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炳章　1945年出生於山東。1978年考上北京大學哲學所碩士研究生，1981年提前畢業赴美國留學，考取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博士研究生。1986年獲得博士學位後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1996年回國後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發表中英文著作《從北大到哈佛》、《不平則鳴》、《小平大傳》、《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等等。作為學者的楊炳章頗有煙癮，考研究生時就曾經中途跑出來抽煙。現在他案頭上的煙灰缸里更是時時裝滿了煙頭。

　　■楊炳章語錄

　　◎《伊索寓言》中雲雀的故事不可輕率忘懷。隨便把中國社會文化同美國社會文化截然對立起來，要麼就認為國內處處苦、國外處處甜，要麼就認為國內事事易、國外事事難，恐怕都是不對頭的。我還是那句話：人同此心，心同此情，情同此理！

　　◎行而不思、思而不決、決而不行，如此周而復始，在原地繞圈子———這便是庸夫俗子的人生三部曲。

　　◎中國有句古話，“睚眥必怒，含飯必報”。前一句話是要不得，後一句則是忘不得。

　　考研時跑出來抽了兩支“大前門”

　　由於1977年只招大學生，取消了研究生入學考試，我只有準備1978年的研究生考試，在選擇專業的時候，我挑選了北大外國哲學所。

　　我讀過幾本黑格爾的哲學書，馬列主義的哲學書也讀過一些，這裡面掌握住分寸，還能有所發揮，外國哲學方面問題不大。外語的考試，當然更應該是我自己的拿手，一門是必考的英語，一門是參考的俄語。

　　英語是在北大新建的圖書館考的，考試共計一百分，其中七十分是一篇英譯漢文章，記得是關於列寧在拉滋里夫流放中堅持學習的故事，還有五道漢譯英短題，每道題六分，共三十分。幾乎所有考生都在皺眉頭的時候，我自己卻不免暗自得意。三個小時的考試，我大約一個半小時就答完了。我一向不主張逞能提前交卷，中間藉口上廁所，在樓道里吸了兩支“大前門”，又回到考場對答案仔細過濾了二三遍，提前五分鐘交上卷子。當時是首次外文考試，允許帶字典，英漢詞典、漢語詞典我都帶齊了。考試結果，所有漢譯英沒丟一分。英譯漢部分，丟了一點分，整個考試成績是九十七點五分。
　　除了政治和英語之外，還要考基礎課和專業課。由於我選擇的是外哲所，基礎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由於專業課比較難準備，我就找哲學系西方哲學史教研室的朱德生和李真老師請教。

　　考試完畢沒等成績下來，我得回山東去教書。過了幾周就從北大得到非正式消息。趙寶煦是管轄北大四所的黨總支書記，又是我中學班主任陳司寇的丈夫，他見到我姐姐、經濟系的楊勛時說，“楊炳章考得成績很好，錄取應該不成問題，只要政治上不出大事。”正式錄取通知也很快下來，直接寄到壽光縣中學。我接到通知的歡樂心情，很有點“范進中舉”的味道。

　　同時被耶魯、哈佛錄取

　　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比較早想到了出國，而且願望很強烈。1979年秋天，我原來教書的山東壽光從美國回來了一個人，他叫劉實。我急忙從北京趕回，向他求教出國留學的事宜。他答應回去以後，給哈佛大學打一個電話，讓他們把有關申請表格寄給我。
　　1980年9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寄來的全部表格。

　　填寫完畢以後，我又想，為了保險起見，何不多申請幾所大學呢？接着，我申請了哈佛文理學院歷史學、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我還找到了北大副校長馮定、歷史系主任鄧廣銘、以及我的指導教授任華做哈佛的推薦人。在出國之前，我通過了論文答辯。

　　到美國以後，我最先收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但隻字未提獎學金。這對我來說實在不能接受的。沒辦法，我只有闖耶魯和哈佛。

　　我首先去的是耶魯。在耶魯大學兩天，晚上住宿在耶魯法學院一位女生的公寓裡，那位女生名叫愛倫，我是通過哈佛學院一位男生吉姆在電話上聯絡到的。愛倫和吉姆都曾在北大留學過，我在北大時只認識吉姆，並不認識愛倫。第二天由愛倫先聯繫，約好時間去見耶魯文理學院院長。

　　我和愛倫準時走進了斯賓賽院長的私人辦公室，我發現裡面幾乎全是書，而且不少中國古典線裝書，有《辭海》、《詞源》、《史記》、《資治通鑑》之類，令我肅然起敬。但是我守着一條原則，在這種場合下無論如何我是絕不能圖輕鬆，說中文的，再說愛倫的中文也說不了幾句。

　　剛一見面時，斯賓賽教授過來同我握手時說了一句“你好”，我立即用英文“很高興見到你”擋住，剩下的由愛倫接過來，隨後便一直使用英文，談了大半個鐘頭。我說我是從北大外哲所來的，正在申請耶魯政治系；斯賓賽同愛倫交換了一些我不清楚的耶魯人事，然後又詢問了一些我在北大學習的情況，以及我申請耶魯的想法，如此等等。大家又隨便議論一年前鄧小平訪美和中國的農村改革，整個談話很輕鬆。

　　我的英語可能好到七分，而愛倫的英語當然是十分好，這樣就把我們整個英文水平拉成了八九分，談話也就沒有什麼困難了。由我和愛倫小姐一起互相配合，似乎斯賓賽教授沒有發現我任何語言阻礙，我們的表演顯然是成功的。斯賓賽教授告訴我，他是歷史系的，不是政治系的，同時又是文理學院院長，負責全院各系工作。他最後答應寫一封信寄給政治系，以他私人名義推薦我。

　　之後我又去了哈佛，通過北大留學生吉姆見到了我後來的導師本傑明·施瓦茨和費立普·孔恩（即孔飛力）。

　　他們問了我在北大上學的經歷，來哈佛上學的目的等問題。面談結束剛走出大樓，吉姆就說孔恩要我了。

　　3月下旬以後，一份接一份的錄取通知書發下來了，全都寄到了紐約上州斯卡德爾劉實先生家中。除去哥倫比亞大學以外，其他幾個學校，包括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都是博士班，而且都是免學費外加獎學金。最終，我選擇了哈佛。

　　■寫博士論文時遭遇精神危機

　　在哈佛我修的16門課中，同中國有關的有6門。我採用孔恩教授的寫作方式，寫過一篇《中國農村基層行政的變遷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把人民公社當作一個農村社會的演化過程，而不只是毛澤東的個人意志。這篇文章贏得了麥克法克教授的讚賞，給了我一個A不說，還被接受為博士資格要求的三篇“Seminar”論文之一。

　　博士資格考通過以後，我必須準備博士論文。但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陷入了精神危機，竟然一個字也不想寫，白白髮了一個月的愣。

　　接下來一個月，我經常去陸惠鳳開的新亞書店，跟他下圍棋。直到有一天陸太太找到店裡，夫妻倆吵架我才中止了這種生活。

　　這時，我才開始準備寫論文。我先想好了題，再定好了章節，於是開始做了起來。
　　一旦進入情緒，那股勁兒和下圍棋也差不多。趴在打字機上從早打到晚，餓了渴了喝一杯牛奶，憋尿了上一趟廁所。一天那麼五六頁，一周就是一章，總共十章，文初稿四五百頁也就這樣出來了。

　　有一天系辦公室女秘書給我打電話，說大半年過去了，我應該交論文提綱了。我告訴她：“論文我已經寫出來了。”女秘書瑪莉聽罷又吃驚又喜悅，當然不提論文提綱的事了。幾天之後我把厚厚的一摞稿紙交到瑪莉手裡，由她再交給我的導師施瓦茨教授。
　　經過文字校訂之後，打印成一式兩份，交給兩位評審教授，施瓦茨和麥克法克。

　　施瓦茨教授沒有什麼意見，麥克法克教授做了不少批示。我按照批示再次修改，又退交兩位教授最終審查，倆人簽字表示批准。1986年6月上旬，我獲得了用拉丁文書寫、哈佛校長和學院院長簽字的學位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