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情愛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爾 著

（台灣）李意馬 譯

11、近世篇

自然主義與虐待狂

結婚年齡的延後與婚前守貞期間的拉長，有其不可避免的結果，特別是這種形勢的演變和18世紀“啟蒙時代”的懷疑、歡樂、不羈與理性探索糾葛在一起時，更如火上加油。但很諷刺的是，啟蒙時代的早期哲學家從耶穌會教士所介紹的中國——特別是孔子的教誨里發現了理想的生活模式，但他們卻以極大的無知與熱忱對此做錯誤的解釋。“行為應與人類精神與自然法則取得和諧”，此一中國思想似乎成了他們追求的目標，但所調“自然法則”，他們卻將之解釋為紀律的鬆弛與全然的自我表達，這是極度違反孔於教誨的要命錯誤。

因為大多數的哲學家都是男人，他們對性方面的“自然” 定義也就可想而知。盧梭(Rousseau)這位“自然主義”的大師即曾說，“女人是臣服於男人而生的，她需忍受他的不義”, 從18世紀私生子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此一觀點普通被男人所接受。

當然，有相當多的私生子都沒有戶籍記載，但在某些城市，譬如法國的港口蘭提斯（Nantes)，婦女在醫院分娩必須申報孩子的父親是誰，院方才能向他收錢。在18世紀初年，蘭提斯的私生子只有8%,但不到18世紀末，則堪加10%。

這並不一定表示婚外性行為也以同樣的比例在增加，更可能的原因是男人變得越來越不負貴任。在本世紀中，社會流動性增加，法國的農夫一年中有一大段時間都外出找工作，他的性生活經常是偶然的邂逅，對此，他覺得沒有必要付與太多的關心，他有責任關心的是自己村裡的女孩子。

另一方面，保險套(condom）在18世紀也開始成為一種避孕用具，據說保險套是16世紀意大利的解剖學家法羅皮烏斯(Fallopius）發明的，原先的目的是用來防止感染梅毒，而非防止受孕。到18世紀時，保險套雖然仍被用來預防梅奔，但已開始有其他的用途——“將美妙的性置於免除所有恐懼的堡壘中”，當時的保險套相當粗糙，透常是用羊腸或魚皮製成，而且不太普遍，只在妓院或少數特別的商店陳售。

不過，保險套跟私生子的多寡可能沒有太大的關係。在1726年到1736年間，未婚而懷孕的女僕，有半數以上說孩子的父親是她們的雇主，但後來，紳士、商人、律師等高階層人士開始轉移目標，而改在外頭“金屋藏嬌”。到1780年時，蘭提斯一地未婚懷孕的女僕，只有9％說孩子的父親是她們的雇主。

因為蘭提斯是個港口，船員無疑地在製造私生子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在其他城市，特別是人口流動量大的大都會，根據巴逢(Buffou）的統計，在1754年，有3233名小孩被遺棄在“棄兒之家”,1766年時，數目增加到5604名，到了1772年，在巴黎出生的小孩有40%成為棄兒（18713名中的7676名），雖然並非所有棄兒都是私生子，但也並非所有的私生子都會流落棄兒之家，但從這個數字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社會是多麼地不穩定。”如華仙兒（T. Le Vasseur)和盧梭生活多年，為他生了五個小孩，但盧梭卻認為自己無法供養他們，甚至拒絕正眼看他們，而將他們統通寄養在別人家裡。這些棄兒的無根、貧困與憤懣，是1789年爆發大革命的一個火種。

如果說凡爾賽宮是法國的縮影，那麼18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女人的世紀”。龐巴杜夫人（Madamede Pompadour)、杜芭麗(Dubarry）及瑪麗・安東尼蒂(Marie Antoinette)等顯然為後來的時尚樹立典範。慢慢的，宮廷里的男士開始“女性化”即使是最粗獷的男士也不得不如女人般打扮自己，化妝敷粉、穿絲衣緞、佩戴珠寶，連舉止方面也女性化。這種裝扮越來越象戲劇效果般的浮面化，時髦世界變成了一個戲劇舞台，置身其中的男女都只是演員而已，他們所上演的是帶有強烈自戀意味的自己戀愛故事。這種戀愛故事通常有四幕——驚艷、誘惑、征服、分離，它似乎是人類百看不厭的陳年老戲。

法國大革命時被處死的法國王后瑪麗・安東尼蒂

無法自己上演這種故事的人就看小說。當時有很多描述浪漫奇情故事的小說問世，作者通常是並非宮廷中人，但卻有機會目睹宮廷生活的人。在這些汗牛充棟的愛情小說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恐怖奇情與有性虐待意味小說的受歡迎，其中翹楚當推法國的沙德(Marquisdo Sade)，現在我們所說的“慮待狂”，(sadism）一詞即以他為名。但在沙德之前，此類小說已在黑巫恐怖之鄉的英國開始流行，1747-8年間，英國的李查德森 (S.Richardson)以書信體寫了7巨冊的“克拉麗莎”(Clarissa)，別名“一個年輕淑女的故事”，即是在描寫一位淑女從被引誘到敗德之家後，輾轉於債權人的監牢及死亡之床上的種種墮落過程。該書以淒涼的廢墟、陰濕的洞穴、貓頭鷹的尖叫聲等來塑造恐怖的氣氛。在某個場景里，她夢見她那殘酷的愛人將她帶到墓地，一刀捅進她的心窩，然後將她放進一個已掘好的墓穴里，並用手把髒物和昵圖堆覆在她身上，最後還死命地用腳將它踏平。

李察德森的恐怖小說問世之後極受歡迎，英國及法國的小說家紛紛起而效尤。這些小說都極度感官化，大部分涉及對無事少女的肉體與精神折磨，然後在最後一章以美德獲得最後勝利及惡人受懲等“警世”格言來收場。絕大多數作者都是為了錢而寫作，但它們的暢銷正表示讀者亦有這種品味。凡爾賽宮可能是此類書刊的一個主要市場，在公開場合必須對女性執禮甚殷的王公貴族，似乎特別喜歡此類折磨女性的幻想。當沙德在1791年出版他的處女作賈斯汀(Justine)時，宮廷人士紛紛躲起來閱讀。表面上正經八百的布爾喬亞階級似乎特別歡迎這種敗德的、墮落的性刺激。

沙德這個人，在1777到1790年間的大部分時光是在監牢裡渡過的，罪名是給一些妓女服用過量的催情劑（俗稱“西班牙蒼繩”的一種春藥），而使她們陷入半中毒狀態中。其他時間則是躲在酒吧的陰暗角落裡或瘋人院渡過。他具有別人所無的第一手資料與經驗、文學風格、機智、豐富的想象力與敏銳的判斷力等，這使他能寫出描述各種性變態，特別是從肉體折磨中獲得快感的小說，傳神而逼真，有史以來，無辜而純潔的女性從未在小說里受到象沙德所給予的那種徹底的迫害。不幸的賈斯汀，在小說里象待宰的雞一樣被捆綁起來，貪贊的野蠻人在她身上嗅個不停，後來，她和一名外科醫師逃了出來，但這位外科醫師卻想將她活體解剖，在逃出虎口後，她又落入惡狼手中，看似彬彬有禮的君子卻是個殺人魔，最後，在由上蒼所降的一陣雷電中，她滿含淚水地離開人世。

沙德是所謂“自然和諧”的頑固信徒，與“自然”取得“和諧”的中國精神被理性主義者所扭曲，成為他們為其殘酷的“自然主義”的辨護藉口。沙德及其同代的作家認為：“愚人反對我，說我所描述的那些人是惡魔，若照我們的傳統及思考方式來看，他們的確是惡魔……但他們只是“自然”為實現其律則而設計出來的工具，自然賦予他們野蠻與血腥的性格，此乃坐命的真相”。

沙德和前代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直截了當地說這個世界是邪惡的，所謂“自然和諧”乃是罪惡充斥，而非美德盛行，罪惡帶來財富與快樂，而美德卻遭受不幸與毀滅，這個方便的理論成為沙德小說的邏輯墓礎。

沙德於1814年逝世，，同年，他的處女作“賈斯汀”成為禁書，翌年，其他各書也陸續被禁。但沙德對後代的法國作家及親法的歐洲作家卻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後來的浪漫主義者、頹廢派詩人及超現實主義都承認受到他的影響，而一些知名之士如彼特萊爾（Baudelaire)、尼采(Nietzsche）等也都對他大加讚賞，我們不知道這是因為沙德血腥恐怖的想象滿足了他們私人的需求，還是因為沙德對布爾喬亞的高貴虛矯予以迎頭痛擊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