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 story is so true. (ZT from HXWZ). American just like Chinese, honest or cheat, out spoken or flatter, working hard or hardly working... it's all the same. I had similar experience with my professor in US too.

　　　　　　　　　　　　　　　給教授打分寫評語

　　　　　　　　　　　　　　　　·程　星·...... ......

　　可假如你以為大學教授在美國都能如此逍遙，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美國大學管理教授的一個“殺手鐧”便是學生評定製。教授在每一門課結束前必須把教學評定表發給學生，由學生對教授從教學內容、方法到態度各方面打分，並寫評語。各校對這些學生評定的處理略有不同。較通常的做法是在教授把學生成績交上以後，系裡才把學生的評定發給教授看。除了教授本人外，一般還有另外一個人可以看到學生對教授的評定，此人便是操有提級漲薪大權的系主任。

　　剛進美國大學念書，由於不了解“校情”，我差點在這個本來與我毫不相干的陰溝里翻了船。

　　來美之前我已在中國的大學裡“抗戰”近八年：四年學生，四年教師。其時文革剛過，我的老師們大多謹言慎行，有時很難判斷是心有餘悸，還是確實胸無點墨。當時嚮往到美國念書，原因之一便是把美國教授大大地理想化了，以為他們個個學富五車，胸納百川。來美入學不久便在英文系選了一門十九世紀英國詩歌的課，教授Ｈ是行業中赫赫有名的丁尼生和勃郎寧專家。以前念過一些勃郎寧，深為這對夫婦細膩而充滿激情的詩作所陶醉。可當Ｈ教授把丁尼生和勃郎寧的詩作推上人類文明峰巔的時候，我那早被唐詩宋詞冶煉過一遍的神經就有點受不了了。一天在校園裡迎面碰上Ｈ教授，無法迴避，便前言不答後語地聊了幾句。Ｈ教授知道我以前崇拜勃郎寧，滿以為我會連他的課也一起崇拜了，便躊躇滿志地問我上課至今感想如何。我當時不知哪一根經絡搭錯了，居然沒有順着杆子往上爬，反而和他“商榷”起將丁、勃視為文化頂峰的不妥之處來了。我這邊還在自我陶醉，他那邊已經勃然變色。好不容易等我的話有了一個逗號，Ｈ教授一下插進來，滿面輕蔑地說：“你們亞洲學生，連英文還沒學到家呢，怎能欣賞得了丁尼生和勃郎寧這樣的大家呢？”說完拂袖而去。

　　我當時的驚訝與尷尬是不難想象的。於是在課程結束前收到教學評定表時，我便毫無顧忌地將自己對Ｈ教授的看法和盤推出，根本沒考慮到誰會是這表的讀者。假如我到此為止的話，此事也許就告了了。誰知就在這時我又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

　　當時學校的教學評定表右上角有一排九個格子，學生可以填上自己的學生號碼。表格上清楚地寫明這是Ｏｐｔｉｏｎａｌ的，即完全自願。後來我才明白，學生只有確實很喜歡某教授，或覺得某教授將來對他有用、要藉此機會獻殷勤時，才把自己的號碼填上。我因為當時壓根就沒考慮過這張評定表的前因後果，加上潛意識中覺得再也不會去選Ｈ的課了，便毫不思索地將自己的學生號填上了。

　　以我對Ｈ教授的了解，他在看到我對他的評語後的震怒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否因此受到系裡什麼責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後來卻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當時英文系規定所有碩士生必須通過一個綜合考試才能畢業並取得學位。這考試要求學生在四小時內寫四篇命題文章，並在每篇文章中對至少四個作家的創作發表評論。為準備這場考試，學生不僅需要將從喬叟到Ｔ．Ｓ．艾略特等頭二十個作家及其作品搞得滾瓜爛熟，而且還要快到能在每一小時內完成一篇學術性極強的論文。系裡每年組織一個五人小組負責批閱考卷。換句話說，不管你平時學得如何，這五人小組有權根據你這四小時的表現決定是否讓你畢業。但學生不知道誰是五人小組的成員。

　　至今記得那個陰雨綿綿的下午。我在公寓裡正百無聊賴地換着電視頻道，電話鈴響了。是系主任的聲音。她在電話中和我兜了好大一個圈子後，才告訴我她是多麼遺憾地通知我五人小組沒有通過我的考試。我當時完全懵了：沒通過？！這就是說我兩年來的苦苦煎熬已全部化為烏有！系主任在電話里還喋喋不休地說了許多，大概是寬慰我的話吧，可我一句也沒聽清，直到她放下電話我才依稀想起她好像說兩個月後還有一次補考機會。可這兩個月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資助已經告罄，打工也不可能，惟一的選擇是將這過去幾個月的辛勞重複一遍！

　　正在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我最要好的Ｓ教授給我來了一個電話。還沒等我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已開始安慰起我來了。就這樣前言不答後語地聊了半天，他突然問我：“你是否在什麼時候得罪過系裡什麼教授？”我一口否認，想來想去就是想不起來得罪過什麼人。後來他終於忍不住了，問我是否得罪過Ｈ教授，我還是沒有把自己與Ｈ的交往和“得罪”聯在一起。等我把與Ｈ的幾個回合全告訴Ｓ後，他反倒沉默了。最後，他對我說：“你先盡最大努力把補考這一關闖過。我們以後再談。”

　　下一次再見到Ｓ教授是在我又脫了一層皮並通過補考之後。Ｓ教授約我到他辦公室，關上門，然後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事似地對我說，“現在事情過去了，你也要畢業離開這裡了。我想把事情悄悄跟你說一下，也不枉我們朋友一場。”原來Ｓ教授和我的冤家Ｈ教授今年同被選為五人小組成員。據Ｓ教授說，今年大家都考得不錯，本來可以全部通過。可Ｈ教授在最後一分鐘提出我的卷子裡有錯別字，不能通過。小組為此爭得很厲害。但根據系裡規定，只有五人全體通過的學生才能取得學位，因而我就成了今年考試惟一的犧牲品。Ｓ教授是在聽了我和Ｈ的交往過程後才明白Ｈ為什麼對我如此恨之入骨。雖然按規定他不能向學生透露誰在五人小組，但他說他實在為我覺得不平，希望告訴我這樣的內幕能讓我覺得好過一些。

　　命運好像在開我的玩笑。英文系畢業後，我轉到教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並當上了學院教工協會主席的助理。而我的工作之一便是處理整個學院的教學評定表。我成了除教授本人和系主任之外有權接觸教學評定表的惟一之人！在擔任主席助理的兩年中，我經手成百上千份教學評定表，並從這份表上認識了學院的每一位教授。我目睹了助理教授們為熬到“終身”如何低三下四地取悅學生，捧上“終身”鐵飯碗的教授們如何在課堂上“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也看到學生們如何以這份評定表為武器與他們討厭的教授作毫不調和的鬥爭。

　　而我在識得“愁滋味”後，竟完全沒有了吟誦“卻道天涼好個秋”的雅興。只是有時想起這段經歷，不由地自責：“我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