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煒：我把自己當“外人”
“外人”，以前是日本人對外國人的稱呼，現在聽起來似乎有歧視的嫌疑，日語中
“外人”有非自己人、疏遠的人、甚至有敵視的人的意思，因此隨着外國人滲透進日
本社會增多，與外國人和平共處成了很重要的課題，日本人的詞典里把“外人”刪除
了。“外人”在日本似乎成了敏感詞。
個人以為，“外人”無非是外國人的簡稱，談不上歧視。怎麼稱呼並不重要，關鍵
是，是否有包容的心境。現在還有上年紀的日本人說起外國人時稱“外人さん”，這
個さん，聽得出內心的禮節。在中文裡，“外人”的用法多半是這樣的：“不把你當
外人”，聽起來反而讓人親切，一點兒也不敏感。因此我獨樹一幟，要把自己當“外人”。
去年10月，我出了一本日語書叫做從《新中國語から中國の『真実』を見る》（《新
中國語から中國の「真実」を見る！》（從新中國語看中國的“真實”，風人社）。
在書籍製作過程中，與編輯郵件溝通時，我寫了這麼一段話，後來編輯直接把文字放
在書的封套上了。
“我確實覺得自己處在日本和中國的‘夾縫’之中。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依然是
‘外人’；而回到中國，又被認為是‘日本人’。然而，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夾縫’
並不是一個狹窄的空間，反而非常寬廣。因為我可以同時觀察到日本和中國，並且掌
握這兩種語言。在日本也好，中國也好，我都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外人。”
外人，是個客觀的存在，不管你在異鄉生活多久，終歸是客。客人的身份有一定優
勢，20多年看日本依然新鮮，因無知而需要不斷學習，抱着好奇心，多向當地人請教。
不得不說，在日華人在日本生活久了，在對社會的認知程度上，很可能在中日兩國都
變成“外人”。對我來說，沒有一種語言是標準語。清朝雍正皇帝曾強令福建人說官
話，但是效果甚微。我是福建人，沒說過標準國語。從小學起就接受福建口音的國語
教育。現在的福建小孩普通話說得好多了，畢竟老師來自四面八方，不再局限於當地
人。福州話是我的“母語”，離開家鄉20多年，很遺憾與“母語”生分了。在日本不
得不說日語，但是說起日語跟說中文一樣有福建口音。
作為長期在異鄉生活的人，不僅在中國有故鄉，日本的心靈的故鄉不止一個。“外
人”的心態顛覆了故鄉的概念，不僅是出生的地方，許多留下腳印的地方，都如同故
鄉般親切。初到日本留學時期，我曾兩次到長野縣南相木村寄宿，參加國際交流活
動。那兒也是我內心深處的故鄉之一。2019年時曾時隔16年重返南相木村，到村政府
採訪了村長，寫了日本小山村熱衷國際化的報道。小山村20多年積極與在日各國留學
生交流，並讓村裡的小學六年級學生全體公費留學澳大利亞……前些日我把自己的新
書寄給村長和寄宿家庭的父母，他們一家人特意拿着我的書拍個照發給我，無限感
慨。20多年過去，他們年事已高，但是看上去依然像當年一樣健康淳樸，讓人欣慰。
作為異鄉人長期生活在日本，我早已不執著於正宗中國菜了，日常飲食大約是無國籍
的，或者說是交融了中日飲食文化。比如日本的味醬湯是我所喜歡的，幾乎每日餐桌
上不可或缺。福建、廣東一帶亦是十分注重煲湯的，我在味醬湯中加入了許多中國元
素，比如魚頭、目魚等海鮮以及香菇、黑木耳等中國特色食材。
由於保持“外人”的心境，對民族主義情感比較遲鈍，沒有主人翁意識。觀看體育比
賽時，如果是日本和中國的對決，好像哪一方獲勝都是自己都不輸。或者說，與其說
希望哪方勝利，不如說自己喜歡的選手贏了會更高興。比如，已經退役的乒乓球選手
石川佳純，以及日本足球隊的所有球員我都很欣賞。所以，當日本足球隊戰勝中國足
球隊時，毫不掩飾地說，我真心歡喜。
作為個體寫作者，“外人”身份有利於保持客觀立場，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筆，不被日
中兩國的任何主觀傾向所束縛，保持個人的自由視角，超越日本人、中國人這種簡單
歸類來解讀人間世象和進行中日文化比較。
在社會學中，存在多種文化交匯的“邊緣人”概念，我們處在邊緣，也處在文化夾縫
中。世界上的大都市，如羅馬、巴黎、倫敦、紐約、上海、東京等，都是不同文化的
交匯點，正因為這些城市存在許多“文化夾縫”，才能包容“外人”，才孕育出新的文化。
有時候被國內朋友問起日本人是否有歧視外國人的情況。許多外國人在日本經歷的所
謂“歧視”，其實未達到真正歧視的程度，但一些無心的話語會讓人感到不適。這可
以稱為“不經意的歧視”。舉個小例子。兩年前，我曾參觀了金澤一家知名的美術
館。當我欣賞一件玻璃框裡的藝術品時，身體靠近玻璃，而手上的戒指不小心輕觸到
了玻璃框，我當時並未察覺。館內的一名工作人員馬上趕過來，在詢問情況後，面無
表情地問我：“你是中國人？”這句話讓我感到意外。戒指碰到玻璃完全是無意的，
與國籍並無關係。
在日常生活中，這種“不經意的歧視”或許不少。這是日本人的個性特點之一，沒有
必要上升到民族情緒的高度，但是有人文研究的價值。客觀地說，日本人之間也是內
外有別的，自己會社的人是自己人，外頭會社的人是外人。日本文學研究者唐納德·
基恩（Donald Keene）在其著作《日本人的提問》中列舉了日本人常問的一些問題，
例如“你什麼時候回國？”“你吃生魚片嗎？”等。基恩先生通過這些問題分析了日
本人的精神結構和文化。許多生活在日本的外國人，可能都有過因“日本人的提問”
而突然意識到自己是“外人”的體驗。深入思考這些無惡意的提問，可以發現日本人
往往在自己與外國人之間畫條線。“因為是外國人，所以和日本人不同”——這樣的
先入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固化。
毫無疑問，日本已經成為一個“移民大國”。後疫情時代，預計將有更多外國勞動者
來日本。2024年來日旅遊的中國遊客將近700萬。外國人渴望能被溫暖接納，所以希望
日本人時刻保持一個簡單的心態——外國人和自己一樣，都是人。
近來網上流傳一個新聞，有在日留學生巧取了1千多萬日元的醫療費後，還把日本當傻
瓜。對此只能扼腕嘆息。“外人”對居住地應保持起碼的良心，日常享受着日本社會
的福利，自然應該思考，作為“外人”能為日本社會變得更好做些什麼，這亦是讓人
生潤澤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