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汪曾祺

陳喜儒

多年前，偶翻一本雜志，看到一組短文，沒想細看，只是隨意瞥了一眼。這一瞥不要緊，眼睛粘上下不來了。於是翻到前面，從頭讀起。文章都不長，每篇千把字，但篇篇精緻，如一棵棵小樹，每個枝杈，每片葉子，都長的是地方，干淨、利落、勻稱、和諧、美。那些家常話、大白話、大實話，由他排列組合在一起，變成了詩，變成了畫，有滋有味，妙不可言。這才是真功夫，大手筆!我一下子記住了他的名字：汪曾祺。從此以後，遇到汪氏文章必讀，且每次都有收獲，從未因遇到“水貨”而失望。

系統讀汪氏文章，應該感謝作家出版社的房樹民先生，他送我一本《浦橋集》。我愛不釋手，百讀不厭，一直放在案頭，閒時翻看一兩篇，消愁解悶，會心一笑，其樂無窮。書被我翻得散了花，捨不得扔，就像兒時自己買紙釘本一樣，精心用膠帶紙把書脊粘了好幾層，而且弄成線裝書模樣，繼續看，最後連書皮上有廣告意味的內容簡介，我都暗記於心，幾能背誦。

　　前幾年，購得北師大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我從頭開始，一篇不落，讀完八卷，對汪氏的散文、小說、詩歌、劇本、評論有一個整體印象。我以為他的散文最好，小說第二，詩歌、劇作居三。他的散文，行雲流水，玲瓏剔透，美不勝收，篇篇值得細細品評，咂摸滋味。

　　有人說汪曾祺是現當代最後一個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作家，不無道理，但似應加上受士大夫文化陶熏的最後一個平民化的作家。是的，他有士大夫的審美、閒適、散淡、學識、情趣，但無士大夫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驕奢淫逸。他有一顆平常心，不會為弄個司局級而動心，也不會為沒有專車而苦惱。有窩頭鹹菜嗎?有炸醬面嗎?有紙有筆嗎?行，齊了。

　　在一些人為名利爭着搶着喊着罵着哭着叫着往前擠的時候，他不為所動，甚至站在旁邊看熱鬧。路邊看到一朵野花，他會欣賞半天，或者乾脆坐下來抽支煙，喝杯酒。撿到一塊石頭，好，這是寶貝，放在口袋裡。藍天、白雲，蜻蜓螞蚱，放羊娃，乘涼的老頭，養蜂人，哇哇亂叫的孩子……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吸引着他。他從中看到了美，得到了樂趣和享受。

　　他從來都不是主流，或根本不想當主流。他只是個愛抽煙喝酒的老頭，走在大街上。與退休的老工人差不多。他滿肚子文章，卻從不張揚，甚至厭惡吹捧。其實，他用不着張揚吹捧，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

　　心情煩躁時，拿起汪曾祺的書，仿佛避開炎炎烈日，來到樹蔭下，小河邊，聽流水潺潺，樹葉沙沙，蟲鳴鳥叫……心中的煩悶、牢騷、憤怒，煙消雲散，恢復一片寧靜和平。

　　有時我想，汪先生的文章，為什麼會有一種酸梅湯或綠豆湯的作用?是他涉世太深，經歷了太多大悲大喜，把人生看透了，練就了一身刀槍不入的本事?也不盡然。那麼是阿Q精神在讀書人身上的變異?好像也不是。是逆來順受，被生活擠壓得變了形，身心麻木，只會低眉順眼?種種疑惑，縈繞心頭，不得其解。

　　思來想去，我以為，他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世界。當右派，人生至苦，但他種葡萄、畫馬鈴薯、為演戲畫布景……能找到樂趣，找到關，找到心靈的歸宿。這是一種無奈，也是隨遇而安。他自己也說，不這樣，又能怎麼着呢?但他從不消極，對生活充滿希望。在面對滅碩之災時，他沒有氣急敗壞，自暴自棄。在平步青雲、大紅大紫時，他沒有忘乎所以，頤指氣使。他很清醒，不慍不火，寵辱不驚，牢牢把握住自己，守望精神家園。那麼，他的精神家園是什麼呢?像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樣活着，自得其樂。

　　我喜歡這個老頭，他心地善良，有學識，文章好，隨和可親。他不在了，但他的書在，文章在，仍然可以聽他說吃講喝，談古論今，品書評詩。他的筆下，瓜果梨桃，草木蟲魚，蘿卜白菜，煎炒烹炸，文人墨客……皆有情致。

　　我在作協工作，與汪先生同住一個城市，想見汪先生，要一本簽名書，或者臉皮再厚點，索張字畫，並非難於上青天，但我一無所有。有一次，在北京飯店，有人指着一位臉色有點發黑的老頭說，那是汪曾祺，汪先生。他獨坐一隅，手裡夾着一支煙，好像在等什麼人。我沒有冒昧打擾，只是遠遠看了一眼。他微皺着眉，沉思着，或許又有一篇妙文浮上心頭。

　　我贊成錢鍾書先生的話，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不打擾下蛋的母雞，叫她從容地在陽光下漫步，在塵土中撿幾粒糧食，在草叢中捉幾隻青蟲，多下幾個蛋，不是更好嗎?

　　喜歡一個作家，讀他的書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