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到底還要繼續誤人子弟到幾時？——我這裡實名發表，如不服可與洒家對決則個！！！

余秋雨的散文《道士塔》，已經作為課文編入了高中語文教材。

然而，這篇散文，果然能夠拿來當作課文嗎？我認為，不能！因為，《道士塔》這篇文章不僅充斥着許多常識性錯誤，而且對一些歷史史實的交待與評價，也是非常隨便與不負責任的。如果以這樣的文章當課文，不單是誤人子弟，也必將使教育界蒙羞，特別是使語文界和歷史學界蒙羞！

《道士塔》一文的常識性錯誤，哪怕不提語法等“小”的方面，僅邏輯性、概念性、知識性的錯誤，就有不少。下面略舉幾例：

——陽曆、陰曆不分。余秋雨寫道，“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個洞窟中的積沙。沒想到牆壁一震，裂開一條縫，裡邊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洞穴。王道士有點奇怪，急忙把洞穴打開，嗬，滿滿實實一洞的古物！”。如此讀來，誰會想到這個所謂的“5月26日”原來不是陽曆、而是陰曆呢？據考證，王道士發現敦煌藏經洞的日子是陽曆的1900年6月22日，也就是陰曆的（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在此，鼎鼎大名的文化名流余秋雨先生竟然白紙黑字地把陰曆的“五月二十六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寫成“1900年5月26日”，與實際上陽曆的日子1900年6月22日相差幾達一個月，到底是因為粗心還是因為無知？！

——信口開河。余秋雨寫道，“就在這時，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卻不遠萬里、風餐露宿，朝敦煌趕來。他們願意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充作偷運一兩件文物回去的路費。他們願意吃苦，願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險，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殺的準備，朝這個剛剛打開的洞窟趕來。”事實上，騙取敦煌文物的外國人，最著名當數匈牙利的斯坦因（後入英國籍）、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德國的勒柯克和俄國的奧登堡。這些人中，除了日本的大谷光瑞作為本國佛教界名流、不見明顯的官方背景外，其他人全部是在官方支持下“光明正大”地來中亞“考察”的，沒有任何一個人為“考察”損失過個人財產，也沒有任何人因此賣掉自己的財產，更不可能“賣掉自己的全部財產。相反，他們出發前，全部得到了政府和有關機構的充足資助；事成後，不僅提高了在本國的政治待遇，而且經濟上多數都得到了相當回報。在中國，他們在沿途官府的保護下，人身非常安全，完全不可能“被打、被殺”。余秋雨這樣寫，完全是對歷史的歪曲，而對莘莘學子“教授”如此錯誤“歷史”，該當何罪？！

——妄下斷語。余秋雨寫道，“（王圓籙）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莫高窟有“家”可當嗎？事實上，那裡一直是一個破敗的地方，王圓籙只是雲遊到此落了腳，沒人封他什麼，他只是以別人的功德錢和化緣為生，義務地對莫高窟加以看管，當的是哪門子“家”？敦煌文物的確是可以算作文化、甚至是非常燦爛的文化的。但敦煌文化果然是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嗎？如果敦煌就是“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那麼，先秦百家爭鳴的哲學，武聖孫子的兵法理論，張衡地震事業的研究，指南針、造紙術、火藥、印刷術的先後發明，扁鵲、華佗、孫思邈、張仲景等人的醫學探索，屈原、李白、杜甫、文天祥等人的詩歌以及唐宋傳奇、明清小說和宋詞元曲明清散文等等又算什麼？哪怕單從藝術上說，敦煌壁畫、書法就一定能夠超過顧愷之、吳道子麼？敦煌文化當然自有其崇高價值，但其價值再崇高，就一定能崇高到“最”字上去嗎？不知余秋雨先生的表揚如此之“過”，是因為過分偏愛，還是因為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把道聽途說當史實。余秋雨寫道，“沒有任何關卡，沒有任何手續，外國人直接走到了那個洞窟跟前。”這種說法更是一派胡言。事實上，儘管當時的清政府腐敗透頂，但這些人為達到來中亞“考察”的目的，還是為衝破“關卡”，在“手續”問題上費盡了心機。以欺騙敦煌文物最巨的斯坦因為例，他每次到中國來，都為了護照而大做手腳。他為了巧妙隱瞞到中國志在欺騙文物的根本目的，在職務上極盡捏造、吹噓之能事。如清政府外務部為他第二次到中亞“考察”（正是在次“考察”中，他第一次來到敦煌）而頒發的護照上，竟然有“總理教育大臣”的頭銜。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減少各種阻力。而如果“沒有任何關卡”，阻力又從何而來？在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國西部考察的護照上，更是增加了“欽賜二等寶星”、“狀元修撰”的頭銜。“關卡”不嚴不等於“沒有任何關卡”；“手續”有假不等於“沒有任何手續”。這一區別，莫非學問如此之大的余秋雨先生真的不理解？！

——把小說當歷史，且銀子、銀元不分。余秋雨寫道，“要詳細地複述這筆交換帳，也許我的筆會不太沉穩，我只能簡略地說：1905年10月，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着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二十四大箱經卷、三箱織絹和繪畫；1908年7月，法國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銀元換去了十大車、六千多卷寫本和畫卷……”首先，俄國地質學家勃奧魯切夫用少量物品換取經卷一事，見於其本人20世紀50年代初出版的一本書《在中亞偏遠的地方（尋寶人見聞錄）》。書中描述了一個名叫“庫庫什金”的人，1905年來到敦煌，得到了大量敦煌文物。對此，一貫有爭論：有人認為這純粹是一部小說，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回憶錄式的旅行記”。1989年冬，接觸了所有列寧格勒藏敦煌文獻的蘇聯漢學家、敦煌學家孟列夫澄清：所謂“庫庫什金”純屬虛構，勃奧魯切夫獲取敦煌文物一事完全是子虛烏有。其次，余秋雨寫這幾個人都是用的銀元，是不對的。因為那時侯沒有銀元。斯坦因有明確記載，他用的是馬蹄銀。

——狂妄自大。余秋雨寫道，“對於這批學者（指斯坦因、伯希和等人），這些詩句或許太硬。但我確實想用這種方式，攔住他們的車隊。對視着，站立在沙漠裡。他們會說，你們無力研究；那麼好，先找一個地方，坐下來，比比學問高低。什麼都成，就是不能這麼悄悄地運走祖先給我們的遺贈。”要說年齡，余秋雨已經老大不小的了，但沒想到他還如此地年輕氣盛，居然想跟斯坦因、伯希和比學問。難道，余秋雨先生真的以為自己的學問比他們好嗎？只是，不知道余秋雨要跟人家比什麼？據我所知，斯坦因自兒時就熟知德語和匈牙利語。到15歲前後，又學會了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和英語；早在21歲時就獲得了杜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東方學。在此前後，又學會了梵文和波斯文。余秋雨好大的口氣，居然敢說比“什麼都成”。那麼，我們可以請余秋雨先生和斯坦英比一下外語吧。讓余秋雨先生自己說，會不會有勝算？我們再來看一看伯希和，他不僅有着驚人的記憶力，而且有着過人的語言天賦，尤其精通漢語。早在22歲時便擔任了法蘭西遠東學院漢語教授，23歲那年就發表了成名作《真臘風土箋注》。另外，伯希和除了漢文，還通曉其他十三種語言和文字……。這就是伯希和。難道，余秋雨先生也真的以為自己比他更有學問嗎？另外一些人物，也同樣都不是等閒之輩。其實，寫下這些文字，我絕非為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張目。我只想告訴余秋雨先生：你，沒資格如此狂妄！

除了連篇累牘的常識性錯誤，余秋雨對敦煌經卷流散原因的分析，更是充滿了誤導。

在余秋雨的筆下，道士王圓籙儼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最大“罪人”，他的外形是那樣的不堪：“我見過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他的行為是那樣的愚蠢：“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他是那樣地不值一提，所以雖然我們“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他是那樣地不知輕重，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地把敦煌文物拱手送給外國人，“就像用兩枚針換一隻雞，一顆鈕扣換一籃青菜”，“爽快地打開了門”；他對外國人是那樣地謙恭有加，“恭敬地稱斯坦因為‘司大人諱代諾’，稱伯希和為‘貝大人諱希和’”；他是如此地愛財如命，通過與斯坦因等人的“交易”，“他的口袋裡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銀元，這是平常化緣時很難得到的”；他是如此的是非不分、黑白顛倒、認賊為友：“他依依惜別，感謝司大人、貝大人的‘布施’……”

讀余秋雨的文字，我們知道了王圓籙是一個罪惡滔天的“小人”，是中華民族最為可恥可悲的“敗類”。在他的身上，沒有任何的可取之處，找不到一絲值得讚揚的光亮。這樣的人，還配叫人嗎？我很奇怪，余秋雨先生為什麼沒把王圓籙罵作跳蚤、蚊子、蒼蠅或者臭蟲，對他吐一百口唾沫將其淹死，或者重重地踏上一腳將其踩死！

余秋雨先生這樣寫來當然十分痛快，一些讀者是不是正是因此才喜歡上了余秋雨的文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沉甸甸的歷史史實早已旋身重重地抽打着余秋雨的嘴巴，讓他這樣一個淺薄的偽文人、偽才子的醜惡原形毫髮畢現！

是的，在敦煌文物流散問題上，王圓籙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這責任，差不多大到怎麼批評都不為過的地步。但批評絕不是醜化，批評絕不是任意潑髒水。真實的王圓籙與余秋雨的描寫判若兩人！

王圓籙十九世紀中葉出生於湖北麻城。清咸豐六年、七年（公元1857年、1858年），湖北大旱，逃荒來到西北。後來，在甘肅酒泉的巡防營里當了兵，五十歲前後退伍即披髮為道。在堅定的宗教信仰支持下，王圓籙雲遊過很多地方，最後落腳在早已衰落不堪的敦煌莫高窟。

王圓籙對宗教事業是十分虔誠的。他雖然粗通一點文墨，但還是與一般老百姓一樣，基本是佛、道不分的。所以，一來到莫高窟這個佛教場所的王圓籙，就立下了誓願，重振這裡的宗教，修繕這裡破敗的建築，並新建太清宮等。為了積攢建設資金，他不僅過着清苦的生活，並節省每一筆開支，同時四處求助化緣。漸漸地，王圓籙以忠厚和質樸，贏得了當地人的尊重。

藏經洞發現的具體原由有多種說法。比較可信的是，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今16號窟的積沙時發現洞壁上有一裂縫，於是順着裂縫開掘，使藏經洞重見天日。

藏經洞一經發現，王圓籙是不是真的像余秋雨所寫的那樣，完全不知深淺、迫不及待地把其中的文物毫不吝惜地拿出來“賣”給外國人呢？當然不是。發現了這麼多文物，怎麼辦？學歷史出身的新華社記者劉詩平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孟憲實博士合著的《敦煌百年》一書（2000年8月出版）中，有着細緻而詳實的描寫：

“王道士被自己的發現驚呆了。雖然他壓根就不知道這些文物的文化價值，但他還是隱約感覺到了這些東西應該是有用的。”“王道士先是請來了敦煌本地的紳耆，大家面對這許多古物同樣是驚訝萬分，同樣是不知所措。最後大家的意見似乎是統一了，認為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應該妥善保存在原地。如果讓它們流失在外，那簡直是造孽，是罪過，是對不起先人的，所以他們一致認為還是留在窟內的好。”——這是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迅速做出的第一個莊重的社會行動。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王圓籙如果真的像余秋雨所寫的那樣利慾薰心，他為什麼首先想到的不是對這批東西秘而藏之？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敦煌父老對王圓籙還是頗為信任的，沒有人懷疑他會私下做什麼手腳。這，是一個人人品好壞的側面反映。

王圓籙做出的第二個社會行動是向官府反映。他先是從藏經洞挑出一批寫本經卷，騎着毛驢從敦煌赴數百里之外的酒泉，尋找當時的肅州兵備使廷棟。“廷棟精於書法。他看了一眼王道士帶來的經卷後，搖了搖頭，他覺得經卷的書法水準不高。他自己對這些東西也實在沒有太大的興趣，因此對王道士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但是王道士依舊沒有停止他的行動”，“王道士一次又一次帶上了經卷，一次又一次騎上了小毛驢。”1902年3月，新任敦煌縣縣令汪宗瀚一到任，王道士就送去了經卷和絹畫。這位光緒十六年（1890年）進士一眼看出這些經卷的確不同一般。遺憾的是，他同樣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只是於1903年冬天將這一消息寫信告訴了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葉昌熾這位一代鴻儒雖對金石碑版之學造詣頗深，但也只是對自己看到的藏經洞藏品做過一些書齋討論，始終沒有踏上敦煌一步。後來，還是那位曾經對王道士態度十分冷淡的廷棟把發現藏經洞的事情報告給了甘肅藩台，藩台大人同樣沒有表現出什麼熱情。由此可見，真正不重視藏經洞文物、錯過藏經洞文物保護的“首惡”，絕不是王圓籙。

斯坦因於1907年3月12日來到敦煌。那麼，是不是他一來到莫高窟，就如余秋雨所說，那麼輕易地從王圓籙手中得到了藏經洞中的文物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斯坦因本人撰寫的《西域考古圖集》對此有詳盡的記載。

斯坦因對這次的中亞“考察”做了充分準備。第一個手腕是，在護照上做手腳，說服英國外務部門為自己加了頂模糊不清的“總理教育大臣”的頭銜，而到了清政府外務部繕寫的護照上，居然一變而成為英國總理教育大臣，把自己的此次“考察”打上濃重的官方背景；第二個手腕是，物色了一名“得力的”中國師爺蔣孝琬。這位“蔣師爺”，先天“精明”，加之長期在衙門任職，故對人情世故、官場竅門精熟於心。斯坦因每月給蔣孝琬的報酬是50兩銀子，如此高額“工資”，使這個文人對斯坦因忠心耿耿。斯坦因有了蔣孝琬的協助，真的是如虎添翼。換句話說，如果沒有蔣孝琬的幫助，斯坦國的敦煌之行極有可能一籌莫展。第三個手腕是，一到敦煌，就迅速走訪了縣令和駐軍最高指揮，從而得到了人力和安全方面的大力支持。斯坦因得意地說：“很幸運，能與這兩位要人關係融洽。”

“不巧”的是，斯坦因第一次抵達莫高窟千佛洞時，王圓籙帶着藏經洞鑰匙外出化緣去了，急切的斯坦因居然想到了破門而入，被老謀深算的蔣師爺勸阻了：“如果這時候將我們的計劃付諸實施顯然是不明智的。”但他們還是說服一個小道士拿出一本漢文佛本寫經瀏覽。斯坦因立即生出收買這個小道士的渴望。對此，蔣師爺再次進行了勸阻。斯坦因回憶，蔣師爺“以他入世的智慧建議切不可急躁，太重的禮物會讓對方對你下一步的動機產生懷疑。”於是，斯坦因暫時離開了莫高窟，只留下蔣師爺“專題研究”王道士。王圓籙化緣歸來，蔣師爺不負斯坦因“重託”，鼓動如簧巧舌說服原本還要外出化緣的王圓籙等待斯坦因這位“大英國教育大臣”的到來。

直到5月21日，斯坦因方重返莫高窟。此時的斯坦因，比以前審慎多了，他回憶：“等到真的回到這裡時，我不得不開始為我的計劃擔心起來，因為我從當地得到可靠消息，保護着這批珍寶的王道士是一個克盡職守、非常用心的人。藏經洞所在的那個洞窟看上去有些破舊，但它仍是當地人朝拜的一個聖地，容不得有任何的粗魯舉動，這也使我的考古工作受到影響。精明能幹的蔣孝琬搜集到了有關看守藏經洞的道士的性格和舉止的情況，這更使我感到有必要在開始時應採取審慎、緩慢的行動。”終於見到了王道士，王道士給斯坦因的第一印象是“一個孤傲的、忠於職守的人。看上去有些古怪，見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緊張，但臉上卻不時流露出一絲狡猾機警的表情，令人難以捉摸，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人。”這種第一印象的形成，還因為斯坦因看到王道士的一些舉動，最主要的是，王道士化緣回來後，在藏經洞的木門外再加了一道磚牆。“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通往藏經洞的甬道。上次參觀時，我看到它的狹窄入口處還是用粗糙的木門鎖着，而現在令人沮喪的則是已經完全用磚給砌了起來。……我內心看來是要經歷漫長而痛苦的折磨。”

“我（斯坦因）的第一步主要目標是想看一下全部經卷的原始堆積、存放的情況。王道士住在另一個稍加整修過的洞窟里，為了設法讓他同意我們的請求，我特地派蔣孝琬到王道士的住處同他進行交涉。儘管蔣孝琬費盡心機，談判的進展仍然緩慢異常。”

王道士不僅沒有像當時的官場那樣捧斯坦因為座上客，反而因隱約感覺到了斯坦因此行的企圖而備加戒備。“王道士始終不答應讓我們看一下全部經卷保存情況的請求。他惟一應允的是讓我們看一看他手頭的幾份卷子，而且還加上了許多限制條件。蔣孝琬急於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兩份卷子，結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煩，我們的全盤計劃一下子面臨告吹的危險。”

《敦煌百年》一書寫道：

“王道士的個性讓斯坦因琢磨不透。‘僅僅用金錢的誘惑來消除他的顧慮，顯然無濟於事。’這不僅會傷害他的虔誠的信仰，也有可能讓他擔心眾怒難犯。”但“斯坦因不會輕易放棄。他在莫高窟前支起帳篷，定下了持久作戰的打算。一方是有備而來，一方是無從準備；一方是久經沙場的老手及其所雇混跡官場多年的師爺，一方是‘膽小怕事’、‘狡猾’的虔誠信徒。蔣師爺在前台談判，斯坦因在幕後策劃，王道士謹慎防守”，幾個回合下來，誰勝誰敗是不言自明的。

《敦煌百年》繼續寫道：

“斯坦因終於親自出馬了。在綜合分析了王道士的情況後，斯坦因在蔣孝琬的陪同下，‘鄭重拜訪王道士，請求他讓我們參觀一下他所修復的廟宇。自從他八年前來到敦煌，這便成了他的主要任務和精神支柱。所以，我的請求被王道士欣然接受。’” “對於斯坦因來說，一切都是在演戲，只是當他看到王道士將其全部的心智和四外募得的錢財都投入到16窟這個已經傾頹的寺觀的修復工程中時，才被他的那份努力所打動。‘清除這些流沙，修復大殿需要付出熱心、恆心和苦心，而這一切，全都由我身邊的這位待人和氣、身體孱弱的道士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起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絲感動。”但“斯坦因的感動轉瞬即逝，他得想出新的招數來對付眼前這個‘虔誠、無知而又執著’的道士。王道士的虔誠和執著，使斯坦因想到了中國古代的那位克服千難萬苦赴印度取經的朝聖者——玄奘。對玄奘西行取經作過深入研究的斯坦因，不論在新疆各地，還是在敦煌縣城，每次談玄奘總能打開話題，同時還能夠顯示出自己的博學來。這時斯坦因也試着說到了玄奘，果然引起了王道士的興趣。”

“要知道，王道士對唐僧（玄奘）是多麼的崇敬和熱愛！這一下子立即拉近了他與王道士的心理距離。王道士當即把斯坦因和蔣師爺帶到附近一處新建的壁廊里，向斯坦因和蔣展示了他讓人根據《西遊記》故事所畫的表現這位高僧在西行求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歷險場面的壁畫。”“當斯坦因看到下面這幅畫時不禁欣喜萬分：玄奘站在一條急流的河岸上，他的滿載佛經的坐騎站在身旁，一隻巨龜向他游來，幫助他把佛經運到河對岸去。‘這幅畫顯然畫的是玄奘從印度取回佛經的故事。但是這位忠實的看守者（王道士），不知能否體味得出這幅畫的內涵，讓我把碰巧由他保管的這些古代寫經帶回佛教的老家（印度）。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直接提出，但離開王道士時，我本能地感覺到一種新的更為可靠的聯繫正在我們之間建立。’”

然而，老謀深算的斯坦因此時卻藉故走開，單單留下蔣師爺與王圓籙周旋。當蔣師爺要求借看經卷時，王道士臉上的興奮立即消失，代之以膽怯不安和猶豫不決的神情。幾經遊說，王道士始終不為所動。斯坦因焦慮不安：“我除了等待，別無他法。”

也許是因為對蔣師爺三番五次進行拒絕於心難忍，蔣師爺走後，王圓籙好像為了彌補點兒什麼，反倒專程拿給了蔣師爺一小束經卷。經辨認，這些經卷恰恰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並翻譯出來的漢文佛經，而且，經卷的邊沿居然還有玄奘的名字！這既讓蔣師爺驚喜萬分，更讓斯坦因欣喜若狂。當蔣師爺向王圓籙聲稱這是唐僧的在天之靈在催促王道士向他們展示密室藏經時，王道士已經無話可說了：除了覺得這是上天的安排外，這位虔誠的道士還能有別的解釋嗎？——忠厚之人難以想像奸滑之事，單純的王圓籙又怎能提防得了蔣師爺和斯坦因珠聯璧合的欺騙呢？

即便這樣，王圓籙仍然堅持不讓斯坦因進入藏經洞，而是親自搬出一捆經卷到大殿的耳房讓他們翻閱。

後來，在斯坦因和蔣師爺的合圍下，王圓籙的“城池”一步步陷落：在軟磨硬泡中，斯坦因得以看到了越來越多的經卷，其中，王圓籙的內心經受着痛苦的折磨、進行着痛苦的掙扎。斯坦因這樣寫道：

“我應允蔣孝琬可以給王道士一筆款子（四十錠馬蹄銀，如果需要，可以翻倍）作為交換條件。這筆錢成了蔣孝琬手中很有分量的籌碼。如果敦煌不宜停留，王道士可以拿了這筆錢告老還鄉，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他可以用這筆錢來修繕廟宇，來換取更多的功德和榮耀。然而一切都是徒勞。先前我挑出那些我認為有藝術和考古價值的卷子時，王道士一直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現在，他擔心他要失去全部珍貴的‘經書’了。他第一次顯出了惱怒的表情，我們的關係也頓時緊張起來。我們經過小心周旋才避免了關係的破裂。”

“王道士一再表示，這些藏卷的丟失遲早要被施主們發現，而這些施主們又都曾為他的清理、修繕活動捐贈過資財，這是眾目共睹的事實。一旦被施主們察覺，他花了八年時間辛辛苦苦掙來的好名聲將化為烏有，他一生的功業也將毀於一旦。有了這些擔憂，他開始為放棄那些藏卷而自責了，他覺得他的施主們更有資格得到它們。他一再地聲稱在作出任何決定以前，需要徵詢施主們的意見。”

“次日一早，我準備從那些普通漢文卷子中再作搜尋，尋找頗具價值的中亞文字文書。到了那裡，卻遺憾地發現滿懷疑忌的王道士幹了一個通宵，將所有藏卷全部運回密室中去了。”

“然而，他漸漸地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讓步。我們小心謹慎，不給他留下深入思考的時間，所以在發出許多嘆息和痛苦聲後，王道士開始了搬運。”

“最後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除了已經挑選出來的經卷以外，我還得到了50捆漢文寫卷和5捆藏文寫卷。為此我付出的代價是4錠馬蹄銀（200兩，——筆者注），約合500盧比。”

藏經洞就是這樣在欺騙中被外國打開，斯坦因就這樣騙走了大量珍貴文物。

為欺騙王圓籙，斯坦因和蔣孝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中包含的，是狡詐與天真、無良與虔誠的交量。而這種較量的結局，歷來都沒有任何懸念！即便這樣，王圓籙想到的仍然是將得到的銀子用於修繕莫高窟。在他質樸的內心，如其保護一些也許談不上有什麼大用的古舊經卷，何如做一些諸如修橋、補路、為菩薩神靈塑金身等等的善事呢？

對失敗者可以同情，但罪責無法開脫。無論如何，王圓籙的確沒有能夠守住最後的防線，從而造成了民族文化遺產的流散，從這個意義上講，罵他是“民族罪人”一點也不過分。我要說的只是，哪怕是一個“民族罪人”，他也應該有他的尊嚴，尤其是對這個“罪人”勵精圖治、堅定執著的方面，必須秉持公允的態度予以肯定。當然人們有權恨他、罵他，但這種恨和罵完全應當建立在有理有據的基礎上，絕不應該無中生有、任意捏造地對他妄加罪名。——我想，這應當是對普通群眾的要求。而作為知名“學者”的余秋雨，是不是應當對自己的筆約束得更加嚴格一點呢？你也許自認為有責任向全國人民“普及”歷史、教育後代。但歷史不是文學，所以歷史不應當任由你來任意打扮，你的“普及”與教育完全應當儘可能多地建立在歷史本原的真實性方面。在作品的文學部分，適度的煽情也許不那麼令人討厭；而一旦牽涉到歷史，怎麼能不先問一句“這樣寫，符合歷史事實嗎？”“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在說誰？我覺得就《道士塔》一文來說，用這句話評余秋雨先生非常合適。

就我個人來講，我對王圓籙充滿了同情與尊敬。同情他，是因為他生活在那樣一個凋敝的時代，無論是精神生活還是物質生活都是十分艱澀的；尊敬他，不僅因為他有着質樸、善良、誠實、堅定的美德，更因為我作了一個這樣的換位思考：如果把那時的他換成今天的我，我一定能比他做得好嗎？

事實上，對上面的問題，我不是沒有完全的自信，而是完全地沒有自信。試想，出身無法選擇，所以，教育程度無法改變；舉國皆雨，哪裡又有一片乾爽的土地？發現藏經洞後，也許我會向官府打個“報告”，但當官府一次兩次不理，我必將非常的沮喪，更不可能激起什麼激情騎上可憐的小毛驢一次次在大漠戈壁中遠赴幾百里之外求證什麼。不僅如此，如果把我換上今天的經濟頭腦，我還極有可能把這些經卷私藏起來，從而待價高售、以飽私囊。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王圓籙對錢的態度。無論是先來的斯坦因還是後到的伯希和，都曾以捐贈名義給了王圓籙不少錢。如果，王圓籙“開化”一點，他完全有條件向他們要更多的錢，並拿着這些錢離開敦煌這荒僻遙遠的異鄉，作一個暴發戶，回到自己豐饒富裕得多的湖北麻城老家，當個鄉紳、娶一大群姨太太，過上非常舒適自在的生活。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也完全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隨便找個什麼學校捐贈一把，從而博取個“名譽教授”或者別的什麼頭銜的。然而，王圓籙沒有這樣做，也絕不會這樣做。在王圓籙眼裡，斯坦因、伯希和給的錢同他四處化緣求來的資財一樣，屬善資善財，每一分每一厘都必須用在合適的地方，否則必遭天譴。所以，當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來到敦煌的時候，王道士主動拿來了支出賬目，讓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200兩銀子全部用在了功德事業上。在王圓籙看來，他和斯坦因等人的關係仍然是簡單的信徒和施主的關係。

用那些錢，王圓籙修建了“古漢橋”，也同時摧毀了許多珍貴壁畫；用那些錢，王圓籙重繪了舊壁畫，當鮮艷的新畫遮蓋了斑駁的古畫時，他哪裡能夠想到，這項“功德”正是一種其罪當誅的破壞呢？用那些錢，王圓籙建起了“千相塔”，把許多殘損的佛像和彩塑重新入“葬”，使之重新“入土為安”；用那些錢，王圓籙建起了巍峨的太清宮，終於使莫高窟呈現出新的“氣象”；用那些錢，王圓籙在莫高窟前種下了一棵棵白楊，如今已經敝日參天。今天，當我們站在王圓籙親手種下的楊樹下的時候，聯想這個民族的千年曆程、百年傷痛，又會生出怎樣的感嘆呢？

無論如何，對王圓籙，我還是有一點點的恨的，——畢竟經他的雙手造成了那些文物的散失與破壞，但即便如此，我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永遠沒有資格蔑視他。因為，我堅定地相信，如果我生在他那個時代，我未必有他做得好；如果他生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未必不能取得比我們大得多的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知名教授的成就！

說到敦煌文物流散，必須提及的是，自1909年開始，清政府完全接管了藏經洞，此時，尚有藏品8000多件。但是，這些文物從敦煌到北京的搬運卻是一個更加兇險的苦難之旅。據《敦煌百年》一書的考證，運載經卷的大車離開敦煌，首先到達敦煌縣城。押送的人把車子停在官衙門外。當大家在室內大吃大喝的時候，門外的人卻從大車上抽取經卷。押送的人對門外發生的一切坐視不問。從敦煌到酒泉到高台到張掖到永登到蘭州到定西，經捲走一路丟一路，手法一成不變，原因是負責招待押送官的人與盜賊竟然勾搭連環、互贈了許多“好處”。該書寫道，“對敦煌卷子有興趣有盜竊機會的人都是當地的上層人士。地方官宦、名士、鄉紳，各有所得。敦煌卷子一時成為搶手貨，敦煌為官者乃到甘肅的為官者，甚而至於行伍出身的軍人，也無不以得到敦煌寫經為快慰。實際上，多少人參與這一路的盜竊，有多少經卷散失，如今已成了永遠的謎，只是後來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令人推測那一路的驚人盜竊，一路的悲慘情景。”“當甘肅解送入京的敦煌殘卷抵達北京後，載經的大車不是押進學部大院，而是進了何彥升（押運官，——筆者注）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來其岳父——藏書大家李盛鐸以及李的親家劉延琛、方爾謙等，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挑選，選出的精品收入自家書房。當初陝甘總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後，曾把一箱藏經作為樣品送往北京，同時附上了一份清單，這份清單中沒有詳細的目錄，只有一個大概的總數。北京學部只掌握經卷的總數量，而沒有經卷的具體名稱及行款字數，因而這些人就在取走一些精品後，將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報清冊的數量。”

如果小小的、卑微的王圓籙可罵、可唾、可殺，那麼，那些參與盜竊敦煌經卷的道貌岸然的官紳們，難道不是更加的可罵、可唾、可殺嗎？

敦煌經卷流散，當然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巨大悲劇。我認為，王圓籙只是這整個巨大悲劇血雨腥風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滴。對這一小滴血和雨，後人可以嘆惋、可以同情，也可以痛罵，但無論是嘆惋、同情還是痛罵，都完全用不着放大、用不着誇張，也完全不應該放大、不應該誇張。因為，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劇，王圓籙充其量只是一個小小的群眾演員。而當一個人無視王圓籙的身份和地位，把他放到導演、製片人的地位去詈罵、詛咒時，那麼，這個詈罵、詛咒的人要麼是一個無知的笨蛋，要麼是一個無良的壞蛋！——這就是我的看法。

當然，余秋雨先生也許真的有資格那麼蔑視王圓籙、那麼痛罵王圓籙。因為，我們也堅信，以余秋雨先生這樣的高風亮節和錚錚鐵骨，如果生在當年，如果同樣處在王圓籙的地位，是一定要比王圓籙做得好得多的，不僅極有可能成功地“保護”住敦煌的那些文物，說不定還能手刃斯坦因、腰斬伯希和，從而成為一個大大的民族英雄。由此看來，余秋雨先生真的是生不逢時，此誠為余秋雨個人之一憾、誠為我們這個民族之一憾：因為他的生不逢時，從而使我們這個民族錯失了又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實在令人痛心疾首啊！

18/0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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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名。

無力挾太山以超北海，可否揪亂發而離地面？

回復關係：
余秋雨，到底還要繼續誤人子弟到幾時？——我這裡實名發表，如不服可與洒家對決則個！！！(柴明清: 2006-09-19 15:14:44)23530 Bytes(2/1207/14)

如果說醫改企改房改失敗傷害百姓軀體的話，那麼教改失敗則毀及子孫後代、殃及國運民族未來！何時教改重破冰(寒江春夢: 2006-09-19 21:45:15)0 Bytes(0/18/0)

有理有據，嚴謹翔實，勢如破竹，酣暢淋漓，如此好文，多年未聞！(教育評論員: 2006-09-19 21:38:47)0 Bytes(0/20/0)

心有戚戚，見拙文(pious: 2006-09-19 20:22:35)13386 Bytes(0/40/0)

余秋雨的問題是：把政治原因歸因於百姓身份的當事人，把愚昧說成是文明，把(寂寞得失去自己的身影: 2006-09-19 19:50:49)118 Bytes(0/28/0)

柴先生的帖子寫的不錯，精英許多寫文有些是經不起歷史推敲的，當一般散文還有誤導歷史之嫌疑，何況教材？(我來探索探索: 2006-09-19 19:29:39)0 Bytes(0/26/0)

學風嚴謹，柴先生好文章！看過之後不想再看余某人文章。(忠信涉波濤: 2006-09-19 18:48:15)0 Bytes(0/31/0)

支持！(赤壁磯: 2006-09-19 18:45:40)0 Bytes(0/25/0)

君子不黨,小人死黨!只要是他們一夥的,水平再差的文章也可以編入教材。人作孽，不可活！等着瞧吧。(華爾街大班: 2006-09-19 18:17:48)0 Bytes(0/29/0)

支持本文作者,象余秋雨這樣的文章怎能編入教材呢?(雲之濤: 2006-09-19 17:00:07)0 Bytes(0/41/0)

好文!!(衝鋒不上刺刀: 2006-09-19 16:48:28)0 Bytes(0/40/0)

從余秋雨，易中天，我們驚訝地發現，即使在當代，主流精英多麼容易地把我們小老百姓當鹿逐殺，悲夫！！(磨坊也起步: 2006-09-19 16:28:35)0 Bytes(0/52/0)

用事實說話.尊重事實,就是尊重歷史.(秦魯川: 2006-09-19 16:13:11)0 Bytes(0/51/0)

余秋雨個人誇耀部分不算個事，主要是要理清史實，讓學生了解歷史熱愛自己的文化。(璇璣子: 2006-09-19 15:57:21)0 Bytes(0/50/0)

此文以嚴謹的事例，批駁了余秋雨《道士塔》中的諸多錯誤與誤導。好！投票！(素人漁夫: 2006-09-19 15:39:59)0 Bytes(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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