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不但是健康、衛生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艾滋病背後的社會問題可能有幾種情況：

1、不重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家庭、學校或社會）--〉性開放--〉性亂交--〉艾滋病傳播--〉生理衛生教育、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教育
2、社會保障體系缺失--〉“重男輕女”的習俗--〉男女比例失衡--〉色情行業興起--〉艾滋病傳播--〉色情業合法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
3、共產黨官員貪污腐敗--〉非法買賣血液--〉壓制輿論--〉艾滋病傳播--〉民主化，輿論公開，取消一黨獨裁？
4、醫療市場監管不力--〉醫院沒有社會責任感，以賺錢為第一要務--〉血液檢查環節不夠嚴格--〉艾滋病傳播--〉實行醫院年度認證制度？立法重罰？建立獨立的監督機構？

北大學生一貫喜歡自吹“民主”“科學”“自由”，我們知道這三樣東西都是要拿來造福社會的。現在倒好，把艾滋病患者拒絕在外，也把對社會的關懷拒絕在外了。可見北京大學的所謂“關懷艾滋”只不過是作作秀騙人的把戲而已。

http://news.163.com/editor/020529/020529_434066.html

北大辦“關注艾滋”講座卻不讓艾滋病患者進校園
2002年05月29日18:5:23　千龍網　

25日下午，北大舉辦了一場“關注艾滋，珍惜生命”的講座。500多名關注艾滋病的北大師生以及社會人士早早就坐滿了報告廳。3個半小時的講座氣氛凝重而熱烈。記者在講座上聽到了關於艾滋病在中國的觸目驚心的事實。

遺憾的是，組織者事先特意從河南睢縣邀請來與師生們交流的兩名艾滋病感染者，卻被北大校方以避免引起恐慌和騷亂而拒之校門外。作為一所一向以崇尚民主、科學著稱的最高學府，這樣的舉動，着實讓人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如果北大發現自己校園裡有艾滋病會怎麼辦”

對於北大校方將艾滋病患者拒之門外這一舉動，在學校和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國務院企業諮詢中心丁小平教授29日晚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的看法很簡單：第一，無論感染者是如何感染上艾滋病的，社會都應該給予他們關心；第二，如果北大還懂得點辯證法的話，他們應該知道，讓艾滋病患者進入會讓更多的人不得艾滋病。”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劉志光教授不解地說：“不知道(北大拒絕病人)是出於什麼目的，(其實)讓艾滋病患者參加這個活動是很正常的。這種做法與不要歧視艾滋病患者精神不相符。”

而北大學生表示學校做法有悖北大精神，為失去這次同艾滋病患者面對面交談而倍感遺憾。

北大團委宣傳部的一位同學表示，這種做法有背於北大傳統精神，我們北大人怎麼連艾滋病都面對不了呢？

羅全喜同學說：“我們不能孤立艾滋病人群，這對整個社會將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指艾滋病人)一旦覺得不被社會所容納，就會隱瞞自己的病情，與大家共同生活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會將傳染擴散到最大化。”

王健同學認為，這還是個觀念問題，需要我們去重新認識，就像過去對待同性戀一樣。

一個不知名的同學插話說：“北大作為中國最高學府拒絕艾滋病患者進入校園，這代表的是一種態度，是學術界、知識分子對待艾滋病的一種態度。像北大這樣的文化陣地應該承擔起宣傳艾滋病防治的歷史重任。” 他認為，北大的態度會起到一種誤導的壞作用。

記者到北大校辦詢問此事。校辦一位姓胡的女士答覆說，關於艾滋病講座的事他們知道，但對於不讓兩位艾滋病感染者入校園的事他們不知道。

隨後，北京大學紅十字會學生分會會長吳小棟打電話向記者表示，北京大學紅十字會學生分會是北京大學紅十字會的一個下屬分支，不讓兩名艾滋病感染者入校園的決定是北大紅十字會領導做出的。主要是出於為在場的500多名與會師生及相關人士的安全考慮。

“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在北京師範大學，校方一聽說有艾滋病感染者一起來，便是嚴詞拒絕，再無商量餘地。結果只好讓艾滋病感染者留在了校外。報告會也是冷冷清清，氣氛黯淡，師生儼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

“吃一塹，長一智”，在南開大學，他們採取了“曲徑通幽”的方式。沒通過校方，而是只在南開大學的醫學院舉行，這樣，兩名艾滋病感染者才得以與醫學院師生見面、交流，會場氣氛十分熱烈，師生們被中國艾滋病現狀以及艾滋病患者的處境深深震撼。

人們如此懼怕和強烈排斥艾滋病患者，是因為人們對於艾滋病沒有正確的認識。錯誤的認識自然導致錯誤的態度。

最近有一組對北京、上海、大連、廣州所作的調查表明，人們對艾滋病已有一定的認識，但對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仍持不科學、不理智的態度。有22%的人錯誤地認為身體外部接觸或艾滋病人房間的空氣也會傳播艾滋病毒。正是由於許多人對艾滋病不太了解，影響了人們對艾滋病感染者的態度。另外有75%的人表示當確認自己身邊的人感染上艾滋病就採取堅決疏遠和唾棄的態度。

人們為什麼對艾滋病有如此強烈的偏見和歧視？張孔來教授說：“主要有三方面的根源：一是受艾滋病與賣淫嫖娼連在一起的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艾滋病是社會道德墮落，世風愈下的結果；二是對艾滋病相關知識缺乏了解而懼怕；三是人們社會責任心弱，認為關注艾滋病患者是政府的事情，關我什麼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面對歧視和偏見，不少有識之士發出了這樣的呼籲：要重視，勿歧視；防病毒，勿防人。

“不要歧視艾滋病人，對艾滋病人不歧視意識的確立，就像所有文明標準的確立一樣，每個人心中都要有。不允許他們在自己的生活空間中出現，這是不道德的。”反歧視艾滋病患者志願者濮存昕說。

北京佑安醫院院長趙春惠說：“我們希望通過我們所做的工作，喚起全社會都能夠關愛這群特殊的病人、這些群體，同時能夠喚起艾滋病患者生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全社會都來認識它、預防它，共同與艾滋病作鬥爭。”

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在接受記者反歧視的採訪時言簡意賅地說：“我們的敵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我們都死了，孩子怎麼辦”

記者決定去見見兩位被拒於北大校門之外的艾滋病感染者，希望了解他們的遭遇和處境，以喚起社會對他們的關注和同情。其實，艾滋病感染者對人們的歧視和偏見已經習以為常，他們只是恨自己為什麼染上了這個“名聲不好”的病，他們最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孩子。

12：35，記者透過會客室的玻璃門看到一個人走過來（後得知另外一位因身體原因沒來），身高約莫1.73米，年齡大抵四十來歲，步伐雖不蹣跚卻明顯乏力。 他推門進來，絳紅的皮膚和他無助的神情，記者確信他就是記者要見的艾滋病感染者。

記者起身走向門口迎接並與這位艾滋病患者握手。他似乎並沒有把他的全部手給記者，但他已面露笑容。記者在他身邊坐下，開始聊，聊他、他的家和他們村。這時他很平靜。

“我是河南睢縣東關村的，我們很窮沒有經濟來源，賣血是我們那裡普遍的生財之道，我們那兒十幾個村，賣過血的90%的人感染上了。”他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時候得的這個病，只是去年發病沒法幹活了才去檢查知道自己完了”。

“這之前，都做什麼？”記者問。

“在外打工掙錢，可現在幹不了，已經沒有辦法了，在村里，那些沒有感染或者說還沒有發現感染艾滋病的人，都不跟我們這種人說話。”

“你的老婆孩子？……還好吧!”記者十分謹慎地問。

“她到今天已經死了一年零8天……家裡有兩個孩子，一個姑娘，一個兒子。姑娘18歲，兒子14歲，現在連生活都沒辦法，更沒法上學，都在家裡。”

“孩子他們沒有感染吧？”

“沒有。反正沒發現。”他神情黯然，一副無助的樣子，“我們這一代已經這樣了，沒辦法了，我們死了就死了，可，我們死了，孩子怎麼辦？我現在最擔心就是我的孩子。”

“人一生什麼事都可能遇到，車禍、空難、疾病，月有陰晴圓缺，誰無悲歡離合？希望你能面對。你的孩子，相信政府、社會一定會關注和幫助的。”記者安慰他。

“我能把我家的地址留給你嗎?”這位艾滋病感染者被記者的一席話所感動，眼睛閃現出些許希望。

“好啊。”於是記者取出記事本和筆，遞給他。

他自然地伸過雙手來接，突然，又收了回去，連連說：“還是你寫吧，我說。”

“你寫、你寫。”記者很自然地意識到他是怕別人嫌棄他，不願與他接觸。

他認真地寫起來。等記者接過記事本看的時候，心裡不禁一陣酸楚。在他的名字下面他特別註明“孩子趙龍”。這或許是一個即將死去的艾滋病人留給我們這個社會的祈求，抑或是他留給孩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