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的民族性談中日關係——中國人的避諱觀念與謊言

林思雲

為什麼想起來談《從中國的民族性談中日關係》這個話題？根據我在日本生活的親身
體驗，深深感到中國人和日本人雖然在外表上相差不多，有同文同種的親緣關係。但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人生觀方面有非常大的不同。在這裡，我把
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人生觀等這些具有民族特徵的東西，簡單地稱為“民族性”。
中國人有自己的民族性，日本人也有自己的民族性，而且中日兩國的民族性有很大的
不同，這在不少情況下可能會引起雙方的誤會和不理解。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歷史問
題上發生了不少爭執，我感到這裡面就有由於民族性的差異而引起的相互不理解。
不少日本人批評中國人喜歡說謊話，喜歡誇大事實。客觀地講，中國人說謊話和誇大
事實的傾向的確比日本人更多一些。但不少日本人在批評中國人說謊話和誇大事實的
時候，卻不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如果把中國人說謊話的動機單純理解為欺騙
對方，那就大錯特錯了。不少情況下中國人說謊話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家族甚
至國家，這就是所謂的“愛國謊言”。說到這裡可能有人不理解：為什麼要用說謊的
方式來報效國家呢？這要從中國人的儒教世界觀說起。
在長期的歷史中，中國人一直沉浸在“儒教”的思維體系中。日本在江戶時代曾經把
朱子的學說作為官學，知識分子都努力鑽研儒學。但日本人把孔子、朱子的學說當作
一門學問看待，而中國人卻把孔子、朱子的學說當作一種宗教來崇拜。所以在中國不
稱“儒學”，而稱“儒教”。儒教既然是一種宗教，它必然提出一種為人處事的準則
和道德。“儒教”思想的核心除了“忠孝禮仁”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道德標準就是
“避諱”。
查字典可以發現，“諱”的意思是“隱瞞”的意思。“避諱”的意思不是說自己幹了
什麼不光彩的事要隱瞞，而是要為別人隱瞞不光彩的事。《論語》裡有個很有名的故
事，有人告訴孔子說：“我們鄉里有一個正直的人，他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就去告
發了。”孔子聽後說：“我不認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
隱瞞，這樣才是真正的正直。”這個故事就形象地說明了中國人的“避諱”是怎麼一
回事。
《春秋》相傳為孔子根據魯國史官的記事而編纂的一部魯國歷史書。據《春秋穀梁
傳》記載，孔子編寫《春秋》時有一個原則，那就是“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
親者諱疾。”這句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要為偉大的人隱瞞醜事；要為高尚的人
隱瞞過錯；要為自己的親屬隱瞞毛病”。事實上，避諱就是為別人隱瞞醜事，為別人
隱瞞就是為了別人而說謊話。按照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不但不反對我們為了別人而
說謊話，而且讚揚和鼓勵為了別人說謊話。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一個人應該儘量隱瞞偉大人物的醜事，應該儘量掩蓋高尚人物的
過錯，這樣做才是道德的做法。相反如果我們去揭發偉大人物的醜事，揭露高尚人物
的過錯，那是非常不道德的。到了現代，中國人又把國家升格為抽象的偉大人物，所
以隱瞞國家的醜事，掩蓋國家的過錯，就成了中國人的基本義務。為了維護國家的形
象說謊言，為了保衛國家的威信造假話，是值得讚揚和提倡的做法。
設想這樣一個場面，如果一個人講出一件事情的真相，有可能損害國家的形象，那麼
這個人應該怎樣做？我不敢判斷日本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怎樣做，對於中國人來說，10
個人中至少有8個人會選擇隱瞞真相，其中還可能有人會編造假話來為國家開脫。
歐美國家創造的最重要學問就是“科學”。科學的唯一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
中國沒有誕生科學，很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避諱文化。在中國人看來，“真實”
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維護偉大人物、國家民族的榮譽。必要的時候，寧可拋棄“真
實”來維護偉人和國家的榮譽。歐美國家的歷史學者把追求歷史真相作為歷史研究的
責任，而中國的歷史學者卻把維護國家形象作為歷史研究的首要責任。中國學者編寫
的歷史書，出於避諱的原因，總是要隱瞞和修改很多不利於國家形象的歷史事件，努
力為中國樹立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國家形象。
為什麼要為偉大的人、高尚的人避諱呢？這和中國人獨自的世界觀有關。與西洋人的
平等觀念相反，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認為人與人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主要不是指個
人才能的不同，而是指個人道德的不同。傳統上，中國人按照道德水平，把人分為兩
類：“君子”和“小人”。“君子”是“忠孝禮仁”各方面的道德水平都很高的人，
很少追求物質利益；而“小人”在“忠孝禮仁”各方面的道德上都很不夠，單純追求
物質利益。在君子當中品德更為高尚的人是“賢人”，品德最為高尚就是“偉人”。
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觀中：歷史是兩個時期的交替循環。出現“亂世”的原因是小人掌
權，而出現“治世”的原因是君子掌權。因此，從中國人的世界觀來看，治理國家最
重要的一條就是：“重用君子，遠離小人。”儒教告戒人們：只有依靠偉人賢人管理
國家，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才能避免“亂世”的再現。可是偉人賢人不是“神”，他
們也會犯錯誤。一旦偉人賢人犯了錯誤，一般民眾一定要幫助隱瞞和掩蓋賢人的錯
誤，使他在人民當中的威信不至於受損。
既然為偉人賢人避諱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威信，那麼反過來誇大他們的功績，提
高他們的威信，也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另一種方式。所以“誇大”就成為與“避
諱”相互相成的另一個方面。中國人在為偉大人物避諱的同時，也在為偉人誇大功
績，歌功頌德。
在這種避諱和誇大同時存在的文化背景下，中國的很多事件都很難搞清楚真相。這並
不一定是政府有組織地隱瞞實事，而是民眾自發地避諱和誇大，造成事件真相的失
真。按照西方的新聞工作經驗，調查事情的真相要訪問當事人。可是這個經驗到了中
國就行不通了。因為在中國，當事人會出於避諱的考慮，有意誇大或縮小實情。
比如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時，很多支持民主運動的學生和活動家逃到海外。他們這
些人都是親身經歷天安門事件的當事人，可他們都在自覺地誇大北京的死亡人數。他
們為什麼要誇大死亡人數呢？因為他們認為鎮壓民主運動的北京政府已經不能代表國
家了，拯救中國的方法就是推翻北京政府。而他們把天安門事件的死亡人數說得越
多，北京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就越不好，這樣對推翻北京政府就更加有利。所以他們
誇大說：北京有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平民被殺，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
不僅是逃到海外的學生領袖和民主活動家誇大死者人數，中國的普通市民也自覺地加
入了誇大事實的“謊言報國”行列。美國電視台的記者就現場拍攝了一個姓蕭的普通
市民，他親口對美國記者說：“天安門廣場死了幾萬人。”後來美國播出電視後，中
國當局根據電視圖像抓捕了這個姓蕭的市民，並將他以“造謠罪”入獄。
避諱文化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但現在有不少中國人，包括我自己，感到有必要反
省這種避諱文化的弊端。避諱文化不僅在中日關係上造成一些衝突，也與其他國家造
成不少麻煩。更重要的是，避諱除了讓中國人自己的虛榮心得到滿足以外，並沒有給
中國帶來正面的利益。最典型的謊言災難是1958年的中國“大躍進”時代，因為各地
無限誇大糧食產量，使人們以為糧食多到吃不完的地步，形成對糧食的無節制消費，
最後導致大量餓死人。
這次中國的SARS，又再一次顯示了中國避諱文化給國家帶來的災害。SARS最初是在廣
東地區發生的，可是當地官員出於維護國家形象的避諱考慮，儘量隱瞞掩蓋SARS真實
情況，一些學者也紛紛出來發表講話，說什麼SARS是可以治療和預防的普通疾病，使
中國大陸內地沒有儘早做出防範SARS 的措施，造成SARS在中國內地的大規模蔓延。因
此中國內地的SARS在很大程度上屬於人災。
因為中國人從小被教育應該為了偉人和國家避諱說謊，使人感到說謊話並不是一件不
道德的事，這就在側面培養起人們說謊的習慣。有一個最近的例子：一個小學校為了
提高老師的福利，就印刷了一些課外輔導資料，讓小學生購買，學校和老師賺一點外
快。後來有人反映學生負擔加重，教育局就派人來學校調查。這時各個班級的老師就
告訴學生：“為了維護學校的形象，你們一定不能說學校讓你們購買課外輔導資料的
事”。結果教育局來調查時，學生都說學校沒有讓他們購買課外輔導資料，隱瞞掩蓋
了學校的錯誤，使學校沒有受到批評。
上面舉的學校學生說謊的事例中，那些學生並不是為了自己說謊，而是為別人說謊的
典型避諱行為。可是老師公開教育引導學生說謊，很容易培養起學生說謊的習慣。說
謊的習慣不僅使中國成為一個謊言流行的國家，也使中國成為一個假貨盛行的國家。
每個國家的民族性都有正面的一面，也有負面的一面。我個人認為避諱文化是中國民
族性的負面之一，中國人應該反省和改變為了偉人、為了國家避諱、誇大、造假的傳
統。不過現在中國人也體會到謊言和現代化社會是背道而馳的，所以近兩年中國最流
行和最提倡的一個詞就是：“誠信”。所謂“誠信”就是做人要誠實，做事要有信
用。然而一個人要做到“誠信”，首先要拋棄用說謊的方式來維護國家形象的避諱觀
念。只有在任何情況下都講真話的人，才能是一個真正的“誠信”之人。從目前的各
種跡象來看，我認為中國人的思想觀念正在朝着越來越遠離“避諱”的方向發展，
“誠信”正在走近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