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季諾維耶夫的兩次相遇

程映虹

1978年的某一天，亞力山大·季諾維耶夫在被驅逐出蘇聯之前，被召到莫斯科克格勃辦公室和一個負責人談話。負責人對他的態度很和藹，很同情。他說完全同意被驅逐者的看法，考慮到他的處境，他在西方生活“確實比在這個把像我這樣的人的觀念變成現實的國家要好得多。”負責人還說等他出了國，要勸說西方人不要把像他這樣的官方人士說的冠冕堂皇的話當真。

季諾維耶夫曾經是莫斯科大學的教授，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蘇聯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學術生涯的開端是研究馬克思主義，但因為持不同政見，在海外發表批評和嘲諷蘇聯體制的小說被單位開除，後來被蘇聯驅逐出國。蘇聯和當時的中國不同，有處理這類對象的移民政策，有選擇地允許一部分人以被驅逐的形式去國。所以，蘇聯解體以前，在海外尤其是歐洲就有相當數量的移民。

負責人和季諾維耶夫又聊了一些平庸的話題，祝他在西方好運，然後離開了，留下他的助手和這個持不同政見者。季諾維耶夫問助手：負責人是不是對其他像自己這樣的人都這麼客氣？秘書說因人而異。季諾維耶夫又問：他這些話是什麼意思？秘書回答說：

“他希望你到了西方以後，要幫助把那裡的水攪渾。說的話要讓人糊塗，難以理解，不知真假。等到那裡的大多數人都完全搞不清楚真假時，我們就很容易在那裡實現我們的計劃了。”

季諾維耶夫不解了：散布有關蘇聯的不實信息難道不會被敵人利用來詆毀蘇聯嗎？助手說是會被敵人利用，但實際上對我們無害。他說，另外，記得要經常提醒西方人：蘇聯在日益強大。季諾維耶夫問道：那不是強化他們的恐懼，幫助他們提高警惕嗎？助手回答說：

“對的。但是那也會瓦解他們的士氣，使我們的工作更容易些。人通常更會接受一個不可戰勝的敵人而不是一個虛弱的朋友。你要多說胡話，多說夸張煽情的話。越離譜越好。西方人就是容易受虛幻而原始的情緒的支配。”

助手舉了一個在西方曾經很轟動的事例：一個持不同政見的蘇聯大學生預言說蘇聯不久將會解體。助手說，從蘇聯成立那天起，這樣的預言就沒有中斷過。讓他們去說吧，這樣的話西方人就不會專心用力來搞我們了。另外，這樣的話說得越多，蘇聯的繼續存在就越是會讓很多西方人失望，泄氣，從而在內部產生恐慌情緒，現在歐洲就是這樣。所以，那個大學生實際上是幫助了我們，他促進了西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後產生的無可奈何的心態，這種心態導致了對蘇聯有利的和平主義。

助手強調說：

“諸如此類的非理性的情緒對我們非常有用。將來，我們必須在這方面多下功夫，必須多鼓勵這樣的努力。現在西方有個人正在寫一本揭露蘇聯在製造新的心理和生物武器的書。但願他的書轟動！我們甚至可以假模假樣地提供一些證據給他„你可以想象很多人讀後驚慌失措的樣子！”

季諾維耶夫問道：“最高領導人知道這個戰略嗎？”助手回答說：“當然。這是最高層批準的戰略。你現在已經肩負了重要使命。我恭喜並預祝你成功！”

以上是季諾維耶夫1982年在西方出版的一本小說中的一個片段，這本書1985年翻譯成英文。俄羅斯不愧是最早產生反面烏托邦文學的國度。葉夫根尼·扎米亞金1921年就寫了《我們》，比《1984》和《動物莊園》等都早。季諾維耶夫其實也繼承了這個傳統。在上述場面中，克格勃官員和異見人士不再是敵人，雙方居然坦誠相見。前者把蘇聯對付西方的國家戰略對後者和盤托出，不但不擔心泄密，而且讓他明白放他出國就是這個戰略的一部分。

在蘇聯官員的談話中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悖論：異見人士到了西方，無論對蘇聯褒是貶，都會被利用。他如果說蘇聯日益強大，從他的本意來說是要西方認識到蘇聯日益增長的威脅，但實際效果是讓西方一部分人認為蘇聯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已經是客觀現實，這樣就會助長綏靖思潮與和平主義。他如果說蘇聯內部虛弱，高級官員言不由衷，說的話自己都不信，很快就會瓦解，他的本意可能是給西方鼓舞士氣，但又會讓另一部分西方人放鬆努力，坐等蘇聯完蛋。總之，針對不同的對象，散布不同信息，誇大信息的真實性和代表性，製造和強化西方社會的分裂狀態，讓他們在“蘇聯究竟怎麼樣，會怎麼樣？”這個有關蘇聯的“真相”問題上始終莫衷一是。

這個場面和對話，虛構了一個多重錯亂的政治現實，但卻是今日所謂的“後真相時代”之先聲。小說出版的那個年代，報刊、書籍和電視是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作者已經細致地想象到了蘇聯利用西方社會的開放和多元，用散布信息甚至偽信息（書中確實使用了如今常見的“disinformation”這個英文詞彙）搞亂西方思想的國家戰略。

這種戰略到了今天，在以互聯網為依託的各種社交和個人媒體全方位覆蓋信息世界的情況下，其現實性幾乎是百分之百，尤其在信息自由流動的社會，已經完全不是虛構。所不同的是，現在被存心搞亂的問題不是關於俄羅斯而是關於美國。俄羅斯反守為攻，通過互聯網媒體大量散布各種看上去毫無關聯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干預美國大選，甚至動搖美國人的國家自信。美國人現在不是對“俄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感到困惑，而是對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國家感到迷茫。

美國人現在不是對“俄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感到困惑，而是對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國家感到迷茫

後真相時代最大的問題並不是信息的碎片化和虛幻化，甚至也不是由何為真相而引起的社會性的分裂，而是被製造和煽動起來的輕信、恐慌、仇恨這些情緒和心理。“情緒”和“心理”這些“非理性的、原始的”東西正是上面這個場景中克格勃官員強調要去刺激和利用的。他認為通過日積月累，它們在西方社會會導致蘇聯期待的某種發展，蘇聯甚至可以操縱它們，利用它們達到瓦解西方社會的結果。

湊巧的是，在小說描寫的那個時代，普京總統就是長期在西方工作的克格勃人員，可以說是蘇聯政治精英中比較了解西方社會的。美國很多政界人士和媒體認為他是俄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幕後策劃者。

我最初知道亞力山大·季諾維耶夫這個名字，是多年前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看到他的這本小說，其英文書名是 Homo Sovieticus。這個書名直譯是“蘇維埃人”，但不是一般意義上通過政治教育後形成的“蘇維埃新人”(the Soviet Man)，而是人類演化中在直立人（Homo Erectus）和智人（Homo Sapiens）之後進化的新品種，這個意思從書名的兩個單詞組合中可以看出來。例如北京猿人的學名是“Homo erectus pekinensis”，把它和“Homo Sovieticus”一比較，讀者就會明白了。蘇聯宣傳機構在八十年代初曾經宣稱經過五十年的國家工程，蘇聯培育出了新的人類，完成了人類演化史上的革命，這個新人種就叫“Homo Sovieticus”。和它相比，直立人的演化經歷了幾百萬年，智人也要幾十萬年。所以這個意義上的“新人”和原來意義上的“蘇維埃新人”不同，姑且翻譯成“蘇維埃原人”。

這本小說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內容主要是作者1978年來到西方後的經歷，所以本文就當它是一部季諾維耶夫的帶有個人經歷的寫實作品來介紹。季諾維耶夫把Homo Sovieticus諷刺性地簡化為Homosos。應該說，蘇聯官方外宣機構創造這個詞彙後，也沒有做太多的宣傳，因為畢竟太離譜，但季諾維耶夫的這本小說卻使得這個名詞一度在西方流行。

季諾維耶夫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不是像很多異見人士那樣在西方批判蘇聯社會，而是諷刺生活在西德的蘇聯移民群體，也間接對西方社會和政治的很多現象表示了困惑和嘲諷，所以有別於很多異議作品。書中情節的背景是慕尼黑的一個專門接納蘇聯移民的福利性住所，翻譯成英文叫Pension，也就是養老金的意思。這些蘇聯移民也被稱為養老金領取者（pensionnaires）。

這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形式上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和主人公，而是對各色人物和零散生活場景的描寫。季諾維耶夫把他們的住所稱為養老金，本身就是一種譏嘲，因為在蘇聯的社會政治術語中，“養老金領取者”就是一個退出社會的群體，捎帶貶義，有時還帶有政治意味，例如赫魯曉夫下台後就被稱為“養老金領取者”。

在季諾維耶夫筆下，“蘇維埃原人”首先是一個集體性的存在，是蘇維埃社會工程的產物，共享很多思維和心理特徵。這些蘇聯人到了西方以後，由於年齡、語言和文化障礙，只能依靠社會福利金生活，難以和外界發生實質性聯系，西方和蘇聯就是他們唯一關心的世界，整天和同一堆人聚集在一起，通過有限的新聞渠道了解外界，對移民所在的社會一知半解卻議論滔滔。他們唯一的參考系是蘇聯，無論看到了什麼都會說“要是在蘇聯會如何如何”。他們政治上極端反蘇，但其思維、價值觀甚至行事方式卻無一不受蘇聯體制和文化的制約。

例如，小說着力描寫了這些蘇聯移民對於西方的失望和諷刺，尤其是對民主的失望甚至憤恨，以及言談之中對於強權的崇拜，其視野和價值觀不出“蘇維埃人”的範疇。當時正是美國在伊朗的人質危機時期，美國大使館被霍梅尼煽動的暴民占領。移民們聚在“養老院”的電視房裡觀看新聞：

“怎麼回事？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伊朗學生占領了？”“要是這些學生占了蘇聯大使館，蘇聯馬上就派軍隊去了！美國人就是軟弱！”“他們（指美國）有民主。”“我說的就是這個民主，所以他們軟弱。”“這個伊朗這麼爛，卻用恐怖手段對付一個超級大國。阿拉伯人也在強奸西歐。我的上帝，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西方內部爛透了！”“先別着急埋葬西方，西方有那麼多豬腦子，讓這些豬腦子都跑出來。”“不錯，這里是有很多豬腦子，但是還有更多的白痴。我倒情願看到豬腦子多一點，白痴少一點。”

這些電視房裡和日常生活的對話中充滿了憤懣和怨恨。伊朗毛拉，蘇聯，阿拉伯人，中國人，黑人，恐怖分子，白痴西方政治家，一切人都應該去見鬼。

此外，所有的問題都只有一個根源：蘇聯的詭計多端和西方的愚蠢顢頇。“伊朗革命？這不是西方自找的嗎？白痴們早就該看出來了！當然是蘇聯干的！你說是瘋狂的毛拉們領導的？怎麼可能呢？這不就是共產主義革命嗎，到處都一樣！伊朗學生占領美國大使館？這不是西方白痴的自作自受嗎？這些白痴！”

季諾維耶夫說，這些人希望西方按照自己的政治願望制定議程，當西方讓他們失望時便怨聲四起，從此自認為對西方有了深刻見解，不再盲目崇拜。他們好像也完全不明白所謂的“西方”不是像蘇聯那樣鐵板一塊，而是有很多面相的。所以他們當他們看到西方某個政治家訪問蘇聯時就會說：“這個白痴，莫斯科暗中一定在笑話他！”然後其他人七嘴八舌地接下去說：“西方就是軟弱；西方沒有力量干這活；西方瘋了；西方有太多亂七八糟的東西；西方在投降；西方就是無能。”儘管如此，說到最後大家都累了，回過頭來還得承認只有西方是唯一能指望的力量：“他們（指西方）肯定還是會好好想想，然後給莫斯科一巴掌的！”。

從對民主的態度上，季諾維耶夫看到這些蘇維埃原人是“令人厭惡的生物。”他自嘲說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當我在蘇聯時，我夢想生活在一個我可以自己加入甚至組織政黨的民主社會，可以上街示威，參加罷工，揭露花招和謊言。就像生活在天堂。現在當我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的夢想轉了一百八十度。我夢想生活在一個理想的、傳統的警察國家，在這個國家左翼政黨被禁止，遊行示威被沖垮，罷工被鎮壓。一句話：打倒民主！”

民主不是這些人在蘇聯時的理想和口號嗎？怎麼到了西方忽然反民主了？“因為我是蘇維埃原人。我是一個極端反動派，但卻坐在一輛極端進步的車輛上前行。”這不是很矛盾嗎？對，這是矛盾，但對於蘇維埃原人來說，沒有轉不過來的彎，沒有不能自圓其說的事。“在西方，即使是最狂熱的反動派也為民主而鬥爭，因為正是民主提供了他們最後的反民主的機會。但我們直接反民主，因為我們沒有參加民 主的機會。所以，我們要打倒民主！”

這種對待民主的態度會很奇特地反映在其他社會問題上。蘇聯禁止甚至迫害同性戀，這些蘇維埃原人在德國電視上看到有關同性戀的節目後很震驚，開展了討論。“他們（指西方）變得越來越白痴了！”一個說。“同性戀也有權利存在的吧。”另一個遲疑地回應。“同性戀摧毀家庭，顛覆社會。所以社會有權利保衛自己。再說，同性戀只不過占人口中極少數。”“民主制度下少數不是可以有存在的權利的嗎？”“那要看是什麼樣的少數！匪幫和恐怖分子也是少數。民主不是為所欲為的自由。民主只不過是社會政治組織的某種方式。„哪些少數有權利生存要由多數來決定。”“我遇到的同性戀者都是讓人討厭的垃圾，但他們如果要生存，就讓他們生存吧。”“不對，他們要的遠遠不止生存,”另一個滔滔不絕：同性戀把自己強加給社會，力圖把正常人變得和他們一樣。“社會，我再重複一遍，有權利保衛自己不受這種病毒的侵害。總的來說，用民主來討論同性戀問題完全是對民主的貶低。”

這是一群政治犬儒主義者，用季諾維耶夫的話來說是他們是“身段靈活、足智多謀，隨時准備調整道德立場去適應新的環境”的生物。所以，他們異見人士的身份並沒有改變其“蘇維埃人”的本質。書中眾多人物中有這樣兩位，一個是“牢騷滿腹者”，另一個是“狂熱信仰者。”牢騷滿腹者對西方基本失望，認為這里沒人政治上需要自己，能指望的就是一點點福利。狂熱信仰者則相信自己有對付蘇聯的錦囊妙計，要辦刊物甚至報紙，在慕尼黑領導蘇聯國內的異見運動。“當初列寧就是這樣的。”他相信美國總統肯定會召見自己，所以一直在等，等不到總統就等議員。

這兩個人天差地別，但季諾維耶夫說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會不分時間和場合跑到自己房間里高談闊論，然後總是想討點便宜，臨走時“借”個東西用用。不勝其煩的季諾維耶夫有天在房門上貼了一張紙條“進這個門的人：死了這條心吧！”第二天，房東（管理員）就來把它撕掉了。季諾維耶夫琢磨出了原因：這句話會被解讀為對移民和外國人的拒絕，“他可不想讓人聯想起這個國家（德國）可恥的過去。”

季諾維耶夫筆下的蘇聯移民成分很復雜，不一定都是異見人士，但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對西方從幻想到不滿。有一個被起名為“犬儒者”的移民，在蘇聯是一個有相當地位和能量的體制內人士，但他不滿足，要到西方來生活。他斂了一筆巨財，設法轉移出國，然後自己移民到了德國。誰知他上了另一個蘇聯移民的當，那個人大概是許諾幫他理財，結果把財產都弄到了自己手裡。犬儒者從此對蘇聯移民恨之入骨，但他卻怪罪西方。他說因為西方人相信蘇聯會從內部垮掉，所以這些蘇聯移民都抬高自己的身價，誇大自己的能量。明明只是克格勃的一個少尉，偏要說自己是少校；一個平庸雜志的編輯或者是不入流的寫手把自己吹成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著名作家；一個給中央委員當低級技術助手的說自己就是中央委員，等等。總之，蘇聯移民中儘是這幫子人。

另一個移民對於西方的抱怨則令人毛骨悚然。這是個“韃靼人”，一個俄國社會中對非俄羅斯的亞洲人的帶有貶義的稱呼。他被查出二戰時與德國人合作，甚至幫助滅絕在蘇聯的猶太人，移民當局要調查他。但他為自己辯護說：“那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我又不是只殺猶太人，我不是也殺俄國人的嗎？”

季諾維耶夫並不是只諷刺“蘇維埃原人”，他也嘲諷西方社會的虛偽和形式主義，尤其是和蘇聯及其移民打交道的官方人士，認為他們對蘇聯一知半解，對蘇聯移民充滿成見，官僚作風成習，愚不可及。書中有很多西方情報和安全人員對他的盤問的描寫，他對這些人充滿不屑，常常用迎合他們來糊弄他們。

為了說明西方研究蘇聯高層政治的“克里姆林宮學”的荒謬，他舉了一個事例。有個西方使館的官員弄到了蘇聯領導人座車牌號的信息，於是專門記錄進出克里姆林宮的車輛：誰誰的車輛今天或本周進出了幾次，以此推測蘇聯高層的動態。克格勃知道後，就讓一個官員專門安排一輛車掛上不同的假牌照，在克里姆林宮進進出出愚弄他。這個蘇聯官員就經常在聚會時講這些趣事逗樂，直到有一天他忽然發現自己工作失誤：某個高級領導人的車進了克里姆林宮三次，卻出來了五次！

雖然我很多年前就看到了季諾維耶夫這本書，但真正覺得非常有意思，還是近來重新看到他的名字並了解到他後來的一些思想，可以說是再次和他相遇。季諾維耶夫通德文，後來一直住在德國。1999年回到俄國，2006年去世。他是當代俄羅斯知識界關於蘇聯共產主義（有多卷專着）、全球化、西方化和“何謂俄羅斯”以及如何定義“俄國性”這些討論中非常有影響的思想家，但西方學術界對他的興趣似乎主要固化在冷戰時期他對蘇聯體制的批判上。

1993年倫敦大學的一位俄國問題專家就曾出版過一本介紹他的專着（Alexander Zinoviev：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1995年季諾維耶夫出版的《西方，作為現象的西方主義》（Zapad. Fenomen zapadnizma）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雖然沒有英文版，但被一些關注後冷戰時期俄國思想界的英文學術論着引用。例如尼古拉·扎哈羅夫的《俄國的種族與種族主義》（Nikolay Zakharov, Race and Racism in Russia 2015）中對他有相當篇幅的介紹。扎哈羅夫是瑞典Södertörn大學社會學系的俄裔高級講師，他的這本書討論的是蘇聯晚期至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潮。

根據扎哈羅夫的介紹，季諾維耶夫在“蘇維埃原人”的概念之後，又創造出了一個Zapadoid，即“西方人”的概念。他認為“西方人”不單單是像“蘇維埃人”那樣是一個通過塑造人的社會工程形成的個體存在，而本來就是“西方特色的人類”。就是說，“西方人”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因為生活在特定社會和文化環境下而體現出某種特色的人群，而是生來如此的。這個物種首先是一個集體性的存在，每個個體都體現出整體性的本質。

他說：西方人並不是某些具有共同特性和共性的個體的相遇和集合，“而是某種抽象本質在廣大的被稱為西方人的這個人類集體中的表現。西方人的品質以不同的比例、構成和數量融化和分散到這個巨大的人類集體中。”但這個“溶劑”的濃度如此之高，所有接受了它的人群都可以稱之為西方人。如果這個說法很抽象的話，我想它的意思可能是說不同部分的西歐、北歐和北美的“西方人”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季諾維耶夫看來，所謂“西方人”是不可複製的。“因為沒有其他的人類質材可以複製‘西方’。”拿美國來說，在人口構成上“始終保持它本來的形式，就是美國永遠存在下去的基礎和保障。”在這個意義上他提到了移民問題對於“西方”的影響。他說“社會環境對人有很大影響，但也有限。非西方人一定程度上可以模仿西方人，他們也可以和西方人合作，但這種合作不可能達到在大規模的程度上讓他們身上和西方性不兼容的一面消失的地步。但非西方因素對於西方性的反作用，表現在西方性的逐步被削弱上，這是不可逆轉的。蛻化總是比進化要容易。”這就是在很明顯地指出非西方移民對西方社會在人種上的腐蝕作用。

季諾維耶夫說：“西方有自己的禁忌„從客觀的學術角度把創造西方文化的人作為一個社會歷史性存在來討論，總是會帶來種族主義的指控。”他認為離開了對創造西方文明的特殊的“人類材料”，是無法解釋這個文明之來歷的。

扎哈洛夫認為，這些言論說明季諾維耶夫已經開始了對西方“政治正確性”的批判，而同一代俄國思想家中，持有和他類似的認識和立場的還有很多著名人物。晚期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想家中，這是一個與大俄羅斯主義並存的現象。扎哈羅夫斷言，這種現象體現了這些人身上的蘇維埃時期的知識和倫理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觀、文明優劣論和種族等級觀。

季諾維耶夫這麼看重西方和西方人，那麼，在後蘇聯時期他是個西方文明的崇拜者、或者叫做西方主義者嗎？根據北師大歷史系俄蘇思想史專家張建華教授的介紹，事實又相反。他不但認為西方制度不適合蘇聯，而且在晚年，回到俄國生活的前後大力推動對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時期的重新評價，重視蘇聯社會主義的遺產，尤其是以自己曾經是那個體制的批判者（他年輕時甚至參與過對暗殺斯大林的密謀）的資格來重新審視蘇聯歷史，發掘其積極意義。他甚至認為蘇聯歷史對於人類的貢獻被西方抹殺了。張教授認為他既是蘇聯制度最無情的批判者，又是它最後的守護者，是一個矛盾的人物（“季諾維耶夫：蘇維埃體制‘最無情的批判者’和‘最後的守護人’。”見《二十一世紀》2006年八月號。此文寫於季諾維耶夫去世時，張教授當時正在俄國。）。

顯然，季諾維耶夫全部思想的矛盾性和個人經歷的復雜性遠遠超過這篇文章的范圍。從我關心的角度，他的“蘇維埃原人”和“西方人”的概念都表現了明顯的抽象本質先於具體存在，前者規定後者，後者一旦被規定就無法改變這樣一個本質化的思維方式。這是一個重大的邏輯和歷史問題。

季諾維耶夫對蘇聯在西方移民的批判性的描寫是入木三分的，對於蘇聯體制改造人性的效果的強調也是充分的。但是，難道這就是蘇聯移民的全貌嗎？蘇聯人真的整體上完全被塑造成那樣了嗎？我想，作為文學作品可以這樣誇大地處理，但是他從中提煉出來的本質性的“蘇維埃原人”的概念卻是有問題的，因為它難以解釋為何在這個概念產生後才幾年，蘇聯就發生巨變，被那個舊體制塑造的“原人”拒絕了那個體制。或許可以說在對當時的蘇聯體制完全絕望的情況下，季諾維耶夫低估了人性的另一面。他的“西方人”的概念問題甚至更為嚴重，因為它確實已經把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的社會性差別給種族性地本質化了：西方的制度和文明是非西方人無法複製的，如果西方人人種發生了改變，文明就會蛻化。在邏輯上，這可能和他晚年拒絕西方文明，重新發掘蘇聯遺產有某種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