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不能辦出世界一流大學
人類有史以來，雖然也有文明燦爛的爭輝，但國家間的競爭主要
表現為軍事和經濟實力的較量。
自20世紀末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以來，國家間的競爭已主要表現為
對人才資源的競爭，大學爭創一流的競爭，核心則是大學制度的競爭。
自我國提出“科教興國”以來，各地大學合併的浪潮風起雲湧，
政府也加大對大學，特別是對少數幾所重點大學財政支持的力度。
怎樣認識現代大學的功能和我國大學制度的現狀？是什麼人、什
麼標準在主導今天中國大學的走向？我們有哪些制度是亟待建立的？
如果不建立的話將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帶着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龍希成專程採訪了丁學良。採訪文章在
本版連續刊出。歡迎讀者就這一話題展開討論。
丁學良，曾就讀於兩所中國大學、兩所美國大學，1992年獲哈佛
大學博士後，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
香港科技大學任教。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
三次作“何謂世界一流大學”的報告。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
———梅貽琦（1931－1948年清華大學校長曾主持西南聯合大學
校務）
錢不是根本問題
《21世紀》：丁先生，有人說“一流大學”這個話題已經成為您
的“專利”，因為您去年在北京等地所作關於“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
”的演講，國內轉載的報刊媒體不下400家。現在各地都在搞大學合併，
政府對少數重點的大學的財政撥款大幅增加，人們對中國出現一流大
學的希望殷殷。請問您怎麼看待這一切？
丁學良：我的看法是，給定中國政府、社會今天資源的不平衡狀
況，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怎樣在既定的現實條件下，儘可能使中國的
大學，尤其是少數幾所頂尖的大學，縮短和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距離？
客觀地講，現在是“趕”的問題，要跟人家平起平坐還早着呢。
教育上“大躍進”是不可能的！
辦大學同辦企業有類似之處，但辦大學比辦企業更難，牽涉的問
題更多。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企業尚難與世界500強競爭，
我們怎麼能夠指望在更短的時間內，中國的大學跟世界一流的研究型
大學並駕齊驅？這不現實！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要討論：在目前條件下，怎麼樣能夠讓有
限的資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更有效的利用，以便使得中國最主要
的大學，在和世界一流大學縮短距離的進程中速度更快一點？
我要特別強調，現在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大學裡，或是在媒
體上，很多人都有一個觀念，就是中國的大學辦得不好，主要原因是
錢不夠。因此，要想把中國的大學辦好，就要有錢。
這個說法同以前辦國有企業的說法如出一轍。以前國有企業辦得
不好，列出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資金，所以你銀行要給我貸款，你
政府要給我優惠等等。這個思路，如果我們從來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
話，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但是，20多年改革開放過去了，許多人，
尤其是那些有機會經常在國際上做比較研究的人，就懷疑這個說法是
不是中肯？有沒有潛在的誤導的成分？
整體來說，中國政府對教育資金的撥款是遠遠不夠的；但是，我
們要看到，這幾年來政府也還是對少數幾所頂尖的大學給予了特別的
財政支持。
此外，在少數幾所大學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學院、系或者專業，
已經非常會在中國的社會裡找資源，而不只是向政府要錢了，比如工
商界的捐款、海內外民間人士的贊助等等形式。對於這些大學、學院、
系或者專業，他們辦得不好，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錢的問題，而是缺合
理的制度。
當然，隨着資源的大量增加，這些大學也不是一點成績都沒做出
來，也做出了一些成績。
但是，相對於他們所獲得的這麼巨大的資源，他們所取得的成績
遠遠不夠！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還產生了許多問題，包括假冒偽劣在內
的廣義的學術腐敗，包括對資源的利用不當或浪費。這些問題可能引
發下一輪中國高教改革出現大量新的問題。這就像國企改革，如果沒
有一個比較公正的制度環境的話，你即使給了很多的資源，也不能把
企業辦好；同理，也不能把大學有效地改進。甚至錢給得越多，浪費
越大。
為什麼這麼講？我們看近代史上中國高教界出人才最集中的兩個
時期。自中國引入西方現代大學制度100多年以來，一個是“五四”
前後，出了很多人才，可以說是群星燦爛，而這些人才都不是一個派
別的，而是方方面面的。第二個出人才最集中的時期恰恰是中國最窮
的那段時間，也就是西南聯合大學時期，那時候是抗戰。最早拿着中
國國籍獲諾貝爾獎的兩個人，李政道、楊振寧就是那兒出來的。其實
那是整整一代人才，尤其是做自然科學的研究，優秀者很多。
而這兩個時期，中國高教界整體的資源狀況，我不認為比現在更
好。為什麼在資源相對不充裕的情況下，出了那麼多人才？如果今天
那幾所受到優待的大學，總是從純粹經濟資源的角度看問題，說大學
辦不好，根本原因是錢不夠的話，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導。
什麼是一流大學的體制
大學的自主性
《21世紀》：您說內地大學沒有一個合理的制度，請問一流大學
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制度？
丁學良：大學本身作為一個制度（institution），有幾個核心
的部分。首先，大學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法人，能夠對自己的行為負擔
獨立的法律責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學還是公立大學，或是公私共建的
大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顯然，建立這樣的獨立機構之前，中國必
須有相應的法律；這就像沒有銀行法就不可能有現代銀行制度，沒有
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現代公司制度一樣，如果沒有“大學法”或相關的
法律，就不可能有現代大學制度。
一個社會有了這樣的大法律環境後，創辦大學的第一步，得有這
所大學自己的“憲章”。這憲章就是這所大學的基本法，是不能隨便
改動的；小改動都要通過嚴謹的程序。
憲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參照了本國相關的法律架構，
也參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學的憲章，同時也應該參考本大學目標所瞄
準的國際上那幾所最好的大學的憲章。
比如，在英國習慣法條件下，公立大學創辦有兩個基本文件。一
個叫The University Ordinance，可譯作“大學條例”，它是經由立
法機構審定通過的該大學的“憲章”，規定本大學的目標，大學作為
一個法人的各項權利，管理機構的設置，最高行政職位的構成等等。
第二個文件叫StatutesofTheUniversity，可譯作“大學章程”，它
是在第一個文件下的具體化細則，規定在各級機構內各個委員會的設
置、權利與功能、學位的設置等等。
第二步，從組織架構看，大學必須要有校董會。政府辦的公立大
學也要有校董會，其成員有的來自政府或立法機構，但更多的來自社
會賢達，還有一部分是本大學的最主要的學術負責人。他們是本社會
具有很高威望的公眾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專業成就的人。
校董會並不參與大學的實際運作細節，但每年都要開多次正式的
會議，對大學的方向和重要舉措進行監督、指導和規劃。校董會不是
政府某一部門的附屬，而是由具備社會公信力和學術界高等職位的人
士組成的該大學的監領機構，具有法律保障的獨立自主權限。
大學的學術自由和學術自主由法定的憲章保障。
西方大學體制中有一樣基本的東西，就是大學的自主性。就像在
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沒有自主性就不成其為現代企業、就不能持續
發展一樣，大學沒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為現代型大學，就會缺乏生命
力。這一點大學與企業是共通的。
20多年來的中國經濟改革，使人們達成共識：企業必須要有自主
權；當中國的企業還是“衙門”或“衙門”附屬品的時候，中國的經
濟沒有希望。我們同樣可以說，如果中國的大學仍然是“衙門”或“
衙門”附屬品的話，中國的大學沒有希望。
教員聘用的程序與規則
丁學良：在校董會下面，大學設置自己的行政架構。
要保證大學運作的相對獨立性和嚴格的學術標準，最重要的是，
在聘請教員和對教員的學術成就進行定期或不定期評鑑的時候，依據
什麼樣的程序和規則？中國內地要想辦出幾所在國際上受尊重的、在
科研和教學上有可持續發展後勁的大學，最重要的是看這幾所大學，
有沒有一套相對透明的、公正合理的、嚴格的聘請教員、對教員學術
水平進行評鑑的規則？
《21世紀》：“公正合理”各人有各人的價值標準，不好談；“
透明”、“嚴格”，從普通教師的錄用到大學教職的評定，內地似乎
不缺乏這些標準。問題是如何理解標準的“素質”？
丁學良：大學的運作，要相對獨立於政府機構，也要相對獨立於
工商財界，即便大學的資源主要來自政府或財界。因此在大學憲章中，
必須有嚴格的條款，規定大學運作的規則與程序，必須強調學術標準
主導而不是其他標準主導。
你說內地的大學現在就有嚴格的招聘和評鑑教員的標準，我看不
到這樣的普遍實例。
舉例來說，像香港科大若要聘一個全職的教員———不管等級如
何，從最起步的助理教授開始，都一樣。第一，為了保證招聘過程的
公正、透明和富有競爭性，招聘的廣告須由“招聘委員會”開會討論，
逐字逐條定出對應聘教員的學術要求，是資淺還是資深的？研究方向
是什麼？等等。因為這牽涉到你把門朝誰開？開多大？而且要講清楚
本校對應聘教員的期待是什麼。
第二，該招聘廣告須用英文、中文同時刊登，要列出刊登廣告的
報刊必須有地方性的和全球性的。我很想知道，內地有哪一所大學招
聘教員的過程是堅持這麼做的？
這麼做的重要性在於，盡少地使招聘新教員的過程受到既得利益
的干擾，儘可能地把招納人才的大門開得既透明又廣闊。像香港科大
招聘教員，中文的廣告須在香港最重要的兩家報刊登出，而且規定至
少要登幾次。這些技術上的規定十分重要。我不認為內地的任何大學，
招聘任何地位的教員的時候，堅持這麼做。
中文以外，更重要的是英文，因為香港科大的工作語言是英文。
所以一份招聘廣告至少要登在本香港的英文報紙上，登在北美或歐洲
的兩到三家對學術界影響大的報刊上，而且還要登在互聯網上。
這幾年來中國內地有幾所大學花了很多的錢，宣傳得那麼熱鬧，
要招聘什麼樣什麼樣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招聘這些教員的？
不知道他們的廣告登在什麼地方？不知道招聘的標準是啥？根據什麼
標準取捨？
我們這些人難道不是內地大學招聘的對象嗎？
我們這些人難道沒有資格進入競爭嗎？如果連我們這些國內出去
的專業學者都不在招聘對象之內的話，那你招聘誰呢？國內幾所大學
已經聘請到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幾位在學術水準和資歷上欺騙公
眾的人，基本原因就在於他們招聘的過程不透明、不公正，程序不合
理。
如果招聘過程是透明、公正、合理的話，就可以把欺騙的情況大
大限制。
比如我到一所大學講學，聽說有海外歸來者把自己的學位說成Po
stMaster。國外的確有PostDoctor（博士後），但絕對沒有PostMast
er這一說。所以如果招聘程序是公開的話，很容易查出這樣的偽證，
查出來他就要負法律責任。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廣闊的國家，有着
巨大的信息不對稱，有很多人在國外留學，其中有不少人在外國混日
子，混真假不明的文憑。如果沒有一系列的相關制度作保證，那你怎
麼去舍假取真呢？
現在內地很多大學的教員在抱怨，說自己沒有到國外拿過學位，
而那些不管在國外什麼地方喝了點洋墨水的人，似乎一回國就天然地
比土博士們高級。我非常同情這種批評和抱怨。怎麼樣才能減少這種
情況呢？這就要把招聘的程序和標準制定和實施得透明、公正和合理
。“黑箱作業”一定會導致假冒偽劣盛行。
現在中國少數幾所大學已經有了那麼多的錢，請問用這些錢聘請
的教員中間，有多少人經過公開、公正的競爭遴選？如果大學聘用教
員的程序和標準不合理的話，一切問題都會產生，因為一所目標一流
的大學，可以在其他方面二流三流，但它的教員隊伍必須是一流的，
它對整個大學的品質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教員評鑑與外部評審制度
丁學良：招聘教員是第一步。招來之後，香港科大還有定期和不
定期的對教員學術成就的評鑑。定期指每三年對較資淺的教員評鑑，
看他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過什麼文章，教學質量怎麼樣等等；不定
期包括有人申請晉升或終身教職時對他的評鑑。如果大學不對教員進
行定期和不定期評鑑的話，就會養了懶人、混混兒。
在內地的大學裡，包括那些資源很豐富的院系裡，教員做了多少
有水平的研究？外界同行不甚明了。這就是說，雖然沒有錢很難辦成
一所好大學；但有了錢，沒有一個好制度，照樣辦不成好大學。這跟
辦國企一樣，因為體制不好，很多有錢的國企後來都破產了，爛掉了。
《21世紀》：但我相信內地的大學一定也有學術資格的評鑑程序，
問題在於評鑑的標準和程序究竟是怎麼制定和操作的。
丁學良：香港科大評鑑教員的學術資格也不是本校說了就算數。
國際上著名的院校，像哈佛大學都有標準的做法，就是看重外部評審。
香港科大把外部評審的分量放在不少於50％，有時大大超過50％。
等到教員在本大學裡工作了幾年以後，要從合同制轉成“終身教
職”。這在美國的大學裡是最重要的一關。通過這一關以後，除非你
在法律上犯了嚴重過失，或者經常不履行你的教學職責，否則拿你沒
辦法。過這一關非常不容易，要看你過去那些年裡的研究成果和教學
表現，在國際上、全國和本校里，相對而言做的成就大小。
程序上最重要的是讓你選擇幾篇自己認為是最好的論文（或專著
），包括還沒有發表的，代表你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
這些論文送給外部評審人去評審。外部評審人不是找一兩位，香
港科大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國際上的資深學者，但不告訴
你他們是誰，匿名“審”你。
香港科大選擇外部評審人時有“六不准”：外部評審人不可以是
你原來學位論文的指導教授們；不可以是與你共同發表過論文、論著
的人；不可以是與你共同主持一個研究項目的人；不可以是你過去單
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現在單位的同事；當然不可以是你的親屬。
有了這“六不准”，當然不能100％地保證不出問題，但它會大
大降低我們所謂的“貓膩”成分。我很想知道，內地有哪一所大學、
哪一個院系在採納這樣的程序？
當然這個程序的成本很高，也不是說這個程序以後不需要改進了。
程序永遠需要改進，沒有任何制度是沒有毛病的。但在我看來，這個
程序本身比現在內地任何大學所適用的程序，都要更透明、公正、合
理、嚴格得多。
如果中國內地有三五所大學試一試這個辦法，我相信，憑着他們
現有的經濟資源，他們趕上世界一流大學的步伐就會快得多、穩得多，
我們中國的大學的未來就會更加有希望！這是我在作有關“如何創辦
一流大學”報告中多次強調的，也是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期
待的。
學術腐敗的根源
《21世紀》：為什麼內地有些大學有那麼好的資源卻改進緩慢呢？
丁學良：現在掌握着內地大學資源的人，有兩類值得注意。一類
是對學術沒有興趣的人，大學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個當官、逐利的“名
利場”，他們當然不會考慮提升學術標準。這類人占的比例越大，改
革就越難。第二類人是有希望的，他們相對地對國外情況比較了解，
在國外進修過、甚至拿過學位。但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在國外研究型
大學裡做過較長期的教學研究工作，他們在國外當學生的經驗，對大
學的管理和運作還相距甚遠，對像聘請教員這樣的核心環節不甚了了。
除此以外，就是既得利益太強。因為只要公開、公正、合理競爭
的制度運作起來，就大大限制了某些手中握有實權的人，他們的利益
就會受到威脅。
學者並非聖人，他們在分析國企毛病的時候，可能會很透徹。可
一旦他們自己成為某個大學或院系的頭頭，往往就會把分析國企毛病
時所表現出的那種尖銳和透徹，打80％的折扣。這就是利益牽制頭腦。
這是政治經濟學的普遍規律。
《21世紀》：也許這項制度太缺乏靈活性了吧？我們知道大歷史
學家陳寅恪在國外遊學20多年，只求學問，不取文憑；錢鍾書甚至連
碩士學位也沒有。
另據張五常介紹，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A.Director
（系M.Friedman的妻兄）學歷不過本科，著述不過10多頁紙。按照您
主張的那套招聘和評鑑教員的制度，這些人恐怕到好大學當教員的希
望為零。
丁學良：首先我要強調，任何一項制度的制定，目的不是考慮個
案，而是考慮通例。尤其是在規模比較大的社會，通例對社會發展的
影響遠遠大於個案。在任何社會，如果沒有管通例的制度存在的話，
會出現什麼樣可怕的後果呢？
舉例來說，“文革”前毛澤東對中國教育制度有過嚴厲的批評。
如果從純學術的觀點看，他的批評有很多合理的東西。比如用僵化的
考試辦法“一考”定學生終身，分數壓死人，學生沒有時間讀課外讀
物，等等。針對這些問題，當時中國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文革”
中廢除一切考試，包括廢除大學入學考試，代之以所謂的工農兵推薦
的辦法。
如果中國從來沒有實踐過這種辦法的話，純從紙面文字上看，我
想200年後的人們一定會覺得，“文革”時的推薦辦法肯定為那些天
才青年學子們開闢了自由廣闊的天地。
但是，實際的經驗卻是，那時中國所有的大學入學都在開後門、
拉關係、賄賂、搞特權。結果大學非但沒有為那些少數的天才敞開大
門，甚至連高中的教育水平都保持不了。
這說明，在一個社會裡面，如果沒有對90％以上的人適用的普適
性的制度管理的話，其後果也一定保護不了少數的天才。一個出不了
數量眾多的人才的環境，必然不利於少數天才的出人頭地。
第二點，我們要針對當今中國的具體現實說話。從照辦蘇聯模式
起，中國內地的大學已經同世界一流大學落了那麼遠的距離。現在全
國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間都急切希望辦好大學，特別是縮短中國幾所
頂尖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距離。
可是，由於內地大學教員的招聘和晉升的評鑑制度漏洞百出，太
不嚴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員和大學生怨聲載道；造
成很多教員濫竽充數，很多教員多年來重複講義，從來沒有新的內容
補充進去；造成很多所謂的研究論文是通過搞關係、送錢、開後門等
腐敗性的辦法發表的（甚至剽竊）；也造成了中國社會假文憑的泛濫，
並且由於學術資歷的不可靠，造成學術騙子的春風得意、四處橫行。
基於這樣的現實，我覺得今天的中國社會恰恰是亟需一部比較公
正的、透明的、合理的而且是對於90％以上的人普適的大學制度。當
前首先應該解決這些普遍性的問題，以提升整個大學教育的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