和非認知需要，二者要是交織在了一塊，也會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許多情況下絲滑得像塊綢緞，許多情況下又糾結得像團亂麻。

先來看不那麼彆扭的狀態：滿足了求知慾的真理要是也能滿足非認知需要，它就同時有了善好的認知價值與非認知價值；沒能滿足好奇心的謬誤要是也沒能滿足非認知需要，它就同時有了壞惡的認知價值與非認知價值。

人們把“真”和“善美”都看成正面的價值，把“假”和“惡丑”都看成負面的價值，並奉行“趨真避假”的人性邏輯，完整的原因就在這種一點不彆扭的和諧統一中：真理既讓求知慾有了着落，又滿足了非認知需要，所以遭人喜歡；假知既讓好奇心感到憋屈，又滿足不了非認知需要，所以遭人嫌棄。對於這樣子完美的步調一致，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可是吧，要是步調不那麼一致，彆扭就來了：許多情況下（不是有時候），真理在讓求知慾有了着落的同時，居然滿足不了非認知需要，結果在認知方面“好”的同時，卻在非認知方面變“壞”了；謬誤在讓好奇心感到憋屈的同時，反倒滿足了非認知需要，結果在認知方面“壞”的同時，卻在非認知方面變“好”了。

換個方式說吧：如果說真理的認知價值一定是“好”，謬誤的認知價值一定是“壞”，它們的非認知價值就不見得總是這樣子小蔥拌豆腐了，而是既可能出現“真理好而謬誤壞”的情況，也可能碰上“真理壞而謬誤好”的現象。

這樣子說有點繞，舉個戈培爾的例子就好懂了，因為各位都知道他那句名言：謊言重複說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以下簡稱“重說千”）。仔細品味一下，這傢伙內心其實也承認，真理是個（認知方面的）好東西，否則他也不會費上重說千的功夫，把假話裝成真理了；但他又心知肚明，要是實話實說，讓納粹統治的醜惡不堪暴露出來了，肯定滿足不了自己那個小團伙的非認知需要。

所以呢，儘管他也知道，謊言歪曲了真相，在認知方面不好，但他更清楚，這個認知方面的壞東西能幫自己達成政治上的目的，在非認知方面再好不過了。也因此，他才會絞盡了腦汁，挖空了心思，拼命讓假話以真理的模樣出現，努力誘導德國的民眾們心悅誠服，步調一致地跟着國家社會主義黨團的指揮棒走。

你還別說，至少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還絕非碰運氣地成功了，單純憑藉以重說千的方式嘮叨各種謊言，成功地忽悠住了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讓他們出於這樣那樣的非認知需要，特別是出於純真無假的愛國激情，自信滿滿地相信：納粹宣傳部說的那些假話，全都是氣貫長虹的宇宙真理，再好不過了。

所以吧，1946年1月11日的《新華日報》，曾一針見血，兩針見肉，三針見骨頭地精闢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

友情提醒一句：這裡說的“越來越糊塗”，就是“忽悠加洗腦”的後果，嗯哼。

有人不高興了：戈培爾什麼人哪？拿他的事做例子，能證明點啥呀！不好意思啊，這樣子是為了前面說的“價值中立”：我們要揭示人生的真相，說明真理和謬誤在現實中有哪些作用，就不可只從自己的非認知立場出發，帶着自己的偏好做評判提訴求，而要把它們放在括弧里，如實描述大千世界的各色人等原本是怎麼想、怎麼看、怎麼做的，尤其是設身處地地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從他們的視角出發，分析他們為什麼會那麼想、那麼看、那麼做的人性邏輯。

也因此，儘管俺老漢根本不同意“重說千”的變戲法，卻不打算簡簡單單地臭罵它一頓。按照“罵誰誰王八蛋不牛，論證誰誰王八蛋才牛”的牛掰定理，淋漓盡致地臭罵一頓，痛快倒是痛快了，可惜於事無補，找不到戈培爾之流青睞它的深層原因。所以呢，剛才那段話才會抱着中立的態度，設法探究這號人何以這麼想、這麼說、這麼做、甚至還這麼成功了的多貓膩。

為避免以後出現類似的誤解，謹此懇請各位高抬貴眼，別一不留神，就把淺人的實然性描述分析看成了應然性的評判訴求，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深度差異，謝謝。

其實呢，哪怕我們自以為與戈培爾有天壤之別，現實中也有可能像他那樣，居然把濃眉大眼的真理看成壞東西。舉例說吧，蓋世太保堵在門口問你，他們想抓的猶太人是不是躲在你家裡，你是實話實說呢，還是撒個謊把他們騙過去？包括康德在內的許多人都主張，你應當說真話，不然就巴拉巴拉一大堆毛病；包括俺老漢在內的許多人則主張，你應當說假話，不然也巴拉巴拉一大堆毛病。

此外還有淺人批儒的第一案例：好龍的葉公沈諸梁說（在百度百科裡查他的姓名時，居然也發現了其中有“淺人”二字；咱儒生的力量真強大啊，不是？），直躬的父親偷了羊，他實話實說，指認了這件事。同樣好龍的聖人孔丘說，儒生的父親偷了羊，孝子們是不會說實話的，而會想盡了一切法子隱瞞。

三撥人的規範性立場很為不同，人性邏輯上卻完全一致：許多情況下，認知方面好的真話，在非認知方面卻不好了；反倒是說點認知方面壞的假話，更有好處。所以吧，為了維護統治、救人一命、父慈子孝，你可以撒謊騙人。

再來看康德那撥人的立場，說白了其實是：沒有認知方面的真之好，就沒有道德方面的善之好；也因此，就算猶太人被抓了去，還是要堅持實話實說的一根筋。貌似與前三撥人不共戴天是吧？但同樣遵循着“取主舍次”的人性邏輯：在若干好東西相互牴觸的情況下（俺老漢叫做“諸善衝突”），你只能放棄你認為次要的好東西，選取你認為重要（主要）的好東西；不然的話，你就會像“談學論術9”說的那樣子，變成一頭頂着“多元主義”光環的布里丹毛驢了，嗯哼。

這樣子問題就來了：都符合人性的邏輯，誰說的更有道理呀？於是乎麻煩也來了：不僅四撥人各自都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旁觀者的回答也完全取決於，在他那裡兩類不同的需要是怎麼交織的。“談學論術6”說了，這種交織會讓現實人生以及哲學理論變得很糾結，沒有騙人撒謊吧？

當然了，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是兩類需要的交織讓現實人生以及哲學理論糾結起來的，我們也只能從源頭下功夫，先把認知需要與非認知需要分開，再來辨析它們交織的種種情況，這樣子找到人生以及哲學中許多難題的謎底。

不好意思的是，對於四撥人（其實還有直躬這一撥）誰更有道理的難題，淺人的回答也許要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在“正義啟明”的系列裡給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