矇騙了人類100多年的錯誤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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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學說，他認為生物不是神創造的，而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從簡單到複雜進化來的。嚴格地說，進化論至今都只是一種假說，當年達爾文希望將來能發現確鑿的證據，可是禁得起檢驗的證據至今也沒有找到，而且進化論的理論與事實也出入太大，論證模稜兩可，結論也無法重複。後來的學者是把進化論當作一種科學的信仰繼承下來的。也正是因為信仰，才把它當成真理介紹給學術界和公眾，這種新奇的假說很快形成了一個流行的信仰，人云亦云，被人們當成了真理。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國網站。

然而，嚴謹的學者清楚：接受的人多並不能把一個假說上升為真理，真理需要嚴密的推理和無可辯駁的證據，這正是進化論所缺乏的。

筆者多年來熱衷於進化論的研究，也一度在感情上強烈地維護着它的尊嚴。但是面對越來越多的事實，嚴謹的思考使我看到了進化論的錯誤所在。在此，筆者希望用通俗的語言，把進化論的問題和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公諸於世。希望改變這一百多年來，進化論者代替公眾在思考、甚至代替其它領域的科學家在決定真理這樣一個局面。在事實面前，在嚴謹的推理面前，把理智思考的機會留給每一個人。

1、一個矇騙了人類100多年的錯誤信仰暴露的問題被掩蓋了

188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波山下出土了許多精巧的石器工具，鑑定後確認這是5500萬年前的遺蹟，完全打破了進化論里人類進化的體系。然而，這個驚人的發現很快被莫名其妙地“淡忘”了。當盛行的理論受到衝擊時，人們總是不願意懷疑自己的信仰，即便面對事實也要懷疑或者不願理睬。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亞勒克出土了一批鐵矛，美國地質學家麥金泰爾博士奉命去鑑定。她用了兩種方法測定了鐵矛的年代，得到了同樣的結果：距今25萬年。這個違背進化論的結果實在讓科學界無法接受。一個歐洲學者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改成了人們願意接受的年代。而麥金泰爾，這位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教授，卻從此失去了在相關領域裡工作的一切機會。

已故的考古學家阿曼塔也遭遇了類似的命運。他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發現了一個史前動物的頜骨，裡面有一塊殘破的鐵矛的矛頭，鑑定發現是26萬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這個不尋常的發現，但很快招來了權威們不作任何調查的批判，阿曼塔的事業也從此被扼殺了。

這類故事還有不少。好像一些人總在維護着過去的東西，他們可以憑經驗否定事實。少數人的權威言論，代替了公眾的思考。權威們造成的科學輿論，成了先入為主的思維框框，公眾很難了解實際情況，只有無條件接受權威的觀點——科學在這裡成了一種信仰。

隨着時間的推移，進化論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一些進化論學者開始反戈一擊，他們根據事實對進化論謹慎地提出了疑問，自然毫無例外地招來了經驗性的批判。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理論的困惑，永遠吸引着每一個探求真理的人。

2、進化論的三大證據相繼破滅

進化論有三大經典證據：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和胚胎發育的重演律，可是近年來的研究使得它們相繼瓦解了。

比較解剖學，暴露了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循環論證。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沒有深究，也是因為深究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例如用比較解剖學來論證進化，形象地說就是：“如果人是猿進化來的，人和猿就會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處，所以人就是猿進化來的。”懂邏輯的人都知道這種循環論證毫無意義。這種似是而非的“證明”貫穿於進化論所有的證據之中。

人云亦云，人們盲從地接受了它。胚胎發育重演律，邏輯上不能立足，理論上禁不起推敲，事實上是一個觀察錯誤。

19世紀，德國的海克爾提出了重演律學說，認為高等生物胚胎發育會重現該物種進化的過程。其實重演律本身就是假說，這個假設就成了進化論的重要證據：如果進化存在，胚胎發育的“重演現象”很像在反映進化的過程；因為有重演現象，進化就是存在的。這不但運用無意義的循環論證，而且掩蓋了最關鍵的一點：誰也不明白“重演現象”和進化有什麼關係，硬說成是因果關係。

其實，重演律是在生物學還很不發達的時候提出的假說，隨着遺傳學的出現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論失去了理論依據。既然過去的基因已經突變成新基因了，怎麼還重現過去的特徵呢？就重演律本身，古生物學家古爾德也指出了該理論的致命缺陷，這些已是共識了。

現在，很多學者證明了重演律是一個觀察錯誤。德國人類胚胎學家布萊赫施密特（Erich Blechschmidt）所著的《人的生命之始》（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一書中，以詳盡的資料證明人的胎兒開始就都是人的結構，例如以前認為胎兒早期出現的像魚一樣的“鰓裂”，實際是胎兒臉上的皺褶，完全是人臉的結構，被硬說成“鰓裂”。胎兒在9毫米左右，身體下端的突起好像是尾巴，其實沒有任何尾巴的結構特徵，那是一條中空的神經管。它發育較快，向阻力小的方向生長，暫時向末端突出，很快就平復了。而且它是有重要作用的，根本就不是殘跡器官。

對罕見的畸形病：毛孩和長尾巴的小孩，進化論認為那是人祖先的特徵。要按這麼推理，沒有大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畸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繫在一起毫無道理。

古生物學上，至今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進化中的過渡類型。如果進化存在，必然存在進化過程中物種之間的過渡類型，否則進化就是謬論。

在邏輯上，過渡類型的化石也就成了進化論的三大證據之一。而事實上，這方面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用，達爾文等人猜想20世紀會找到明確的證據，也就是當時用“猜想”作了證據——這又是極不嚴肅的。事實又是怎樣呢？直到現在，發掘出的化石不計其數，禁得起推敲和鑑定的證據還沒有一例。

在從猿到人的問題上，尋找過渡物種“類猿人”，早就列入了科學的“十大懸案”。數次宣布的人類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發現的人和猿之間的過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塊猿的頭骨和相距40英呎的一根人的腿骨拚湊出來的。學術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卻還在宣傳。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發現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

但後來的鑑定中，“露茜”也被大部分學者否定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露茜”是一種絕種的猿，和人無關。6具“始祖鳥化石”的相繼問世，轟動了世界，成為鳥類和爬行動物之間過渡物種的典範。後來鑑定出5具是人造的，剩下的1具堅決拒絕任何鑑定。最初的“發現者”坦白了造假的原因之一：太信仰進化論了，就造出了最有力的證據。而教科書中，對始祖鳥和“露茜”還是不予更正，公眾也就不知真相了。

假如進化存在，過渡類型化石就應該很容易找到，為什麼沒有呢？大家沿用達爾文的解釋：化石記錄不完全。深入一想：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隨機的，為什麼單單漏掉了過渡類型呢？《審判達爾文》一書的作者約翰遜（Philip Johnson）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某種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痕跡……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和環境如何變化。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

古生物學家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和埃爾德里奇曾根據地質歷史的事實，提出了一個“間斷平衡”假說，來說明過渡類型形成化石機率較小，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過渡類型根本不存在，而且該假說的進化機制在基因水平上看，是絕對不可能的。

3、現代進化論在理論上的致命錯誤

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能證實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相對論的證明和證明基因是DNA分子正是這樣。而進化論卻相反：各個學說之間有着根本的對立，分歧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可能古爾德舉的這個例子能很形象地揭示原因：“布林頓（D.G.Brinton）1890年的研究指出：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保留着幼年的特徵；博克（L.Bolk）1926年的研究宣稱：黑人是低等的，因為他們的發育超越了白種人保留的幼年的特徵。”為什麼矛盾的論據會支持同樣的觀點呢？因為他們在為一種錯誤的信仰找根據，而不是根據事實得出科學的結論。這裡暴露的也正是進化論的問題。

再從一般的角度講，如果一個理論在根本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與某些已被驗證的定理矛盾，科學的嚴謹性是不能容忍它立足的。下面的幾點致命問題，足以否定進化論了：

概率計算表明，生物進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絕對不可能的程度。現代進化論從基因水平解釋進化，這是達爾文時代無法想像的。基因不發生根本的改變，一切表面的變化對進化都沒有意義。也就是說，進化必須以基因進化為基礎。現代進化論用基因隨機突變假說解釋進化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數學公式和模型普遍應用於生物學領域的今天，進化論者從來沒有提出公式，計算基因突變機制實現進化的機率，因為任何一個合理的公式都會否定進化。

許多學者從概率上證明了現代進化論的錯誤，貝希（Behe,M.J.）的《達爾文的黑匣子》（Darwin`s Black Box)一書，多處從生命結構的複雜精密性否定了進化的可能。

這裡提出一個寬鬆的公式，根據突變機率計算進化產生新物種的概率：P＝（M．C．L．B．S)^N

通俗地說，就是一個物種的某個個體發生了突變（機率只有10^-3），並且突變後的基因與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層次的產物上可以相容（寬鬆估計為10^-2），而且在生存競爭中該個體能夠存活，有繁殖的機會（10^-1）；而且突變恰好有縱向進化的意義（這種情況至今還沒有被發現，權且估計為10^-3）；而且突變基因在種群中不被丟失、穩定、擴大，一旦丟失就又得重來（寬鬆的估計為10^-2）；因為新物種的形成需要一系列新基因的出現，假設要10個（冪指數N＝10，實際物種間絕對沒有這幺小的基因差異），那麼進化出一個新物種的概率為：P＝（10^-3×10^-2×10^-1×10^-3×10^-2）¹⁰=10^-110。

按照一年繁殖10代，種群個體數為1000，相應的進化所需要的時間極為寬鬆的計算也需要10106年。目前科學認為宇宙中所有基本粒子總數只有1070個，宇宙年齡只有200億（2×1010年），進化一個新物種的時間，是宇宙的年齡的自乘10億次，足見進化是絕不可能的。

無數實踐證明：品種的變化和新物種的產生是兩回事。達爾文把一個物種內部的變化推廣到所有生物物種的進化，比如狗可以培養出許多品種，那麼猴子也能這樣進化成人。這種推測本身就大有問題。實踐的結果都在否定達爾文的這個猜想。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親本。

現代進化論對於進化的速度問題，理論和事實自相矛盾，生物從低等到高等，在縱向上、整體上看，基因突變發生的速度越來越慢，突變個體的自然存活能力越來越低，那麼進化速度就應該越來越慢。而進化論領域公認：在地質歷史上，縱向上看，新生物出現的速度越來越快，呈現明顯的加速進化趨勢。

“進化時間表”掩蓋了大量反面事例，化石展示了周期性災變的歷史。生物進化時間表是在化石資料很有限的情況下，為證明進化論而編成的，本身錯誤很多，如鳥類出現的時間是根據造假的始祖鳥來的。隨着後來化石出土得越來越多，大量與進化論相背的事例不斷出現，但是因為這些發現不可理解就給壓制住了。如果按時間順序排列古生物學的全部發現，得到的結果足以否定進化論了。考古學家克萊默和湯姆森（Michael A.Cremo&RichardThompson）的《考古學禁區》（Forbidden Archeolgy)一書，列舉了500個確鑿的與進化論相背的事例，那是幾萬、幾十萬、百萬、幾萬甚至幾億年前的人類文明遺蹟。

考古學家朱伊特（Y.Druet）在法國的一塊石灰岩層中發現了一些不同型號的金屬管，岩層的年齡是6500萬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層中，在恐龍腳印化石旁邊發現了12具人的腳印化石。同一地層中又發現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鐵鎚，鎚柄已經變成了煤，足見其年代的古老。鎚頭含有96.6%的鐵、0.74%的硫、2.6%的氯，這是一種現在都不可能造出來的合金。最遠可追溯到28億年前的幾百個精巧的金屬球，20億年前的大型核反應堆，其結構也比今天還先進。

許多學者猜測那個反應堆是外星人的遺蹟，那麼2萬年前的古代神廟顯然是地球人的建築，它體現的天文學知識和冶金技術也超出了現代人；而發現的25萬年前的鐵製武器又展示出一個不太發達的人類文明，著名的美國Science雜誌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發現：1.5萬年前的人像、2.3萬年前的人像、3萬年前用猛獁象牙雕刻的馬、9萬年前帶倒鈎的矛。我們知道，我們人類的文明從朦昧時期發展到今天的輝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這些間隔久遠古蹟的排序，不正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文明嗎？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但事實也告訴人們：人類的文明也遵循着這樣一條規律：“出生——發展——滅亡”。跳出進化論的框框，就會發現化石實際是對進化論的反戈一擊。化石不是一般條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爛風化前必須埋在地下很深，在強大的壓力下才能漸漸變成化石。只有大災變才能提供這樣的條件，化石也就成了災難的見證。地層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訴人們：物種的發展是很短時間內大面積突然出現的，發展繁榮，再到大毀滅，殘留的和新出現的物種再這樣發展，周而復始。

地球周期性災變的直接證明非常多。在西伯利亞的凍土中，發現了冰凍的成千上萬的哺乳動物的遺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樹幹絞在一起。檢測它們胃裡的食物，發現了還沒來得及消化的毛茛草。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那裡曾是溫和地帶的草原，極短時間內，發生這場毀滅性的災難。哈普古德（Charles H.Hapgood）認為：極短的時間內，板塊發生了幾千英里的移動，把西伯利亞帶到了今天的位置。

當然，還可能是其它大災變的原因。哈普古德教授發現了費納烏斯（Oronteus Finaeus）在1532年根據史料繪製的世界地圖，它顯示了冰層以下的南極洲，當把它與現代測到的南極洲冰層以下的面貌疊在一起的時候，驚人的相似。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還發現了1513年皮瑞．雷斯（A.PiriReis）綜合史料繪製的非洲和南美洲的海岸地圖及南極洲地圖，精確到半個經度，這比在人類能夠在海上確定位置早250年。顯然，這是上一期人類文明的遺蹟。而且，那個文明時期，南極洲沒有冰雪覆蓋。

4、人類忘記了過去

至此，誰還要維護進化論的信仰呢？其實現在，很多理智的科學家也承認進化論是一個不能證明的信仰，因為沒有新理論，所以只能用它；而反對它就會弄得身敗名裂，這樣引火燒身的例子也不少。許多科學家為進化論奮鬥幾十年，越研究越發現進化的飄渺。

有人像牛頓、愛因斯坦一樣，最終醒悟，去宗教中尋找答案。新西蘭遺傳學家但頓（Michael Denton）在《出現危機的理論：進化論》一書中坦白地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

印度已故一代偉大靈性宗師聖帕布帕德在《博伽梵歌原義》的導言中寫道：“凡人有着四種缺陷：（1）肯定會犯錯；（2）常為假象迷惑；（3）有欺騙的傾向；（4）受不完整的感官限制。有這四種缺陷的人，便不能夠完整地傳達遍存萬有的知識。”進化論的始作俑者及其追隨者們便是這四項缺陷的最好的寫照。

進化論不僅誤導了整個生物學，而且誤導了心理學、倫理學和哲學等許多領域，誤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它給人類文明造成的潛在的禍害，是觸目驚心的：它讓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惡視為欺騙、敗壞精神寄託和道德制約；它告訴人們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自己；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畸變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它讓人相信人是動物的後裔，讓人相信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西方心理學進一步發展認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物慾橫流和倫理的敗壞從科學上解除了約束，這種宣傳已經充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種種這類敗壞的因素滲透進現代常人社會的一切，潛在地推動了人類道德的滑坡。

人們一心進化自己，一面放縱地發展着自己，一面在緊張的競爭和顧慮中生存，越來越自私，當自私慾望得不到滿足時，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們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會上失去了安全感。短暫的享受和榮耀，換取着無可挽回的一切：道德滑坡、心理畸變、利慾膨脹、兩極分化、怪病叢生、無休止的競爭、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源的耗竭、環境的污染、慘烈的戰爭等等。失去了道德的約束，人們失控發展私慾，造成了無可挽回的一切。如今恐怕到了必須破除進化論的迷信的時候了。

我們應該正視那些被進化論掩蓋了的真實的歷史。無數輝煌的文明消失了，能看到的只是零星的殘跡，在我們的記憶中，只記得柏拉圖時代留下的傳說：發達的亞特蘭帝斯文明葬身海底。迄今可見的史前人類文明，埃及的金字塔、玻利維亞的古城帝華納科（Tiahuaracu）、秘魯薩克塞華曼（Sacsayhuaman）城堡也許是傑出的代表了。這些巨石建築體現了一個天文、建築、冶金等技術超過現代人的文明。他們留下的遙遠的傳說，以及世界各地的傳說，為什麼在文明毀滅的原因上驚人的一致？今天的人們卻忘記了古人的啟示，甚至憑藉進化論自居，認為古人愚昧。

（作者：鄭亮）

責任編輯:陳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