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以來，我一直不停地寫文章，稱香港的大學將在中國高等教育中占據一流的位置，把北大清華從“最高學府”的地位上擠掉。雖然我的說法不斷被今年考生的偏好所證實，但仍有許多人憤憤不平。他們攻擊我的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所謂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的大學“憑藉幾個臭錢”，怎麼能和北大清華這種有百年以上傳統和文化積澱的大學相比？

香港真是“文化沙漠”嗎？北大清華的傳統和文化積澱真是那麼深厚嗎？我們還能這樣自欺欺人地欺多久？我不妨再捅破一層窗戶紙：香港是中國的文化沃土。中國一流的大學，就要到這樣的地方去辦。相反，北大清華現在所有的積澱，卻不過是個影子。

要知道，大學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在西方世界，即使美國這樣年輕的國家，也拿得出三百年以上的大學。我們自吹“百年以上”的傳統，正好說明我們缺乏傳統，以及由此獲得的井底之蛙的自信。同時，香港的大學資歷也並非那麼淺。比如香港大學的前身香港西醫書院，1887 年就成立。現代中國之父孫中山，就曾是那裡的學生。港大正式成立，是1911年的事情，並不比北大清華年輕太多。

靠數年頭來壓低香港的大學，可以說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實歷史並不能說明一個大學的水平。美國的許多一流大學，遠比歐洲的年輕，但其水平之高是有目共睹的。對大學來說最重要的是制度和精神。用蔡元培先生的理念表達，那就是“兼容並包，思想自由”。這落實到制度上就是“學術獨立”。

北大清華固然有百餘年的歷史，但作為這樣的精神的承載者的時間並不長。到1950年代為止，北大清華不過有幾十年的傳統，而且頻受政治和戰爭的衝擊。也正是在那個時刻，開始以蘇聯的模式搞院系調整，把大學當成生產車間來重組，元氣大傷。以後一個運動接着一個運動，教授學生人人自危，後來乾脆關門。到了1977年重新恢復招生，教授才開始揀起荒廢的學業。我是1979年進北大。那時說有文化積澱，也只是勉強說得過去。比如朱光潛，王力等等老教授並不給本科生上課。只是人還在校園裡。北大還有幾十年前留下的一點點老本好吃。

如今在北大清華充當主力的教授，大部分是1977年恢復招生制度後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這一代中，特別是那些上大學前下過鄉，吃過苦的人，有非常傑出的人士。他們的成就也許被低估了。不過，不管我對他們個人是多麼尊敬，從文化史的角度說，他們大部分是被1950年代院系調整時期受大學教育的教授教出來的。更何況他們中許多優秀人士，現在在海外教書。你可以說這代人在香火已斷，起點很低的情況下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說他們背後有深厚的文化傳統，怕是非常勉強。

香港則不同。舉個我個人領域的例子。在過去五十年，中國最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是誰？說是余英時怕不為過分。余先生正是在1950年到了香港，投到剛剛主持籌辦新亞書院的歷史學家錢穆門下。那時新亞僅二十幾個學生，程度不一，校舍經費都無保證。但是看看人家培養出來的人。北大清華是否敢比？錢穆是秉承中國的文化傳統的人。他把香火傳給了余英時。這才叫文化“積澱”，這才是“深厚的傳統”。余先生本人對所謂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說就很不以為然，還特地寫過一篇文章，指明香港的文化成就。

新亞不過是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三所書院之一。此外還有來自基督教傳統的崇基書院(1951年創辦)和有廣東等附近地區的小書院集結而成的聯合書院。到了1986 年又有了逸夫書院。象把“論語”，“孟子”，“老子”翻譯成英文的中西兼通的劉殿爵教授，大陸能找出幾個？更重要的是，衡量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就，當然不能以一個新亞書院或余英時，劉殿爵先生這樣的文史人才為基準。畢竟大陸也還有許多文史人才，雖然水平差不少。香港的大學培育的律師，經理，金融家，社會工作者等等，是維持香港的法治社會和經濟繁榮的支柱。在這方面，香港和大陸的對比不是高和低的問題，而是有和無的問題。

我們沒有必要誇大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就。從體制上說，香港的大學還是歐洲式的，靠政府資助。未來要和美國的大學競爭，尚有諸多制度劣勢。教授的整體水平，在國際上還不夠有競爭力。但是，香港畢竟是個法治社會：文化自由開放，政府廉潔而有效率。一直到1980年代，香港還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中國人可以批評中國”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即使是官辦大學，也對大陸有相當的優勢。

在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和良好的制度框架中興辦大學最容易成功。過去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運動鬧騰了一陣。現在大家都看到，這一運動除了燒掉許多錢，提高了教育成本外，並沒有提高大學的教育質量。在我看來，“世界一流”幾十年內不用想。中國一流卻可以在香港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