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邪教父于光遠之二：《學習》雜誌錯誤事件

【提要】

1952年上半年，中國大地颳起了“五反”颶風，于光遠因積極參加運動而遭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大危機，即所謂的“《學習》雜誌錯誤事件”。但最終，于光遠因禍得福，以其“極左”的表現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本文證明，于光遠幾十年後對這一事件的回憶，摻有大量的水分，可信度極低。

于光遠反覆說，他在進入中宣部之後，很長時間不知道自己的具體“職務”（級別）是啥，所以曾自嘲是個“部員”。【1】【2】【3】但是，于光遠在中宣部的任務卻是明確的，那就是負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而在五十年代初，中宣部理論宣傳的主要陣地就是《學習》雜誌。

據“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陳晉說，“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於1958年創刊之前，《學習》雜誌是一個影響很大的刊物，經常發表一些政策方針性的重大理論性的文章。因此，毛澤東很注意閱讀這個雜誌。”【4】專門研究《學習》雜誌的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張亞也說，《學習》雜誌“雖然與後來的《紅旗》雜誌、《求是》雜誌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實際上他們是同一類型的刊物，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是真正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喉舌。”【5】

其實，如果你知道延安整風的一項主要內容就是“改造我們的學習”、領導延安整風的那個權威機構叫做“總學習委員會”的話，你就會明白，這份貌似謙遜、憨厚的雜誌，實際上大有來頭。也就是因為來頭大，所以《人民日報》才會為它的創刊發表消息、甚至為它各期的內容做介紹。【6】【7】到了1950年3月，《人民日報》上的一個標題就是：《〈學習〉雜誌改半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今日出版 本期印行廿八萬五千份》。【8】（根據1958年10月10日出版的《學習》雜誌總145期封底，該期雜誌印行數量超過70萬份。）

據于光遠自己說，“從第2期起我就是這家雜誌的總編輯。1952年起我雖然不再擔任總編輯，由王惠德同志接任，但這家雜誌已明確是由中宣部政治教育處領導，而我是這個處的主要負責人，王惠德也兼着政治教育處的工作。”【9】也就是說，不論于光遠是不是《學習》雜誌的總編輯，他都是這份雜誌的“總負責”。而就是在于光遠的直接領導下，《學習》雜誌在1952年出了一件“大事兒”，它差點兒讓于光遠遭受滅頂之災。

一、積極“反資”

原來，1952年第1期《學習》雜誌於1952年2月10日問世，它在封面上介紹了8篇文章，領銜三篇全都轉自《人民日報》，它們分別為周恩來、薄一波、高崗的文章或者講話，其餘五篇則為“自創”，其中有四篇在標題中就拿“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當靶子——看看這些標題：

于光遠：《反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權》

王惠德：《三年來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党進行了怎樣的猖狂進攻》

季云：《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受國家的領導和限制》

楊耳：《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

除了這些封面推薦的文章之外，這期雜誌裡面還有《嚴懲殘殺店員的資產階級不法分子》、《反對資產階級不法分子藉口“節約”剝削工人》這樣的文章。如果再算上轉自《人民日報》的三篇領銜文章——它們全都是對“資產階級”的抨擊，高崗文章的標題就是《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則這一期雜誌發表的炮轟資產階級的文章數量超過了該雜誌在那之前出版的四十多期中發表的“反資”文章的總和。

實際上，在接下來的兩期中，《學習》雜誌轟擊“資產階級”的文章在數量上雖然遞減，但在火力上卻更猛、在調門上也更高：第二期的封面刊出了五篇文章的標題，其中三篇直指“資產階級”：《駁斥資產階級的謬論》、《評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鬥爭是準備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條件之一》；第三期封面上的五篇文章標題，領銜兩篇分別為艾思奇的《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和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

其實，與那些文章的內容相比，它們的標題還是相當溫和的、“策略”的。這是于光遠的第一篇“反資”文章的第一段話：

“一個多月來在各地進行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向全國人民揭露了一件重要的歷史事實。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為了本階級的私利，不顧國家利益，對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三年猖狂的進攻。資產階級對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這一進攻，所造成的惡果是極其嚴重的。從經濟上說，為數極巨的國家財產已被資產階級用行賄、欺詐、透漏等等非法行為盜為私有，任意揮霍，以致不能用於抗美援朝和國家建設。從政治上說，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在人民政府內部，在人民軍隊內部，在人民團體內部，許多幹部已經收到資產階級的嚴重侵蝕，因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直至脫離革命。現在大家已經看得很明白，如果全國人民不再警惕起來，而聽任這種狀況發展下去，我們國家不僅不能有效地進行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建設，並且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會發生嚴重的危機，會使中國人民三十年流血奮鬥所得到的勝利，化為烏有。”【10】

這是于光遠第二篇“反資”文章的六個小標題：

一、資產階級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絕對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

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中取得的；

三、今天尤其應該堅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

四、展開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徹底批判工作；

五、為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一定要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

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改造資產階級分子。【11】

于光遠第二篇文章的六個論點之中，最奇特的就是第二點，即把“資產階級思想”當作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敵人和對象之一。之所以這麼說，不僅是因為該論點與歷史事實不合，而且還與“毛澤東思想”相悖；因為根據毛澤東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只不過它是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而已。【12】也就是因為要聯合資產階級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以毛澤東早在抗戰時期就已經提出了“勞資合作 、 勞資兩利”這樣的口號，並且在抗戰勝利後繼續強調。【13, p.66,71,78,88】1947年，在其撰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毛澤東特意提出要“發展民族工商業”【14】；而與之同日公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中，就有“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組織反蔣統一戰線”這樣的話【15】。兩個月後，毛澤東明確地提出，在解放區發展工商業的指導方針是“勞資兩利，公私兩利”，並且說它“不‘左’不右”。【13, p.293】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說，“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儘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16】一個月後，毛澤東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這個“四面八方”方針。【13, pp.554-555】半年後，這16個字被《中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17】實際上，在這個被劉少奇稱為“人民大憲章”【18】的《共同綱領》中，開篇第三句話就說：

“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17】

而在那之前一個月，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在“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說：

“現在我們北平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四個朋友是團結的，過去曾有人想清算工商業，把民族資本家當成敵人，這是不對的，現在已聽不到這種意見了。我們四個朋友必須在民主基礎上親密地團結起來。”【19】

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三中全會上做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其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20】

毫無疑問，作為黨中央宣傳部一名負責理論工作的高級幹部，于光遠對上述這一切都瞭如指掌。確實，早在1949年出版的《中國革命讀本》中，于光遠和其同事王惠德就用專門的一章講解“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無產階級為什麼要團結資產階級呢？這是因為：第一，民族資產階級既然是在舊社會中受損害和壓制的階級，那麼爭取他們到革命陣營中來，或至少爭取他們中立，就可以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完全孤立，使中國人民的這些大敵加速滅亡。第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是剝削階級，但它所代表的生產方法是比封建主義代表的生產方法更進步的。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民族資產階級所掌握的一部分工業雖然數量不大，但仍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經濟中所不可缺少的。所以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對於人民是有好處的。”【21】

1950年，于光遠又和王惠德在《中國青年》上發表文章介紹“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就把“民族資產階級”列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的一個成員。【22】不僅如此，于光遠還在《學習》雜誌上發表了署名“於懷”的文章，題為《為什麼要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略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中的作用》。【23】1951年，于光遠創辦了面對初級讀者的《學習（初級版）》，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刊登《政治常識讀本》，而它實際上就是《中國革命讀本》的改寫本。只不過是，在《政治常識讀本》中，與“民族資產階級”相關的內容被分散在第三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和第四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建設》中。而就是在這兩部分，作者引經據典，從《新民主主義論》到《論聯合政府》到《共同綱領》，把“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政策”講解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看看這段話：

“這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國民黨反動政權已被推翻之後，不但不能解散，而且還要更加加強。這就因為，對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還在繼續進行，而徹底進行這個鬥爭，對這四個階級都是有利的。只要徹底進行這個鬥爭，就能夠保障中國的經濟獨立，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且使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這樣做，對這四個階級也都是有利的。繼續團結這四個階級，共同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就能夠使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順利地完成。”【24】

最好笑的是，就在于光遠組織人力，對“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大舉反擊之際，即1952年2月，學習雜誌社將《政治常識讀本》的前四章結集出版，上面這段話仍舊明晃晃地印在書中，只不過略有改動：

“這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在國民黨反動政權已被推翻之後，不但不能解散，而且還要更加加強。因為在國民黨反動政府被推翻之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還在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更待大規模開始，而徹底進行這個鬥爭和進行這種建設，就能夠保證中國的經濟獨立，推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且使中國走上工業化的道路。所有這些對這四個階級都是有利的，所以這四個階級有團結合作的必要。繼續團結這四個階級，共同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就能夠使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順利地完成。”【25】

前文提到，《政治常識讀本》在不到一年內即印行了四百多萬冊，天知道于光遠從中到底賺了多少稿費，但我們可以有十二分的把握說，《學習（初級版）》的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讀者肯定被《學習》（高級版）搞得“懵了圈”。

其實，于光遠之所以在狂批資產階級之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朋友”，完全就是因為他在與“中央”保持一致：1951年10月，北京市市長彭真“代表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在全國政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就把“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包括在“全國人民”之中，說他們參加了“後方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26】一個多月後，《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其中羅列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抗美援朝運動展開以後”的九大貢獻，其中第八項就是“關於捐獻飛機大炮，工商界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其捐獻數字，可能占全國捐獻總額百分之八十的極大比重。”【27】可是，按照《學習》雜誌1952年頭三期的文章，資產階級已經不僅僅是“思想改造”的對象，他們還成了“革命”的對象、甚至是首要目標——這是于光遠說的話：

“（在當時）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逐漸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中國資產階級為了其階級的狹隘利益，一定會對工人階級進行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一定會抵抗人民民主專政國家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政策，甚至採用削弱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辦法來壯大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力量；一定會用資產階級思想來侵蝕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28】

也就是說，按照于光遠，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已經結束，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已經到來——實際上，于光遠的上述“分析”，就是建立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勝利後”這個大前提之上的。

問題是，于光遠哪兒來的這麼大的膽子，敢跟黨中央、毛主席唱反調？答曰：他根本就不是在唱反調，而是在一絲不苟地充當黨的喉舌。

二、從“三反”到“五反”

原來，受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先後在東北地區發起了“反貪污腐化反官僚主義鬥爭”和“增產節約運動”。【29】【30】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河北地區爆出了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於是毛澤東認識到，“我們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洗”。【31】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華北局關於劉青山、張子善貪污案的報告。【32】次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33】這就是所謂“三反”運動的開始。到了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一個報告中宣布，“根據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統二十七個單位中發現的貪污人數，共一千六百七十餘人。……浪費的現象發現更多。……違反財政紀律的現象也十分嚴重。”【34】

“三反”的對象是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但是，這些紅色幹部之所以會腐化墮落，追根溯源，罪魁禍首卻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當時的天津市長黃敬（1912-1958），即江青的“初戀”，就這樣說道：

“貪污腐化這些壞事是從哪裡來的？主要是從資產階級那裡來的，是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壞習氣、壞作風侵入到我們廉潔的人民政府中的結果。……一個革命幹部，一個很純潔的青年，頭腦中本來乾乾淨淨，一心為人民服務，可是在奸商的引誘下，被糟踏了，斷送了。”【35】

於是就有了所謂的“四反”、“五反”，甚至“六反”、“七反”，如《天津日報》的一篇社論就這樣威脅道：“今天不只是開展‘三反’運動，而是要開展‘六反’運動。”【36】不過，在官史中，那場以“資產階級”為對象、以反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為唯一口實的運動，被稱為“五反”，因為毛澤東曾明令全黨“不必於五反外另立項目，變為六反七反。”【37】

 “五反”的內容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雖然中共中央關於“五反”的正式文件是在1952年1月26日才正式下發的【38】，但在那之前一個月，這場運動就已經大張旗鼓地展開了。這是中共中央在1952年1月5日發出了一項指示中的一段話：

“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於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此種部署應當是內部（各機關、學校、部隊和公營企業）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時進行，領導機關和法庭密切配合，報紙和廣播則作大力宣傳，並注意組織機密消息的內部通報。”【39】

這實際上就是所謂的“五反”運動之始；而上面這段話則是毛澤東親筆撰寫的。【40】

文件下發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作報告，一邊說“今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其積極進步的一面”，一邊又說他們“還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並且，聲色俱厲地說，對其陰暗面，必須“打擊和剷除”。【41】周恩來講話見報後的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中央、華北和京津兩市的幹部大會上作報告，把“三反”的“本質”說成是“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也就是對於資產階級在三年以來向着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所舉行的猖狂進攻，來一個堅決的反攻，把這種反動的進攻壓下去，並把資產階級的這種反動的醜惡的思想和行為給以政治上的改造和法律上的制裁。”【42】薄一波講話見報的次日，中共東北局書記高崗在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題為《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的報告，其中“資產階級”出現了45次，“右傾”出現了14次。【43】而上面這三個報告，就是《學習》雜誌1952年第一期的頭三篇文章。兩天后，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其中稱，“五反”的目的是“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三反”。【38】

可惜的是，來勢洶洶、殺氣騰騰的“五反”運動，卻很快就以虎頭蛇尾收場，其凸出標誌就是，毛澤東在3月5日制定了“過去從寬，將來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的“基本原則”。【44】也就是因為如此，《人民日報》才會在其題為《勝利地結束“五反”運動》的社論中，強調“必須反對不顧實際情況、不認真核實定案的左傾現象。”【45】

顯然，《人民日報》說“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就像它在十多年後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全面勝利”、“徹底勝利”一樣，是打腫臉充胖子。不錯，在共產黨的鐵面和工人階級的鐵拳面前，“資產階級”確實不堪一擊——這是1952年香港出版的一本書中的一段話：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46, p.66】

事實是，當時的情況是那麼嚴重，連薄一波都承認，在他被毛澤東派到上海督戰之前的2月25日，上海“發生資本家自殺事件48起，死了34人。”【47, p.170】而被毛澤東親自點將到上海接替饒漱石主持“五反”運動的陳毅這樣告訴部下：“不要毫無區別的斗，增加自殺”。【48】據說陳毅還曾在廣播裡這樣抱怨說：“我不懂為什麼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46, p.68】幾十年之後，中國大陸學者楊奎松的結論是：“僅據上海從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在10人以上”。【49】 “‘五反’運動發動起來後，即從2月12-15日不過4天時間，（上海）就自殺22人。”【50】

問題是：為什麼資產階級的不堪一擊，沒能導致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乘勝追擊，反倒導致“五反”的鳴金收兵呢？其原因就是，資產階級的自我毀滅，不僅沒能使工人階級的地位直線上升，它反倒加劇了工人的失業和經濟的蕭條。【51】1952年2月22日，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三反五反運動開展後，工商業表現出顯著的停滯現象，貿易額大大縮小，稅收大幅度下降，許多私營工廠無事可做，大量的建築工人失業。【52】1952年3月16日，山西省政府在給中央財經委的報告中說，“一、二兩月稅收損失嚴重”。【53】6月11日，陳雲在全國統戰工作匯報會議上發表講話，開篇就說“在二三月間市場是停滯的”。【54】5月5日，中共華東局代理書記譚震林在向中央提交的一份報告中，用16個字概括當時的經濟情況：“工人失業、成品積壓、物價下跌、不敢負責”。【55】後來，有人“根據不完全的材料”做了這樣的“估計”：到了1952年6月中旬，全國的失業、半失業人數比“五反”前“增加了1.5倍。”【56】

也就是因為“五反”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所以，在中共中央為結束“五反”運動而下發的文件中，才會拿“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恢復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這樣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要對資本家實行寬大政策。【57】不僅如此，中央文件還批評了黨內人士“存在着要求多罰、多補、多搞公私合營、多行沒收的錯誤想法，而不顧實際經濟情況，致嚴重地忽略了今天繼續團結和改造資本家進行生產使工人不致失業的重要意義。”【58】到了6月份，陳雲這樣解釋“國營貿易的比重增加了”的原因：

“因為一搞‘五反’，資本家不做買賣了，如果不增加國營貿易的比重，加工訂貨也不搞，農村土產沒有人收購，工廠的產品沒有人買，整個社會經濟就要停頓，農民就要罵娘，工人就要失業。”【54】

實際上，為了安撫資產階級，毛澤東不僅親自指示“上海‘五反’運動暫停”【59, p.221】，他還明確地告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對堅決保護和一般保護的資本家數目能增加一些”【60】。而為了保護大資本家，毛澤東大筆一揮，把“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的榮毅仁——他自己坦白出來的非法所得數字是280多億元（舊幣，合新幣280多萬元）、後來增加到2096億元【59, p.226】——從其自報的“基本守法戶”升格為“完全守法戶”。【47, pp.173-174】而當時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陳丕顯認為，按照規定，那些受到重點保護的303戶上海大資本家，如果“不是完全違法戶，就是嚴重違法戶”。但最終，那個群體中“只有3戶劃為嚴重違法戶，沒有完全違法戶。”【61】更讓人咂舌的是，對於這樣的結果，“黨中央”竟然予以表揚：“上海五反，反而不亂。時間雖遲於京津，但後來居上。”【62】

三、三份“真檢討”

除了嚴峻的經濟形勢之外，黨內的不和諧聲音也對“五反”草草收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52年3月24日，也就是在陳毅宣布上海的五反運動正式開始的前一天【63】【64】，由張春橋任總編輯的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的文章，其核心內容就是對資產階級施以胡蘿蔔加大棒手段，一邊說他們是“以血污起家”，一邊說他們“也有其歷史光榮”；一邊說他們“得意忘形”、“以怨報德”，一邊高喊“並非現在就要消滅資產階級”——總之一句話，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還有用處，不能馬上消滅。【65】馮定的文章見報後第四天，3月27日，毛澤東做出如下指示：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如果要求他們合乎工人階級的立場與思想，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其結果不是造成混亂，就會逼出偽裝，這是對統一戰線不利的，也是不合邏輯的。在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思想，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應與糾正。”【66】

五個月後，在給黃炎培的一封信中，毛澤東明確地說，“應與糾正”這樣的話就是對着“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學習》雜誌上有些寫文章的同志”說的。【67】而就在毛澤東發出“應與糾正”的批示兩天后，中宣部長陸定一出面替《學習》雜誌向“毛主席並中央”檢討，開篇就說：

“《學習》雜誌於‘三反’運動期間發表的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問題的文章，包含着一些原則性的錯誤。我們遵照中央指示，召開有文教宣傳各單位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討論了兩次。之後，在由中央宣傳部和文委黨組的主要工作人員組成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做了有關這問題的檢討。”【68】

陸定一所說的“原則性的錯誤”就是“否定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還存在着兩面性”。在這篇檢討中，于光遠的名字被點了七次，不僅說他的《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一文屬於“帶有嚴重的錯誤性質的文章”，而且還說“今年所出三期，均繫于光遠、王惠德組織稿件。”更重要的是，陸定一還說，“我曾於今年二月間指定于光遠起草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問題的討論提綱，然後召集會議，進行討論，以便對分歧點取得一致意見，再將討論結果請示中央後才寫文章，但光遠同志對於起草提綱一事始終拖延不辦，因此未能依照原定步驟辦事”——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組織人力猖狂“反資”，是背着陸定一干的。

陸定一送交檢討一周之後，毛澤東代表“中央”對之做出批示：“此次錯誤重在檢討和改正，不擬給予處分。”【69】同時，毛澤東在陸定一的檢討中加上了這樣一句話：

“在四月份的學習雜誌上準備轉載上海解放日報發表過的馮定同志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觀點是基本正確的（其中的有些缺點我們作了修改）。”（同上。）

六天后，4月10日，《學習》雜誌第四期問世。雖然從表面上看，毛澤東的《矛盾論》是該期雜誌的中心和重點，但實際上，那篇文章早在一個月前就在新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發表了；並且，《人民日報》在4月1日還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所以說，這期《學習》的真正中心和重點是經過毛澤東親自修改的馮定的文章——《人民日報》當天就將其全文發表，並且註明轉自《學習》雜誌。【70】這是《學習》雜誌編輯部在這篇文章之前加的按語，顯然脫胎於毛澤東的批示：

“‘學習’雜誌本年第一、二、三期內，有些同志的文章，在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上，犯有片面性的錯誤。馮定同志這篇文章曾發表在上海解放日報，我們認為這篇文章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現在轉載在這裡。在轉載時，‘學習’雜誌編輯部對於原文的個別地方，作了修改。”【70】

所謂“片面性”，就是只講資產階級的陰暗面，而不提他們的“兩面性”。

除了這個檢討之外，在這期《學習》雜誌上，還有一篇署名“本刊編輯部”的文章，題為《學習〈矛盾論〉，克服教條主義與黨八股的作風》。該文近三千字，雖然名義上是要批判“黨八股”，但其內容卻是典型的“黨八股”——誇誇其談，空洞無物——，只是在結尾，它才這樣“理論聯繫實際”：

“我們初步檢查‘學習’雜誌過去的狀況，覺得在這刊物上雖然曾發表了一些比較有內容的文章，但屬於誇誇其談，空洞無物的並沒有具體地分析什麼具體問題的文章，的確是不少的。在最近幾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關於資產階級問題犯有片面性的錯誤，也和這種教條主義與黨八股的傾向有關。就對於教條主義與黨八股這種作風沒有經常加以批判這方面說，‘學習’雜誌所做的工作有很大的缺點和錯誤。由於‘學習’雜誌的發行數量較大，我們的缺點和錯誤對於讀者的影響也一定是很大的。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的發表更喚醒了我們，使我們覺得對於自己的這種缺點和錯誤必須採取極端嚴肅的態度迅速地加以糾正。編輯部現正進行深入的檢查，並且將把檢查的結果向讀者宣布。在這裡，‘學習’雜誌編輯部深切地希望得到讀者的具體幫助；相信我們的讀者一定願意把你們所看到的這刊物上的每一個錯誤具體地告訴編輯部，以幫助編輯部的檢討。”【71】

在那之後，《學習》雜誌停刊了一百多天，直到1952年8月1日才復刊。

其實，早在《學習》開張之際，就已經有多名讀者給其編輯部寫信，建議“一般性的文章可以少些，解釋一兩個具體問題的文章可以多些”、“我們需要以具體的事實來闡明理論，這樣比空洞的理論收效更大”、“理論性的文章內容要通俗一點”。【72】可惜的是，儘管于光遠有勇氣把那樣的“批評與建議”發表出來，但是，終其一生，他也沒能改變自己的“文風”。

四、一份“假檢討”

復刊之後的《學習》雜誌，開篇之作就是署名“胡繩于光遠等”的《我們的檢討》。這個檢討與前三個檢討（陸定一的檢討、馮定文章前編者按語、本刊編輯部的檢討）有兩點明顯差異：在篇幅上，它洋洋萬言，是前三個檢討字數總和的四倍；在內容上，它檢討的“主要就是檢查教條主義和黨八股的作風”，而不再是“發表關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問題的文章”。換句話說就是，到了《學習》雜誌復刊之際，于光遠等人的“錯誤”已經不再是什麼“錯誤”了，更不是陸定一所說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造成的“離開黨的路線和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嚴重錯誤”。也就是因為如此，在那篇長達萬言的“檢討”中，“左傾”這個詞根本就不曾出現。只不過是，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由於該“檢討”在某種程度上擺脫了政治因素的影響，所以，從學術的角度看，這些批評——明顯出於胡繩之手，于光遠後來也承認“這個檢討是胡繩主動寫的”【9】——，尤其是對于光遠的批評，就顯得特別地中肯，因此它對我們了解于光遠才具有特殊的價值。實際上，在于光遠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在他的“反偽”生涯中，他的那些“被檢討”的“作風”，幾乎是盡數浮出。

《我們的檢討》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批評王惠德和“本刊”的“片面性”；第二部分主要是批評于光遠的教條主義；第三部分則以于光遠和艾思奇為例批評“黨八股”。胡繩對于光遠的第一點批評就是說他的關於中國革命歷史和當前現實革命鬥爭的文章缺乏“關於歷史和現實的豐富材料的分析研究”，而他舉的例子就是于光遠的《明確對資產階級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思想》一文：

“文中一開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是絕對對立的。’斯大林這句話當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這個原則下，人們仍舊必須去分析在各種具體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對立的具體情況。而于光遠同志卻簡單地說‘上述一般的論點同樣也適合於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中國。’這樣就好像是既有了這‘一般的論點’，就無須乎再去對於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狀況進行任何具體的分析。這篇文章的第二節的標題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中取得的’，在這樣的標題下，讀者有理由期待對具體歷史的分析。但作者卻仍然只是滿足於僅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幾句話和提出一些純粹抽象的推論，當作者提出‘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也是反動的，即阻礙社會前進的’這一判斷時，他竟不覺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體材料來做根據，因此這種判斷實際上只是憑空的武斷。”【73】

事實是，幾十年後，在“反對偽科學”之時，于光遠的終極武器仍舊是“引經據典”，只不過是，他的“經典”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斯大林變成了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恩格斯。

胡繩對于光遠的第二點批評是他的文章“從定義出發、玩弄概念”，舉的例子就是他化名“君麟”發表的《關於“社會底生產力”》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為了說明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有所不同，‘假定’了一個在熱帶的國度和一個在寒帶的國度來做‘例子’。用假定來證明自己的結論，縱然結論是正確的，也是非科學的偷懶辦法。這也就證明作者並沒有在收集和研究具體材料上下功夫，所以只能在假定和猜想中進行推論。”

這個批評，真是擊中了于光遠的要害，因為他在那之前的“調查”和在那之後的“反偽”，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在假定和猜想中進行推論”，堅決拒絕“在收集和研究具體材料上下功夫”。實際上，于光遠後來“反偽”的最大招術就是“三不”政策——不看，不聽，不信——，即閉着眼睛呶呶不休地嘮叨他的“哲學評論”。（後詳。）

胡繩對于光遠的第三點批評是他的文章“是空洞的、冗長的”、“只是複述一般的原理原則，而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胡繩舉出的例子是于光遠的《劃分階級的原則和標準》一文：

“這篇文章是為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這個文件而寫的，作者雖然自稱是‘打算就學習這文件後的些理解，談一談劃分階級的原則和標準的問題’，但是，文章中第一節講的是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一文中所提出的關於階級的定義；第二節是說明社會歷史中自古以來的各種階級關係，這兩節已占據了全文篇幅的1/2以上，剩下來的不到1/2的篇幅也只是按照字面複述了文件中的某些主要內容。固然，為了理解這個文件，需要懂得階級的意義是什麼，但是在這一篇文章里，既沒有運用列寧的定義來深入地闡明土地改革中的劃分階級問題，也不是用劃分階級中的具體問題來充實對於列寧的定義的理解，作者在這裡事實上只是用那幾乎在任何場合都可以搬用的原理的背誦來代替了對於具體問題的分析研究，這樣的文章顯然不能令讀者滿意。”

胡繩的這個批評，特別適用於于光遠的那七卷“巨著”，《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其中絕大多數內容，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是根據一些“原理原則”來自說自話。所以他才會抱怨說，自己在文章中提出的觀點“得不到我希望的反響。”【74】

胡繩對于光遠的第四點批評是說他“不僅缺少實際知識，而且還缺少歷史知識”，他舉出的例子是于光遠的《關於愛國主義的幾個問題》：

“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企圖從中國和外國的歷史來說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思想，作者得到的結論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思想‘如果不與革命的政治認識相結合’，就會帶有各種狹隘的愛國主義色彩。但是人們都知道，無論在中國或外國的歷史上，農民有農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小資產階級也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他們並不是只要和任何一種‘革命的政治認識’相結合，就能擺脫狹隘的愛國主義色彩。以中國近代史來說，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在義和團運動中，農民群眾都表現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的愛國主義。但正因為這是單純農民階級的革命運動和愛國主義運動，所以它就不能不和所謂‘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思想混淆在一起。在辛亥革命中，小資產階級群眾也曾進行革命運動，表現了愛國主義熱情，但是因為當時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那種愛國主義熱情也就不能不包含着各種弱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不是只要有了某種革命的政治認識，就能達到于光遠同志文章中所說的‘革命的愛國主義’的水平。如果我們切實地研究了歷史事實，當然不會使用‘革命的政治認識’這樣含糊的說法，而必須說到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的問題。如上所述的過去時代中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之所以不能避免種種弱點，正是由於沒有先進的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但是于光遠同志的這篇文章恰恰對於無產階級領導幾乎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胡繩把對于光遠的最嚴厲的批評留在了最後，即說他的文章概念不清、缺乏邏輯：

“在于光遠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生產力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2卷4期）中硬把生產力發展中的量的概念和質的概念機械地區別開來，認為生產力發展水平就是量的概念，並給‘生產力的質’作了這樣不可理解的定義：‘生產力的性質則表現在生產工具，生產方法的特性，表現在各種不同的生產力要求不同的生產關係來和它相適應的特性上面。’這種混亂的語言顯然正是混亂的思想的表現形式。”

前文提到，在1940年，于光遠為了引起毛澤東對自己的關注，就故意和中央唱反調，說什麼當時的抗日戰爭不是處於“相持階段”，而是處於“走向相持階段的過渡時期”。而就是這個“為了表現強說愁”的壞毛病，于光遠保持終生，並且引以為傲。例如，他對政治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就是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改稱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後詳。）

緊接着，胡繩寫道：

“毛澤東同志說：‘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麼？’我們的文章很少能夠避免這種責備。這種千篇一律，使人憎惡的文字當然不可能精確地傳達馬克思主義的活的思想，毛澤東同志要我們下苦功來學習人民的語言，丟開這種陳腐的八股腔調，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教導。”

實際上，直到1957年，還有讀者給《學習》編輯部寫信，呼籲它“應該改變一下文風”，說它的文章“脫不了八股的窠臼”、指責文章的作者“習慣於教訓別人”，並且指出其中的根源“跟組稿工作中的宗派主義有關”：“雖然作者的名字常換，然而我看其實不過是幾個作者的化名而已。”【75】事實確實如此：僅于光遠本人，在《學習》雜誌上就使用多個筆名【76】，頗像他的關門弟子方舟子在自己一手控制的新語絲上披着馬甲裝神弄鬼。也就是說，《學習》雜誌的那點兒小把戲，不僅它的領導看得一清二楚，連讀者都心知肚明。換句話說就是，胡繩的批評，不僅對于光遠沒有任何幫助，反倒強化了他的“我就是我”的抗拒心理。

五、禍兮福所倚

毫無疑問，那場驚動了黨中央毛主席、波及到了全中國的“《學習》雜誌錯誤事件”，肯定把于光遠嚇破了膽。從另一方面講，一個既“愛表現”、又“愛受表揚”的 “二表人才”，在自己主管的刊物上被自己的直接上級批得灰頭土臉，那心情即使不是“痛不欲生”，也肯定是如坐針氈、芒刺在背——對於上海文化人來說，被罵為“癟三”，比被人當眾抽耳光還要難堪。所以，他後來意味深長地說，“寫檢討畢竟不是件愉快的事”。【9】所以，于光遠第一次公開談論此事，是在當事人全都過世的1994年，即事發42年後：

“在建國初期，我和惠德一起工作得很起勁，而且還一起受過一次份量很重的批評。1952 年‘三反、五反’期間，惠德已經接替我當《學習》雜誌總編輯。我有一個觀點，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但是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兩面性。我把這個看法提了出來，惠德很贊成。於是《學習》雜誌就組織了艾思奇、吳江、許立群各寫了一篇文章，我自己也寫了一篇文章。這四篇文章在這個刊物的第二、三期上發表了。這件事大概是被陳伯達注意到了，報告了毛澤東。《學習》雜誌因而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為這件事，《學習》雜誌停刊整頓了兩個月。在停刊結束後，《學習》雜誌恢復發行的那一期，由胡繩執筆，他和我署名寫了個《我們的檢討》，其中有幾處點名批評了我的同事王惠德。”【1】

于光遠上面這段話，明顯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他說《學習》雜誌炮轟資產階級源於自己的“一個觀點”，更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學習》雜誌並不是一個學術探索或者理論爭鳴刊物，而是黨中央的喉舌，它的職責只有一個，那就是向下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傳播、闡釋中共中央尤其是毛主席的聲音。所以，不要說一個小小的副處長于光遠，即使是正部長陸定一、常務副部長胡喬木，他們也都不可能有膽量把這份刊物當作自己的喉舌。實際上，即使于光遠當時真的有那個膽量，他也沒有那個能力——其他幾個黨內理論家，從王惠德到艾思奇到許立群，沒有一個人會跟着他與中央唱反調。實際上，你只要注意到于光遠只提“這個刊物的第二、三期”，而不提“反資”炮火最猛的第一期，你就會明白，他是在故意撒謊。因為如上所述，第一期的頭三篇文章分別是周恩來、薄一波、高崗的文章，而那三篇文章的主題完全一樣，那就是攻擊“資產階級”。顯然，于光遠一伙人當時不過就是在吠影吠聲。問題是，他為什麼要在四十多年後撒下這個彌天大謊？

原來，早在“五反”之初，甚至可能更早，毛澤東就已經打定了“消滅中國的資產階級”這個主意。1952年1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就在一個內部報告中說：“對資產階級的腐化思想，必須在各方面加以批判，絕對不能聽其自由傳播。”【77】顯然，薄一波的這一觀點只能是來自“中央”。果然，三天后，“中央”不僅“批准”了薄一波的這個報告，而且還要求各級機關“一律遵照辦理。”（同上。亦見【78】。）2月12日，也就是在《學習》雜誌放炮的第三天，毛澤東給鄧拓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鄧拓同志：請將王芸生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予以轉載。文尾我修改了一點。毛澤東 二月十二日”。【79】

根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注釋，王芸生的文章是2月9日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的《資產階級有沒有猖狂進攻？是我們“製造階級鬥爭”嗎？》一文；而毛澤東的“修改”就是刪去了王文的最後一句話：“如此，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四友’就團結得更為親密，共同勝利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80】毛澤東雖然僅僅“修改了一點”，但其象徵意義卻極大，因為這相當於他不再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中國共產黨的“四個朋友”——即國旗上的那四個小星星——之一了。

顯然是與毛澤東的這一舉動相關，由胡繩、于光遠、王惠德編寫的《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不僅在其27講——題為“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恰逢《學習》雜誌1952年第1期發表——中對統一戰線絕口不提【81】；即使是到了下一講，發表在《學習》雜誌1952年第2期，他們也只講“農民問題”、不講“資產階級問題”；只講“工農聯盟”，而不講被毛澤東稱為“法寶”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統一戰線”【82】。三個月後，周恩來在作“關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的報告時，雖然承認民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一員，是我們的朋友”，但他卻一再強調“資產階級的本質就是唯利是圖，就是剝削工人榨取剩餘價值”、就是“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投機取巧”；並且，他還特意講了毛澤東將王芸生“四友”言論刪除的故事，意在告訴黨內同志：“我們……最後還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83】

1952年2月，一篇由毛澤東批轉的文件嚴厲地批評了“各地報紙在反對資產階級進攻的鬥爭中”存在的“缺點”，其前兩項缺點就是“不善於抓住敵人要害，抓住最能激起廣大群眾公憤的事件，

連續地、集中地堅決打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對於向資產階級作戰，是一場劇烈的階級鬥爭估計不足”。【84】實際上，該文件反覆把資產階級稱為“敵人”，批評有些人“在宣傳上不十分注意策略，分化敵人”、“在對敵鬥爭中缺乏敵情觀念，泄露領導意圖和策略”——聽上去頗像是1957年“反右陽謀”的預演。換句話說就是，毛澤東立意消滅資產階級，最遲不晚於1952年2月，恰恰就在《學習》雜誌向資產階級發難之際。可惜的是，對於這樣的歷史事實，很多人都不甚了了，或者是故意裝糊塗，所以“黨史專家”龔育之在1987年還在說什麼“五反”的目的“是要清除資產階級違反共同綱領的‘五毒’，還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這樣的話。【85】同樣，中共著名理論家胡繩也在1988年對“為什麼很快就把它【指民族資產階級】徹底消滅了呢？”這個問題自問自答道：

“看來在當時情況下，社會主義經濟還不占絕對優勢，能夠限制資本主義消極面的經濟力量比較弱，從法制等其他方面進行限制的辦法和手段又很不完備，於是出了亂子就只能用‘五反’那種群眾運動的方法來對付，搞了‘五反’也不大解決問題，就只好徹底改造，儘快消滅。”【86】

顯然，胡繩是說，因為當時資產階級真的“向黨猖狂進攻”了，所以毛澤東要搞“五反”；因為“五反”運動失敗了，所以毛澤東要“提前”消滅資產階級。而事實恰恰相反。如上所述，“五反”起於“三反”，其直接目的就是“甩鍋”，即讓民族資產階級承擔黨員幹部犯下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錯誤的責任。雖然“五反”運動草草收場，但毛澤東卻從失敗中看清了當時民心可用、敵人可欺這一情況，所以他消滅資產階級的“初心”益發堅定。而不論包括龔育之、胡繩在內的中共大佬們對這一“陽謀”是真的不知還是佯作不知——因為胡喬木曾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這樣認識問題【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952年間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會損害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以來直到1949年《共同綱領》通過並加以實行的黨的信譽，使黨陷於在根本理論上自相矛盾的地位。”【87】——，他們都給于光遠編造歷史留下了足夠的空間。（註：毛澤東之所以急於消滅資產階級，除了受到來自黨內“左”傾思想的壓力之外，還可能受到來自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壓力。【88】）

可以有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把握說，于光遠及其同夥在《學習》雜誌上發表的那十餘篇文章，就是要從理論上提高其他人的“認識”，對“領導意圖和策略”做出抽象的、高屋建瓴般的闡釋，供黨員和幹部“學習”。而他之所以會有那樣的膽量，並且置中宣部長陸定一的指示於不顧，只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有來頭更大的人向他面授機宜。現在看來，這個人很可能就是陳伯達——這也很可能是于光遠後來一直與陳伯達唱反調的主要原因。而毛澤東之所以會在1952年3月對《學習》雜誌提出批評，唯一原因就是“資產階級”太不“猖狂”、太不堪一擊了，導致“五反”運動的最顯著的“成果”就是拖累經濟大局，結果于光遠等人被當成了替罪羊，就像于光遠後來把陳伯達當作替罪羊一樣。事實是，毛澤東的主意一直沒有改變。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89】

根據毛澤東的《矛盾論》，“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90】而把“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定性為“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並且剝奪民族資產階級的“中間階級”的地位，顯示毛澤東在當時已經拋棄或基本拋棄了“新民主主義論”。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與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三個朋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四個朋友”之一這些說法出自劉少奇【91】【92】不同，“中間階級”這個概念是馬克思首先提出的，並且被毛澤東一直沿用【93】【94】。所以，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就相當於把他們放在了“主要矛盾”的對立面。據薄一波回憶，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書記處的一個會議上，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10年以後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47, p.213】

這實際上就是中共中央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核心思想。一個多月後，毛澤東又說：“要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47, p.214】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的會議上，毛澤東一邊正式宣布“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邊敲打“左傾”和“右傾”思想：

“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95】

到了1953年年底，中宣部推出《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據鄧力群說，“這個提綱的總論是毛主席寫的。分論是中宣部許立群、于光遠等起草，毛主席改定的。”【96】也就是說，于光遠在“五反”時所犯下的“錯誤”，是他後來升遷的最大資本。

後來，根據毛澤東的相關論述，于光遠說，毛澤東在1953年已經把建國後的頭三年“視做‘過渡時期’的頭幾年。”【97】顯然，早在1952年年初，于光遠就已經窺到了這個苗頭。確實，于光遠後來反覆講的一個故事就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分歧發生在1951年：

“在1951年12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黨內通知。這個通知在文字上只是要求一切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區都要解釋和實行《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看不出什麼特別的意思。這個通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時編者加了一個注，說這是針對1951年7月劉少奇所寫的一個批語而發的。原來事情是這樣的。1951年7月，劉少奇看到山西省委有一個關於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報告，報告要求在落後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在農村中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劉少奇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可是劉少奇的這個觀點已經不能符合毛澤東當時的思想了。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是已經主張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了。因此在劉少奇寫這個批語之後不久的九月，毛澤東就親自主持制定了一個《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其中就有要推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容。這一點說明毛澤東從這個時候起就有急於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開始在醞釀‘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7】

而在毛、劉之間，于光遠堅定地選擇了毛澤東：

“按照這樣一種思想去指導中國的革命，在那時就有那樣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踐，放棄了毛澤東以前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而在中國也根據列寧用以指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俄國的指導思想——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的學說——指導民主革命後中國的發展。當時的人們幾乎都是這麼想的。我自己就有這樣的觀點，否則我就不會寫出《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關於理論部分那樣的文字出來。而且當時我也沒有接觸到強調發展社會生產力而對當時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出系統主張的人。當然，當劉少奇在天津視察發表講話和在《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寫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乃至對山西省出現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寫批語的時候是有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基本任務這種思想的。劉少奇當然比我們看得遠得多。鄧子恢對問題也看得比較清楚，但是缺乏系統的理論觀點，在他的觀點中也還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在讀到黨員八條的時候我是擁護的。在我寫的《政治常識讀本》中引用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那句話。可是當毛澤東批評劉少奇這些話的時候，我又覺得毛澤東是對的，毫不抵抗地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同上。）

總而言之，“五反”就是為中國從新民主主義時期向社會主義時期“過渡”的前哨戰——用周恩來的話說就是“為消滅資產階級準備條件。”【83】關於這一點，政治嗅覺頗為靈敏的胡風在當時就已經察覺到了，所以他說“通過五反鬥爭，社會主義時間能夠提前一些，一般估計在十年到十五年左右。”【98, p.314】而于光遠從一開始就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在他的領導下，1952年的第一、第二、第三期《學習》雜誌完全是在緊跟毛主席向着社會主義方向迅跑。換句話說就是，于光遠在“五反”期間根本就沒有犯任何“錯誤”。實際上，因為深諳“寧左勿右”的為官之道，《學習》雜誌在其創刊號上就把“小資產階級”定性為“剝削階級”【99】；並且，在遭到質疑之後，于光遠本人還要赤膊上陣，講解“為什麼小資產階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100】所以說，《學習》雜誌在1952年2月突然間對“民族資產階級”拔刀相向，實在是再正常不過。

其實，與當時的其他報刊相比，《學習》雜誌當時的表現並不出色，因為“革資產階級的命”的吼聲從1951年12月起就已經開始在中國的媒體上出現了，到1952年1月就已經達到了震耳欲聾的程度——看看《人民日報》的這個成績單：

1952年1月13日頭版，《堅決把資產階級的進攻壓下去》；

1952年1月14日二版，《高度警惕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

1952年1月15日二版，《在反貪污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中 清除資產階級思想對我的影響》；

1952年1月16日六版，《我要清除所受資產階級教育的毒素 “中華健康雜誌”編者的檢討》；

1952年1月17日頭版，《中央公安部舉行全體工作人員大會 鬥爭大貪污犯宋德貴劉玉澤等 羅瑞卿部長號召把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打下去》；

1952年1月17日二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業部 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從多方面對資產階級思想展開鬥爭》；

1952年1月17日二版，《我們要警惕和打退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

1952年1月21日三版，轉發《工人日報》社論，《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進入2月之後，《人民日報》“反資”的力度不曾稍減，它在2月9日發表山東大學校長華崗的六千字長文，題為《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資產階級思想》【101】、在13日遵照毛澤東的指使轉發了王芸生的文章【80】、2月28日轉發楊耳（許立群的筆名）的文章《資產階級沒有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嗎？》【102】。進入3月10日，《文藝報》發表了題為《對資產階級展開思想鬥爭是革命的迫切任務》的社論【103】和姚文元的文章，《注意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104】。即使是《科學大眾》這樣的雜誌都以《清算資產階級思想！》為題報道北京高校的“反浪費展覽會”。【105】

也就是說，與兄弟報刊相比，《學習》雜誌在那場“嚴重的階級鬥爭”——這是于光遠在其文章中反覆強調的【10】——中是一個姍姍來遲者，直到2月10日才加入戰鬥。也就是因為如此，于光遠才會在半個世紀後說這樣的話：

“《學習》雜誌的文章沒有在實踐上產生更嚴重的不良後果……我們沒有聽說黨和政府的哪個部門‘緊跟’這幾篇文章的事。”【9】

也就是因為知道自己沒有犯“錯誤”，更沒有造成什麼“不良後果”，所以于光遠至死都依然故我，以致連清華大學的一個碩士研究生都發現“他還沒有從根本上釐清其錯誤所在，因而對這一事件的認識還是不夠深刻的。”【106】

實際上，在回顧“《學習》雜誌錯誤事件”時，于光遠不僅沒有表示什麼歉意，他的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之情會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所謂“錯誤”固然讓他在黨內黨外灰頭土臉，但與他得到的回報相比，這點損失卻相當於在“一本萬利”的生意中所耗費的那點兒小本錢。換句話說就是，因為那次“錯誤”，于光遠贏得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所以他才會從那之後平步青雲，兩年一個台階：在1954年被“遴選”為中科院學部委員、在1956年被指定在中共八大上作大會發言，並且從此名正言順地成為科學界的“黨代表”、“指導員”、“政委”。與之相比，馮定在那之後，被毛澤東明令調離上海，先是到馬列學院任教、後是到北大任教，並且在1964年被毛澤東當着于光遠、周培源的面點名批評，然後被北大連續批判了大半年。【107】只有理解了前一點，我們才可能真正搞明白由胡繩起草、由于光遠被迫聯署的《我們的檢討》；只有理解了後一點，我們才能找到于光遠一以貫之的“教條主義”的思想根源——教條主義本身不是錯誤，選錯了教主才是錯誤。這就是“《學習》雜誌錯誤事件”的最大意義。

六、福兮禍所伏

前面提到，于光遠在首次公開提及“《學習》雜誌錯誤事件”時，將其起因歸咎於陳伯達向毛澤東打小報告。在這句話的後面，于光遠加了一個註：

“關於陳伯達就此事向中央寫的報告，我當時不知道，直到195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人民日報》編輯部編輯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資料》之後，才看到其中對1952年胡風給路翎的信中摘了這麼一句話：‘……向盧兄要來陳向中央的報告（關於《學習》）。’編者對‘陳向中央的報告’幾個字加了個註：‘指一件黨內材料。這個材料又由胡風轉抄給路翎，附在這封信內。’信中的這一句話，和那個材料中加的那個注，別的人不會注意，而我一看就明白了，而且我相信這是事實。因為關於毛澤東對我們的批評，就是由陳伯達向我們傳達的。不過當時陳有這個報告對我們保密，我一點也不知道，反而局外人胡風、盧甸、路翎等知道了。”【1】

事實是，“1952年胡風給路翎的信”，最早發表在1955年5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題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天知道中宣部大員于光遠為什麼不看《人民日報》，而是要坐等一個月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單行本。其實，在這“第二批材料”中，總共有胡風的信件68封，于光遠提到的那封信排在第41位，標題就是“四一、一九五二年（未注月日）胡風給路翎信（上海）”，摘錄的胡風原文是：“五、向蘆兄要來陳向中央的報告（關於‘學習’）”，而《人民日報》的注釋是：

“〔蘆兄〕即蘆甸。〔陳向中央的報告〕指一件黨內材料。這個材料又由胡風轉抄給路翎，附在這封信內。”【108】

後來，《胡風全集》的編者根據胡風的日記，將這封信定為胡風給路翎的第118封信，標題為“1952年4月16日自上海”。【98, pp.322-325】而在1952年4月16日這一天，胡風還給一個叫“冀汸”的人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樣的話：

“但‘左’傾教條主義，馬上被發現了。《學習》二、三兩期上，幾位理論紅人的文章，犯了錯誤，連宣傳部負責人都做了檢討（此事不必說出去）。現在，《學習》停刊檢查，過些時候大概要公開檢討的。”【98, p.132】

看到胡風只說“《學習》二、三兩期”了嗎？顯然，胡風當時看到或者聽說了陸定一的檢討，他也因此才注意到《學習》上的文章；而當時身在上海的胡風所關心的那份“陳向中央的報告”，中的那個“陳”，既可能是上海市長陳毅，也可能是主持中共上海市委日常工作的陳丕顯，甚至還可能是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是陳伯達的可能性最小。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根據胡風當時通信的內容，以及後來公布的官方文件，都沒有陳伯達與《學習》錯誤事件有關的任何蛛絲馬跡。實際上，陳伯達與“三五反”的聯繫，也僅限於他被毛澤東派到東北地區“了解情況”。【109】

從另一個角度說，“三五反”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並且親自指揮的。據薄一波回憶，“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裡，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甚至經常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47, p.142】不僅如此，毛澤東歷來對黨報黨刊極其重視【110】，對中宣部主辦的《學習》雜誌他怎麼可能會掉以輕心？所以，毛澤東根本就不需要陳伯達向他打小報告。實際上，我們至今也想不明白，陳伯達能夠根據《學習》雜誌的文章向毛澤東或“中央”打什麼樣的“小報告”【111】、報告些什麼內容：他既然是中宣部的副部長，如果發現部下有不妥行為，他不是親自處理，而是上報“中央”，難道是要自討沒趣嗎？並且，一直都在揣摩毛澤東心思的陳伯達——他與田家英交惡的起因，就是因為對方拒絕回答“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麼書？”“注意什麼問題？”這類問題。【112】而如上所述，《學習》雜誌上的“反資”文章，完全符合毛澤東的心意，所以事發前楊耳的文章才會被《人民日報》轉載。事實是，就在發表馮定的文章之前四天，《解放日報》剛剛發表了一篇社論，其中這樣警告資產階級：

“我們再一次警告這些人：現在是你們停止這種妄想、停止繼續作惡的時候了。趕快老老實實地去坦白吧！否則必吃苦頭，勿謂言之不預也。”【113】

3月26日，也就是在《解放日報》發表馮定文章的兩天之後，《人民日報》轉載了《解放日報》的這篇社論。【114】難怪于光遠事後也“沒有感到很大的壓力。”【9】他如果沒有受到表揚，那應該是中宣部領導的失職。

總而言之，于光遠的斷言，“這件事大概是被陳伯達注意到了，報告了毛澤東”【1】、“我估計很可能是陳伯達向毛澤東打了小報告，毛澤東對《學習》提出了批評”【111】，完全都是他自己的胡亂猜疑，而他之所以要那麼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自以為是陳伯達的“老對頭”。

2000年，因為馮定的兒子馮貝葉、孫女馮南南在《百年潮》發表《毛澤東關於馮定的三次表態》一文【107】，于光遠以“活着的人中最了解、最清楚”那個事件的人的身份發表了《〈學習〉雜誌錯誤事件》。 而就是在這篇文章中，于光遠把他六年前起了個頭的那個故事講得更詳細、更具體了：

“第3期出版後沒幾天，當時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又是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把我找去，在中南海的水邊談話。他告訴我，這幾篇文章引起一些資本家恐慌，他們問發表這幾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變了？因為《學習》雜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辦的刊物，所以資本家有這樣的疑問。他說這個情況是統戰部辦的內部刊物《零訊》上反映出來的。他說，資本家的疑問反映到毛主席那裡之後，毛主席認為你們犯了性質非常嚴重的錯誤，‘受到托洛茨基思想的襲擊’，是‘半托洛茨基主義’的，必須立即改正。陳伯達還傳達，毛主席認為上海《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確的。陳伯達說，作為一種補救措施，毛主席要你們在下期雜誌上就轉載這篇文章，當然你們也要進行檢討，向讀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儘快發表馮定的文章，表明這兩期發表的文章並非黨的政策有了變化，由《學習》雜誌自己出來用行動糾正錯誤，挽回不好的影響。”【9】

上面這段話的最大笑話就是，按照于光遠的說法，資本家是因為看到《學習》上的文章而產生“中國共產黨對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變了？”的疑問；而毛澤東則是從《零訊》上得知這個信息的。事實是，《學習》雜誌1952年第一期的出版日期是1952年2月10日，第二期是3月1日，第三期是3月16日；馮定的文章在《解放日報》發表，是在1952年3月24日。而早在那之前，資本家們就已經產生了這樣的疑問了。例如，1月15日，《天津日報》發表其社長王亢之親筆撰寫的長篇社論，其目的，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說法，就是“嚴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謬論”。【115】而在那些“不法分子的謬論”之中，就有“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變了！”【36】 1月19日，薄一波在一篇報告中這樣說道：

“三反運動普遍和深入以後，有些人對我們黨在現階段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捉摸不定，因而在鬥爭中不敢放手。” 【77】

連黨內人士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首當其衝、身受其害、如同驚弓之鳥的資本家們怎麼可能要麻木不仁地等到一個月後翻看《學習》雜誌才產生相同的“疑問”？實際上，在前面提到的王芸生的那篇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

“在這場偉大的愛國鬥爭中，是不是就要消滅民族資產階級呢？是不是就要把民族資產階級驅逐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呢？不是的！我們的鬥爭，是要捕捉侵吞國家財富的‘大老虎’，是要擊退資產階級對人民政權的猖狂進攻，是要爭取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那一面黑暗腐朽的思想本質。”【80】

就在王芸生的文章見報之前一天，北大校長馬寅初對上海的《解放日報》發表談話，其中就有這樣的話：

“上海的資產階級中還有一種說法：‘搞三反五反，要修改共同綱領了。’‘你們不是說四個朋友三個敵人嗎？怎麼打起朋友來了？’這些惡意的謠言，引起了很多工商業者的恐慌（其中還包括不少正當的資本家），更引起了很多人的迷惑，他們一致認為：現在大概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了。”【116】

馬寅初的這篇談話被新華社發了通稿，所以“上海的資產階級中還有一種說法”傳遍了全中國。【117】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一個資本家需要等待《學習》雜誌的出版才感到“恐慌”。

事實是，資本家的“疑問”不僅在《人民日報》上屢見不鮮，即使是在《學習》雜誌上，它也司空見慣。例如，《學習》雜誌1952年第一期發表的于光遠的“反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中，我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對政府機構侵蝕問題。有人提出責難道：‘我們的國家既是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四個民主階級專政的國家，資產階級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既然都是合法的，為什麼我們要在人民政府內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呢？難道人民政府是和共產黨一樣也是中國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組織嗎？’”【10】

于光遠的這篇文章，是《學習》雜誌後續“反資”文章的第一篇。也就是說，《學習》雜誌還沒有行動，那些“責難”就已經存在了——或者說，于光遠之所以要“組織”人力“反資”，目的之一就是要“反擊”這些“責難”。確實，在接下來的《學習》雜誌上，有一篇署名楊耳的文章，其中就有這樣的話：

“這種以‘政論家’姿態發出來的、為資產階級辯護的論調之旁，還有着另一種倒打一耙的伎倆。這一回是以謠言家的姿態出現了。他們說：‘去年實行土改，今年實行商改了。’‘要實行社會主義取消資本家了。’‘公私授受不親（即國營經濟和私人經濟斷絕聯繫）了。’‘下一步要搞小資產階級了。’還有更無賴的，說是‘不許吃好的了，有錢不許花了’。然而，既然是謠言，市場、壽命俱都有限。人如墮落到靠謠言吃飯，也就證明他們已經沒落到可悲的程度了。”【102】

許立群又是從哪兒聽到這些“論調”和“謠言”的呢？所以說，于光遠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後講述的故事，根本就經不起推敲。

千秋功過憑誰說？

按照官方的說法，在“五反”運動中，馮定立了大功，于光遠犯了大過。但是，這兩個人的命運卻與其功過截然相反：馮定在文革前就飽受批判，文革後也是默默無聞；而于光遠則像是不倒翁似的，直到二十一世紀仍能呼風喚雨。（註：右圖中的照片是我加上的。）

事實是，在于光遠的文章中，經不起推敲的故事多了去了。

例如，于光遠說，《學習》雜誌停刊的決定是他和王惠德自行做出的，而不是來自上級；而他們之所以決定停刊兩個月，是因為“我們還必須寫檢討。如果要我和王惠德寫這個檢討，即使再不睡覺，也一定寫不好，但是檢討必須在第5期上登出來，實在沒有這個可能。”

在當時，《學習》雖然號稱是半月刊，但出版日期並不是那麼固定：其1952年第三期的出版日期是3月16日，第四期按理應該在三月底四月初出版，但實際出版日期是4月10日。其實，即使是按期出版，說中宣部的兩個“理論紅人”在半個月內寫不出一份檢討也匪夷所思。事實是，陸定一在其檢討報告中，就已經說了“在四、五月間擬休刊一個半月，進行檢查和改革”這樣的話了。也就是說，于光遠在“回憶”歷史時，連最基本的文獻都不參考。這與他在“反偽”之時對自己“反”的對象都要蒙着眼睛、捂着耳朵，何其相似！

于光遠講的另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是，他在做出停刊的決定之前，並不知道陸定一的檢討：

“第4期出版後，不知道誰（我估計是胡繩）起草了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名義作的《關於〈學習〉雜誌錯誤的檢討》的報告送中央。”

也就是說，按照于光遠的說法，當時毛澤東一邊派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找于光遠面授機宜，一邊責令中宣部正部長陸定一出面向他做出檢討；並且，這齊下的雙管，雖然相互絕緣，但內容卻幾乎一模一樣。問題是，毛澤東有這麼幹的絲毫理由嗎？事實是，陸定一在其報告中明確地說，“我們遵照中央指示，召開有文教宣傳各單位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討論了兩次。之後，在由中央宣傳部和文委黨組的主要工作人員組成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做了有關這問題的檢討。”也就是說，陸定一的檢討是“遵照中央指示”，而他在向中央檢討之前，曾為此在中宣系統內部討論、檢討了三次。很難想象當事人于光遠對所有這一切全都一無所知。再者說，于光遠與胡繩不僅在文革前的中宣部共事，而且還在文革後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共事，他幹嘛不問一問胡繩到底是不是他起草的那個報告，而僅憑“估計”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也非常簡單：他如果向胡繩詢問，那就相當於把自己“估計”的門路堵死了；而那個“估計”就是他“回憶”的核心內容。顯然是出於同樣的心理，于光遠在“反偽”之時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三不”政策，因為他如果看了“偽科學”們的表演，但沒有看出其中的漏洞，則他就沒法再搞所謂的“哲學評論”了，因為無論它們是什麼，在現實（“表演”）面前，全都一錢不值了。換句話說就是，當了一輩子理論家的于光遠，最最害怕的東西就是“事實”。

按照于光遠的說法，由胡繩起草的那份《我們的檢討》，“我和王惠德並不都同意。”事實是，在陸定一的檢討報告中，就有這樣的話：

“由於有些大城市的‘五反’運動尚在緊張進行，目前在這個問題上發表自我批評的文章還不甚適宜，所以遵照主席指示，擬俟‘五反’運動結束後，再在《學習》雜誌上發表適當的檢討文章。”【68】

這樣的話，連胡風都注意到了，所以他才會告訴路翎“現在，《學習》停刊檢查，過些時大概要公開檢討的。”也就是說，那個“檢討文章”是陸定一在全黨面前承諾過的，因此也是必須發表的。只不過是，到了《學習》復刊之際，“五反”運動雖然已經煙消雲散，但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卻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之中。因此，《學習》雜誌的“錯誤”，早已變成了“功績”，所以那份檢討才會東拉西扯，“尤其王惠德，他沒有在《我們的檢討》中署名，《檢討》中關於他的話卻說得不少，其中有檢查自己有教條主義習氣的那些內容。”而于光遠在半個世紀之後說什麼當時“我的頭腦里對這次錯誤的性質還沒有弄清楚”、“按理這個檢討是應該由我寫的,胡繩是沒有任何責任的，但是我沒有同他爭‘檢討權’”，完全是得便宜賣乖，耍小聰明。實際上，在當時，除了服從組織決定之外，他，連同王惠德，根本就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

據說吳敬璉在1998年曾勸于光遠“多花些時間寫回憶自己參加黨內一些重要事件和接觸重要黨史人物的文章”，而不要再“探索”什麼“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118】于光遠果然從善如流，在那之後撰寫了海量回憶文章。可惜的是，于光遠的記憶是選擇性的，他的回憶也是片面的，主觀的——從中，我們根本就看不到“求真”的蛛絲馬跡。恰恰相反，從中我們能夠發現大量私貨、假貨。

七、茶餘飯後

說“《學習》雜誌錯誤事件”對于光遠毫無負面影響，並不公正。實際上，除了被“被停刊”和“被檢討”搞得“不愉快”之外，于光遠在1952年還遭遇了另一個挫折，即在次年派出的聲勢浩大的中國科學院訪問蘇聯代表團中，被胡喬木指派“管一管中科院”的他卻沒能隨團出發——中宣部派出的壓陣監軍是那個走出清華校門還不到兩年的何祚庥。

在當時，訪問蘇聯是一種規格極高的政治待遇，而那個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又幾乎全都是著名學者，所以，《人民日報》在報道該代表團出行的消息時，連何祚庥這個所謂的“工作人員”的名字都沒有提。【119】那次出訪很可能為何祚庥日後非要離開中宣部、“投身”科學界、最終成為中國社會上最最臭名昭著、最最臭不可聞的“萬能院士”埋下了伏筆——他後來承認，自己之所以要離開中宣部，確實與那次出訪有關，只不過是，他把原因歸咎於在蘇聯“看到這個院士，那個博士，對我們衝擊很大。”【120】從這個意義上說，1953年隨中科院代表團出訪蘇聯相當於何祚庥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問題是，在當時，何祚庥究竟何德何能，能夠讓那個從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不偏不倚地落到自己的腦袋上呢？這是龔育之後來的解釋：

“在全面學習蘇聯的形勢下，蘇聯科學院是怎麼辦的？就要向蘇聯學習，組織訪蘇代表團，這當然由中國科學院組織，張稼夫、錢三強等科學家都去了，中宣部去了何祚庥。何祚庥年輕，又懂科學，就代表科學處參加了訪蘇代表團。”【121】

實際上，“年輕”不僅不是何祚庥入選的條件，它恰恰應該是何祚庥被淘汰的理由——在同一篇文章中，龔育之就說，因為何祚庥年紀輕、經驗少，所以他後來才沒能當上科學處的處長——；而所謂的“懂科學”更是一個笑話，因為熱衷於學生運動的何祚庥所“懂”的那點兒“科學”，與曾經跟着周培源作過畢業論文的于光遠相比，是地地道道的“半斤八兩”。也就是因為“入團”的原因不明不白，所以何祚庥本人對那次機遇的解釋是“大道至簡”：

“作為中宣部的辦事員，我也參加了這個代表團。”【122】

幾乎與此同時，何祚庥又編造了另一個說法：

“1953年，科學院組織訪蘇代表團去蘇聯學習科學院該怎麼辦。張稼夫、錢三強等科學家都去了，他們看我年輕，又懂科學，就讓我代表科學處也參加了。”【123】

張稼夫和錢三強的頂頭上司就是中宣部，他們怎麼可能有權並且有膽“讓”中宣部的何祚庥代表中宣部參加訪蘇代表團呢？而何祚庥之所以要信口雌黃，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真正的原因他說不出口。事實是，何祚庥之所以能夠撿到那個“洋落”，最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對他積極跟隨蘇聯批判“資產階級科學”的獎勵——【124】【125】，但更大的原因就是他的頂頭上司于光遠“犯事兒”了——處於風口浪頭的于光遠不宜拋頭露面。據龔育之說，他的工資在1954年被于光遠一下子連提兩級，這被旁人視為準備提拔他當副處長的前奏。【126】于光遠對龔育之的偏愛，與何祚庥的走紅是否有關，以及龔育之的突然得寵，與何祚庥後來非要離開中宣部是否有關，我們不得而知。

萬能院士何祚庥的萬能起點

（圖片來源：【128】。）

另一件需要提及的故事是，大躍進期間，作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的胡繩，把于光遠當作“科學專家”，請他為《紅旗》撰寫了一篇歌頌大躍進的文章，這就是《小麥增產對於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128】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胡繩為刊發這篇文章做了檢討，但沒有供出于光遠的名字，只說“當時編輯部請了一位科學專家，講小麥高產的科學意義”。而龔育之在編寫簡報時，心想“在小麥問題上于光遠算哪門子科學專家呢？”於是便用“于光遠”代替了“科學專家”，他為此受到了胡繩的批評。【129】可惜的是，儘管胡繩與于光遠共事多年，並且為于光遠“檢討”了至少兩次，但是，在于光遠的兩卷《朋友和朋友們的書》中，卻沒有一篇文章是回憶胡繩的——實際上，即使是順便提到“胡繩”的次數，也屈指可數。究其原因，大概是他領着于光遠發表的第一篇檢討，對于光遠的自尊心傷害太深。

到了九十年代，于光遠在“探索”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時，寫下了這樣的話：

“這就是說，理想的發展應該是，在建國後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要求，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鞏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下本着發展生產力的基本要求，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同時也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在發展中爭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得更快。”【97】

于光遠沒有提到的是，他本人在促進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這件事中發揮了什麼作用。

八、參考文獻

【1】于光遠：《我從沒見過他愁眉苦臉——懷念王惠德》，《同舟共進》1994年9期14-17頁。

【2】于光遠：《田家英的悲劇》，《隨筆》1996年4期13-21頁。

【3】于光遠：《胡喬木和我（二）》，原載《廣州文藝》2000年某期；見新語絲2001年1月4日新到資料。

【4】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26頁。

【5】張亞：《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與新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構建——以〈學習〉雜誌為個案》，《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1期59-63頁。

【6】《輔助幹部學生學習 “學習”雜誌將創刊》，1949年8月24日《人民日報》第4版。

【7】《“學習”雜誌明天出版》，1949年9月14日《人民日報》第4版。

【8】《〈學習〉雜誌改半月刊 第二卷第一期今日出版 本期印行廿八萬五千份》，1950年3月16日《人民日報》第3版。

【9】于光遠：《〈學習〉雜誌錯誤事件》，《百年潮》2000年10期40-43頁。

【10】于光遠：《反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學習》1952年1期13-19頁。

【11】于光遠：《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學習》1952年3期8-10頁。

【12】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解放》1940年98-99期22-40頁。

【13】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4】朱德、彭德懷：《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947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第1版。（註：該宣言雖然署名朱德、彭德懷，但執筆人卻是毛澤東。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1179頁。）

【15】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1947年10月10日《人民日報》第1版。

【16】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報》第1版。

【1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第1版。

【18】《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各單位代表講話》，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第2版。

【19】《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　彭真同志總結報告摘要》，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報》第1版。

【20】見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報》第1版。註：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中，這句話被改成“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見該書71頁。

【21】王惠德、于光遠：《中國革命讀本》（修訂本）上冊，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118頁。

【22】王惠德、于光遠：《人民民主專政》，《中國青年》1950年37期38-39頁。

【23】於懷：《為什麼要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略論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學習》1950年1卷6期20-22頁。

【24】廖沫沙：《政治常識讀本——第三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上）》，《學習（初級版）》1951年6/7期53-61頁。

【25】學習初級版編輯部編：《政治常識讀本》上冊，學習雜誌社1952年2月版79頁。

【26】彭真：《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報告》，1951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第1版。

【27】陳巳生：《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轉變過程》，1951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3版。

【28】于光遠：《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學習》1952年3期8-10頁。

【29】《高崗同志在東北局直屬機關幹部會上號召開展反貪污腐化反官僚主義鬥爭》，1951年9月17日《人民日報》第1版。

【30】《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加強增產節約運動領導的通報》，1951年10月9日《人民日報》第3版。

【31】毛澤東：《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53-58頁。

【32】《中共中央批轉華北局關於劉青山、張子善大貪污案調查處理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412-413頁。

【33】《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415-427頁。

【34】薄一波：《為深入地普遍地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而鬥爭》，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報》第1版。

【35】《天津市長黃敬一月十六日在天津市各界人民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坦白檢舉大會上的講話》，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報》第1版。

【36】社論：《全市工商業者積極行動起來，開展反行賄、反偷稅、反詐騙國家財產運動》，1952年1月15日《天津日報》。

【37】毛澤東：《關於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號的批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278-279頁。

【38】《中共中央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45-46頁。

【39】《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2-13頁。

【40】毛澤東：《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於三反鬥爭的報告的批語》，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21-22頁。

【41】新華社七日電：《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舉行會議 周恩來副主席作重要報告 號召工商界人士積極參加反對貪污浪費的鬥爭進行自我改造》，1952年1月8日《人民日報》第1版。

【42】薄一波：《為深入地普遍地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而鬥爭》，1952年1月10日《人民日報》第1版。

【43】高崗：《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侵蝕，反對黨內的右傾思想——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52年1月24日《人民日報》第1版。

【44】《中央關於在五反中對工商戶處理的標準和辦法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308-311頁。

【45】社論：《勝利地結束“五反”運動》，1952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第1版。

【46】華明：《三反五反的剖視》，友聯出版社1952年版66頁。

【47】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48】陳丕顯：《上海人民的好市長——回憶陳毅同志在上海的豐功偉績》，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江蘇省檔案館編：《陳丕顯文選》第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318-366頁。

【49】楊奎松：《建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2期1-25頁。

【50】楊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運動始末》，《社會科學》2006年4期5-30頁。

【51】張鳴：《執政的道德困境與突圍之道──“三反五反”運動解析》，《二十一世紀》2005年12期46-58頁。

【52】毛澤東：《在中央給鄧小平的復電稿上加寫的話》，注2，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324頁。

【53】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 1949-1952 綜合卷》，中國城市出版社1990年版519頁。

【54】陳云：《市場情況與公私關係》，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81-194頁。

【55】《中共中央關於“五反”定案、補退工作等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57-160頁。

【56】吳承明、董志凱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 第1卷 1949-1952》，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866頁。

【57】《中共中央關於“五反”補退工作等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57-160頁。

【58】《中共中央關於爭取“五反”鬥爭勝利結束中的幾個問題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61-170頁。

【59】高仲泰：《榮毅仁的前半生》，江蘇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221頁。

【60】逄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521頁。

【61】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陳丕顯年譜 1916-1995》，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114頁。

【62】陳丕顯：《雄才大略 襟懷坦蕩——懷念敬愛的陳毅同志》，1991年8月25日《人民日報》第5版。

【63】新華社：《經過周密布置和充分準備上海反盜竊鬥爭正式開始》，1952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第1版。

【64】陳毅：《為爭取“五反”運動底完全的徹底的勝利而鬥爭——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市、區增產節約委員會擴大聯席會議上的報告》，1952年3月28日《人民日報》第1版。

【65】馮定：《學習毛澤東思想來掌握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鬥爭——讀〈毛澤東選集〉的一個體會》，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報》。

【66】毛澤東：《對統戰部關於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的處理意見的指示稿的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第361-362頁。

【67】《毛澤東就民主建國會工作方針問題給黃炎培的覆信》，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295-297頁。

【68】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關於〈學習〉雜誌錯誤的檢討》，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中國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25-128頁。

【69】毛澤東：《中央轉發中宣部關於〈學習〉雜誌所犯錯誤的檢討的批語和對檢討的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376-377頁。

【70】馮定：《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1952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第3版。

【71】本刊編輯部：《學習〈矛盾論〉，克服教條主義與黨八股的作風》，原載《學習》1952年4期；見195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第3版。

【72】《批評與建議》，《學習》1949年3期1頁。

【73】胡繩、于光遠等：《我們的檢討》，《學習》1952年5期3-7, 43頁。

【74】于光遠：《為重印〈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一）至（五）卷和〈科學攀登的歷程〉而寫》，見于光遠：《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六）》，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549-553頁。

【75】焦勇夫：《“學習”雜誌應該改變一下文風》，《學習》1957年11期28頁。

【76】《于光遠曾用過的筆名》，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主義建設科學研究組：《于光遠著作目錄（1937-1986年）》，無出版信息，357-358頁。

【77】《薄一波同志關於中央一級各機關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情況以及更進一步開展這一運動的意見的報告》，《鬥爭》1952年125期2-6頁。

【78】薄一波：《開展“三反”運動的方針政策》，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 1949-1952 綜合卷》，中國城市出版社1990年版438頁。

【79】毛澤東：《關於轉載王芸生文給鄧拓的信》，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203頁。

【80】王芸生：《資產階級有沒有猖狂進攻？是我們“製造階級鬥爭”嗎？》，1952年2月13日《人民日報》第3版。

【81】胡繩、於光達、王惠德：《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第二十七講：共產黨的戰略和策略》，《學習》1952年1期41-45頁。

【82】胡繩、於光達、王惠德：《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座第二十八講：農民問題》，《學習》1952年2期24-28頁。

【83】周恩來：《關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問題》，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93-103頁。

【84】《毛主席批轉西北局宣傳部關於報紙“三反”“五反”宣傳的檢查報告》，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 中（1950-1956）》，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216-218頁。

【85】龔育之：《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1期14-27頁。

【86】胡繩:《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建國後的歷史》,原載《中共黨史通訊》1989年1月25日總2期；見《安徽黨史研究》1989年3期49-50頁。

【87】胡喬木：《關於〈歷史決議〉的幾點說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161頁。

【88】任曉偉：《共產黨情報局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歷史命運——從新民主主義向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轉變的國際背景》，《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11年1期26-38,47頁。

【89】毛澤東：《對〈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語》，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458頁。

【90】毛澤東：《矛盾論》，1952年4月1日《人民日報》第1版。

【9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年年譜 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200-201頁。

【92】劉少奇：《新中國的財政經濟政策》，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129-134頁。

【93】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1926年1卷2期23-29頁。

【94】毛澤東：《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682-685頁。

【95】毛澤東：《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81-82頁。

【96】鄧力群：《鄧力群自述：1915-1974》，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253頁。

【97】于光遠：《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五）》，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10-658頁。

【98】《胡風全集》第9卷《書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9】李霑吾：《對於小資產階級特點的幾點體會——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筆記》，《學習》1949年1期37-38頁。

【100】于光遠：《為什麼小資產階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學習》1950年1期14-15頁。

【101】華崗：《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資產階級思想》，1952年2月9日《人民日報》第3版。

【102】楊耳：《駁斥資產階級的謬論 資產階級沒有向工人階級猖狂進攻嗎？》，原載《學習》1952年2期7-14頁；1952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第3版轉載。

【103】社論：《對資產階級展開思想鬥爭是革命的迫切任務》，《文藝報》1952年5期3-5頁。

【104】姚文元：《注意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文藝報》1952年5期25-26頁。

【105】《清算資產階級思想！——記北京高等學校反浪費展覽會》，《科學大眾》1952年3期37-39頁。

【106】楊德霞：《1952年〈學習〉雜誌事件的政策與理論意蘊》，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8頁。

【107】馮貝葉、馮南南：《毛澤東關於馮定的三次表態》，《百年潮》2000年6期29-34頁。

【108】《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報》第2版。

【109】毛澤東：《關於派陳伯達去東北了解五反情況給高崗的信》，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227頁。

【110】逄先知：《毛澤東讀報章雜誌》，見龔育知、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212-218頁。

【111】王凡：《和于光遠先生聊“黨內秀才”》，《同舟共進》2013年12期38-43頁。

【112】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287頁。

【113】社論：《駁上海資產階級的某些謬論》，1952年3月20日《解放日報》。

【114】《駁上海資產階級的某些謬論——上海解放日報三月二十日社論》，1952年3月26日第3版。

【115】新華社：《天津日報發表社論 嚴斥工商界中不法分子的謬論》，1952年1月20日《人民日報》第3版。

【116】田鍾洛：《馬寅初先生談必須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1952年2月9日《解放日報》；見文匯報資料研究組編輯：《堅決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文匯報讀報組學習資料 第1輯》，上海文匯報館1952年版144-148頁。

【117】新華社電：《馬寅初對上海解放日報記者發表談話 駁斥資產階級的荒謬論調》，1952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第1版。

【118】柳紅：《三本書的命運（之三）——于光遠版本》， 2009年4月13日《經濟觀察報》。

【119】《學習蘇聯科學研究方面的經驗加強兩國科學工作的合作 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離北京赴蘇聯》，1953年2月25日《人民日報》第1版。

【120】李真真：《何祚庥先生訪談錄——在科學院和中宣部科學處之間》，《院史資料與研究》1993年1期1-28頁。

【121】龔育之：《回憶中宣部科學處》，《中國科技史雜誌》2007年3期201-226頁。

【122】熊衛民：《在科學和宣傳之間——何祚庥院士訪談錄》，《中國科技史雜誌》2015年第1期89-103頁。

【123】何祚庥：《書齋內外盡窮理——何祚庥口述自傳》，湖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115頁。

【124】何祚庥：《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論觀點》，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報》第3版。

【125】何祚庥等：《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第3版。（註：該文發表時沒有作者署名，但何祚庥是六名作者之一。）

【126】龔育之：《于光遠素描——我的第三個上級》，《炎黃春秋》2007年9期7-13頁。

【127】何祚庥：《做人做事做學問之道》，雲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12頁。

【128】于光遠：《小麥增產對於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紅旗》1958年4期26-28頁。

【129】龔育之：《送別歸來瑣憶——六、胡繩的不悔和困惑》，《百年潮》2001年2期40-42,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