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劉全生是個博古通今、東西合璧的教育家，他非常健談，而且見解獨到，和他聊天幾乎是種享受。劉全生出生在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其父劉行之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四年，在1940年代後半期任上海《神州日報》社長，在上海文藝界非常活躍，後來全家移居香港和台灣。劉全生於1968年獲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學博士學位，1975年擔任馬里蘭大學物理系教授。最近幾年，他先後擔任過馬里蘭大學副校長，並應聘出任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校長3年，不久前剛剛返回馬里蘭大學，繼續當他的終身教授。劉全生與國內一些大學的校長關係甚是相熟，他們經常在一起進行學術交流。最近，記者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了這位教育界的著名教授。

　　當今的中國大學最需要的是“三創”，即創意、創造、創業

　　文匯報：你在美國和中國台灣當過校長，經常穿梭於台灣海峽兩岸和美國，你認為當今中國大學最需要的是什麼？

　　劉：最需要的是“三創”，即創意、創造、創業。創意要有新觀念、新設計；創造是指動手能力，有新發明、新技術；創業是指開創事業。要是前兩項比較弱，創業就幾乎不可能。中國的大學生忙着就業的多，想着創業的少。美國在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鑑的東西。

　　著名的雅虎公司和惠普公司最早都是由兩個大學生在斯坦福大學創業的。惠普公司的Hewlett當年申請了一份專利卻不知道找誰合作，而Packard當時學的是會計，擅長推銷，兩人結合在一起，成立了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此外，斯坦福大學為他們提供了很大幫助。學生創業不僅解決了自身的就業問題，也為大眾和社會創造財富和福利。另一方面，惠普等企業的成功也是教學研究與學生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學生主動去研究而不是死記硬背，通過研究去創造，把老師的一整套理論和學生的熱情與動力結合起來，往往能夠產生巨大的效益。

　　創新主要是配合資訊時代的需要，適應知識創新的需要。創造和創新非常重要。我認為，這一點馬里蘭大學做得很好。學校成立了專門的“創新班”，就是一半是商學院的學生，另一半是工學院的學生，把他們放在同一個宿舍里。每周請一位有創業有成就的人給他們講創業經驗，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經驗。每個學期要求學生寫一個如何組建企業的計劃書，然後參加學校組織的競賽。這個計劃書幫助學生了解公司如何創業，有什麼特別的技術，什麼產品適合市場發展等等。學校組織的商業競賽前3名可以得到5－10萬美元的獎金，這對學生鼓勵很大，激發他們創業的精神。現在學校大概有10多家公司，有些公司已經賺錢。好一點的企業會有些補助，還有些是要自己找投資，當然學校也會幫助這些企業去找外面的投資，這種項目叫做“種子投資”。當年，Google公司和微軟公司都是先在校園裡得到贊助才逐步發展起來的。

　　美國大學對學術尊重勝過對權力的尊重，校長不做就可以做普通教授，後者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長要多
　
　　文匯報：在中國，許多教授好像當領導只能上不能下。但在美國，許多人當了幾年學院院長或大學校長後，主動要求再當普通教授。中美兩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差為什麼這麼大？

　　劉：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1950年前後，當時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一次請該校著名物理學教授Rabi作演講，Rabi是194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艾森豪威爾在開場白中客氣地說“在眾多雇員(Employee)里，你能夠獲得那麼重要的獎項，學校以此為榮”。但是，Rabi回敬說：“尊敬的校長，我是這個學校的教授，你才是學校的雇員。”這就是美國大學的觀念。大學校長雖有很大的領導權力，但從觀念上來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員甚至後勤人員一樣，只是為教授和學生服務的。

　　教授從事科研教學，美國大學對學術非常尊重，而不是對權力的尊重，這也是美國社會很重要的價值觀念。只要是任何人在專業方面有成就，哪怕是修水管、修電燈，只要他有別人沒有的本領，那麼他就會受到美國社會的尊敬。在馬里蘭大學物理系，現有4名前校長同時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名。像哈佛大學的校長薩默斯退休後，就只是一名普通教授，但人們對他的尊敬絲毫不減。此外，在美國擔任教授相對來說比較舒服，自由也很多，他們的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長要多，但發表論文的要求很高。

　　提高中國大學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對學術和學術精神的尊重

　　文匯報：中國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中國大學的科技成果比較落後，主要是什麼原因？

　　劉：美國現有3000多所大學，但真正稱得上研究型的大學並不多(58所)，美國和加拿大加起來大概一共約62所，主要以研究為主，美國絕大部分的博士學位都是從這些研究型大學獲得的。中國大陸目前大約有近2000所大學，研究型大學大概在15至20所。這個數字不算多，作為研究型大學，像北大、清華、南大、中國科技大學、復旦、交大等，都具有一定的科研經費，這些研究型大學發展也不錯。中國應該大力建設研究型大學，並繼續投入更多的資金。

　　美國目前的科研投入占GDP的2.5%，韓國達到3%(世界最高)，中國大陸是1%－2%，台灣地區現在達到2.5%。台灣地區和韓國一樣缺少自然資源，唯一的就是靠人。韓國在前幾年就開始專門發展科研，將大量的經費投放大學教育，結果成績顯著，但也造成了人們的急功近利，比如像黃禹錫事件。所以，教育依靠經費，有了經費就可以大力發展科研。中國目前還需要加大經費投入用於教育。此外，我們對於學術和學術精神的尊重還要提高。

　　美國大學也有失敗的地方，如美國人才浪費、價值觀念不如上個世紀那麼有理想

　　文匯報：剛才我們談到美國大學有很多成功的方面，那麼是不是也有失敗的地方？

　　劉：美國在人才培養和運用的環節上也存在缺少銜接的問題，培養出來的大量文科學生，都找不到工作。這個現象在當前非常明顯，許多人沒有用上他們所學的知識。美國大學生往往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沒有什麼計劃。這是美國人才很大的一個浪費。另外，美國在倫理教育，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教育方面，在最近20年很欠缺。新一代人很茫然，不知道該做什麼？人們的價值觀念影響其實也是很大的。

　　記得1960年代我剛到美國的時候，美國人非常有理想。那時正處於美國的民權運動時期，白人學生暑假不回家，專門到南方去教黑人如何投票，教他們如何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權，有時甚至冒着生命危險，這些年輕人非常有理想。到了上世紀70年代打越戰，青年人勇於爭取民主，爭取權利。從8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現在的美國學生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去掙錢。

　　50年後世界一流大學至少有1/3應該在亞洲，其中可能有一半將在中國

　　文匯報：你預測再過50年，中國一流大學能夠占到世界1/3，你對此很有信心嗎？

　　劉：100年前世界一流大學基本上都在歐洲，美國當時只有2到3所像樣的大學。到上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大學開始多起來，現在2/3的世界一流大學都在美國，因為它經濟實力強，挖了很多的人才來。現在經濟發展最快的是中國，我想50年後世界一流大學至少有1/3應該在亞洲，其中可能有一半將在中國。

　　此外，中國是個有傳統文化的國家，中文是很了不起的傳媒。我晚上有時候看《史記》，2000多年前的人物躍然紙上，可以和他對話，從傳統中表現出來的人格，這是只有中國人才有資格學習的，這就是我們文化了不起的地方，而且我們的文化中的那麼多的哲理，老莊的思想，對自然的尊重，對人世的和諧，這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大的東西在裡面，再加上我們比較勤奮和努力，我想我們中國人應該能夠做到。

　　中國遲早會有諾獎獲得者，只要對中國文化有信心，只要把嚴謹治學作為研究科學的第一要務

　　文匯報：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的華人都是海外華人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人，而目前祖國大陸還沒有人得，那麼大陸今後50年有沒有可能出現諾貝爾獎得主呢？

　　劉：從種族來看，獲諾貝爾獎比例最高的應該是猶太人。目前全美國猶太人加起來總共有600－700萬，大概有1/3的獲獎者是猶太人，他們在美國的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很優秀，特別是在學術上的成就非常卓越。例如，猶太人家庭的小孩從小就有喜歡向大人提問的習慣。從小勤學好問是最重要的，而中國人恰恰就缺少好問的習慣。老師幫助你解答問題，處理問題，但從來沒有教你去如何問問題，其實問問題是最難的。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從小就培養出勤學好問的習慣。要培養出科學家，必須要養成他們從小勤於思考的習慣，人腦的成熟就在於前10年。

　　諾貝爾獎除了和平獎有很多爭議外，其他獎項都是很實在的，尤其是諾貝爾科學獎的評獎還是很公平的，所以大家把它作為科學界的最終成就獎。中國遲早會有獲獎者，我對此非常有信心。原因主要有兩個。首先，這跟文化有關係，是對自己有信心。你對自己沒有信心，就永遠得不到獎，而這個信心來自於我們的文化。中國曾經有很輝煌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也是令人驕傲的，而自己對本國的文化有一個認識，這個認識也就能產生很大的信心。

　　其次，中國沒有將嚴謹治學作為研究科學的第一要務。因為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差異，造成許多科學界人士追逐名利，在美國很多華人教授一看到有賺錢的機會就馬上“下海”，放棄了科學研究工作。升官和發財都是害死讀書人的。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曾表示：對他啟發最大的是中國的莊子和老子，老莊思想的核心就是淡泊名利。這是中國科學界目前最需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