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滿目瘡痍，到處是災禍啊！”伏爾泰在《老實人》裡如是說。伏爾泰這部小說講一個簡單的道理：人類社會並不“盡善盡美”，人若是想要有一個好的前途，不能等待彼岸的天恩，而是從自己的實際行動開始，耕種自己的園地以享受大地的恩澤。而人類辛勤的勞作，同樣是一劑良藥，可以為我們消除苦悶、縱慾和饑寒這三大害處。
辛苦工作縱然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然而，大地並不永遠眷顧我們，它甚至不時吞滅那些充滿勞績的耕種者。對於這種不幸，我們已經波瀾不驚。我們甚至會像梭羅一樣嘲笑那些醒來就詢問發生了什麼新聞的人，“以為天下人都在為他放哨？”同樣，我們也似乎厭倦了當下中國關於礦難的報道，仿佛在聽“馬後炮”天氣預報，今天某地又下了場暴雨。礦難成為尋常生活的一部分，僅此而已。
然而，即使居於這樣一個感覺遲鈍的年代，我們仍然時有驚心的蜇痛。譬如最近黑龍江七台河發生礦難，至少造成171人遇難。有消息說，惡劣兇險、危機四伏的生產環境，讓東風煤礦的礦工們上班時戰戰兢兢，下班後如獲重生，一些礦工索性稱下班為“生還”。多麼偉大的“生還”，多麼令人喜悅的字眼，竟讓人在凱歌聲中眼角垂淚。
諸君或許只在此時方能體悟，那幅記錄我們這個大時代、寫着“高高興興上班來，平平安安回家去”的黑字紅底里寄託了怎樣的祝願與傷感。古有死諫之文臣的“帶棺上朝”，今有活命之礦工“帶棺上班”，究竟是怎樣一種不幸的安排或詛咒讓那些日常工作變成了一種或將赴死的儀式？
然而，何祚庥院士卻說，怨只怨“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怨只怨你們中了“概率”事件的頭彩！
幾天前，何院士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時與攝影師發生爭執。何院士在論及礦工屢屢被活埋地底時不但沒有表現出半點同情心，反而詰問來訪者，“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這是何等輕佻的十字，將當代中國人的不幸都歸罪於吾民父母的一夜風流！
何院士還說，現在中國要發展，總得有一些人做出犧牲，這是個概率分布的問題。採礦場之所以經常發生死人事件，根源不在於腐敗，而在於老百姓窮。古人云，窮則生變，何院士則認為窮者送死，因為老百姓不是傻子，如果不去那幹活就活不下去。莫非送死才可以活得下去？
何院士說，既然小轎車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那麼鑽到地底下去挖煤被活埋了也就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了。何院士自況高人，舉世無多，不僅通當代科學，相信科學萬能，主張炸開喜馬拉雅山。然而，大愚若我者卻想知道，如果小轎車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如何萬能？如果小轎車撞死人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何必在汽車上裝剎車？
“誰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國？”，“概率問題”，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有朋友勸我，何院士平素多作狼語，不必大驚小怪。想必，在何院士眼裡，礦工們“帶棺上班”算是自作自受了。你既然貧窮，而中國又要發展，這公民非正常死亡的繡球就只能往你們身上拋了。誰叫你們今生不幸生在了中國？又不是熊貓！只有何院士這樣國寶級的人物，才能享受熊貓級待遇，為國家創造觀賞價值，不會被“概率”掉，而且從來不用下到礦井去挖黑煤。
只有真正貧困的政治，沒有貧困的人民。在我看來，凡可以稱之為“時代不幸”之事件，對於此一時代的人們來說，都直接或間接有罪。公允而論，一個人貧窮，可能是由於他先生愚鈍或後天不努力，就像影片《咱們的牛百歲》裡的“懶漢”田福一樣，完不成生產任務。但是，如果是整個階層都貧窮，我們就不得不追問其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與實施。令人驚奇的是，何院士憂懷天下，不問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卻要吾民聽天由命，為吾國之進步“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命場”；何院士著文號召礦工為吾國能源建設出力，全然忘了自家書房的燈泡里，既燒了科學的鎢絲，也燒了煤礦工的血絲？
寫作此文，我無意於因此詆毀盛行於中國的科學院制度。然而，每當我想起兩百年前法國思想家聖西門的一些觀點時，卻不得不讚嘆它們意境幽遠。論及自己之所以反對法國的科學院院士制度，聖西門在《一個日內瓦居民給當代人的信》中寫到，科學院雖然帶來了一些好處，但不幸的是，許多“院士之輩將永遠堅持自己的成見，認為自己是真理的保護者，如果他改變了觀點，他本人也會反對他自封的一貫正確論，但是，他寧願繼續對其所謂的異端邪說大發雷霆，變得更加偏執，也不肯為了人類的文明和幸福後退一步。”
天底下沒有卑賤的花朵，每一朵花的凋謝都值得我們哀悼與感傷。持此信念，我相信，凡可以稱為偉大政治的，其出發點必然是為了人，而生命的得失，自然成為衡量一國政治成功與失敗、好與壞的重要指標。如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所說，在歷史的宏大敘事面前，一個人的生命或許一錢不值，但是誰能找到比生命更值錢的東西？
記得早些年我讀錢穆先生之《國史大綱》，印象最深莫過於作者在篇首開宗明義，稱一國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如果我們承認正在行進中的生活同為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理應對所有在此時代之旅程辛勞奔走或不幸身死者抱有溫情，懷着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