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賦雯：戰敗者如何書寫歷史 ——戰後80年日本二戰電影變遷

“戰敗者應如何書寫歷史？”作為國家創傷記憶的關鍵載體，日本二戰題材電影並未
如德國般走向“懺悔政治”，而是形成了一套獨特的記憶修辭策略：通過“受害者共
同體”的影像建構、戰爭責任的模糊化與侵略歷史的審美化置換，實現了從“戰爭加
害者”到“悲情敗者”的主體轉換。岩崎昶曾斷言“日本電影史有一半是戰爭電影
史。”此言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這些影像不僅是藝術表達，更是塑造國民歷史認知
的政治裝置。

長岡市山本五十六紀念館展示飛機殘骸

一、受害共同體影像的構建機制
日本二戰題材電影中對戰場的選擇性呈現，構成了記憶建構的關鍵策略。以太平洋戰
爭為背景的影片占據了二戰電影總量的三分之一，而涉及中日戰爭的影片數量則寥寥
無幾。這種選擇性呈現揭示了深層心理動因：在太平洋戰場中，日本以弱者形象對抗
強大的美軍，滿足了“悲壯抗敵”的敘事需求；而侵華戰爭中日本的恃強凌弱本質則
難以被美學化。以中國戰場為背景的影片中，中國軍隊的形象被徹底符號化——鏡頭
僅聚焦於日軍偵察兵在草叢中的潛行，敵軍僅以“一閃而過的黑影”出現，這種去人
格化的處理手法消解了侵略行為的實質。與此同時，廣島與長崎的原子彈爆炸成為日
本戰爭記憶的核心意象。通過《我的廣島父親》《爆心》等影片，原爆事件被構建為
終極受難的象徵，並通過家族創傷的代際傳遞，實現了敘事的雙重目的。通過如《螢
火蟲之墓》中兄妹餓斃的慘狀喚起觀眾的共情，促使“反戰敗”情緒取代了“反戰”
的思考；以“唯一核爆受害國”的身份，使日本躋身於國際受害者的行列，原子彈蘑
菇雲成為洗白侵略罪行的視覺漂白劑。

廣島市“世界文化遺產”原爆圓頂屋（原爆ドーム）

二、記憶篡改技術與反記憶的構建
隨着歷史見證者的逐漸減少，日本社會步入了以媒介為主導的“後真相時代”。在這
一時期，日本教科書對南京大屠殺的描述被刻意淡化，甚至篡改為“南京事件”，而
電影《歸國》則通過“英靈還魂”的情節設計，激發觀眾廉價的情感共鳴——陣亡士
兵穿越時空目睹現代日本的繁榮景象，從而暗示其犧牲具有價值。《沒有出口的海》
則通過士兵臨終前的感慨“敵人也愛打棒球”，以人性的光輝掩蓋了侵略戰爭的本
質。此類‘去政治化’敘事手法，將戰爭責任轉嫁給虛構人物，迴避了對國家機器罪
責的深刻剖析，進而誤導了年輕一代觀眾的歷史認知。當歷史被簡化為煽情的素材，
真相被情感共鳴所取代，軍國主義的符號在當代影像作品中被巧妙地重構。《聯合艦
隊長官山本五十六》中的山本五十六從“神格化”到“人格化”的轉變，使得其戰爭
罪責在人格化的敘述中被淡化。這種“記憶的美化”已經成為右翼勢力招魂的文化工具。
三、記憶鬥爭：抵抗性敘事的困境與可能性探討
在審視反戰敗電影所揭示的歷史真相時，我們不難發現，日本並非完全缺乏具有深刻
反戰內涵的影片。例如，《人間的條件》通過主角梶在雪原中的吶喊“這不是聖戰，
是屠殺！”傳達了強烈的反戰立場。左翼導演今井正在《二十四隻眼睛》中通過女教
師的視角，揭示了學生淪為戰爭犧牲品的悲劇，直接指斥軍國主義的反人道本質。然
而，這類影片在右翼勢力的壓制下逐漸被邊緣化。隨着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占總人口的
75%，集體記憶的構建愈發依賴於媒介的塑造。《吾為君亡》的編劇石原慎太郎公然宣
稱：“日本青年需學習神風精神”，影片通過偶像明星飾演特攻隊員，使得軍國主義
在娛樂化的包裝下悄然滲透至青年文化之中。歷史題材電影對年輕一代的影響不容忽視。
日本二戰電影中的“敗者”敘事，本質是記憶政治對歷史真實的僭越。通過受害者共
同體建構、戰場選擇性呈現與暴力美學化，影像完成了從戰爭責任主體向受害主體的
轉換。當大和號沉入海底激起悲壯交響，當零式戰機划過天際帶走青春生命，銀幕內
外淚光閃動間，“敗者無影像”成為現實——那些被侵略者的哀號、被掩蓋的屠殺、
被篡改的因果，徹底消逝於記憶黑洞。敗者並非無影像，而是被剝奪了成像的權
利——奪回這一權利，才是對歷史最深刻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