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美籍華裔數學家、邏輯學家、計算機科學家、哲學家。1921年生於中國山東省濟南市。1939畢業於國立西北師範學院附中。1943年於西南聯合大學數學系畢業。1945年於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哲學部畢業。1948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50～1951年在瑞士聯邦工學院數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51～1953年任哈佛大學助理教授。1954～1961年在英國牛津大學作第二套洛克講座講演,又任邏輯及數理哲學高級教職。1961～1967 年任哈佛大學教授。1967年後任美國洛克斐勒大學教授,主持邏輯研究室工作。1985年兼任中國北京大學名譽教授。1986年兼任中國清華大學名譽教授。50年代 初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後又被選為不列顛科學院外國院士。

我所認識的王浩先生

數理邏輯學家、哲學家王浩先生，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在紐約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後
一年裡，我有機會同他來往，談過不少話。回想一下，感到有責任記下來。
我是通過我的朋友王岱堅認識王浩先生的。岱堅的父親王憲鈞教授(我叫他王伯伯)，是
王浩五十年前在西南聯大和清華研究院的老師，也是我最尊敬的人。王伯伯早年師從哥德爾
(Kurt Godel)，數理邏輯中兩個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證明者)；而王浩，則
是哥德爾晚年很少幾個能接近他的人之一。前年十一月，王伯伯在北京逝世；去年六月初的
一個星期天，我隨岱堅到紐約郊外的一所鄉間木屋看望王浩(此前我曾在一九八八年見過他一
次)。那天，王浩和夫人Hanne Tierney招待我們在戶外的小山坡上午餐、漫談。王浩涉足英
美學術重鎮近五十年，當代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幾乎都認識，不少還是他的朋友。他告訴
我，近幾年哈佛大學政治哲學家JohnRawls的學說對他有啟發，特別是“overlapping onse
nsus”這個概念，他很讚許，從中看到跟他關心的問題有關的某些興趣。我問，哥德爾定理
的哲學意義何在？他回答：“直覺(intuition)。”他還表示對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Richard
Rorty的主張不太贊同，我問何故，他答Rorty“不講直覺”。其意我後來才似有所悟。他
詢問我正在寫的論文的內容，我解釋了自己把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海德格爾放在一起討論
的考慮。他由此談到，哥德爾特別喜歡柏拉圖、萊布尼茲、胡塞爾；他自己亦然，並在愛因
斯坦與Niels Bohr的辯論中對後者及其“com-p1ementarity”一說沒有興趣，對海德格爾其
人其學，更是不以為然。我爭辯說，海德格爾的思想至今影響很大，是否還宜重視，他同意
。我提到自己對Bernard Williams一本近著的理解：哲學無“進步”可言，在一定的意義上
，我們今天懂得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兩千年前皆已說過，而當時困擾着柏拉圖、亞里士
多德他們的問題，今天還在困擾着我們——他也同意。王浩思想敏銳，熟諳西方哲學，同時
誠摯謙和，待人極為平等，即使後輩之歌，其聲迥異，也認真傾聽，不以為忤。
那天的會面十分愉快，傍晚我們才告辭。然而，第二天王浩就確診患了癌症。我回到麻
省Amherst後寄他一份談話時提及的材料，他復了一封親切的短信，附有幾頁他寫的關於Joh
n Rawls的文字讓我看。我因從岱堅處獲悉他患病治療，就沒有再打擾他。直到年底，聽說
他病情好轉，我才又給他打電話，問可否去看他，他讓我來。十二月四月，又是星期天，我
一早去紐約，在洛克菲勒大學校園見到了他。
王浩寬敞的辦公室里擺滿了書籍材料，牆上掛着一幅中國古畫，窗下便是洶湧的曼哈頓
東河，此時他經過半年的治療，精力充沛，心情明朗，每天上午都到辦公室工作，並不把疾
病放在眼裡。一坐下，他就從John Rawls談起，詢問我的看法，並提到半年前我說“the
veilof ignorance”意在斬斷歷史的話，接着就讓我詳談我的論文。我扼要講了自己對西方
理性傳統的理解，着重說明我在“結論”中閱讀柏拉圖，稱這一傳統為“groundlese impe
rative”的意思。王浩以其深厚的哲學信念，對我這種後生妄言未必全同意，但他顯然感興
趣，說有助於他理解哥德爾哲學，特別是所謂“rationalistic optimism”。他問了很多問
題，並從書架上取下自己九月剛完成的新著A Logical Journey：from Gdel
to Philosophy的打印稿贈我。這部厚厚的書稿前後寫了近十年，第一次披露了七十年代哥
德爾晚年，王浩定期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同哥德爾廣泛探討哲學問題的詳細內容，以及
王浩自己二十年來所作的深入思考。書中提到，哥德爾被認為是兩千五百年來唯一有資格說
“亞里士多德和我”的人。這本書已成為王浩先生最後的力作，將於明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
版社出版。那天他談及希臘哲學、霍布斯、哥德爾，以及英美哲學界不少人和事。他不喜歡
海德格爾，但認為《存在與時間》那本書寫得不錯。我說海德格爾自己曾經承認，他在納粹
時期的“失足”，跟他所謂“歷史”這個概念直接相關，王浩很重視。他還說，Thomas Ku
hn的觀點，哲學家感興趣，科學家都不感興趣。王浩興致很高，我想讓他休息，幾次提出打
住，他都說無妨。在談話過程中，他一直用流暢的英文隨手作筆記，記了好幾頁，那種純粹
、認真的思想興趣和平等待人的精神，再一次讓我心裡震動。午後，我們出來到街上一家中
國餐館吃午飯，飯後我送他回寓所，他始終都在談哲學。他邀我上樓見過他的夫人，我才告
辭。
我回Amherst以後，他幾次打電話來長談，給我以勉勵。那段時間，他的治療表面上順利
，醫生和他自己都很樂觀。從十二月底到今年一月底，我回北京探親，返美後即給他打電話
，他很高興，關心地問到國內的情況，他告訴我，英美哲學界近年對哥德爾發生了新的興趣
，二月上旬在波士頓有一個討論會，他將在六號的會上第一個發言，問我能不能去聽。我說
那天因有學生上課不能前往。他說那就把發言稿寄給我看，兩天后果然收到了。
這份十三頁的稿子概括了A Logical Journey那本書的要點，同時記錄着王浩一生最後
一次正式的學術活動。其中談到，我們在數學領域，先憑直覺加減乘除，在無章可循的情況
下直接計算有窮整數，以此延伸我們的直覺，逐步推定數學命題，從整體上把握數論，把握
範疇，把握原先似乎是混沌任意的數學世界。這就是哥德爾和王浩在七十年代的談話中達成
的所謂“數學中的柏拉圖主義”。哥德爾以此類推，試圖把數學中的柏拉圖主義推廣到一般
的認識論和人生哲學，以此抗衡休謨、康德以來的懷疑主義認識論以及各種實證論、經驗論
觀點。哥德爾對經驗、常識、語言懷有深刻的不信任，自稱他的哲學是“理性的，理想主義
的，樂觀的，神學的”。他確信，科學知識完全可能從直覺出發，超越現象，到達“本體”
的彼岸。哲學完全可能成為一門“精確科學”。王浩批評哥德爾的談話往往“難解”甚至“
牽強”，但他同樣相信現實可知，人類生活總的來說終將越來越美好。他說自己在認識論方
面的“rationalistic optimism”，只是比哥德爾的更“穩健”、更“謙恭”而已。他告訴
我們，他們兩位的這種共同立場，“雖然無法證明，但也無法反駁”。他主張數學中的柏拉
圖主義尚只適用於數學領域，“除非誰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論據說明不僅於此”。我讀到這兒
，立刻想到“Gorgias”篇508e—509a和“Phaedo”篇85c-d的兩段話，王浩至此已經把話說
透，觸及柏拉圖學說的核心了。發言最後引用柏拉圖“Euthyphro”篇7b—d一段，指出人們
在數學(科學)領域產生分歧容易解決，在根本的人生信念、倫理道德方面則不然，往往釀成
敵對衝突。西方哲學中的這個千古難題，王浩是怎麼回答的呢？他的結論是：“問題在於這
種(柏拉圖式的)樂觀主義要把握適度，使之在實踐中產生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效果”，在於
“是否如孟子所說人性本善”。讀完這篇稿子，他此前的多次談話，在我心中豁然明朗。哥
德爾和王浩好像是在信守西方傳統的科學理性主義，向本世紀尼采、海德格爾以來的懷疑論
、語言哲學作堅決的抗爭。我來美後所受的哲學訓練，已經受尼采、海德格爾等人很大影響
。雖然我指理性傳統為“groundless imperative”，其實是在向哥德爾和王浩的立場靠攏
，為他們的主張辯護，但我是學倫理、政治哲學的，已經不象他們那樣有把握，也失去他們
那種樂觀主義了。可惜的是，病魔正在逼近，時間正在逝去，我註定再也沒有機會向王浩先
生深入請教了。
王浩從波士頓回紐約以後，我們立刻通了電話。我談了自己對發言稿的理解，他笑了，
但未置可否。他告訴我，他在波士頓同他的哈佛舊交John Rawls共進午餐，稱讚Rawls的理
論“既避免了科學主義，也避免了神秘主義”，Rawls表示同意。王浩談到我的論文與Rawls
的關係時，Rawls說，他確實喜歡霍布斯，但對柏拉圖，有些懷疑。王浩剛回來，癌症就復發
了。這對他是意想不到的打擊，醫生也束手無策，他不得不重新開始作化療。在這期間，我
曾打電話到病房同他閒談。一個療程以後，似有轉機，他又恢復了工作。我們相約，我二月
二十五日(星期六)去紐約看他。
還是在他的辦公室，他也還是那麼平靜、健談。不過這次，我怕他累，不談專業了。他
簽名贈我他八十年代發表的兩本書(BeyondAnalytic Philosophy和Reflections on Kurt
Gdel)，還有幾篇文章。午間，我們去校外一家法國餐館吃午飯。他講起自己當
年在西南聯大聽朱自清先生講課的情景，又談到，John Rawls之所以能取得成就，跟他深深
地紮根於西方思想文化傳統有關。我說你呢？他認為自己去國近五十年，脫離了中國文化傳
統，又始終跟西方隔着一層。我又問，你是不是在說，一個哲學家的思想，跟他的“identi
ty”有關？他說恐怕是。飯後跟上次一樣，我請求付款，他聽都不要聽。我送他回家，告別
時他說，今天沒作準備，我下次再來，他事先要準備一下，好好談談哲學。然而沒有想到，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王浩先生了。
那以後的兩個多月，王浩的病情幾經反覆，換過一次醫生，但終於沒有用。我跟他通過
幾次電話，他仍然是那麼和藹、關切，但我感覺，他的情況越來越不好。五月七日(星期天)
，我打電話到他家裡，想問候他，他夫人接電話，問明是我後說，她去看看王浩能不能接電
話，我一聽知道不好，剛要制止她，王浩已經來了，他用已經很虛弱的聲音告訴我，最近感
覺不好，是因為化療、用藥的反應，可能要有一段時間不能交談。只談了十分鐘，我就請他
休息，掛了電話。過了一個星期，五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岱堅打電話告訴我，王浩去世了
。我雖然已有預感，但絕沒想到會這麼快。我至今不知道，王浩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已不
久人世的。《紐約時報》星期二(十六日)刊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和董事會的致哀公告，星
期三報道了王浩星期六去世的消息，並刊登一張照片，介紹了王浩一生取得的傑出成就和他
對科學、哲學作出的重大貢獻。
王浩是山東濟南人，旅美近五十年，鄉音不改。他為人純潔樸實，言談風趣，喜歡回顧
故人舊事，對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歲月，尤其念念不忘，他常談起金岳霖、馮友蘭、王憲鈞
等前輩師長的事跡，還保存着一九五七年春天北京大學馬寅初校長聘請他任教授的親筆信(當
時他在英國牛津大學的任期未滿，後因同年六月國內的政治風暴，未能回國應聘)。王浩從不
談論自己的成就和影響，對師長朋友，也不作無原則的恭維。他一九四六年赴美讀博士，導
師是“分析哲學”的重要人物、哈佛大學的W.V.Quine教授(今年二月在波士頓還見到了這位
老師)。他告訴我，他同Quine的關係“太複雜了”。對王伯伯他懷有極深的崇敬，行文時總
要加上“我最親切的老師”幾個字。他一直在思考自己同哥德爾的特殊交往。A Logical
Journey這本書出版後，不知能不能翻譯成中文。王浩先生會高興的，王伯伯也會高興的。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於Amhe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