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了解一下：中國近代最早的大學，是在天津的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1895年，空前屈辱的《馬關條約》簽定僅僅幾個月後，天津海關的盛宣懷即奏請清廷在天津開辦“西學體用”的北洋西學堂。

  顯然，戰敗後的痛定思痛，促使地方和中央政府擯除陋見毅然創建“全新”西式學堂，光緒帝迅即降旨照准。於是，這所稍後被稱作國立北洋大學堂的新型學府便在天津海大道梁園門外（今大沽路大營門外海河中學、解放南園一帶）的博文書院舊址開始招生授業。盛宣懷兼任學堂督辦，聘任美國駐津副領事丁家立為總教習（教務長）。

  依據規劃：學堂常年經費需銀五萬五千兩，由津海關道掌控的電報、招商各局籌款支用；學堂內分設頭等、二等學堂，合計招生定額為一百二十名；其頭等學堂初設工程、礦務、機械和律例（法律）四個學門，屬專科和大學程度，二等學堂則類似於大學預科。丁氏不僅深度參與學校章程的制訂和未來謀劃，而且在此後十一年間成為北洋大學堂的實際掌門人，如此一來，學校便出現了如北洋校友孫越崎所說“北洋大學名義上是國立大學，實際上和教會學校一樣”的獨特現象：教師絕大部分是美國人，教材則是原版美國教科書，課堂上主課一律用英語授課，作業和考試亦復如此。 

 至今尚令北洋校友津津樂道的是，生長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學所在地）的丁家立將哈佛、耶魯這些一流名校的辦學模式植入北洋校內，使得其起點頗高。有趣的是，北洋學生在清末以廣東籍居多，民國初年以江浙籍為多，此後則以河北籍為多。生源的地域分布由南而北，與國人感觸“歐風美雨”的先後情形大體吻合。 學堂開辦之初，到香港招生，報名應試者數以千計，實際錄取者僅十餘名，其中即有在皇后學院就讀的王寵佑、王寵惠兄弟。

據他們回憶：北洋的課程簡潔、完善而注重實用，學校延請專家演講，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胡佛當年即曾來礦科演講數次。王氏兄弟四年後成為數目寥寥的北洋首屆畢業生。   　丁家立聘任的美國教師，月俸銀二百兩，比洋教授在本國優渥，其聘任合同通常以叄年為期；教授國文的中國教師月銀四十兩，在當時亦屬高薪。戊戌變法前後，吳稚暉曾在北洋擔任國文教員，雖任教時日短暫，但西方的機構和着作習慣於稱他為北洋大學教授，視為一種身份和榮譽。 

 美籍教師中不乏知名學者，譬如福拉爾和莫里斯兩位教授，前者求學瑞士期間與愛因斯坦過從甚密，深悉相對論要旨，曾為北洋學生作專題講解；後者則是美國着名地質學家，原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赴亞洲作地質考察後留在北洋任教。丁家立作為總教習盡職盡責，對學校管理認真而嚴格。  據早期學生回憶：冬夜，學生中有違反作息規定遲睡閒聊者，事為丁家立所知，“有一次突然掩入，學生們聞聲息燈上床裝睡，丁家立乃遍摸學生之足，發現足部涼的數人，即為遲睡者，加以訓誡”。由此可見一斑。 　　

正當丁家立引領學校步入正軌聲譽鵲起之時，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天津，校園被用作軍營，聯軍占領後期，丁家立協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向德方索要校址，不得要領。丁氏自告奮勇，親赴柏林，援引德國法律，竟討回賠償費白銀五萬兩。袁世凱撥出西沽武器庫舊址和部分款項，由丁家立組織復校。1903年4月27日，北洋大學堂在西沽新址重建後正式開學。  

從此，西沽桃堤，北運水舫，就成為北洋學子畢業後對母校的象徵性記憶。北洋大學堂所在的西沽，距離天津城廂有七、八里地之遙，當年交通不便，步行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出城關北行，經過最後一個喧鬧的村市小王莊，一條名為“大學道”的公路將人們引向郊外。通過“明德橋”繞行一處彎道，便可看到叢林樹影中的幢幢建築群，再跨過北運河上的一座輕便木橋“新民橋”，轉彎就來到了學府正門“至善門”，放眼望去，不遠處便是一幢配有鐘樓的西式建築，其正上方鑲嵌有“北洋大學堂”字樣。 

後來譜寫的該校校歌開首即是：“花堤藹藹，北運滔滔，巍巍學府北洋高。”足見，當初人們對這座學府環境的精心構設及其傲視海內的那份自信。 北洋的第一次復校，丁家立可謂居功至偉。此後，他還兼任直隸省西學督辦、直隸高等學堂（在保定）總教習等職，建成舊式四年制中學十餘所，從而與大學體制相銜接。  袁世凱急於用人，未等北洋學生畢業即於1906年和1907年連續兩批資送近五十名學生赴美留學，丁家立以“留美學堂監督”名義帶領學生赴美，其間安排起居、聯繫入學，無微不至。

學生進入哈佛、耶魯、康奈爾等名校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其中就有劉瑞恆（曾任協和醫學院院長）、劉景山（民國時期交通部路政司長）、秦汾（北京大學教授）、馬寅初、馮熙運（曾任北洋大學校長）諸人。至1908年丁家立完全脫離北洋大學堂時，中、美政府間就退還部分庚款用於留美事宜以致開辦“遊美學務處”（清華學堂前身）的外交談判方才正式啟動。   丁家立其人其事，今後我們將繼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