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是製造業大國，2010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的比重超過美國。但我們不要忘記，200年前中國就是製造業大國，而且遠遠領先於任何其他國家。1750年中國製造業產能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英國只有1.6%，不到中國的5%；1800年中國製造業產能仍然占世界三分之一，甚至比1750年還高一點，英國相當於中國的12%；即使到1830年，雖然中國占比下降到29.7%，英國仍然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但又過了三十年，也就是到1860年時，英國超過了中國(19.9%比19.5%)，之後中國一路下滑，英國進一步攀升。1880年英國占比達到了22.5%的最高點，中國降到12.5%，低於美國的14.5%。1890年美國超過了英國。1990年美國23.7%，英國18.5%，中國6.3%。1973年，美國製造業產能占世界的比重與1800年的中國相當（33%），而中國占比（3.9%）與1800年的英國相當（4.1%）。
所以說，中國實際上很早之前就是製造業的大國了，現在只重返製造大國。但是，無論200年前還是今天，中國遠不是製造業強國。製造業有哪些核心技術和創新來自中國？幾乎沒有。我們製造的產品的品質和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哪怕牙刷，這個據說是中國人在1498年發明的東西，現在從國外買的就比在中國買的好使。中國能製造的東西發達國家都能製造，只是他們不願意製造，而發達國家能製作出來的好多東西中國製造不出來。中國能生產大部分產品，但生產這些產品的許多機器和原材料中國還生產不了。比如說，中國已經有了幹細胞產業，但收集嬰兒臍帶血的包裝袋還必須進口。所以說，中國製造業是大而不強。變成製造業強國要靠創新中國是如何重返製造大國的？簡單地說，就是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企業家充分利用了西方發達國家過去300年積累的技術和管理進行套利活動，將中國推上製造業大國的位子。中國真正能製造的依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品，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品基本上還是組裝。在中國重返製造業大國的過程中，外資企業做出了很大貢獻，中國目前出口產品的40%以上是外資企業做的。中國未來如何成為製造業強國？中國不可能靠套利企業家的套利活動變成製造業強國。套利只能使中國變成製造業大國，不能使中國變成製造業強國。只有創新企業家的創新才有可能把中國變成製造業強國。重返製造業大國靠套利就可以，變成製造業強國要靠創新。無論英國、美國、德國，還是日本，變成製造業強國靠的都是一大批創新企業家，他們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產品、新的原材料，創造了新的產業、新的組織形式、新的管理方式。歷史上一大批有名的企業家，沒有他們就不可能使他們的國家變成製造業的強國。比如，英國的約翰·威爾金森，馬修·博爾頓，理查德·阿克賴特；美國的安德魯·卡耐基，伊薩克·辛格，喬治·威斯汀豪斯，托馬斯·愛迪生，約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斯蒂文·喬布斯，比爾·蓋茨；德國的卡爾·本茨，戈特利布·戴姆勒，維爾納·西門子；日本的豐田，本田，盛田昭夫；等等。這些都是創新企業家，甚至是創造新產業的企業家。中國企業家目前還沒有創造出真正的新產業。創新有賴於企業家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體制和政策環境。創新對體制的要求，要比套利對體制的要求高得多，因為創新意味着更大的不確定性，更長的周期，只有企業家有足夠的耐心和更長遠的眼光，才會創新。中國的體制總體來講，是套利型的體制，不是創新型的體制。要變成創新型體制，我們要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私有企業的自由發展，和人口的自由流動。這些都依賴於法治，特別是對私有產權和個人權利的有效保護。創新的地區間差異經濟學家衡量創新有三個指標，分別是R&D投入密度、專利數、新產品銷售占比。這三個指標雖然有嚴重的缺陷，但還是有些參考價值。如果用這三個指標看，中國過去十多年還是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中國R&D總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由2008年的0.6%變成了2018年的2.19%，超過了歐盟28國的平均水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密度從2008年的0.61%上升到2018年的1.23%。中國的專利數量在過去也有很大增長。2000年到2018年間，國內授予的總專利數增長了23.7倍，其中技術專利增長了54.8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占總銷售的比例從2010年10.4%上升到2018年18.8%。中國何以取得這些進步？這些指標在不同地區有相當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重要的信息（以下“地區”以省為單位）。以2016年為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密度最高的省是1.43%，最低的只有0.233%；每萬人平均專利授予數最高46.3件，最低的0.7件；新產品銷售占比全國平均15.1%，最高32.7%，低的只有1.7%。所以說地區間差距非常大。這些差距怎麼來的？一是市場化程度不一樣，二是所有制結構不一樣，三是對方開放程度不一樣，四是人才流動和城市化也不一樣。在過去三四十年裡，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地區間差別也很大。根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提供的市場化指數，我發現市場化程度對研發密度有很大的影響。2016年，市場化指數提高1個點（最高指數為10），工業企業R&D密度上升0.0013；要素市場化指數提高1個點，工業企業研發密度提高14%。再看每萬人平均授予專利情況：市場化指數提高1個點，人均專利授予數增加45%。市場化程度對新產品的銷售占總銷售的比也有顯著的影響：2016年市場化指數提高1個點，新產品銷售占比提高27%。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政府的干預對創新也有很大的影響。同樣以2016年為例，平均每萬人擁有政府的機構數增加1%，人均專利下降1.7%；公共部門就業比重如果上升1%，人均專利下降1.95%。所以說，更大的公共部門、更多的政府干預，對創新有不利的影響。再看一下所有制結構對創新的影響。大致來講，私有企業數量增加1%，人均專利上升0.844%；國有控股法人比重上升1%，人均專利下降1.5%。城鎮私有和個體就業人數占總人口的比重增加1個百分點，每萬人擁有的人均專利會增加1.22件。國退民進的地區和國進民退的地區有一個巨大的反差。2011年到2016年期間的數據顯示，國退民進步伐越大的地方，創新能力也越高，如果用人均專利來衡量的話。我們還可以看到，工業企業研發密度隨國有控股資產比重的上升而下降，隨私有資產比重和外資比重的上升而上升。億元資產平均專利申請數和新產品銷售占比也呈現出類似的情形。貿易進出口和外資與創新也顯著相關。2016年，貿易依存度（進出口占GDP比率）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專利申請數增長0.72%。如果貿易依存度從10%上升到15%，人均專利上升25.5%。人均利用外資增加1%的話，人均授予專利數可以增加0.078件。現在看一下人口流動如何影響創新。中國有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之分，這為我們的分析提供了方便。2016年一個地區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比重上升1個百分點，每萬人擁有的專利授予數增加0.77件。外省籍人口比例上升1個百分點，每萬人專利授予數可以增加1件。外省籍人口低於5%的省，沒有一個萬人平均專利超過15件；而外省籍人口超過15%的省，沒有一個省的萬人平均專利會少於20件。城市化率對創新也有顯著影響。大致來說，一個省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一個百分點，人均專利授予數上升6.7%。如果城市人口比重上升10個百分點，人均專利授予增加98%。城市規模也會影響創新。300多個地級城市數據顯示，人口規模越大的城市，創新能力越高。這個“越高”不是指絕對數，而是指人均數：城市人口規模增加1%，專利授予數增加1.44%。這樣，如果一個城市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2倍，前者的總專利數是後者的2.7倍，人均專利是後者的1.35倍。常住人口相對戶籍人口提高1%，每萬人專利數增加0.36件，也是非常顯著的。科研支出也類似。一個城市的人口增加1%，科研支出可以增加1.1%。如果一個城市人口是另一個城市的10倍，科研支出將是後者的12.7倍，人均科研支出是後者的1.27倍。人口流動與創新的關係按照總專利數算的話，中國十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依次為北京、深圳、上海、廣州、蘇州、東莞、杭州、天津、成都和寧波，其中三個在廣東，兩個在浙江。這10個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0%，專利授予數占全國的35%。按人均專利授予數算的話，深圳第一，東莞第二，蘇州第三，北京第四。2017年，深圳人均專利授予數是北京的1.5倍，全國的6.1倍。為什麼這些地方的創造能力這麼強？與我前面講的市場化程度等因素都有關係，我這裡強調一下外來人口的重要性。這十個城市平均起來常住人口是戶籍人口的1.63倍，最高的是東莞（4.27倍），其次是深圳（3.31倍）。深圳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的常住人口當中只有35%是廣東人，其他的65%來自全國其他省份，這或許是深圳創新能力強的重要原因。當然，跟國際大城市相比，深圳在人口結構方面還不夠多元化。紐約2016年總共有835.8萬人，37.5%出生在國外，其中有40萬是出生在中國的人，占紐約人口的近5%。倫敦2016年60%的人口出生倫敦之外，34%出生在英國之外。倫敦出生的人口54.7%母親出生在英國之外。人口流動與創新的關係值得特別強調。從全球範圍看，移民國家和地區的創新最為突出，美國、瑞士、以色列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瑞士的鐘表業最初是靠法國流亡者做起來的。上世紀80年代瑞士鐘錶業復興的最大功臣，是來自黎巴嫩的移民尼古拉·海耶克。為什麼移民對創新如此重要？有四個原因。一是“移民基因”。D4-7和D4-4是兩個等位基因。生物遺傳學家發現，與擁有D4-4基因的人相比，擁有D4-7基因的人膽子更大，更不願意安於現狀，更喜歡冒險，而移民人口中擁有D4-7基因的比例更高，所以D4-7又被稱為“移民基因”。上世紀80年代來深圳的是些什麼人？肯定是願意冒險的人。二是“外來和尚好念經”。移民人口更少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既不受移出地規則的約束，也不受移入地規則的約束。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故鄉，父母之命可以不受，朋友的話可以不聽，少了許多顧慮，心身自由，就更敢創新，更敢冒險。三是“自食其力”。一個人處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沒有靠山，沒有關係，沒有世襲爵位，沒有政治地位，唯有賺錢才能獲得一定的安全感，才有希望出人頭地，因而有更大的壓力去創新。四是“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最具有創新性，因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新的思想火花就噴發出來了。這也意味着，中國未來不僅應該允許人口在國內自由流動，而且應該允許更多的外國移民進來。深圳雖然是個移民城市，但遠不是個國際大都市。不要說與紐約和倫敦比，哪怕有10%、甚至5%的外國人長期在深圳工作，我想深圳的創新能力會進一步提高。總結一下，我前面講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 中外企業家的套利活動讓中國重返製造業大國。
● 只有創新企業家才能使中國變成製造業強國。
● 跨地區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於創新的體制是更多競爭，更少管制；更多私有企業，更少國企；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和人口的自由流動。● 地區之間的競爭是體制的競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同樣是體制的競爭。
● 建設製造業強國有賴於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
● 不要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動和城市的自然增長。
（本文根據張維迎教授在“第五屆中國製造強國論壇”的主題演講整理 （https://mp.weixin.qq.com/s/6OYwuPo6Hgv_58PH8KbUPA），轉自“辛莊課堂”微信公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