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基礎研究要力戒目光短淺

中國科學院院士　郝柏林

　　郝柏林理論物理學家。一九五九年畢業於蘇聯哈爾科夫大學。一九六三年於莫斯科大學和蘇聯科學院物理問題研究所研究生肄業。一九八○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一九九五年當選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現為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在固體能譜、高分子半導體理論、統計物理、天線理論、地震分析、混沌動力學、理論生命科學等領域發表大量論文，並著有中文著作九種、英文著作二種。

　　無庸諱言，我國目前經濟繁榮的背後，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其中一部分涉及到自然科學基礎研究。

　　比如我們已完成人類基因組1％和水稻全基因組的測序，確是值得稱道的成績，但我們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動測序機器全系“舶來品”，更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製出每秒萬億次以上浮點運算的大型並行處理系統，當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記關鍵芯片仍靠進口。技術引進，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鄲學步、履人後塵，難以真正技超群雄和領導世界新潮流。只有深厚、廣泛而持續的基礎研究才能孕育出異軍突起的技術革命，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不能靠別人的基礎研究來實現自己的技術創新。

　　現在，關於基礎研究政策方面還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提法。有人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基礎研究”，一聽就明白他其實還沒有做過真正的基礎研究。須知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從來就處於尖銳的國際競爭之中。基礎研究無“國內首創”。即使在過去我國封閉孤立的年代，一篇論文如其主要結論已見於國外某雜誌，也是不能發表的。

　　“基礎研究要有國家目標”聽來是個堂皇而正確的提法，問題在於由誰來規定這個“國家目標”。一位年輕的管理幹部曾對我說，你現在從事理論生命科學研究就是符合“國家目標”的。他不知道，早在1985年非線性科學和複雜性問題研究正熱時，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關於生物學發展戰略的常委擴大會，此後就開始思考和準備向更為非線性、更為複雜的生物系統進行戰略進軍。從1991年以來，我所在的研究組就不斷學習生物學基本知識，為此還自己購買了一批原版書籍。1994年理論物理研究所計算機局部網與國際互聯網接通，網上生物學資源就成為注意對象。1997年寄出《實用符號動力學與混沌》專著書稿後，全力以赴作生物問題。現在才進入第5個年頭，其實還沒有入門。怎麼能作到一旦“國家目標”下達，三年之內就出成果呢？

　　科學管理部門忙於改組機構、評議課題，卻很少對科學研究的支撐體系下功夫。僅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為例。1980年訂閱原版期刊5377種，買原版書7245種。到了1991年原版刊數砍到1277種，購入原版書降到642種。11年間平均期刊訂閱價上漲8.6倍，平均書價上漲14.4倍，而該館圖書經費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學校圖書館停書保刊，還越保越少。我國加入WTO，影印書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圖書撥款來補償？有些領導強調國際互聯網上有大量在線期刊資料，卻不提大多數有用信息其實是有償服務的。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國教授那樣，不敢放手讓學生上網，就是因為計算機網絡收費不在高處統一解決，而是往下層層加碼。學界多次呼籲，陋規至今未改。

　　還有過一些為不重視基礎研究作論證的“理論”。比如說日本不搞基礎研究，技術照樣上去的說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早被日本學者批評。還有人說英國得過那麼多諾貝爾獎，經濟卻上不去，他們根本不分析百年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巨變中“日不落帝國”衰落的歷史必然。前些年還有過學習“匈牙利模式”、“蘇聯模式”、“波蘭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的種種議論，唯獨沒有中國模式。結果這些洋“模式”全都垮了，我們還得走自己的路。

　　目前廣泛存在於學術界中的浮躁情緒、泡沫科學、學術風氣問題，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發。一些管理科學技術事業的負責人士，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內見到成績。事實上，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要有隊伍、有物質條件，還要有時間積累，才能“於無聲處聽驚雷”。

　　科學和技術不是一回事。只抓技術，不促科學，是竭澤而漁。從科學到技術，從基礎到應用，有大量的中間環節。應用研究確實是我國目前情況下最需要大量人去作的事情。它決不可能由一個人、一個單位去“一杆子插到底”。只有重視和保護相對少數的基礎研究，才能使在從基礎到應用，從應用到產品這個中間地帶從事研究和開發的人們，專心致志地工作。

　　幾十年來的經驗一再說明，凡是過分強調應用、衝擊基礎的時期（我國這樣的時期太多了），受衝擊最大的往往是最需要人的應用研究和產品轉化這一中間地帶，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多數人轉去謀求經濟效益，少數人撤到更為基礎的領域，或者滯留國外，最需要人的中間地帶反而成為缺人地段。這是我們從建國以來的經驗反覆中總結出來的重要教訓，在新的世紀，我們應當做得更好。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