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賣血6年供兒上學 逆子拋荒學業遊蕩京城

　　青海農民陳邦順有三個兒子，只有大兒子小良考上了大學。為了供小良完成學業，年近５０歲的陳邦順和病弱的老伴不得不賣血換錢，連續六年，賣出的血量能裝滿兩個汽油桶。然而，明知父母艱辛的小良卻整日沉迷於網吧，荒廢了學業，直到被學校認定為自動退學。當５月３０日央視《聊天》節目播出陳邦順的泣血呼喚時，小良竟然對千辛萬苦找到他的央視記者說：“我爸在電視台這麼說我，他有病，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

陳邦順在《聊天》節目結束時對小良說：

“小良，你今天走到這一步，爸也絕對沒有怪你。爸雖然給你花了六萬多塊錢，今天來中央電視台也不是沖你要這錢，我就是想要你的畢業證。這樣為國家、為你個人、為你的家鄉，你也好見人吶！我想你看到片子以後，能回心（轉意），早日回家，看你奶奶一眼！”

文／劉宇

（中央電視台《聊天》節目編導）

陳邦順的家在青海省樂都縣馬廠鄉甘溝灘村。要找到陳家確非易事。

在飛到西寧之前，我只知道甘溝灘村在甘肅與青海交界的大山里，距離西寧還有１２０公里的路程，要倒好幾趟車才能到。

從空中看西寧很特別，在四周一片沒有邊際的黃色山丘中央，樂都在西寧之東，此刻，那裡黃土袒裎，綿延無際。

西寧的風很涼爽，不過陽光灼人。這裡的日照很強，街市上的人大都身着長衣，許多人臉上有兩團艷麗的“青海紅”，彰顯他們與太陽的親密關係。

“很多人家都賣血！”

第二天一大早，記者就從西寧出發，中途換了三趟車，中午才趕到樂都。到馬廠的車每天只有兩班，上午的班車剛走。街上有出租車轉悠着拉活，一聽說記者要去馬廠，都連連搖頭：“那是在山裡頭，車上不去，沒法兒走！”到中午一點，一趟掛着馬廠牌子的車才搖搖晃晃地開到。

司機三十多歲，長着絡腮鬍子。他告訴記者從終點站馬廠到甘溝灘村還有１５公里的山路，我的心開始下沉，他又說：“我家就在甘溝灘村，車晚上得停在家門口。”

“你是來採訪陳邦順的吧?”司機快人快語，他說雖然跟老陳在一個村，可是他並不認識老陳，只是乘客們在車上談論陳家的事，他聽得都可以背下來了。

“我們這兒窮，十年九旱，種啥啥不活，沒法子呀！除了帶工資的和我們這些找到點活路的人，家裡有學生娃娃的很多人都在賣血。”記者問司機有沒有賣過血，他使勁地搖了搖頭。

“茶沒有鹽就像水一樣。”

汽車一步步往山上爬。

山色壯闊。幾十米高的黃土垂直地拔地而起，壁立千仞，窗外景色單調，除了黃土山、黃土路，就是偶爾見到的黃土干打壘房子。這裡的房子屋頂像牆面一樣平展，顯然是天旱無雨，無需具備任何排水的功能。朝着汽車露齒而笑的男人們臉上滿是黃土的粉塵，女人們的臉很難看清，它們埋在顏色鮮艷的頭巾裡面。

車到甘溝灘村的時候太陽已經落山，天竟然下起雨來，雨點砸進浮土裡，空氣中瀰漫着一股土腥氣。按照司機的指點，記者跌跌撞撞地繞過一道山梁，山腰上離村子最遠的一家獨院，那就是陳邦順家。

陳邦順一個人在家，他手足無措地端出饃饃來款待記者。一會兒老伴也從地里回來，忙活着在屋裡生起爐火，這是一對典型的西北夫妻，老實巴交，臉膛黑紅，看上去都要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

小雨淅淅瀝瀝，打亂了我的計劃，我只好在山裡多留一天。看得出下雨比客人上門更讓夫妻倆感到興奮，陳邦順幸福地說已經有十年沒下過這麼“大”的雨了。晚飯吃的是揪面片，陳大嫂說麵食在家裡十分金貴，平時一日三餐都是洋芋，早上蒸洋芋、中午煮洋芋、晚上熬洋芋，她抱歉地說家裡沒有調味品，“我給你多放些鹽吧。”泡茶的時候，記者阻止不及，被加進滿滿一勺鹽，他們對我喝白水一直驚詫不已，我這才知道，鹽茶是當地人對客人的禮遇。從第二天起我堅持要他們恢復平常的飲食，可是在連吃了幾頓洋芋之後，我也喝起了鹽茶———我終於明白，並不是什麼風俗，鹹味是人類對抗寡淡食物最原始的需要。按老陳的話說就是“人沒錢就像鬼一樣，茶沒有鹽就像水一樣”。

“娃娃考上學就算是脫貧了。”

陳家有三間大房，堂屋陳舊的門梁竟然有着精美的木雕，老陳紅着臉說自己不爭氣，這是祖上傳下來的房子，他們在這裡已經生活到了第五代，在這間屋住了八十年了。炕上靠牆一溜棕黃的衣櫃是家裡最顯眼的家具，櫃門玻璃上貼滿了照片，全部都是老陳的三個兒子的。

老陳說三個兒子中只有老大小良在讀書，他是老陳結婚六年後才有的孩子，成績又是三個兒子中最好的，從小拿的獎狀把牆都貼滿了，初中以後也沒有下過前三名。

兒子小良是１９９７年考上西安某學院電子自動化專業的。老陳至今記得兒子拿到錄取通知書高興地在地里翻跟斗的樣子。家裡的親戚們都來了，傳看小良的錄取通知書，這可是陳家這一輩出的第一個大學生！可是高興之餘，老陳兩口子又為兒子的學費犯起愁來，當天晚上他和老伴就吃不下飯了。當初他就擔心學費的問題，告誡過兒子一定要報青海的學校，可兒子的第一志願就填了西安的。如今兒子遂了願，老兩口卻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二天，外甥們來勸他，陳家就出了這麼一個學生，再怎麼苦也得供他上。而且保證以後都會幫助他的。這樣，拿着東拼西湊來的學費，小良走進了大學校門。

老陳說，他們村里出了十五、六個大學生，比馬廠鄉其他幾個村的總和還要多，“就因為我們村是最窮的，我們不想讓娃們再回過頭過我們的日子，娃考上大學就算脫貧了！說什麼我也得把他供出來。”老陳夫婦開始四處賣血。

“我賣的血能裝兩汽油桶！”

記者：“小良四年大學一共向家裡要了多少錢？”

陳邦順：“六萬三千五。”

記：“都是你賣血得來的嗎？”

陳：“有７０％是，另外還借了一萬七千塊錢的外債。”

記：“這些外債準備怎麼還？”

陳：“還是賣血。”

記：“你多長時間賣一次血？”

陳：“沒準兒，農忙的時候賣得少一些，農閒了就往醫院裡跑得勤一些。有三個月一次的，三天一次的，一天一次也有，一天三次的時候也有，有好幾次抽着血就暈死過去了。”

記：“你賣血能得多少錢？”

陳：“４００毫升全血的報酬是１５０元左右，血漿是８０元，一個月３００到４００塊，身體最好的時候一年能掙到５０００元左右。兒子上大學以後，我身體不行了，就叫上老伴一起去，她有胃病，賣得少一些。”

記：“國家有《獻血法》，禁止有償獻血，而且規定一個人獻血的間隔時間不得少於６個月，你怎麼能在四年裡靠賣血得來６萬多塊錢呢？”

陳：“想辦法唄！我們周圍有９個血站，我都去賣過血。有的要走幾十公里山路，到武威、蘭州去賣還得坐火車。哪裡有醫院哪裡就有我的獻血證，我有７個獻血證，只有一個是真的，其他都是拿侄子外甥的身份證辦的，這樣我就可以在好幾個血站來回去賣血。那些血站也沒那麼嚴，不到規定時間的也收，你獻好幾次在你本上蓋一次就行了。１９９８年，為了湊齊學費，我和老伴４７天沒有回家，到處轉着抽血，最後總算是湊夠１７２０多塊錢的學費。村里人都說我不要命了，可我有什麼辦法，我是為了娃娃呀！”

一行老淚從老陳的臉上滾下，沉吟半晌他突然舉着兩隻手指提高聲音對記者說：“我這些年賣的血能裝兩個汽油桶！”

“他的每封信都是賣血通知書！”

記者忍不住問：“小良知道你是賣血在供他上學嗎？”老陳說：“他知道，他上高中花的８６００多塊錢，也是賣血換來的。”老陳說，小良與家裡聯繫全是寫信，四年給家裡寫了十六、七封信，沒有一封不是要錢的。每次都在２０００塊以上。“這不是信，是債！他的每封信都是賣血通知書！一接到他的信我就知道又該去賣血了。”

小良的信全被老陳藏在堂屋中堂下一隻祖傳的木匣里，整整齊齊地對摺着。記者摘錄了兩封信的內容：“國慶節放七天假，我們班統一組織去旅遊，每人交１００元，買衣服花了２００，上學期暑假欠了２００，書費２００，重修及選修的課程花５００，學雜費２５００，生活費６００，還加上後三個月的生活費還要３０００元錢。上學期的體育課沒有達標沒通過，還要到體育老師那兒走一趟。所以，３０００塊很緊張，請你們不要少寄，又讓我借錢。”在另一封信里，小良陳述了自己花錢的理由：“我認為你們一點也不理解我們學生的難處，你們認為學生在學校，除了學習就是吃飯，花錢都花在飯上了，別的都不花錢了。其實不是這樣，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裡，誰都想多學一點知識，為自己將來的工作做好各方面的準備，想多學知識就得報名學習，這樣花一部分；再有學生之間相互搞好人際關係，比如說現在組織滑冰、游泳、春遊、野炊，宿舍裡邊過中秋節、元旦，老鄉之間開老鄉會，搞聯誼活動等等，我都不能一項不參加呀，那樣只能孤立我自己了，和別人相處不下去。”

老陳回憶說，有一次兒子連着給家裡來了兩封信，第二封是掛號信，信里說自己熄燈後在宿舍里用電腦，偷接了走廊里的電，被學校發現，被處以３０００元的罰款。小良讓家裡馬上想辦法交上這筆錢，否則自己只好回家。老陳接到信的時候已是下午五點，馬上慌着四處借錢。天黑以後他敲開了孩子姑姑的門，哭得說不出話，和他一起去的三兒子把信給姑姑念了，姑姑把店裡的營業款給了他們。當時已經是晚上九點，怕小良真的第二天回來，他和三兒子一路小跑，只用了兩個小時就跑到了１６公里以外的３０６連城鋁廠（老陳平時與兒子通電話，都是到這裡來），往兒子宿舍打電話，告訴他錢已借到，天一亮就給他寄去。當天晚上，老陳和小兒子就擠在連城鋁廠招待所的一張床上等待黎明。可是就因為老陳打電話的時候又氣又急，聲音高了一些，他收到了小良的回信，“請父親以後打電話不要喊叫，因為接電話的可能不是我，你會嚇着別人，同時，你也會影響其他同學休息。”

“難道這就是我賣六萬多塊錢的血換來的？！”

小良的媽媽說兒子上大學以後人就變了，不愛跟家裡人說話，也不愛回家了，甚至過年也沒有回來。２０００年春節，從學校放假到臘月二十八，她天天跑到村口去等車，過來一輛沒有，又一輛還沒有。到了正月十三，放心不下的老陳背着一堆饃饃去了西安，這是他第一次到西安，好不容易才找到學校。小良在宿舍里，他埋怨父親不該來，來來回回的要花錢。老陳拿出東西來給小良吃，還說給小良的班主任也帶了一些，小良沉下臉，問父親：“你見我班主任是啥意思？”老陳很納悶，“當然是聽聽他說你在學校的表現，我這麼遠跑來不見老師一趟怎麼行呢？”小良說，“好，要見老師你去見，我要留下來打鋪蓋卷回家呢。”老陳驚呆了，這是小良第一次當面以不上學要挾他，他最終也沒有擰過小良，在學校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被小良送上火車，回了青海。老陳說他在火車上哭了一路。

２００１年大年初四，小良離家，當時他說要去深圳參加一個招聘會，走了以後就再無音信。直到７月６日，他給家裡來了一封信，說他在北京工作，讓家裡寄４０００塊錢，要交房費、押金。家裡只借到了２０００塊錢給他寄過去，之後就石沉大海，再無回音了。這一年，按說小良應該畢業了，可是他畢業成績如何，分配到了哪裡，找到工作了沒有，家裡都不知道，小良失蹤了！

“我到處打電話找他。兒子的宿舍電話沒用了，他留過一個女朋友的手機，怪的是他一要錢，手機就能打通，錢一寄過去，就再也打不通了。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打了不下上百個電話，要是去了鎮上，我就挨着有電話的鋪子一家一家地打，還發動在外地打工的兩個小兒子給他哥打電話，都沒有通過，我還想過在北京的報紙上登個尋人啟事。”

這一切水落石出是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老陳接到小良的班主任郭軍老師從學校發來的一封信，請老陳務必去一趟學校。拿着信，老陳第二天就趕到了學校，這一天正好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郭老師問老陳的第一句話就把他給打懵了———“您是包工頭嗎？小良是家裡的獨生子嗎？”原來這就是小良在同學們中為自己樹立的“形象”。老陳擼起兩隻袖子來給郭老師看：“你看，我就是這麼個包工頭！”臂彎密密麻麻全是針眼，已經被針頭“文”出兩道濃重的青記……

那一天，老陳對着兒子小良的成績單放聲大哭，那是一張滿紙飛紅的成績單，一長串功課不及格、一長串功課根本就沒有參加考試。由於小良擅自離校，學校已對其做出自動退學的認定。老陳又掉下淚來，他問記者：難道這就是我賣六萬多塊錢的血換來的……

“你們八九年沒穿過新衣服了！”

“兩個弟弟是如何看待他哥哥的呢？有沒有覺得你偏心眼？”

老陳講２００１年有一次，他發現老二接連六、七天不出屋子，也不幹活，從窗格里看到他趴在炕桌上往一個小本上寫字，老陳問他究竟寫了些啥，他也不回答。後來老三告訴媽媽，二哥給良哥寫了封信，老陳硬要過來看了，老二文化低，字寫得很大，有四篇多呢?看過信，老陳老淚縱橫，讓老二謄寫了一遍給小良寄去。記者看到了那些字：“良哥，你好！你三年的來信我全看完了，知道了你的一切情況，你在三年當中花去了四萬多元錢！這幾年家裡的莊稼全折完了。你每次來信說是爸媽注意身體，爸媽每天給你注意身體，好到醫院去（賣血）要（換）錢……”

去年老二去湖北打工以後，不到八個月時間掙了２０００塊錢，回家過年時老闆給了１０００塊錢，結果到家就剩下６８塊錢，他給全家老小上下一人買了一套新衣。老陳看見他拿個衣服包包回家，當時就氣蒙了。結果老二說，爸你不要恨我，你這四年當中給我哥花了這麼多錢，從我哥上高中起，八、九年了，你和我母親都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這些錢又不夠還債，你就穿了吧，不然，你還是會給了我大哥。

老三在酒泉打工，鞋穿脫了幫，人家給他錢讓他再買一雙，他把錢收起來，找根繩把鞋拴一下，接着穿。這個１７歲的少年一回家就纏着母親，“媽，你在家我就高興，你可千萬別跟人家一起去賣血了呀。”

老陳說，兩個小兒子都沒讀完初中，家裡窮得連個本子也買不起了，現在他們在外面打工，沒有文憑，活也不好找，但他們都能替我着想，說供大哥已經不容易了。

“記者同志，你們要見到小良一定叫他回家，我都把他想死了。你告訴他我們不怪他。”臨行前，陳大嫂跟着記者一直走到村外。

“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上網了，聊天和打遊戲。”

離開西寧，記者到小良曾經就讀的西安某學院採訪，學生處的丁處長證實，從２００１年７月起，小良就已經擅自離開學校，他們於當年１２月２７日認定該生屬自動退學，予以除名。丁處長還說，小良所在的電子自動化專業是全校最熱也是最好的專業，只要能從這個專業畢業的學生都無就業之憂。

小良的班主任郭軍向記者出示了那張曾經令老陳痛哭失聲的成績單。從上面看，小良第一年的成績算是勉強過關，二、三年級的成績急轉直下，竟然有好幾門功課是空考的，而四年級則是一片空白。郭老師告訴記者，小良因為成績不好，已經留了兩級，而他也只在第一學年報到註冊過，並交了學費，其他幾年根本沒有報到，學費也沒有交，雖然學校多次催促，他始終也沒有辦理手續。

郭老師說，學校也是直到老陳來了以後才知道小良上學用的是父母賣血的錢，平時，他對班裡同學說，父親是包工頭，自己是獨生子，家裡很有錢。學生入校時，填寫過一個家庭貧困狀況登記表，學校還有專為貧困生提供的無息貸學金和救困助學工作崗位，可是小良從未申請過。郭老師對小良三年花掉六萬五感到吃驚，他說，按當時的水平，一個大學本科生四年花兩萬五千塊就已經綽綽有餘了。郭老師介紹，小良大部分的時間耗費在了網吧里，除了編程，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聊天和打遊戲，據同學說，他的兩個女朋友都是在網上認識的，他每月上網花的錢少說也在４００元以上。

“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

回到北京，記者設法與小良聯繫。小良女朋友的手機一直關機，記者發了短信後，她回短信說小良５月４日就離開北京，去了西寧。她告訴記者，由於沒有正式的畢業證書，小良一直找不到工作。小良回西寧的動機及狀況她一概不知。

５月３０日，在央視《聊天》陳邦順這期節目播出後，小良突然與我們聯繫，提出要見面。６月３日，在北京某快餐廳，我們終於見到了這個故事的主角———由女友陪着的小良。小良明顯發福了，比照片上胖出一圈，手腕上繫着一串磨石手鍊。記者問他回西寧有沒有回過家，是否與家裡聯繫過，小良搖頭說沒有。接着向我們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你們都是當父親的吧？如果你們的孩子也做了像我一樣的事，你們會到中央台去說嗎？你們認為這麼做的父親正常嗎？你們不覺得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的人嗎？

小良的女友也在一邊問話，你們見他父親第一眼是什麼印象，你們不覺得他長得很兇惡嗎？

記者打斷她，問他們：既然是這樣一個“殘酷無情”和“兇惡”的父親，怎麼會賣血供你上學呢？小良不以為然：你們不要老揪着這個不放，我早就說了父親賣血供我上學和我沒有好好讀書都是事實，我承認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可你們怎麼就不認錯呢？

小良指出片子中的“錯誤”：一、我兩個弟弟輟學並不是因為供我上學家裡沒錢了，而是因為我學習好，他們太差；二、我父親在電視上說我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高興地翻跟斗，事實上我沒有翻；三、你們未經我允許用了我的照片（註：節目中使用的小良和父親的合影，由陳邦順提供，並對小良面孔做了遮蔽處理），我父親同意也不管用，我是個有獨立行為能力的人。四、我父親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對我們兄弟的教育方式非打即罵，你們不能因為我不對就把他塑造成一個高尚的人。

談話當中小良不停地說“不信你問她”，記者問“她”是誰，小良指自己的女友。記者問她如何知道小良小時候發生的事，女友回答：小良告訴我的！記者指出小良說的這些“錯誤”部分是由於對片子的不同理解造成的，可以重新看片子，小良惡語拒絕。至此，談話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

《聊天》節目將於６月７日１０:１５１５:１５６月８日６:００在中央三套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