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在中國的悲哀

　　　　　　　　　　　　　　　　·陶世龍·

科學在中國，古已有之？

新近在網上看到一篇讀《李約瑟文獻５０年》記，提到：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問世，使
人們發現“被愛因斯坦判為不具備科學兩大關鍵要素的中國，連馮友蘭都論證為科學不毛之地的中國，卻原來
在近代以前是個富甲天下、璀璨耀目的科學大國。”

這種看法在我國早就存在，聽起來很舒服，流傳也就很廣。但在古代中國，其實無科學可言，科學尚不存在，
何來科學大國？

我說這話，實在煞風景，一講出來就會有人反對，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難道不偉大！還可以舉出張衡的地動
儀，自流井的鹽井。以及孔明燈是航天的嚆矢，爆竹二提腳是火箭的濫觴等等。這些事物，在當時的世界上確
實是無與倫比，所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航空航天博物館裡真的陳列着孔明燈。但遺憾得很，都只能稱之為技
術，而不能算是科學，技術和科學相關，但並不能等同，嚴格說來中國古代那些技術，並非以科學為基礎，與
現代意義的技術也是有差別的，所以有人把那個時代建立的文明稱之為工匠文明，以示區別。

下面幾個例子，我覺得足以說明。

冶金史專家朱壽康先生領導的一個小組，曾專門用現代的測試手段去研究中國的古劍。他告訴我，１９７４年
從葬秦始皇的陶俑坑中出土的三把寶劍，是直接埋在地下約五、六米深的土中，地上面的水能夠滲入和它們接
觸，可是經歷了兩千多年，出土時仍是光亮如新，非常鋒利，婦女的辮梢，竟可一揮而斷！後來在一次會上，
方毅同志也談道這秦始皇時代的寶劍，他去參觀時曾要出試過，真的有這樣鋒利。而這些秦劍是用銅和錫，還
有少量的鉛造成，並不是鋼劍。

朱壽康他們用測試儀器反覆檢驗，還做了一些模擬試驗，最後查知，寶劍不鏽的秘密是表面有一層厚度僅十微
米的鉻；他們還發現，在這些劍中，劍身中錫的含量量高於劍刃，所以刃口鋒利，而整體堅韌。這樣的劍是怎
樣造出來的呢？研究的結果是，先澆鑄出中間的芯條，再澆鑄兩邊的刃而作成的“複合劍”。

寶劍的物質組成清楚了，製作方法也知其大概，何不造它幾把？有人試過，但都不成功。因為古代這些奇妙的
寶劍，是摸着石頭過河，憑個人積累的經驗來製造。並不知道煉製寶劍過程中有什麼物理化學作用，也沒有可
以作為規範的工藝流程，造出這一把，下一把就不一定能依樣畫葫蘆地複製，所以會有這樣的傳說，鑄劍名家
干將和他的妻子莫邪練劍三年不成，最後把頭髮指甲剪了投進冶煉爐，直至莫邪自己跳進爐中才煉成。而這劍
也有了靈氣，成為威懾邪惡的神物，留下的記載不少，由此可以看出，技術高則高矣，但與科學風馬牛不相
及，超自然的神秘倒是不少。由於沒有上升到科學，只能靠在實踐中學，師傅帶徒弟，一代一代傳下去，不知
到了那一代，這經驗隨着師傅進了棺材，就完了。

再如張衡的地動儀，的確值得我們驕傲，西方也無疑問地表示了對張衡的尊崇，但裡面有多少科學呢？史書的
有關記載只有幾行字，有的專家想複製一台，研究多年，造了出來，發生地震時卻報不出來，就算是留的資料
詳備，能夠複製出來並真管用，但這也僅是提供了認識地震的一種工具。張衡以後更無人接班，在中國社會中
對地震的認識仍是天人感應那一套，在我們四川，便有一個故事，清朝同治年間，在保寧府大堂，一天突然陷
落一大塊，從地下冒出一座碑，上刻有“牛鳴地震”四字，據說是諸葛亮留下的預言，大家理解為牛叫起來地
就要震，於是禁牛入城，並規定養牛的人，必須給所有的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橫木，讓它叫不起來。誰知後來來
了一位知府姓牛，而知縣姓鳴，兩人還恰好同時到任，就在這一天地震了，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牛鳴”在
此。如此荒誕不經，卻是被一本正經地記在書中；許多人是相信這類說法的，所以洪秀全還以地震的發生作為
建立“新天朝”的徵兆，而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後，當時的宣傳工具還在引用。

還有這指南針，是中國人發明的，但用來做正經事，恐怕沒有看風水用的多。到頭來航海或做地形地質測量用
的羅盤，在早還得買西方製造的。中國傳統的羅盤是圓形，磁針周圍加上了些天干地支這類似乎是神秘的東
西，對做地質工作無用，但現在聽說比地質羅盤值錢了，因為信風水的人還是很多，包括有些單位的領導也
信，蓋房子請風水先生去看風水，收入比干地質強。賽先生潦倒如此，能不悲哀！

一個時期出現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宣傳，實際上是不懂得科學的價值，停留在工匠文明的自我陶
醉。在那時的許多影視和文藝作品中，科學家是最蠢的，不僅無用，還在那裡礙事。

技術的高超不等於科學的存在，但有人會說，像朱熹對化石的認識，沈括對河北平原是河流帶去的泥沙淤積而
成，徐霞客對喀斯特地貌的觀察，難道不是科學嗎？十多年前，就遇到過這樣的質問。

這些古人的認識都是很卓越的，但幾句話就等於建立了這門科學嗎？顯然不是。就是李時珍大部頭的《本草綱
目》，裡面有許多可用的材料，但也不能忽略其中還有生吃狐之五臟及腸肚，可治狐魅；如以之作羹霍，可治
大人見鬼之類的東西。如果說張衡、朱熹、沈括、徐霞客這些古聖先賢思想中閃耀出來的科學的火花值得我們
自豪，而這些火花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燃燒起來，自然科學的任何一門學科也不是在中國建立起來的，倒是更值
得我們深思。

我們四川有個著名的經學家廖季平（１８５３—１９３２），在他的《地學問答》（１９１５年，請注意這不
是科學意義的地理學，而是講堪輿即風水的中國傳統“地學”，竺可楨、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引進作為自
然科學的地學把它取代，可是現在有些人還真想去認祖歸宗呢）中就發表過這樣的高論：“泰山從海底過脈，
當從閏美洲而來，美在崑崙之西，應屬少昊，從西潛行到東，中土江河夾其左右，東西合併，乃篤生至聖。”
用以說明出生在“少昊之墟”即曲阜的孔子，成為聖人是得天地之靈秀：中國的風水術竟和現代的地質學也結
合起來了。

稍微有點地質知識，就知道這是在信口開河，但這位老先生是正兒八經的，他是按風水術中的龍脈去認識。而
現在竟有置人類共有的先進文化不顧。而以產生的地域為區分，強調未來為西方文化落後了，東方文化將取而
代之，於是不知是些什麼貨色的金人玉符，秘笈寶典，紛紛從箱底翻了出來，打着宏揚民族文化的旗號，同時
不忘穿上科學的袍服，你方唱罷我登場；孔夫子也不屑一顧的怪力亂神，竟成了超科學或另類科學，並得到為
數可觀的精神俘虜；其心不可測，還不如廖老先生有幾分書呆子的真誠，另一方面，渲染科學帶來的負面影
響，反對科學主義的聲音也在吠聲吠影，成為世紀之交的中國的奇觀。這種現象，恰恰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
學，的確是看看他的現在，就可以了解他的過去。

我以為，還是愛因斯坦在１９５３年致斯威策（Ｊ．Ｅ．Ｓｗｉｔｚｅｒ）的信中說的對：“西方科學的發展
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
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在文藝復興時期）。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那是不用驚奇
的，若是這些發現在中國全都做出來了倒是令人驚奇的。”（愛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商務印書館，頁５７
４。）（商務中譯本末句翻譯有誤，此處引用時已根據李醒民老師的譯文改正。——劉華傑注）。

徐霞客的不幸

還是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引出的問題：既然古代中國科學那麼發達，為什麼後來卻落後了？，被稱
為“李約瑟難題”；有人認為這個問題實際不存在，因為本來在科學上就沒有領先過。或者說研究這個問題會
徒勞無功。都有道理，不過我想，無論原先是不是領先，現在落後的是事實，認識造成落後的原因，很重要，
因為如果認識不清，就不能去消除那些障礙科學發展的因素，甚至還可能把它們當寶貝。

事實上這個問題已討論很久很多了，開了不少會，專家們發表了許多文章，印出的書一大摞，我在這裡是班門
弄斧，講不出什麼理論，僅僅是就一些具體的人和事，談談我的認識。

時間是１９８７年，紀念徐霞客誕生四百周年的活動正在熱鬧地進行。一天，在侯仁之先生家中閒談。侯先生
突然感嘆地說：你想過沒有，為什麼徐霞客早於德國的洪堡（１７６９－１８５９）那麼多年，但自然地理學
並不是中國首先建立？是呀！怎麼過去就沒注意。我說：侯先生你來一篇。他說，你要有興趣，你寫吧。回去
就查書，把洪堡的經歷和徐霞客對照。

我發現，就個人的聰明才智、精神毅力而言。中國人決不比西方人差，徐霞客就是代表；今天在此所見，美國
一年一度在高中生尋求科學人才的競賽結果，前十名一般總有三、四人是華裔；加拿大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比賽的代表中也少不了有幾位華裔青少年，都大大超過華人在這些國家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數，也是證明。所
以，我認為科學未能在中國生長起來，不是個人的基因有問題，而是他所處的環境，也就是當時中國社會，沒
有適於科學種子生長的條件。將徐霞客的遭遇與洪堡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兩人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有探索大自然的高度興趣和獻身精神，有高於一般人的觀察記錄能力；多次去野外
考察，均有一次長達四五年的旅行。

再就是都繼承有豐厚的遺產，不僅不用操心油鹽柴米醬醋茶這些事，還有錢去做花銷很大的自費旅行。別的方
面一比，徐霞客就差遠了。

洪堡出去考察前，在弗萊貝格礦業學校上過學，學了地質學；地質學成為一門課程，就是洪堡六歲那一年在這
個學校開設起來的。開這門課的魏納被公認為地質學的奠基人，儘管他提出的水成論有許多謬誤。這個學校現
在還在德國，老地方，仍使用原來的名字，沒有“ 升格”成大學或與別的大學合併。

徐霞客青少年時學的是四書五經，那時程朱理學的道統已經成為主流，八股文統治文壇並成為進入政壇必不可
少的敲門磚，徐霞客算是看的透，不願去做“舉業”即參加科舉考試，而走向山野，考察自然，但在知識上做
的準備，最多是看點古今史籍、輿地誌、山海圖經；而且當時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落進了唐太宗設下的這個圈
套，鑽在故紙堆中苦讀，希望能像范進中舉那樣走上升官發財的道路，誰會和他一起去幹這種蠢事。因此徐霞
客出遊，常只有和尚與他作伴。而洪堡那次長途旅行則有法國一位植物學家和他同行。

洪堡從美洲考察回來，住在當時歐洲的學術文化中心巴黎，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整理考察所得，不惜巨資自費出
版了《１７９９－１８０４年在新大陸熱帶地區的旅行》，計三十卷。

徐霞客則在時間最長的一次旅行結束後，不到一年就病死在家鄉，江陰馬鎮南煬岐，遺稿未及整理，復經兵禍
殘缺，等到他的子孫整理刊印出來，已換了朝代，是一百三十五年後，即清乾隆五十二年的事了。

洪堡在他的考察成果出版後，於１８２７年回到柏林，登上大學講壇，培養了一批學生，他建立了自然地理
學，有人承傳，得以發展。

徐霞客無此幸運，即使他不早逝，遊記或許能早點印出，但又有誰會去從他學習，也就是到他為止。

洪堡的考察成果在歐洲受到高度重視，俄國沙皇也慕名邀請他去考察西伯利亞的礦產資源；在他逝世後，普魯
士攝政王下令為他舉行國葬，全柏林居民為之服喪。

徐霞客的遊記刊行後，也曾引起不少文人墨客的驚嘆，但最多不過是作為奇書以供臥遊而已；他死後二百七十
三年，才有地質學家丁文江發現這本遊記的科學價值。

也許有人會說，霞客條件不好，那是他比洪堡早生了近兩百年年。但是晚生一點又如何呢？洪堡出生時是清朝
乾隆三十四年，正是八股文盛行加上文字獄興起的時期，手頭缺少歷史資料，有本剪伯贊主編的《中外歷史年
表》，翻開一找，在洪堡出生後就找到兩條，乾隆四十三年，洪堡九歲那一年“九月，徐述夔詩獄起。十一月
案結，本身戮屍，子孫斬監候”。三年後，又有“尹嘉銓文字獄起，旋被處絞 ”。年表能記下的事件是很有限
的，按故宮保存的清文字獄檔案，乾隆年間，有三四十起，對思想的控制比徐霞客時代嚴酷，再沒有第二個徐
霞客出現。

文字獄是大棒，也有胡蘿蔔。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在何處？在當官，這叫做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
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都是靠讀書作官來實現的。

事情就如蔡元培指出的，自漢武帝置五經博士開闢了通過讀經可以做官的“利祿之途”，以後發展為科舉制
度，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便入其彀中，把聰明才智都耗費在讀死書上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新文
學大系導論集》１９４０，良友圖書公司初版，１９８２，上海書店影印，第３頁）明、清用八股文開科取
士，把這個制度控制思想，扼殺創造精神的作用，發揮到極度。科舉制度使出身寒微的知識分子有出頭的希
望，誘導知識分子去白首窮經，讀死書，死讀書，直至到讀書死。

中國歷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現在先秦時代，後世僅能拾其唾餘，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清，更無足取，都說明
獨尊儒術政策的實施，特別是科舉及與其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對控制思想、維護封建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科學是人創造出來的，學而優者都當官去了。沒有人去研究創造，何來科學？特別是中國的治學傳統，講究坐
而論道，內省以求諸己。宋代的程顥和朱熹，將《大學》中的“致知在格物”解釋為就“物 ”的本身去了解
“物”，有點到自然世界中去認識自然的意思。但他們說的這個“物”，是把人的主觀意識也包括在內的，着
重研究的還是人的精神世界，對自然界並不重視，而且也沒有“格”的方法。一個引用很廣的故事是明代著名
學者王陽明“格”竹子，他在竹子旁邊坐了七天七夜，什麼也沒得到，就放棄了。而這個“物”到後來也僅剩
下所謂“心”，即人的主觀世界，更與科學不沾邊了。

先秦以後的中國學者，最擅長的是就前人的經典做文章，從書本到書本。在人文學術方面，還有人去做些社會
調查研究，為數也不多。更難得有人肯象徐霞客這樣到山野中去考察自然。難怪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要
說，中國學者做別的學問還行，做地質學不行，但今天的事實已證明中國人其實是能做的，問題出在這個社會
推行的制度和因而形成的學風。一旦把這些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桎梏消除，中國學者在探索自然，發展科學上的
潛力一定是很巨大的。徐霞客的不幸，非僅他個人的不幸，也放映了科學不能在中國生長起來的悲哀。

中國本信巫

魯迅先生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
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中國小說史略》“六
朝之鬼神志怪書”）

我感到，魯迅先生對中國的這一特色抓的真准。巫風在中國，六朝以後也未曾稍減，它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遍及社會底各階層，滲透在我們生活的各方面，有的已成為風俗，被他潛移默化而不自知。科學在中國最大的
對手不是別的而是巫術，或者說巫教、巫文化。

巫的源遠流長，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說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現了。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將巫字的演變歸納如
右下圖（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台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５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是兩個工字的交叉，
大概是行法術時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後加上兩個人在跳舞，是巫用形體動作請神靈降臨。

甲骨文時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稱，後世女巫才稱為巫，男巫叫覡，《說文》中對巫的解釋是：“女能事無
形以舞降神者”。據說他們能使鬼神附體，或用其他方式見到鬼神，總之是具有與鬼神溝通的功能而不同於常
人。傳說有個巫咸，能知人生死禍福；黃帝作戰前，要找他用蓍草來占卜；還有記載說，他的兒子巫賢當了輔
佐殷王祖乙的大臣。論起來，祖乙與黃帝年代相去很遠，他們父子的壽命真夠長了。但既是傳說就不必那麼較
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時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為他們是那時最有文化的人，又能將人間事向鬼神報
告並把鬼神的指示帶回來。但擔的責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將巫脫去衣服放在太陽下曝曬，甚至架起火來
燒，以為這就可以驚動鬼神，下雨來救他，結果燒死了不少；戰國時西門豹治鄴，將用河神的名義詐騙錢財危
害人民的巫，統統扔到河裡去，說是請他們去通報河神，就是這古法的應用。治病也是巫的專業，那時得病以
為是中了什麼邪。就找巫來驅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詞及其他奇怪的形體動怍來行使法術；有時也給
病人吃點藥物。巫在表現鬼神附體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藥以求得興奮，因為他得表現出與平時不同的
癲狂狀態，這些藥是他們一代一代靠經驗積累起來的，只有他們才有和敢用；還有象占卜的時候需要將龜甲或
獸骨燒出裂紋，一般人不會燒，而巫則能很快就完成，他們確一些有別人沒有的本事，於是成了“招神，逐
疫，禳災，除不祥”的專業戶，巫是他們的姓氏。

殷人特別崇奉鬼神，殺了許多牲口還有俘虜和奴隸去祭祀，但最後被周人滅了。比起來周人不那麼信鬼神，治
病也開始有專門的醫生，巫不那麼重要了。醫是從巫分化出來的，傳說巫彭的是醫的開山祖。

儒家的興起並成為正統後，子不語怪力亂神，巫的社會地位變得低下，加上有些巫（這時一般是女性了）出入
宮廷，交通權貴，介入宮廷權力爭鬥，在政變失敗後受到嚴厲鎮壓；而野心家用巫術來蠱惑人心，製造社會動
亂，歷代都有，皇帝對這種人也很警惕，從社會的表面看，以巫為職業的人不多了，但要從人的思想與行為來
看，巫風實仍未減，不過不叫做巫而用其他名義出現，以及滲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像黃曆中關於什麼時候
出門、嫁取、動土才吉利，扶乩請神看相算命等等，也都是巫的職能。所以我用了巫文化這個詞。以巫為職業
的巫婆神漢也仍然有，可能因與巫蠱之類害人之事，名聲不好，但人們實際上還是信的；換個裝束，以什麼高
人、大師之類的面貌出現，更可以風行社會，甚至成為國師了。宣稱自己能與無形的神仙鬼怪溝通，能預知未
來，致人禍福，總之是通靈不凡之人，是他們共同的特徵，把握住這特徵，要有科學的武裝，識別他們其實也
是不難的。可惜在中國信巫而不信科學，因無科學而更信巫，形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怪圈，要突破實在是太難
了。而且巫風所及並非盡限於市井，往往高層還更熱中。

在歷史上，隨手拾來就有：

南北朝時南齊的末代皇帝蕭寶卷，信奉據說是死後成為鐘山之神的蔣子文，還有個宋徽宗，相信妖人林靈素，
都是昏庸的亡國之君。

漢文帝是個比較好也有文化的皇帝，他在聽取青年思想家賈誼的意見時聽到半夜，但對鬼神之事比對賈誼的治
國之策更感興趣，致使後人有“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之嘆。

令曹操嘆羨“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到了晚年相信一個名叫王表的神，這位神，“不見其形”而是由一位
婢女溝通，孫權把這位無形的神封為輔國將軍羅陽王，在都城修建館舍迎去請教。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
聽於神。這句名言就是後人孫盛對此事有感而發的。

近在清代，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荒唐的事。那是在鴉片戰爭後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則徐因主張抵抗英軍而皇
帝想和而早已被撤換，這時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將主和的欽差大臣琦善撤職換成奕山，還派去了一位打內戰
很內行的果勇侯楊芳當欽差參贊大臣。這位果勇侯一到廣州，馬上下令“廣收馬桶，排列沿河”，還在城隍廟
做法事，將符水裝入壇中埋在地下，“種種設施，不一而足，其捍患禦侮之法可謂良且盡矣。”（廣東軍務
記，收在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Ⅲ，神州國光社，１９５４）須知這不是在武俠小說或僅供消遣的影
視中，而是面對英軍入侵的備戰行動！

類似的巫術與科學創製出來的產品的較量，還發生過更大規模的一次，大家都會想得到。那就是義和團的行
為。

西方科學技術與中國巫術較量的結果，中國方面一敗塗地，於是也想到應該向西方學習了，但是當時的當權者
以為洋人比我們強的，無非是船堅炮利，想要的僅是西方的技術，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在精神世界中
還是“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也就是後來概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連最著名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
也這樣認為：

“吾國人之所以遜於世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物質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　於形而
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從事於物質足矣；於物質之中，先從事於其工藝兵炮之至粗者，　亦可支持焉。
（《物質救國論》，１９０５）

此時中國人沒有科學這個概念，連“科學”這個詞也沒有。科學一詞是日本人翻譯時用的。１９０２年，桐城
派文學大師吳汝綸奉命籌辦京師大學堂，因中國從未有過這樣的學校，便到日本去取經，日本人告訴他，日本
的興起是因為重視教育，而他們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學為體。他們說原先日本也是“專獎勵孔孟朱氏之學，童兒
八、九歲讀書，先自四書始”但是他們在美國的炮艦打開日本的大門後，便“上下一心，學泰西之學”。他們
不把科學當成形而下者，而是認為這是古代東方所從未考究過的，“其理則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萬國所通
有，決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們不贊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你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國的
學，何必計較用什麼名字。

對待“西學”的這兩種態度一比，中國敗於日本的原因，也不難清楚了。日本人是把科學真當一回事來學，而
且是作為“普通學”，全民來學。中國則不然，就要技術，如翁文灝後來所感嘆：“試想中國自咸同以來，即
重洋務，即講西學，也就是現在所謂科學，設局印書，出洋留學，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謂西學者，僅視為做機
器造槍炮之學，惟其只知實用不知科學真義，故其結果，不但真正科學並未學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機器
造槍炮之實用亦並未真正學好。而且只知讀他人之書，不知自己研究，結果譯書雖多，真正科學並未發生。”
（科學，第１０卷第１期，Ｐ１－２　，１９２５）”高級知識分子尚且如此，遑論一般民眾。

這就是儘管中國巫術在物質世界中的較量失敗了，在精神的領域中仍能對科學占優勢的原因。所以在鴉片戰爭
結束後半個世紀，魯迅的保姆長媽媽還在一本正經地告訴他，如果婦女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
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朝花夕拾，阿長與山海經）

在長媽媽的面前，科學沒有立足之地了。無奈在中國至今恐怕還是不知科學為何物，不信科學信鬼神的人多。
當然不會重複長媽媽講述的故事，但什麼意念可以動物，發功可以滅掉千里之外的森林大火，如此等等仍廣有
信眾。科學遠不是中國巫術的對手。

其實巫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早期現象。那時人們對自然界的威力心存恐懼，對人生感到命運莫測，
巫術由此而生，只是在西方巫的這兩部分職能分別為科學與宗教取代，基督教的一主一上帝的教義，是不容許
白日見鬼，狐狸成精和由什麼大師來扭轉乾坤的。而在中國，既無科學，又無強有力的宗教，這就使巫的影響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終占據了重要的位置。

中國本無科學，進入也不是明媒正娶，是搭着技術的車混進來的，清朝統治者不懂得現代的技術是以科學為基
礎，就要這技術，於是科學也隨着進來了，象自然科學的基礎學科地質學的奠基之作萊伊爾《地質學原理》的
選編本《地質學基礎》，便是作為礦學一類翻譯過來的。也幸虧他們不知道有什麼科學，而科學是衝破歐洲中
世紀的黑暗專制，擺脫神靈的桎梏而發展起來的，它反映客觀存在真理，不因任何權力的干預而改變；是人作
為有了獨立人格的人，在精神上獨立的標誌。否則早就把他扼殺在襁褓之中了。

總之，科學在中國可謂先天不足，但也一百多年了，仍處於困難的境地，常聽到呼籲，需要啟蒙。我以為如對
這巫文化仍無認識，甚至把巫術當國粹，當寶貝到處推銷。科學在中國的前途，仍然不妙，儘管崇尚科學已喊
得震天價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