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來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學做演講，在現代社會，是普通的事情。中國的幾所頂尖大學，也是總有這樣的熱鬧，不惟學校的學子莫名興奮，有的時候連社會上不相干的人，也一併跟着豎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來說，這種事情本是相互貼金，賓主同樂的好事，客人不至於上門說壞話，主人也斷不會讓客人下不了台，最後皆大歡喜，上演大結局。可是，前一段來自台灣的幾位貴賓的造訪，卻惹出了一點不大不小的尷尬，面對台灣客人的禮物，我們的校長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點紕漏，不是不認識字，就是說錯了話。儘管事後有人拼命地彌縫，但在眾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實是挽不回來了。北大的校長雖然沒有出錯，但在客人不帶講稿，妙語連珠的演講比照下，好像也沒占什麼便宜。

　　當然，我們可以辯解說，我們的幾位校長教授，沒有一個是人文學科出身的，出點紕漏很正常。可是，來訪的幾位客人也沒有學人文出身的，為什麼人家就不出錯呢？其實，用不着掖着藏着，我們的大學教授只有專業素養，缺乏文化素養，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自然科學的教授不必說了，除了少數人之外，能把中國話寫通了已經很不錯了。很多教授家裡，除了點專業雜誌之外，基本見不到“閒書”，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學、中學學的那點殘留的知識。至於外國文化嗎，也許好一點，但估計也就是出國聽到和看到的那點東西。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情況似乎更糟，如果說，自然科學的教授像匠人的話，那麼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就像是手藝不太精、或者沒有什麼手藝的匠人。也就是說，在專業素養遠遠趕不上自然科學學者的同時，文化素養也不見得好。我們的社會科學譯著普遍地生硬，翻譯質量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這一代學這個東西的學人（主要是教授們）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學不能亨，中學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強人就我，甚至把原來很生動流暢的文章也譯得坷坷絆絆，令人讀了難受而後已。至於在研究中用各種玄妙的術語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測，用意固然是想藉此嚇唬編輯和讀者，但另一方面不過是掩飾自己文字無能的招數。文史哲的教授，按道理應該有文化素質，可是，他們的情況也不怎麼樣，學歷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學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時候連上段下段歷史的ABC都不甚了了。專業尚且如此，如果讓他們弄弄文，則更談不上，不僅談不上，如果有圈內的人寫點隨筆散文，大家還會嘲笑他不務正業。正因為如此，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學作品只好讓文學家包辦，結果辦的無論什麼東西都像戲說。我們弄文學的教授，多數既不會作詩（律詩），也不會填詞，甚至連日本和韓國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說跟台灣的同行比了。難怪台灣學者這樣嘲笑我們的學者，說我們去中國化比陳水扁還要厲害。

　　當然，這種狀況並不賴我們，我們這一代學人，無論大小，其實只受過兩種教育，一是 專業，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靈依然在控制着我們：蘇維埃制度下沒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質，我們按照社會主義的需要，將他們培養成工程師、醫生、拖拉機手……。從本科讀到博士研究生，我們只在一小塊土地上挖土，對於哪怕周遍的土地，我們連看一眼都覺得是罪過。我們不知道，其實一些基本的中外經典，是無論哪個專業都需要讀的。嚴格說來，人家沒有，我們自己也沒有把自己當做人來培養，自覺和不自覺地當自己是顆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

　　不過，我們又必須為這種狀況負責。現在學界的中堅，基本上已經四、五十歲，通才教育，也已經嚷了二十年。據說林肯說過，人過四十就應該對自己的相貌負責。如果此話當真，我們至少應該為自己的學識負責。為什麼過去這麼長時間了，我們的文化素養依然闕如？為什麼一到跟外面的學者交際的時候，我們的教授往往談吐粗俗，語言乾癟，唯一的擅長是講黃段子，連比較精彩的黃段子也不是教授們製造的！

　　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經培養出一批大師級的人物（儘管大多開花結果在異域他鄉），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條件不知道比當年好了多少倍，卻連個大師的影子都沒有見到。當今作為學術中堅的一代人，應該反省了。

　　記得晚明的張岱講過一個士子由於沒有學問，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由於士子沒學問，滿嘴胡說，和尚要伸伸腳，放肆一點躺着。所以，張岱告戒學人，千萬不要讓和尚隨便伸腳。今天，即使是為了不讓台灣的政客看不起，我們也應該給自己補補課——勿令政客伸腳！拜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