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談日本的文學館特色

華純

世田谷文學館的風景
提起文學館的風景，我不由自主會想起博爾赫斯的一句名言：“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現在我憑藉他執着的一根手杖和與生俱來的愛好，頂着夏日炎炎的酷暑，走進了東京的兩家著名文學館。
世田谷文學館離我家最近，從京王線地鐵蘆花公園站出來步行約5分鍾，是與幽靜的住宅區和諧相處的文學館。
當初從澀谷決定遷居到這里，多半就因為對它一見傾心，且近處還有埋葬一代文豪德富蘆花的遺址公園，就像遇到了一片綠野仙蹤，深深融入我的心底。
平日街區的馬路上少有行人蹤影，南窗放眼望去，正是恬淡靜謐的所在。每每晨曦初升，西邊總有一抹薔薇色的光，浮在富士山峰巔上。它令我不斷回味德富蘆花對大自然生活的低吟淺唱，讓人想在這樣的風中捕捉點什麼。
走進世田谷文學館之前，首先映入眼帘的一池碧水，仿佛是十萬年前誕生的國分寺崖下一條溪流的源源注入，樹蔭下日影搖曳生姿，映照水中悠遊自在的鯉魚，可以說，那遙遠的天國，如果是圖書館，門前的景象也一定是這樣，奏響着大自然變化的節奏。
世田谷文學館的大廳很寬敞明亮，館內除了世田谷區相關作家的展示之外，還隨時舉辦現代著名作家的企劃展。每年利用者大約6萬到10萬人次。博爾赫斯說過：「在那龐大的圖書館里沒有兩本書是完全相同的。」「所有書籍不論怎麼千變萬化，都由同樣的因素組成，即空格、句號、逗號和二十二個字母。」
當然世田谷文學館不夠龐大，與圖書館的功能還是有所區別的。它是由世田谷文化財團、世田谷美術館等民間設施來運營管理，在強調博物館功能的同時也瞄準了當地的文創活動，而不是簡單扮演文學類圖書館的角色。
文學館和博物館，雖然名稱形象很相似，但設施的目的卻完全不同。一般來說，文學館的功能大致分為兩類；作為社會教育設施（包括旅遊觀光資源）的類似於博物館的功能和作為研究設施的類似於圖書館的功能。
我去的時候那裡正在展出貓妖畫家石黑亞矢子的「百貓夜行」，這是浮世繪與現代美學的驚人結合，整個畫展給人以難忘的視覺快感。我因此也能感覺到文學館一方面是面向對文學創作感興趣的人群，公開各種資料、遺物、舊藏書，喚起公眾對“文學語言”的興趣，另一方面又不拘泥於傳統文學框架，有意識地增加了動漫畫和現代影視展，支持層出不窮的創意文化，以此來改善世田谷區的地域形象。 譬如2018年夏天就舉辦過一個別開生面的文學活動。當時世田谷文學館為日本作家林美芙子特別展絞盡腦汁起了一個名字：“貧乏，此畜生”（貧乏　、コンチクショウ）。看到海報的人會一愣，激發起好奇心。因此周末的文學館引來了上百號觀眾，排隊走進展館。由於場地受限，不可能安放座椅，人們就席地而坐，跟着燈光效果進入昭和年間的切換背景里。擔任演出的雜劇藝術團演員都是昭和人物的穿搭打扮，畫着濃妝，很像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流浪藝人。
在此我先摘錄一段人物介紹，林芙美子是日本小說作家和詩人。幼時父母離異，生活顛沛流離，成年後做過女傭、店員，飽嘗人間艱辛。《放浪記》是其長篇小說處女作，其他代表性作品有短篇小說《風琴與魚町》、《清貧記》、《晚菊》等。她的作品着重描繪底層民眾的艱辛生活以及女性不甘示弱的掙扎與奮斗。
在場觀眾無論是讀過還是未讀過《放浪記》，都能從演員夸張的肢體動作和一段段引自上世紀六十年代日記詩文的朗誦里，品味出林芙美子在貧困生活中的辛酸苦辣。極度的貧困，和屈辱，逼得她經常對渴望的食物進行幻想，大聲嚎叫“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永遠過這種混賬的生活呢？” ，“混賬、混賬、混賬、現在很難受的我想這樣罵千次萬次。”
當她在漩渦中掙扎時，卻也喊出過這樣振作的詩句：“我是從田裡挖出的一朵紅色茉莉花，當強風吹襲，我想像鷹一樣飛上寬闊的藍空。哦，風！散發你熾熱的氣息吧！快快快，吹起這朵紅色的茉莉花！”
特別展的成功之處就是用音樂、藝術、電影等進行穿融合作，透露作者的堅忍不拔和底氣，獲得觀眾的強烈共鳴。尤其驚訝的是，雜劇藝術團團長遞給我的一張名片寫着他的藝名“甜蜜的糖果”，我這才恍然大悟這些演員是一群男藝，經常借神社祭祀場所或小劇場演出，過着收入並不穩定的生活。偶爾被世田谷文學館發現，才策劃了這次的特別展，企圖能傳達出文學作品的感染力。
日本近代文學館的現狀
八月中旬，日本近代文學館正在舉辦「芥川龍之介《羅生門》以及它的時代」文學展，很想再去探索《羅生門》誕生前的軌跡和芥川龍之介(1892～1927年)成為作家的歷程。芥川龍之介被譽為“文學鬼才”，外界評價他的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開拓了一個不曾有過的領域”。《羅生門》取材自日本古典故事，篇幅很簡短，只有三千多字，但這篇小說在芥川文學中占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過去曾居住在近代文學館附近，可說是熟門熟路地從駒場公園進入了東京大學校園旁的文學館。不過，那幢絲毫沒有改觀的水泥牆建築物，卻給人一副斑駁陸離的老朽印象，竟連那咖啡室里的台座和書架，也都是陳年之物，未見裝修痕跡。如果突然來一次晃搖的地震，與天花板連接的書架上的紙本一定會飛落下來，我連坐進去的勇氣都沒有。
記得80年代我在東大大學院研學的時候，圖書情報研究學科的三浦教授就強調過，圖書管信息學者應該積極參與文獻博物館的研究，將文獻博物館吸引到圖書情報學領域。在今天看來，似乎達成了一種共識，必須擺脫文學館是一種博物館的簡單假設。日本近代文學館可說是發揮了圖書館和資料檔案館的特長。
1967年4月，具有文化象徵意義的日本近代文學館出現在東京目黑區駒場。作為發起人之一的川端康成曾附加說明：它有望創造旨在滿足日本歷史和傳統等文化元素的知識需求。此後日本近代文學館一直是由民間財團負責運作，接受文學家、研究者，以及出版社、報社各界團體的捐助來維持開館經費。2007年9月，隨着資料的增加，又在千葉縣成田市建設了分館。日本近代文學館附近的舊前田邸洋館曾經是都立近代文學博物館所在地，東京都政府迫於財政赤字不得不於2002年3月閉館。從現在近代文學館的財務現狀來看，也實在令人堪憂它今後還能延續多久。
二樓的展館進門就不讓人拍照。策展人力圖從下面多個角度來介紹《羅生門》的世界。陳列玻璃櫃裡鋪陳着芥川龍之介處於創作構思階段的筆記真跡、學生時代的課堂聽講筆記、一些被認為是《羅生門》執筆時贈送友人的詩作，以及夏目漱石與他往來的書簡等。通過小說誕生的背景材料、作者生平介紹，以及出版教科書的展示、二次元戲劇、電影和媒體推廣等，讓受眾從中發現《羅生門》在21世紀仍然煥發魅力的亮點。
《羅生門》在文藝雜志《帝國文學》上發表時，芥川龍之介正值23歲華年。黑澤明將它改編成電影后，受到了西方主流社會的力捧，在戰後的世界史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
我們閱讀小說“羅生門”，發現人性之謎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深淵。其中包含了邪惡、兇殘、自私、偽善，以及難以索解的人類行為。目擊者和見證人不在場的情況成為了一個懸案，展示了人性在奈落之底的撲朔迷離。人因為過於脆弱才願意撒謊，甚至是可以對自己撒謊。
“惡”也是會傳染的， “人人都在做惡，我也不妨做惡”。如果人人都在效仿罪惡，拿別人的罪惡來掩飾自己的罪惡，藉所謂的說辭來欺騙自己的內心，那麼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的模仿現場。總有一天罪惡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這在當今的社會也具有警世的意義。為善還是作惡，就在一念之間。我想作者描寫人生的丑惡，是為了揚善，希望引起人們對於人性的救贖的關注。
當文學館被定位為旅遊設施
果然，這個展館非比尋常，有人反覆端詳夏目漱石筆下的草書短箋，有人注重該館作為日本文學館聖殿，多年發展文學館理念的軌跡。有一張圖標出了幾個文豪之間的關係圖，繪制出人間模樣。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太宰治之間的往來和相互深化，似乎連上了相續走上自殺之路的死亡線。尤其在芥川龍之介遺留的一首詩里，隱藏了他離世的決意，外界卻盛傳他服用過量阿片藥物導致中毒。
最後離開之前，我與文學館管理員交談了一下，不能不感嘆當前的新冠危機徹底改變了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和接受的方式。很難預測傳統的面對面的交流會恢復到什麼程度。近代文學館的觀眾三三兩兩，人數不多。而作為觀光資源的文學館，例如鎌倉文學館，仙台文學館，花巻市的宮澤賢治紀念館，長崎的遠藤周作文學館等，每日客流源源不斷。其價值在於通過文學表達喚起鄉土的歷史形象。 它被定位為旅遊設施的事實是文學館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