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明史六大抄襲案

【簡目】

1. 方舟子在1994年抄襲鄧嗣禹、吳晗——《明初酷刑》抄襲案

2. 方舟子在1994年抄襲吳晗——《國子的監獄》抄襲案

3. 方舟子在1994年抄襲金庸——《功到雄奇即罪名》抄襲案

4. 方舟子在1997年抄襲樊樹志——《張居正二三事》抄襲案

5. 方舟子在1997年抄襲張顯清——《嚴嵩的末日》抄襲案

6. 方舟子在1997年抄襲蔣星煜、黃仁宇——《海瑞二三事》抄襲案

全文PDF文件鏈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pXQvwco7VTCaVD5KTfI-KcBerwm6bvg/view?usp=sharing

【簡介】

在成為“打假鬥士”之前，方舟子曾給自己設計了三套偽裝：“反叛詩人”、“明史專家”、“達爾文鬥犬”。方舟子的“反叛詩人”生涯因為長期罹患“詩秘”而不了了之，而他的明史專家生涯雖然持續了四、五年的時間，但他能夠拿得出手的文章屈指可數。本書匯集了筆者的六篇文章，分別對方舟子最引以為傲的六篇明史文章進行了分析和考證，證明它們不僅全部都是抄襲剽竊之作，而且每一篇都浸透着他對中國的刻骨仇恨。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讀過本書之後，任何人對方舟子一再炫耀的“文史功底”都會有一個清楚的了解，更會對他的仇華、反華心理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他不過就是一個“三文男”：文盲、文賊、文痞。對於那些喜歡明史的讀者，本書還對袁崇煥、張居正、海瑞、嚴嵩等明臣，洪武、嘉靖、萬曆皇帝，以及中國的明史圈兒，提供了與方舟子完全不同的視角。

【聲明】

作為被方舟子屢次認證的“首席方學家”，筆者對署名“亦明”的文章承擔全部責任。本人在此重申我十九年前就已向方舟子提出的挑戰：如果你認為我有誹謗、誣衊、構陷你的動機和行為；我的相關文章含有虛假不實之詞或故意製造的謠言和謊言；我從事方學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公諸於世觸犯了中國或美國的法律，則你應該立即到你所信任的法院對我提出民事或者刑事訴訟；而我鄭重承諾：本人一定會及時應訴，絕不會效法你在中、美兩國的“逃訟”故伎。另外，方舟子從2010年起就一直鼓勵、慫恿自己的徒眾對我提出訴訟；並且，方舟子打此類官司還可以從所謂的“中國科學與學術誠信基金會”，即“方舟子海外吸金會”，獲得全額、甚至超額的補償、資助、報酬和獎勵。因此，方舟子沒有任何理由不挺身而出，公開捍衛自己的名譽和信譽——除非他承認，我的“方學研究”無懈可擊。

自序

方舟子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大陸成為他夢寐以求的“大眾名人”【1】，是因為他的行為藝術表演——類似於北宋年間汴梁城內無賴“牛二”整天率領徒眾在街頭尋隙滋事，我則稱之為“假打假、偽反偽、胡科唬”【2】——，與他的明史生涯連邊兒都不沾【3】。事實是，方舟子的“人設”自始至終都以“出名”為終極目標，而明史恰恰就是他向“名人巔峰”攀爬的第二條“天路”。換句話說就是，在其“科學生涯”最最寶貴、最最關鍵的那段時光，即他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接受博士後訓練之際，方舟子把相當大的精力花費在“亂侃明史”上——就像在走出雲霄、進入中科大校園後，他把自己的絕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枉拋心力做詩人”上一樣【4】——，難怪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他馬上就以“豬油博士”聞名中文互聯網【5】。

方舟子涉足明史領域，始於1993年8月的“亂侃明史”。【6】在最初的四個月裡，方舟子總共侃了四十七次，即平均每兩三天他就能鼓搗出一篇文章。但到了那年聖誕節，方舟子的“明史舟”觸礁了，因為《華夏文摘》，當時大陸留學生圈內最具影響力的電子刊物，發表了署名“都人”的文章，題為《“史有明文”——答方舟子先生之“商榷”》。【7】熟悉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從小就在地主大院中長大，是一個天生的炕頭王、小惡霸，“班幹部從幼兒園當到高中”【8】，因此最讓他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自己稱王稱霸的資格受到質疑和挑戰。而在當時，更讓方舟子悲憤欲絕的是，他竟然連與都人纏鬥的機會都沒有——《華夏文摘》對他永久地關閉了大門。【9】這也是方舟子後來非要把這家刊物打成“反共”【10】、“反進化論”【11】、“反愛國”【12】刊物的唯一原因。其實，《華夏文摘》送給方舟子的這碗閉門羹，對他來說不啻“天賜良藥”：它不僅導致方舟子丟人現眼的“亂侃明史”生涯草草收場——在觸礁之後的四個月內，方舟子只侃了七次明史，平均半個多月才能“攢”夠一篇——；它還導致方舟子與人聯手，創辦了《新語絲》電子雜誌——它也是方舟子起家之本。【13-14】總之，方舟子那段前後長達八個月的“亂侃明史”生涯，留下來的唯一痕跡，即他後來敢於將之掛在網上、印到紙上的文章，只有1994年2月發表的《明初酷刑》一篇而已。

《新語絲》1994年2月創刊之後，方舟子主要以“文學青年”的身段亮相。他首次在那上面發表明史文章，是在1994年6月，題為《國子的監獄》。三個月後，方舟子發表了自己的明史成名作，《功到雄奇即罪名》。上述三篇文章——我稱之為“方舟子1994年明史‘老三篇’”——之後，方舟子似乎與明史永久告別，就像他不久後與他的“科研”生涯永久告別一樣。但是，到了1997年6月，方舟子突然間枯樹開花，接連發表了三篇明史文章，分別是《張居正二三事》、《海瑞二三事》、《嚴嵩的末日》——我稱之為“方舟子1997年明史‘新三篇’”。這新、老六篇文章，總共不到兩萬七千字，基本上就是方舟子明史生涯的僅存“碩果”，連“攢”一本小冊子都嫌單薄。2012年，它們被方舟子收入《我的兩個世界》一書【15】——它顯然是方舟子為自己構陷韓寒建立資格和信譽而特意策劃出版的【16】——，構成該書第一部分《明朝值得細說》的骨架。在該書的封底，這部分內容被解讀成“辨明史之忠良”。其實，方舟子侃明史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辨忠良”；恰恰相反，他是要“罵忠良、捧奸佞”，其實質就是要藉機宣泄自己對中國的無名怒火和刻骨仇恨，所以他才會蓄意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方舟子極少提及自己“枉拋心力侃明史”的那段不堪往事，但“亂侃明史”卻是他最終成為“假打鬥士”和“科唬作家”的必要前提和充分條件，因為它與方舟子後來的欺世盜名和蓄意作惡——即通過“行竊”來“胡科唬”，通過“使壞”來“假打假、偽反偽”——一脈相承。說得再直白一點兒就是：方舟子的“亂侃明史”不僅是他文賊生涯的基礎，而且還是他文痞生涯的起點。遺憾的是，對於這一點，我也是在最近才意識到的。

事實是，在2020年之前，我僅對方舟子的“老三篇”有所涉獵——用力最多的是對《功到雄奇即罪名》的分析考證，對《明初酷刑》我是點到即止；對《國子的監獄》的考證，乃是我為《法治周末》揭露方舟子抄襲歷史的系列報道所寫，因該系列被腰斬而未能發表【17】——；而對方舟子的“新三篇”，我幾乎從未關注過。2021年，純屬偶然，我發現了《張居正二三事》一文的抄襲來源。緊接着，我又發現了另外兩篇文章的抄襲來源。只是因為把它們當作文賊方舟子的單純抄襲案例的累積，而沒有考慮到它們與方舟子文痞生涯之間的關係，所以我一直拖到今年八月才完成對它們的全部考證。也就是說，只是在完成了對《海瑞二三事》的全面梳理和分析之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失誤有多麼嚴重，其嚴重性堪比我在方學研究的頭三年犯下的那個重大失誤，即沒有注意到抄襲剽竊對方舟子“成名”所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原來，還是純屬偶然，我在2010年發現，方舟子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科學哲學”文章乃是抄自其母校密歇根州立大學一位教授的科學哲學論文。【18】2010年10月16日，我宣布將向方舟子的母校舉報他的抄襲劣跡，因為在作案之際，方舟子尚屬該校註冊學生。【19】而方舟子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的本能反應就是徹底“毛了”，亦即完全喪失了他口口聲聲的“理性”，以致他把自己精心隱藏了整整十年的天大秘密，即我的真名實姓，主動公布了出來，顯然是在慫恿、鼓動其麾下暴徒對我展開群攻死咬、潑糞抹黑，以迫使我放棄對他的“打假”。【20】出乎方舟子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假打”不僅沒能嚇住我，反倒讓我恍然大悟：原來抄襲剽竊根本就不是他的“軟肋”，而是他的命門、命脈、命根子。【21】所以，我馬上就宣布“本人將致力於《方舟子抄襲剽竊一百例》的搜集、考證和編纂工作。”【22】只不過是，我當時發掘的方舟子墓穴乃是他的科唬文章——其抄襲來源幾乎全部都是英文出版物——，對他那些乏人問津的明史文章我完全無暇顧及，更不可能意識到它們才是方舟子文痞生涯的胎盤和搖籃。

簡言之，在那場持續了一整年的“追剿文賊方舟子”的殊死大戰中，方舟子雖然失去了科唬、打假的資格和地盤——他和他老婆的抄襲醜聞如同潮水般湧入中國平面媒體，它們不僅導致《中國青年報》把被方舟子盤踞了七年之久的“一言堂”砍掉【23】，而且還迫使方舟子本人陷入瘋狂反噬“公知”怪圈【24】，所以他才要通過“進軍文壇”來另謀生路【25】——；但他的那條明史毒根卻逃過了一劫，其壽命比“打假鬥士”還長了十多年。也就是因為如此，我最近對《明初酷刑》重新做了一番研究，果然頗有斬獲。（本書收錄的六篇文章，都是最新版本。）

當然，誰都知道，現在的方舟子就是一隻死老虎——他起死回生、死灰復燃的可能性每日每時都在向零穩步逼近。因此，或許有人要問：繼續揮拳打死老虎有何意義？其實，對於這樣的問題，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它要證明，方舟子代表不了中國社會、代表不了中華民族，他不過是中國社會、中華民族的沉滓在某一時刻的泛起而已。”【26】

“使亂臣賊子懼，使不肖之徒懼，使心存僥倖者懼。”【27】

換句話說就是，我研究方學，並非僅僅針對方舟子，而是以方舟子為標本，通過對他進行活體解剖——大致相當於施加方舟子所說的“殘酷定甚於凌遲”的“極刑”——，來挖掘以方舟子為代表的那些“文化流氓”、“科學惡棍”們的社會基礎和心理根源。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將自己的這六篇考證文章匯集成書，因為它們不僅證明了方舟子的明史文章全部都是偷來的贓物、贗品，而且還證明，它們從頭到尾都浸透着其邪惡本性。質言之，它們記錄着方舟子從“冒牌詩人”轉化成“科邪教主”的關鍵信息。

其實，一個人擁有“邪惡本性”並不奇怪，因為早在兩千多年前，《荀子》中就有“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樣的話【28, p.434】——其中的“偽”字，乃是“人為”之意。所以，《荀子》還說，“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28, pp.113-114】也就是說，荀子認為，雖然人之初，性本惡，但絕大多數人之所以心存善念，乃是後天教化的結果。而方舟子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的邪惡本性竟然能夠肆無忌憚地恣意生長，最終蔓延到他的全身、主宰了他的一生——媒體人李北方就說，方舟子的“靈魂深處充盈着24k的也就是純粹的邪惡。”【29】

無論怎麼看，方舟子都受到了一個人所能接受到的最好教育。但為什麼在他身上，教化之功不僅沒能抑制、克服其邪惡本性、反倒讓它變本加厲了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至少有兩個。

首先，方舟子受到的都是所謂的“科學教育”，並且還是以最最邪惡的達爾文主義——它是納粹法西斯主義最主要的思想根源【30-31】——為根基的“現代生物科學”教育，它先天就缺乏人文、人本、人性內涵。因此，科學主義的毒素，如蠻橫、霸道、專制、獨裁、歧視、霸凌、偏執、自戀、野蠻、獸性，等等【32】，即使是對一般人也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對於方舟子，其影響更是根本性的，因為它實際上將其邪惡本性“科學化”、“合法化”了【33】。事實是，方舟子是當代中國最最邪惡、最最野蠻的達爾文主義狂徒，他也因此被其同夥“譽”為“中國的赫胥黎，第二頭‘達爾文的鬥犬’”【34】；而他那篇偷來的《科學是什麼？》，就是他的科學主義宣言書、投名狀。事實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之所以會在2000年給這個一文不名的美國盲流——他當時自稱“無業游民”【35】——出版其個人文集《方舟在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該社社長認為他“是個理性的科學主義者”【36】。所以我說，“科學主義是科學納粹的細胞核、基因組、神經元”。【37】

其次，方舟子接受的家庭教育——不過就是“哄着、捧着、寵着、慣着”這八個字【38】——對他的最顯著影響，就是讓“才疏”的他產生了極大的“志”，即極其強烈的成名欲望和教主心態，這無疑使其人性中的可塑性被徹底鋼化，以致“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39】。假如方舟子當初肯於安分守己、安貧守拙，尋找一份與自己的智力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如在閩南一家小報或雜誌當個記者或編輯——，渡過其平凡且安逸的一生，他就不會需要通過賣身投靠來獲取“合法作惡”的特權；就不會需要通過欺詐騙捐來達到“財富自由”的目的；更不會需要依靠整天在網上撒潑、詛咒其祖國來打發自己的殘生。所以我說：

“就方舟子個人來說，他走到今天，原因不過就是這麼兩個心理因素的擠壓：‘心比天高’、‘命比紙薄’。換句話說就是，才疏學淺加上對成名的渴望，使他不得不通過‘偷’和‘打’這兩種手段來達到自己的人生目的。”【40】

總之，雖然方舟子至今仍舊老神在在地宣稱，他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無怨無悔【41】，但誰都明白，在其得意洋洋地宣稱自己已經成為“大眾名人”之際，方舟子絕對不曾料到，自己的可憐、可悲、可鄙、可恥下場會來得這麼快，自己的春風得意卻又是那麼的短暫——像極南柯一夢。所以，本書實際上是在對那些方舟子的效仿者、後來者發出善意的警告：“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順便說一句：儘管我公開揭露方舟子明史文章的抄襲剽竊問題至今已有十七年的歷史——始於2009年8月18日發表的《情到濫發即荒唐——評方舟子〈功到雄奇即罪名〉》【42】——，但方舟子卻一直對我的揭露裝聾作啞，不置一詞——顯然是在運用他自己歸納總結出來的“科學原理”：“裝聾作啞是一切造假者在事情敗露後的最後一招”【43】。而我可以毫不含糊地斷言，方舟子必將死死地守住這個最後一招，一直到死。

2026年9月21日

注釋：請見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