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情愛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爾 著

（台灣）李意馬 譯

10、新世界篇

西風・新儒與浮世

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掠奪與殖民行動中，中國可能是唯一逃過被占領與統治噩運的大國（但小型的災難卻不絕如縷）,事實上，在海運暢通之初，中國對西方所造成的沖擊遠比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要來得大。儒家的“自然道德觀”在渡過重洋傳到西方後，雖然有點變形，但對18世紀法國的理性主義仍有不少的啟示作用。

為當時西方的反宗教人士帶來“東方啟示”的乃是耶穌會的教士，天主教中最聰明、也最具有戰斗性的使徒。傳播福音的熱忱使這些耶穌會教士千里迢迢地遠赴中國，然後以最討好的世俗之眼界，將中國介紹給西方。這些耶穌會教士知道，明朝及繼之而起的清朝所奉行的儒家思想，並不是宗教，而是一種道德規范，基督教義可以和它取得協調，而將這個古老帝國納入基督的精神版圖中。

雖然耶穌會教士的想法在很多方面顯得過分樂觀，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裡所形成的習俗與西方卻有不少類似的地方，特別是在個人與家庭生活的層面。譬如中國婦女的地位，在道家思想興盛的時代里，也是居於從屬而非主體。1368年，明朝建立政權後，推行新儒家制度，男女之別與男女之防又受到強調。當葡萄牙的傳教士克魯茲於1556年抵達廣州時，他說高貴的淑女都不會在大街上公然露面，他和其他初抵中國的西方人都認為，中國婦女的謹慎與順從，和過去基督教世界較快樂而虔誠的時代里西方婦女所表現出來的美德有本質上的類似。

Matteo Ricci曾描述他在16世紀末所見到的中國婚禮習俗，與當時歐洲的婚俗也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他說：“中國人通常很早就結婚，婚約由雙方父母所安排，而不需經過當事者的同意。上階層的人都和同一階層的人結婚，合法的婚姻講究的是門當戶對。所有的男人都可以納妾（在西方，則有情婦與妓女），在選妾時並不考慮階級與嫁奩，而只考慮容貌。在低階層里，妻子常是用銀兩來買賣。”這種買賣婚姻在西方亦非罕見，18世紀，一個蘇格蘭男人用一英磅兩便士就可以買到別人的太太。

但Ricci等西方人還是沒有看出中國和西方有着基本上的差異，雙方對性的態度有着截然的不同。在一個外國人的眼光中，他所看到的是經過壓抑的儒家的門面，而非隱藏其下的道家態度。儒家注重道德的禮儀，談論性或公然做出性的舉動被認為是粗俗不雅的事，就歷史而言，孔子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真正的“紳士”。但性不僅是“靈”的問題，還是“肉”的問題，即使在缺乏現代社會所謂“愛情”的情況下，在隱密的臥榻之上，性仍然是儒者所樂於享受的一種倫常。

而道家對性的態度，則是將之視為一種高尚的娛樂，要獲得個中樂趣，需要具備特殊的知識和練習，但這種知識在明朝時代卻開始逐漸消失，新儒家的政治體系雖然沒有將性視為不道德，但卻視“性書”為不道德的，官方對它不再象以前那樣容忍。1444-47年間重印道家經典時，已將其中有關房中術的部分悉數刪除，而在此之前，也將佛經中但特羅(Tantra）支派的性內容刪除得一千二淨。

但仍有少數新的性書繼續問世，不過流通相當有限，它們大部分還是以古老的經典為其理論基石，重複1500年前的老話而甚少增添（詳見本書“中國篇”）。17世紀初，一些傑出的學者開始嘲諷這些性書的價值，價如王傑（譯音，Wang Chich，註：不知何許人）即認為，這些性書所推薦的性交方法不僅是淫盪的，而且可能傷害男人的性能力。他對那些相信想透過性交而獲得長壽與智慧，以及以性能力特強的動物生殖器研製成的春藥來助興的人感到厭煩。他說：“我從未看過蜥蜴長生不老，海狸不朽，或海豹羽化登天！”

一些有名的色情小說譬如《金瓶梅》等書的作者，他們似乎也象儒家學者般，對道家傳統的性觀念已有隔閡之感。雖然他們在書中經常細膩地描述各種常見的性花樣——包括口交、肛交、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等，和世界任何其他國家沒有什麼兩樣，但他們似乎都遺漏了中國色情文學應該有的一個當然主題——性交是強化一個男人生命力及延年益壽的方法，也就是說，道家的“采陰補陽”之說，事實上很少出現在中國近代的色情文學裡。

但道家傳統的性典並未在中國消失，直到明朝滅亡之前，還有一個地方盛行古代傳下來的性書，那就是富庶而人文薈萃的江南。江南是詩人、作家、富商與退休官員流連忘返之地，且遠離政治氣氛敏感的北京，享有較高度的自由。在明朝滅亡之前的江南，有點象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爭逐優雅、高尚的生活，但其品味的發展卻逐漸走進一條死胡同中。過分挑剔的騷人墨客發現他們唯一能去的地方只剩下妓院一處。

在妓院裡，美酒、佳餚、音樂與美女應有盡有，他們自我耽溺於其中。詩人也開始創作色情小說，躺在暗巷的閣樓上描繪性狂歡的細節，以道家的性書為“理論基礎”,讓書中的男女做出各種淫猥的事體來，這些沉緬在肉慾中的男女通常都因服用春藥過度而以悲劇收場，但法國大革命前夕色情文學中盛行的性虐待卻未出現在中國的色情文學中，當時江南的特殊品味是“男風”，而非巴黎的性虐待。

除了色情小說外，一些藝術家也開始繪制“春宮畫”,並在畫上題詩做為旁白。這些春宮畫雖然不象小說那樣具有煽情效果，但仍為社會人士所歡迎。

當明朝滅亡時，道家的性典、春宮畫及色情小說也都跟着銷聲匿跡。滿清政府象多數的征服者，採取嚴厲的控制與檢查制度，而中國人又象以前在蒙古人統治下一樣，不再談論他們的私生活。嚴厲的檢查制度最後使得傳統的性知識與性藝術逐漸沒落。結果，性在中國雖然不象西方世界成為受道德譴責的事，但也被淨化成儒家“傳宗接代”的倫常。性是一種職貴，這比當時西方世界視性為一種罪惡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

雖然中國在幾乎不自覺的情況下，放棄了他們有2000年歷史的性觀念，但較輕浮、較沒有定性的日本人反而保存了不少中國的東西，儘管在吸收中國文化800年後，它所表現出來的“日本味”已多於“中國味”。在16到19世紀之間，少數到過日本的西方人對日本都市中歡樂場所的盛況都感到非常震驚。日本人對尋花問柳絲毫不以為恥，因為在階級分明而女人又極度恭順的社會裡，妓院成了可以不拘禮儀的理想社交場所。在京都與大阪等古城，歡樂場所都有悠久的歷史，而17世紀開始興建幕府所在地江戶城（今東京）時，決策者即明智地辟了一個相當大的“紅燈區”，它直到1958年還存在。在18世紀中葉，江戶的歡樂場所有“不夜城”之稱，它自成一個“城中城”，有自己的戲院、茶樓、商店，甚至還有自己的節慶、習俗、口語等。這個城中城裡有3000名妓女，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令人目不暇接。

在日本，另有一種風塵女子稱為“藝妓”，西方人常認為藝妓是妓女中的“聖品”，但事實上，藝妓乃是訓練有素的歌舞能手，她們通常只在高尚的宴會裡表演歌舞，以娛嘉賓，而甚少賣身，官方也極力反對她們賣身。藝妓甚至不一定是女性，在1950年代，東京的高級飯店裡，即有一名男性藝妓在表演，而女性藝妓也不一定貌美，不少看了“蝴蝶夫人”而到日本想一睹藝妓風采的西方人常大失所望，他們不曉得藝妓靠的主要是“藝”，而非“色”。

京都、大阪與江戶的歡樂場所，當時稱為“浮世”，它不僅讓作家與藝術家流連忘返，而且也激發他們的靈感，寫了不少書，畫了不少所謂的“浮世繪”。“浮世繪”在傳到西方後，曾對後來興起的“印象主義”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