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學員”2007年自述
阿陀

時下流行寫回憶錄。坊間林林總總的網站裡，“大學歲月”一欄往往是很熱門的。它意味着友誼，青春，熱情，理想和驕傲。大學生活幾乎是所有過來人最值得懷戀的一段經歷。畢竟，在中國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貧困落後的國度，長期以來大學生都是非常稀罕的“天之驕子”。他們有值得驕傲的資本，當然也不怕向人炫耀。
如果把中國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大學生劃分為：民國時期，新中國初期，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後至今的四個階段，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為什麼幾乎完全看不見文革時期大學生——“工農兵學員”的回憶文字？
本文無意對這一問題作任何歷史探究或理論分析，僅提供個人最真實的經歷和心路歷程，也算是為大時代的變遷留下一個小小的歷史註腳吧！

第一部分： 我是怎樣上大學的
1． 風從北方來
七二七三年，正值十年文革的中期，在中國近代史上，是非常特殊的重要年份。
其時越南戰場還烽煙瀰漫，中國頭號死敵“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尼克松石破天驚踏上訪華之途，中國之門從此打開，二十二年閉關鎖國的歷史一朝成為過去……
其時文化大革命方興未艾，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出人意外復出掌權。雖然排名尚不在最前，但漸漸分擔轉移病中的周恩來總理的權力，開始一步步修正扭轉毛激進的文革路線，實施一系列較為務實的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鄧小平時代”已經靜悄悄地開始了……
歷史在急轉彎。

和千千萬萬新中國的同齡人一樣，當時我也是一個“知青”，正在南疆邊陲的海南島深山大嶺“戰天鬥地”，滿懷“革命豪情”地大砍大伐原始森林……
遠處天涯海角，我這樣的小人物，當然不可能對全局變化有什麼清醒地認識。但由於文革高潮時期風口浪尖的歷練，我還是比較敏感，從電台報紙的新聞中，已經隱隱約約嗅到某些不尋常的氣息。
於是我作出一個（別人看來有點荒唐的）決定：借回廣州探家的名義，到共和國的心臟北京去看看形勢……
於是我的一生由此改變。

七二年末，離開驕陽似火的海南島，到達北京已是冰天雪地了。
途經貴陽，感覺亂糟糟的。才天黑下的車，外面公共汽車已經收線停駛，據說治安不好，某處剛發生命案，人心惶惶……火車站的餐廳只供應一個菜——煮海帶。顧客像在公共食堂用餐一樣，先排隊買飯票，然後擠在亂鬨鬨的人堆里，拼命趨前往小櫥窗遞自己手上的飯票。好不容易打來飯菜，找不到椅子可以坐下來，只好站着吃。幾個乞丐就站在你身旁盯着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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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到重慶，下車去沙坪垻找父親的一位老同學（版畫家，《紅岩》插圖作者）撲了個空，傳達室說他下鄉去了。只好瞎逛。當時重慶給我留下的印象：到處是高高低低的石階，到處是拉板車挑重擔的苦力。食品店空空蕩蕩，連糖果和煙酒都要憑票供應。看見一家小飯鋪的黑板上寫着“雞油炒飯”，我喜出望外，心想一定是人間稀有的美味。待掏出糧票鈔票一問，才知道早已賣完。
到成都感覺好多了。可以在二姨家落腳，二姨和姨夫都是化工設計院的翻譯，工作比較安定。“天府之國”食品供應也比別的地方明顯要好。左鄰右舍聽說來了一個客人是海南島的知青，過來聊天，話題都是圍繞“上山下鄉”。當年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孩子下農村，父母提起遠在異鄉的孩子，無不牽腸掛肚，愁眉深鎖。成都學生有不少去了雲南建設兵團，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原來我還以為我們海南島已經夠苦的了，哪知道雲南更糟。當時正值市內各區組織“知青慰問團”赴滇，焦心的家長紛紛提着大包小包湧向區政府大院，每人都希望能多帶一點東西給自己的孩子。據說許多偏遠地方要靠馬幫運輸，翻山涉水走好幾天，運送的物資常常在路途上被洪水沖走。當地條件異常艱苦，固體醬油成了最受歡迎的東西。還聽說雲南山高皇帝遠，土政策多，吊打知青的事也時常發生。有一鄰居說她的兒子在雲南當了電工，乍一聽覺得挺幸運的，（在我們那兒，電工和駕駛員一樣，都是知青眼中的“肥缺”，）可再聽下去就不是味了，原來當地只顧“突出政治”，廢除了舊的規章制度，加上瞎指揮，事故層出不窮，她兒子前任兩個電工就是先後被高壓電擊死的……
經過鄭州，和四年前的印象幾乎一模一樣——遍地乞丐。鄰近首都北京的鄭州，不愧是中國的“乞都”（另類“陪都”），尤其是火車站前面的廣場，黑壓壓的一大片。乞丐們大概是以家族或村落為單位，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非常“有組織”地圍成大大小小的不同圓圈席地而坐，中間地上都晾攤着一塊塊討回來的黃黃的玉米麵窩窩頭。和當年不同的是，68年文革高潮中，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廣場演出，乞丐們可以邊吃邊看，在享受免費的吃喝和娛樂中，更能切身體會領袖和黨的英明偉大，社會主義生活的無比幸福。（這真是當時一道非常奇特的風景線！）眼下雖還算是在文革當中，但熱潮已退，演出自然是沒有了，而要飯的人又更多，在乞丐的眼中看來，“待遇”自然是下降了，日子正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如果說，從南到北這一路上所見所聞給我的感受是：當年我們作為紅衛兵滿腔熱忱投身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此刻因為民生凋敝，民怨四起，已經褪盡理想的光環，風光不再，走向窮途末路了。那麼，我還可以說，到北京以後，在依然凜冽的寒風中，我開始可以感受到“大地微微暖氣吹”。人心思變，風氣在變，政局也在變。
十二月到達北京，就住到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的舅公方皋家去了。雖說這舅公是我外婆的親弟弟，但以前幾乎沒有來往。原因是有一個延安老八路的舅婆，始終監督着他，要和所有的“資產階級親戚”劃清界限。（我外公解放前是銀行家）我們當然也不會去攀這部長級的高親。後來我母親說我這愣頭青走運，因為當時正好舅婆去了外地。舅公和藹可親，和我無話不談——除了政治。我印象最深的是舅公請我們到“老莫”吃西餐時，席間他兒子問：“我不明白我們國家為什麼不能借外債搞建設？”舅公聽了只是含笑不語。當時我非常吃驚，因為政府的宣傳正以“既無內債，也無外債”自豪。報紙天天在批“崇洋媚外”。三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國成了全世界湧進外資最多的國家。回首往事，作為當時共和國金融巨擘，舅公的態度已盡在不言中。
舅公是喝過延河水的北大高材生，共產黨內少有的“紅色專家”。文革前就是協助周恩來掌管國家金融的膀臂。文革中被打倒，飽受衝擊，七二年能夠復出，重新受到重用，此事本身就是社會隨之而來將會有某種變革的一個信號。當然，當時我不可能像現在看得這麼清楚，但感覺肯定是有的，因為復出的不止是鄧小平和我舅公這些高層領導。
我知道關山月世伯也正在北京為駐外使館作畫，便去賓館看他。進門剛好碰上時外交部副部長符浩，大大方方握過手，關伯送走客人後，留我在餐廳一起吃便飯，同桌還有乃父老朋友李可染先生。席間我告訴關伯：我在海南島看周總理在人大會堂接見外賓的紀錄片，背景又看見您和傅先生畫得的“江山如此多嬌”我就猜想您可能已經出來了。（幾個月前，關伯還和我父母一起在廣東幹校，關伯負責看管放牧一頭水牛，當地人知道他“人大代表”“名畫家”的身份後議論說，這頭牛的價值恐怕還夠不上他一個月的工資……）
第二天，關伯帶我一起去探望父親的老上級，對外友協副會長林林。林伯伯也是剛剛復出。
總之，文革中被打倒的上上下下的對象，現在像出土文物似的，一個個又被重新從地底下發掘出來了。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爸爸的老同學周伯伯從幹校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東北，把已經下放建設兵團四年的兒子周龍辦“病休”回北京，現在正在家惡補鋼琴和樂理等，因為伯母賀高勇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授，聽說學院就快復辦招生了。（如今周龍和夫人陳怡都成了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定居紐約）我這才注意，北京許多家庭都在想方設法安排子女學習某種“一技之長”，如拉小提琴，拉二胡，畫畫，打乒乓，打籃球…… （成都和廣州也一樣）人們在厭倦革命之後，變得很現實，就算上不了學校，能有一技傍身，去哪裡都不會吃虧。
在北京，我第一次聽說，中央正在醞釀明年全面恢復大學招考。回到廣州以後，我想方設法找到大部分的中學課本，立刻趕回海南島……

2． 挑燈夜讀
文革期間，全國大學按毛六八年的指示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說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中去”）重新復辦，始於一九七零年六月，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開始用選拔推薦的方式試點招收部分“工農兵學員”。直到七七年恢復高考，連續七年共招了七屆“工農兵大學生”，其中僅有七三年這一屆是採取“推薦 十 考試”方式招錄的。背景就是前述的十年文革中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上上下下一大批“舊人”復出。
我們連隊當時共有知識青年大約三十人。那時知青最羨慕的工作就是團部機關，汽車隊和宣傳隊，但能夠上去的人畢竟有限，七三年五月，大學招考的消息傳達下來，等於給知青多了一條出路，而且是最理想的出路。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每個知青都有機會。
我是一門心思想念書，又因為北上了一趟，得風氣之先，提前半年已開始準備。文革前我只是念到初三，雖然成績尚可，但絕對是屬於文科遊刃有餘，數理化全無天分的偏科學生。若沒有文革中斷，要擠進大學的窄門，恐不容易。此時真是別無出路，唯有孤注一搏。
建設兵團過的是準軍事化的生活，從早上七點鐘敲鐘開工，到晚上開會學習完，十點鐘統一熄燈睡覺，每天的時間都安排得死死的。每周僅有一個星期天休息，還常常被“大會戰”“義務勞動”等給擠掉。我除了上工帶上課本，利用休息時間翻翻，就只好擠睡覺時間了。晚上別人已經進入夢鄉，我還在老農工的茅草小伙房裡點着煤油燈啃書。
原來數理化的基礎就不怎麼好，加上已經荒廢了六年，此時不但要通通撿回來，還要在無人可以請教的情況下自學高中的課程；白天的勞動一天不能缺，還要表現得比以往更主動更積極。
——“推薦 十 考試”，意味着我必須成為“超人”。

每天我關上小茅屋木門的時候，整個連隊早已沉醉在夢鄉中。我張臂舒腰，仰望漫天繁星。萬籟俱寂的群山，偶爾傳來幾聲“噢”“噢”和黃猄叫聲……

多少年過去了，我常常還會為自己當年無窮無盡的青春精力感到吃驚。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從來不是超人，我當年的所謂“成功”，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踩着別人的肩膀上去的。其中也包括，經常陪我一起在煤油燈下複習功課的兩位朋友新和姚。儘管他倆都是我的競爭對手，儘管他倆都清楚再怎麼複習也可能是徒勞，因為自己被推薦上去的可能性不大，但他倆都無私地和我一起切磋討論，尤其在數理化方面給了我許多的幫助。（新在連隊當小學教師，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調回廣州。姚77年考上華南工學院）

3．過五關斬六將
首先是要能被“推薦”，這一關非常不容易過，因為它是自下而上的，每個工人都有一票。這時主要看的就是你平時的勞動態度，你的人緣。
要求上大學的知青報名後，連隊匯集名單再發下來交各生產班討論。我們連有八個班，本班的人都選你也只是八分之一。而且礙於情面，人們也可能會先考慮推舉自己班的人。儘管我沒有也不懂做任何“拉票”的事，結果我還是得到了全連絕大多數的選票。——這種信任和榮譽，我一生都無法忘懷！
其實當時雖然我政治上比較“進步”，但既非黨員，也從來不當“標兵”；勞動很賣力，但能力並不比別人強。能夠脫穎出線，應該說“群眾關係”在其中起了決定作用。
（文革時期各級基層權力在受過衝擊以後，社會生活有時會呈現出某種“民主”的色彩。七三年全國範圍內從基層推薦選拔大學生，應該說也是一個大膽的民主實驗。儘管後來的實踐證明，大學知識殿堂，用推薦幹部的方法選拔人才，違反科學，在現存體制下，七三年以後，推薦也越來越有名無實，流於形式，最終只能變成政治考量，走後門的遮羞布。但無論如何，文革史家還是不應該忽略這一歷史事件背後的政治含義。）
通過連隊這一關以後，我就作為本連推薦的唯一人選報到分場；經過分場的篩選淘汰，又作為本分場的推薦人選報到團部；再經過團部篩選淘汰，全團大小三十個單位，最後只能有十多人出線，代表本團去師部參加文化考試。
整個推薦過程，除了第一步是實實在在是經過基層群眾，注重勞動態度和群眾關係，後面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不同層次的領導審核。此時，政治背景，政治表現以及你和領導的關係就成為最重要的了。
當時，我作為共產黨中層幹部的父親已經復出，我個人思想也認同主流政治，還擔任本連的團支部書記。政治條件已經決定了我和本連同樣渴望上大學的知青不是站在同一起點上。能夠入上一級領導的“法眼”，不至於中途被大筆勾銷，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我在全團也算“小有名氣”。
事緣一年前全團開大會，批判鬥爭我連一個多次偷渡香港不成被抓回來的知青“海狼”，我被指定上台發言。
我的發言稿完全沒有往常這類批判枯燥乏味的口號式的謾罵，而是繪聲繪色交待他偷渡過程，挖苦渲染他失敗時的狼狽落魄，完全把他文學畫，漫畫化，引起全場哄堂大笑，前所未有地活躍了批判會的氣氛。從此團部機關朋友就不時傳出消息說，團領導很欣賞我，多次想把我調上去培養。推薦上大學的工作展開後，更有人特別向我透露：這次基層推薦名單送報上去，團里培養樹立的所有“先進標兵”全部落榜，團領導對我能入選很驚訝，也很高興。
從我個人的例子可以推斷，當年能夠選送上大學的知青，都和他們個人的政治背景，政治表現有很大關係。不錯，我被選上是幸運的，我也確實付出了很大努力，但這個過程，既包含了我個人的榮耀，也留下了一生難以磨滅的污點。
記得在團部討論幾個知青代表寫的批判發言稿時，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處曉時主任說過一番令我震動的話：你們有些人用“叛國投敵”“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和“陰謀決不能得逞”形容他。香港也是中國的嘛，怎麼能說是“叛國”？這跟“狗屎堆”有什麼關係？再說，偷渡也是有可能成功的呀…… 。這在當時影響是使我的發言擺脫了政治上給人無限上綱的惡習，從長遠來說，也從此使我學會了看問題儘量客觀，實事求是。
後來我母親從回城探家的同學口裡知道我因此“出名”的事，來信中點了我一句：“這樣出名不好”，我才警覺後悔。不錯，我只是奉命行事，我當時確實認同主流價值觀，我的發言也不大可能會給對方造成更進一步的實質性的傷害。但無論如何，我潛意識裡還是有通過打擊別人（一個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落魄者），抬高自己，從而改變自己的生存處境的主觀動機。事隔二十三年後，我從海外第一次回國探親，在香港終於重逢海狼，我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
回想起來，我們這一代人（45後，50後），從加入少先隊的那天起，直到七十年代後期，入團入黨畢業升學提拔升遷……只要你“要求進步”，你就必須通過各種政治審核，政治鑑定。這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看看你的“階級覺悟”高不高，“鬥爭性”強不強。人為的政治權利的不平等，使一些人生存空間的擴張的同時，也是在有意無意壓縮別人的生存空間。

4．考試
七三年的七月，我們“廣州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下屬的各團和直屬單位被推薦選拔上來的近兩百人，全部集中在三亞南田某團，複習準備三天后，開始考試。
考前填報志願。我最大的心願是上北大歷史系和考古系，但全部可供挑選的大學一共才二十多個，絕大部分是理工科的，文科專業僅有廣東師院政治系和海南師專中文系。我別無選擇。
考試科目分：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政治，分兩天進行。最後還要口試。考試內容基本上以初中為主，只有少部分高中內容，甚至數學題高深一點的內容都劃作“附加題”。有些科目如語文和政治等還是開卷考。（客觀地說，七三年這次後來被左派批為“舊教育路線回潮”的大學招生，其實從推薦到考試，都已經“審時度勢”，充分兼顧到各方面的現實因素。但無論任何人，如果離開學校多年，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參加考試，哪怕題目再淺，也是很難考好的。張鐵生就是一個例子，他的物理和化學兩門只得了6分，數學61分，語文38分）
我的考試成績還可以，據事後打聽，有兩門課是九十多分，其餘三門也都有八十多分。最低分是語文（我想唯一的解釋就是改作文的老師水平太低，只會欣賞八股教條式的文章）。
要補充的是，其實我連後來又多了一人加進來參加考試。該知青是連隊的文書，比我高一個年級。考試的平均分我略高，但他是三門九十多分兩門八十多分。他沒有出線，可能是因為有人不滿我連去了兩人，告發說他在省高教局當官的父親事前在廣州請了團長吃飯。也可能他本人看到學校不好而放棄了。
最後，我和團里另外兩人上了榜。
有人問我，過不了海，你也去？
我說，只要給我書讀，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

第二部分 工農兵大學生
從七零年到七六年，文革中全國共招收了94萬“工農兵大學生”，當時占解放後培養的大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一強，至今絕大部分雖然已接近退休年齡，但還相當活躍。撇開北京市長王岐山，名作家賈平凹，高曉聲這些人不說，就我的上百位海南師專中文系同學而言，當官的少說也有一半，而且現在職的大概都不會低於處級，最高的已達到省一級。
這些人都是些什麼人？他們上大學都學了些什麼？他們有真材實料嗎？
面上的我不好說，但可以提供自己和我身邊最真實的情況。

1．人人皆非泛泛之輩
中文系一百學生，城市（含城鎮）知青占了大部分 。入學後，我很快發現，我的十幾位廣州“老鄉”，不是師部團部機關的報道員，廣播員，就是連隊的副指導員，副連長，文書等，大小都是脫產的幹部，只有我是唯一“勞動人民出身”——開荒植膠養豬種菜實實在在幹了五年。來自農村的同學也多是基層幹部或教師，沒聽說過有誰原來是在鄉下種田的。我不知道所有人是否都經過如我一樣繁瑣的推薦程序，但這事實本身至少已證明，工農兵學員踏入校門之前，已經是同代年輕人中生存競爭的“適者”。他們都經過基層的鍛煉，吃過一些苦，普遍都有一定的組織能力，聽話，懂得緊跟形勢發揮自己所長，政治上比較紅，將近一半人是共產黨員……即使當時沒進校門，他們也大都會是共產黨培養接班的幹部。
2．文化素質參差不齊
七三年的大學招生，由於經過一道比較認真的考試程序，比起前後其他六屆只有徒具虛名的“考核”，生源質量可能會好一些，但這也只是相對而言。因為就在（全國）考完試改卷決定錄取名單的關鍵時刻，左派在七月十九日通過《遼寧日報》推出了“白卷英雄”張鐵生，質問：“錄取的標準是看他在三大革命運動中的表現還是根據文化考試的分數？”《人民日報》立刻加以轉載並點明這是教育戰線的“兩條路線鬥爭”。風向急轉，“政審”分量陡增，原來程度已經不高的考試成績此時更成了可有可無的參考。這也等於給領導說了算，走後門，打開方便之門。反映到海南師專中文系的招生上，就出現了非常奇怪現象：一方面，招到一批基礎比較好的學生，原因是一些高乾子弟和有特別背景的學生不用靠成績就上了大城市的好大學，海南當地這間師範學院負責招生的老師意外撿到一些分數高但不是黨員或家庭出身不那麼好的“籮底橙”（剩貨），尤其是適合讀中文系的一批“寫手”;另一方面，因為校方不敢以成績不好拒收學生，導致相當比例的文化基礎極差的但政治條件較好的青年也進了大學校門。前者以城市知青為主，後者多自農村。
3． 專業課程基本沒學
當時全國所有大學沒有本科專科之分，更不設學位，全按毛“學制要縮短”的指示一律三年（原擬加半年基礎補習，最後都不敢實施）。
第一學期上課還算正常，但主要是補基礎。如漢語課從漢語拼音教起。當然，也有一些專業課，政治課。
以後，一個接一個運動，計劃中的課程不是砍掉就是迎合當前政治形勢重新安排：
現代漢語——本來這是師範院校最重要的基礎課，但學了幾個月就停頓了。
古代漢語——沒開。什麼音韻，詩詞格律……碰都沒碰。
現代文學——文革中除了魯迅還能講誰？幸虧講魯迅的是 文革前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還有多少個人的研究心得。這是唯一有點收穫的科目。
古代文學——老師不錯，可惜沒系統上。只能和古代漢語課一樣，結合“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現炒現賣。
外國文學——沒開。也不敢開。
文藝理論——上的課時最多，主要是毛文藝思想和樣板戲“三突出”理論。幾乎就是政治課。什麼古文論，西方文論和美學等，提都沒提。
寫作——上的課時也不少，除了調查報告一類，也有文藝創作。後來畢業生中出了幾個名作家，應該和機械的課堂教學沒有關聯。但學生時期的體驗生活(包括去西沙群島等)和寫作鍛煉，還是獲益不淺。
教材教法——沒開。
心理學——沒開。
4． 勞動 十 運動 十 開門辦學 = 教育革命
全世界的大學恐怕都不會找到比這更荒唐的做法——大學生停課去撿牛糞。我在海口機場空曠的草地守候一天，才能從牛屁股後等足一挑糞。聽說牛糞肥效很低，一挑的含氮量才一個單位。我問自己，我這一天就值一個“蛋”（氮）？！
學校本來已辦了農場，75年學了遼寧“朝農經驗”後，更在離校二十多里的瓊山辦了個農村分校。幾年間，學校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學生常常鎖起校本部的宿舍，在分校一住就是一個學期。邊種地邊上課。有時則一大早起床，直接從校本部步行三個小時到分校突擊插秧或給甘蔗剝葉鬆土，傍晚再走回學校。
勞動已占去不少時間，留在學校也沒正常上課，“批林批孔”“反回潮”“學朝農”“評法批儒”“反擊右傾翻案風”……各種政治運動一個沒完下一個已經開始了。中文系學生最主要的任務是寫大批判稿。學院各個系的宣傳欄出現最多的畫面就是“大拳頭”，最常見的口號就是“砸爛xxx”，琳琅滿目的文章全是應景裝飾，從來沒有人去認真看。大多數情況下，大批判只是為配合整個形勢造輿論，造氣氛，宣揚毛的文革路線。比較務虛。但由於工農兵學員還肩負“上管改”使命，很有點不可一世，炮火也不時掃向老師和領導，辦學唯有寧左勿右。
運動不光在校內搞，每學期幾乎都有一兩個月的“開門辦學”，例如：到瓊山縣農村搞“基本路線教育”，到屯昌縣農村搞“教育革命調查”，到海口市工廠搞“批林批孔”，到東方縣海港搞“評法批儒”，到湛江……
客觀地說，上述活動對鍛煉學生的社會活動能力，了解認識社會，也許能起一定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學生丟下基本的專業知識不學，充當上層政治鬥爭的工具，成了炮筒子，這被稱為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教育革命”，歷史早已證明是一場鬧劇。（可笑的是，我最近在網上還看到有人居然以現在大學畢業生能力太差，證明工農兵上大學的方向正確。）
5。我不是一個及格的大學生
在上述這種情況下，我不可能從老師和課堂學到什麼。我相信全國情況大同小異。只有最後兩屆，入學後跨進了左派倒台的新時期，教學才逐步正常（但新生的質量卻更糟）。
儘管我利用當時全海南最大的圖書館，看了不少的書;
儘管每次下鄉下廠，對於我都是一次認識中國社會的極好機會。
——也正是得益於此，我最終沒有和我的同學一樣，苟同主流社會價值，而是培養和保持了自己獨立的自由人格，成為一個日漸腐朽的社會的精神叛逆者和批判者。
但我還是不得不承認，我的基礎沒有打好，直到現在，早過天命之年的我，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還幾乎每天背唐詩宋詞——償還我青年時代欠下的債。
後來，在左派下台以後，我在全省最好中山大學學習一年，有專門的教授指導，不僅和當時高考高分招進來的學生一起聽課，還跨校聽遍了廣州高校的有關專業課（外國文學）。之後又在全國最高教師殿堂北師大再學習了一年（東方文學）……詭異的是，最後的結果和以前幾乎沒有不同——從課堂上老師那裡得到的東西同樣少得可憐。
可以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大學的中文系，除了漢語和古代文學以外，其餘如：文藝理論，現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和寫作等，教材基本是一些過時的垃圾，教法僵化死板,教師多是一些沒有自己思想，也缺乏研究能力，連拾人牙慧都做不好的工具人……
經歷了左派和右派兩個時代，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及格的大學生。
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我當年的那些同學，他們應該都是及格的吧，不然就不會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取得成功並不容易。做你自己，更難。
02/23/07 於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