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衛的誕生與基因起源之迷 ------- 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生物學實驗室
龍漫遠 (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科學院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博士。)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莫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赤足，名曰"衛"曰女娃。女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山海經·北山經》
（一）
許多年前，我在雲貴高原一個綠民。山民管我們這些下鄉插隊的知識人，曾在私塾讀里來的或回鄉的中學生娃娃，因為我們一本線裝書也沒讀過。在一個深冬無聊的晚上，老文書搖頭晃腦地為我背誦了精衛填海的神話，真沒想到，在我日後負羞美國，從加州大學到哈佛大學，再到芝加哥大學的十年旅途中，竟與這個神話結下了不解之緣。
（二）
在芝加哥大學我的實驗室里，聚集着一批來自美國和其它幾個國家的優秀的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共同研究一個叫做"精衛"或類似的基因。這個基因與我們所知的四百多萬個分子序列已知的基因不同之處，是它極其年輕的生命和奇異的結構。生命的進化，常以百萬年為基本的年齡單位（一歲）。此前發現的基因，年齡都在一千歲到三千歲之間，而"精衛"'的年齡大約只有兩歲。因此，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考察一個基因的起源狀況。這就像研究人的早期胚胎以推斷個體發育產生過程一樣。一位美國同事打了個比方，說"精衛 " 基因是宇宙之超新星爆炸的產物。
今天，人類已經知道許多有關自身存在的環境各個層次單位的起源過程。在宇宙水平上，英國劍橋大學的斯蒂芬。哈肯（stephen Hawking）所著的《時間簡史》，描述了扣人心弦的宇宙起源圖景。對地球的起源及演化，從19世紀英國地質學家查爾斯·耐依爾（char1es Lyell）到今天的地球物理學家已對其40億年的演變過程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在生命的層次上，自19世紀中時查爾斯·達爾文（Char1es Darwin）到現在，人類已經知道物種起源的許許多多奧秘。在特殊情況下，已能在實驗室重現一個自然界已存在的物種起源的遺傳演變的全過程。
然而，直到1990年，人類卻一直沒有機會探究基因這一生命的最基本單位的起源之謎。在此之前，有幾位學者曾作過思辨式的探索，如30年代芝加哥大學的舍沃·懷特（Sewal1wrisht ）， 70年代加州理工學院的大野，乾（susumu 0hno）以及我以前的老師、哈佛大學的沃爾特·吉爾伯特（ wa1ter Gilbert）。但是他們都沒有機會目睹一個新基因的起源。因為20世紀的生命科學還處在發現和調查基因的性質、回答"基因是什麼"的階段，對" 基因從何而來"'這樣的問題，還無暇顧及。
隨着分子生物學技術的進步，以分子生物手段研究進化問題在80年代成為可能。然而，我有機會研究基因的起源，則完全出於偶然。
（三）
研究一個新基因的起源過程，應該包括兩個相互銜接的步驟。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個新的基因結構在自然界的某一生物個體產生的突變步驟。其次，我們需要知道這一單一個體的新基因擴散到一個物種所有個體的固定過程。觀察新基因起源的兩個步驟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因為，前者需要闡明分子突變的分子生物學機制，後者需要涉及複雜抽象的數學過程。而在過去的研究中，這是生物學中兩個互不交叉的領域。
更困難的是作為研究對象的新基因必須很年輕。因為我們發現，基因的起源過程與人的個體發育過程有着相似之處。一個人在幼時相貌變化特別快，而到成人時期相貌變化則趨向緩慢。因而，用成年時的相貌判別推測幼時的相貌，可靠程度就不會高。同樣，基因在產生之初，結構變化既大且快。所以用老的基因如動植物共有的某些基因，去研究基因起源的旱期特徵是很難有準確結果的，因此，研究新基因起源的第一步，是找到自然界的物種中剛剛產生的年幼的基因，而且這樣的基因還必須在基因起源的兩個步驟中都保有鮮明的特徵。
我的第一個新基因研究系統的建立是一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過程。但這一過程的結果不僅闡明了前面所提出的兩個重要問題，而且導致了對其他基因有意識的探索。這些新基因獨有的特徵以及在進化上的意義，吸引了許多基礎科學工作者。為了讓其他領域（如數學、物理、化學）的學者和一般讀者能分享基因起源的知識，我將用儘量通俗的語言來介紹我們目前獲得的研究成果。
（四）
1990年夏，我幸運地進入了加州大學（戴維斯）美國分子群體遺傳學最優秀的學者之一查爾斯·蘭格利（Charles Langley）的實驗室，開始了我的博士研究課題。
20世紀下半葉，生物學發生了兩場改變基本觀念的科學革命。一是由沃森和吉爾伯特等人領導的分子生物學的興起，回答"基因是什麼" 的問題。二是在分子進化領域裡對西方思想界和生物學界信奉達一百多年的達爾文主義的挑戰，即認為達爾文理論內核心部分適應性自然選擇不是分子水平進化的主要動力，是中性突變基因的隨機固定造成了分子水平上物種間和物種內的變異。這場進化理論的變革，始於哈佛大學理查德。萊旺頓Richard Lewontin）和他的同事傑克·胡畢（Jack Huby）干1966年在芝加 大學開創的分子進化的電泳研究。他們運用自己創造的分子技術，觀察到以前的進化科學家從來沒有想象過的現象：果蠅的任一個體的多於M％的其因編碼的蛋白質分子是不一樣的。運用遺傳載荷理論計算由於對差異的選擇，每一雌果蠅為保持物種的不至滅絕必須產生十億個以上的後代，而這在現實中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萊旺頓和胡畢指出自然選擇理論不能解釋產生分子差異的原因。此後短短十年，世界上許多實驗室運用電泳技術調查了一千多個生物物種，證明萊旺頓--胡畢的實驗結果是普遍成立的。
面對萊旺頓--胡畢實驗揭示的與原有正統理論不相容的自然現象。日本遺傳學家木材資生（Motoo Kimura)提出了一套革命性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認為，物種間和同一物種內個體間在分子水平上的遺傳差異是遺傳漂移所引進的突變的隨機固定的結果。通俗他說是每個生物個體生存的"運氣" 不同的結果，而不是達爾文理論主張的"弱肉強食"的選擇所致。同生物學的其他理論相比，木村的中性進化理論的重要，不僅在於其基本觀念的變革，而且在於這一理論的獨有特徵：高度的數量化。儘管中性進化論賴以建立的遺傳載荷計算只適用於非常特殊的適合度模型，但這一理論所得出的一系列精確的數學預期，可以由觀察實驗印證，從而對理論本身進行精確的檢驗。
我在蘭格利實驗室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最初計劃，是發展一個適合的分子實驗模型，調查中性進化論的理論預期在DNA 序列水平的符合程度。1990年夏天，英國劍橋大學的遺傳學家邁克·阿系伯納（Michael Ashburner）告訴我們他的學生皮特·傑夫斯( Pete Jeffs）的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們觀察到蘭格利在80年代早期測試到的果蠅的乙醇脫氫酶基因的第二位點具百所有假基因的特徵。這一被認為沒有功能的假基因失去了原有基因的所有內含子和翻譯蛋白所必須的起始密碼：前一現象表明這一假基因是通過對被修飾的RNA 反轉錄形成的DNA片段隨機插入基因組形成的。他們推測這種隨機插入不會有可能置新的假基因位點於一個已存在的足以賦予新功能的調控系統之下。後來我發現這正是由於他們隨傳統思想方法而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
阿系伯納--傑夫斯實驗在當時是一個不尋常的發現。因為，人們雖然在哺乳動物中已發現了許多經反轉錄形成的假基因 此前從未在無脊椎動物（如果蠅）中觀察到類似的基因，儘管人們已經知道無脊椎動物細胞里有形成比基因最重要的反轉錄酶。於是，阿系伯納--傑夫斯實驗似乎解決了一個久己存在的邏輯悖論。然而，這一觀察為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個嚴格檢驗中性進化理論的基礎是否牢固的機會。假如這一基因位點沒有功能，因而不曾接受任何自然選澤所其分子變異的所有特徵都應當符合中性進化論的精確理論預期。當時實驗室的一位博士後研究員現劍橋大學的遺傳學家埃迪·福爾摩斯（Eddie Hols) 評論我的實驗將成為分子進化領域的一項決定性的工作。但是後來的實驗證明埃迪的話只說對了一半。
（五）
按照90年代初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水平和我們的課題目標，註定我在此後的一兩年間，將在暗無天日中度過：對自然界含有這一假基因的果蠅的許多群體中的抽樣個體，運用剛發明的多聚酶鏈式反應，將假基因的DNA放大到可以測量DNA序的足夠數量，然後逐一進行測序的化學反應，讀出每一個體的DNA序列，鑑別所有個體間核苷酸差異。不斷重複同樣的實驗，測定一個又一個的果蠅。每一次測定都是在汗流浹背中處理完危險的同位素標記。我不知道最後的結果。我只是以比常人大一千倍的耐心，做完所有的實驗。我期望着完成後進行理論分析的快樂時光！一年後的一天，蘭格利教授關切地問我："您的臉色蒼白，您的身體吃得消嗎？"我竟感到沒有說話的氣力了。我耽心看不到最後的結果，終於去了多年不去的醫院。醫生們告訴我，我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休息，這無疑對我是個好消息。
兩年以後，當我出於好奇違背當初的課題設計，以一種新的方式分析那厚達盈寸的DNA序列時，新的結果把我再次拋向理智和勇氣的深淵。我發現所有存在的核苷酸突變， 似乎都選擇遺傳密碼的第三位置上。本來應隨機分布的突變，現在卻遵從只有具備翻譯蛋白的功能基因才應遵從簡併性！簡併性意味着改變密碼但不改變密碼決定的氨基酸；意味着自然界的DNA變異似乎不改變蛋白質的功能，從而免於選擇淘汰。如果這是一個假基因，我們應當期望所有變異將均習分布在密碼子的3個位置上。其次，似乎所有的突變都避開了通常假基因的無義密碼及導緻密碼錯譯的移碼突變。最後我還看到群體變異遠遠低於假基因應有的變異程度。
"小伙子，您給我們原有的研究課題以及劍橋的阿系伯納的研究戳了一個大洞，您往後的路可能更艱難！"蘭格利這樣說。我知道我必須作一次選擇：或是繼續承認這是一個假基因，而把所有的觀察視為反常現象，然後寫一篇不疼不癢的博士論文；或是鼓起勇氣挑戰阿系伯納這位聲名遠揚的劍橋的遺傳學先驅，告訴他犯了一個大錯。他們所觀察到的不是一個假基因，而是一個新的功能基因。這預示着我們將要探索一個過去從未有可能探索的問題：基因是怎樣在自然界產生的？
選擇第一種做法似乎更安全。這意味着既不挑戰前人也不為難自己。而選擇第二種做法，我將接受嚴峻的考驗，因為我必須跨越不同的領域，繼續掌握新基因功能的形成結果與條件。學術研究上的少數派常常被認為是不安全的，我將在懷疑的眼光中勇敢地做下去。一位獲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講得好：在學術上尋求妥協不是科學家應有的傳統。於是，我義無返顧地選擇了後者，開始了與原有方向相反的漫長旅行。
（六）
蘭格利是一位嚴格的老師，也是一位在學生有困難時總是給予真正幫助的。富有責任心的美國教授。他為我清來了果蠅分子生物學專家、加州大學的肯尼斯·貝迪斯（Ken Burtis）教授。我試着按貝迪斯的建議，開始夜以繼日地做着探索表達功能的實驗，但都沒何結果。半年以後，系裡一位來自廣東的學生黃寧建議的兩個實驗被我順利完成。我不僅證明，這一假基因不但有特殊的轉錄方式，而且有奇異的獅身人首式的嵌合結構。阿系伯納和傑夫斯觀察到的只是基因極複雜結構的一部分，而我和我的同事們證明了一個充整的分子起源過程。兩百萬年前，兩個果蠅物種的共同祖先物種的基因組裡，一個反轉錄形成的乙醇脫氫酶DNA片段，插入一個普遍存在的"帝"'基因的內含子，借用其操縱系統和起始密碼，合成一個獨特的嵌合蛋白。我的實驗室證明了非常複雜的多個基因參與的嵌合過程。"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過程！"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們這樣評論。
其次，這一新突變體是怎樣在自然物種中被固定成為一個標準的新基因呢？我們的進化分析表明，在這一新基因形成之初，大量的氨基酸序列替換，在位置上非隨機地改變基因的功能部位，其改變的速度高出普通基因50至100倍。這些資料第一次向人類展示了新基因的起源怎樣地塑造了面臨新環境變遷的生物物種。由此，我們窺見了達爾文適應進化由分子控制群體的強大選擇力量，這種力量是通過對新基因創造的控製得以實現的。
加州的一份主要報紙在頭版報道了我的發現，並稱之為"拯救了危機中的達爾文理論"'。這雖誇大了這一發現在自然選擇作用方面的意義，但它的確給剛發生的分子進化革命的中性進化論投下了一個值得思考的陰影。
分子生物學家在他們的事實與問題的世界裡，保有着一個因工作所需但又可以與溫情脈脈的人文科學相關的特權：給所發現的每一個基因命名。蘭格利這位對東方文化有着濃厚興趣的愛爾蘭後裔，對我的基因命名有兩項特殊要求：首先，我的命名必須能反映中國的人文歷史，他想藉此測驗一個文革後期中學畢業並下鄉插隊的中國青年還知道多少傳統的中國文化。其次，命名必須反映我的發現的科學性質。否則，他開玩笑說，我將拿不到畢業證書。
於是，那位鄉下老人講述的古老傳說浮現在我的眼前。炎帝的女兒在東海溺斃，然後變成美麗的小鳥精衛，每日銜西山本石以填東海。這不就是那個經反轉錄形成的基因死去又復生成新的基因結構，給物種以新的功能的寫照嗎？精衛鳥以善良的願望拯救他人與東侮，精衛基因則以新的功能幫助一個物種以適應新的生存環境。
不久，美國《科學》雜誌的副主編蘇克·柏克斯（Suki Parks）通知我，《科學》將發表我關於"精衛"'基囚的論文。她希望我把命名精衛基因的神話傳說譯成英文在文末發表，這樣，在《科學》那本已十分擁擠的版面內，多出了一段幾千年前中國古老的神話傳說。
這一年我被選為加州大學（戴維斯）1993年度最優秀的博士研究生。贏得了這所大學最高榮譽獎一一一埃倫·瑪獎（Allen Marr prize）。研究生院還舉行了隆重的授獎儀式，但是。我想這或許只是精衛這個古老而美麗的東方神話在這個歷史並不久遠的國度帶給我的一份禮物吧！
（七）
" 帶着精衛基因去發展您的科學生涯吧！這不是我的發現，而是您的創造。"
畢業在即，我的老師蘭格利這樣對找說。他說他沒有預見到我的研究會朝一個新的學科發展；他沒能指導我對這類問題的分析，我知道老師的謙遜滿含着對學生深切的期望。
不久，我收到8封來自美國一流大學的博士後邀請。其中，來自哈佛大學細胞生物系主任、諾貝爾獎得主沃爾特·吉爾伯特的信讓我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信是這樣寫的："我很高興邀請您來我的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員。您可以繼續做"精衛" 新基因的研究和其他與新基因結構有關的研究。"
吉爾伯特的經歷在眾多的西方科學大師中有着獨特的傳奇色彩。這是一位被《紐約時報》稱為"天才"， 被吉姆·沃森稱為他一生中看到的最聰慧的人物，他高中時的校長曾預言，吉爾伯特將會是一個"給我一根槓桿，我將移動地球"式的創造性人物。 他1958年在劍橋大學拿到數學博士後，很快成為哈佛大學的理論物理教授。4年以後，正當他的理論物理生涯蒸蒸日上之時，他突然辭掉理論物理教職，而投身於60年代初由吉姆·沃森等人發起的分子生物學的科學革命中。此後的十多年，他和沃森等人一同奠定了當代分子生物學基礎，並於1983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80年代初，他開始研究遺傳系統的進化，並再一次離開了以前的領域--生物化學和傳統分子生物學，同時指導和創立了美國最大的生物工程產業，克隆了第一個人類乳腺癌基因，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都把他當做本領域的領導，而不知道他同時還是其他領域的先驅。對我，吉爾伯特是一個類似《荷馬史詩》主人公奧德修那樣的人物。
但是，我有勇氣成為這樣一位科學大師的陪士後研寬員嗎？他那山奇的怪想法和對身邊研究人員的嚴洛，與他在學術上的榮譽一樣名滿歐美生物科學界。
"您想去他那裡嗎？那麼在他面前，您必須所有的時候都優秀！否則您可能被一次錯誤所淘汰！"系裡一位教授警告我。
又是一次選擇！而且可能是一次對事業關鍵性的選擇。按我周圍美國同事的看法，就我的情況而言，去哈佛是冒險。因為他們認為，我在博士生期間已經作出了第一流的工作在。論我去其他7個實驗室中的哪一個，都會順利做完博士後研究並找到教授職位。
這時，我讀到著名華裔物理學家丁肇中的傳記。他的經歷激勵着年輕人在學術生涯的發展中敢於冒險。我想，過去的磋跎歲月已經浪費了我不少時光，如果再不冒險，往後將不會再有多少冒險和由此可能帶來的發展機會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走向平庸的舒適不是我們應當追求的。
"朝聞道，夕死可矣" 去聽聽智者的聲音，是多麼有誘惑力的一件事啊！更何況，在那裡可以繼續"精衛" 基因的進化研究。於是，帶着一箱子研究"精衛" 的資料，我登上了去哈佛大學所在地波士頓的飛機。
（八）
"精衛" 基因的起源清楚地證明了由反轉錄產主的DNA片段與其他基因編碼區的重組過程。這一過程的編碼區（外顯子）的重組，在20年前真核生物基因內的干涉順序（內含子）剛發現後，即由吉爾伯特所預料，但是由反轉錄產生的DNA參與重組過程則是吉爾伯特當時所未曾料到的。在他的早期理論中，發生在基因組序列水平上的非同源重組被認為是主要機制。但是無論重組過程的分子細節怎樣，由不同基因的外顯子重組以構成新基因結構則是吉爾伯特重組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遠遠不同於大野·乾的基因重複理論後會在概杏上認為基因的每個核苷酸都重要，而前者則認為基因顯子為最起碼的重組功能單位，因而能解釋已存在蛋白亞單位的有限性。
那麼，由"精衛"所代表的基因結構形成的分子機制是否在真核生物新基因產生過程中普遍存在？這種機制是否在生命存在的早期就已經開始？
這是我在哈佛大學4年中研究的主要問題人。運用吉爾伯特實驗室的專業設備同時應用分子生物學實驗和分子信息學的計算手段研究基因的起源。通過對幾百 份DNA序列的生物信息分析我證明了外顯子重組機制的普遍性，這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領域，涉及分子生物學重組機制的實驗、分子進化論，統計概率論和計算科學。下面我將着重描述分子生物學原理及對大規模分子統計行為的影響。
由於新基因的DNA序列進化速度很快（如"精衛"所 示。快50至100倍），因此，若起源的基因進化年代比較久遠，基回的重組關係常常變得不可鑑別。於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是尋找迸化上保守的墓因分子特徵。我們發現最保守有用的分子特徵，是基因的干涉順序（內含子）的相位的生物信息分析的結果改變了許多傳統的關於基因結構的觀點。
內含子相位是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內含子發現者菲立浦·夏普定義的，它指內含子在基因內相對於遺傳密碼的3個該苷酸的位置。如果一個內含子呈處在乏個完整的密碼問，則這一內含子定義為相位0；如果內含子是位於密碼子內的第一和2個核昔酸之後，則定義力柏位）和相位2。因此，內含子相位是一"個只包括3個變量的極力簡單的分子特徵。內含子相位可以在相隔幾億年甚至十億年保持恆定不變，因為導致相位變化的任何DNA小片段的缺失與插入都可能導致基因功能完全改變的移碼突變，而被自然選擇淘汰。
另一方面，到今天為止的分子生物學研究表明內含子通常是沒有功能的。因此無論內含子的相位是什麼，都會因為不影響基因功能而免於自然選擇被保留下來。這就構成了內含子相位的隨機統計分布預期的生物學依據。
要測驗內含子相位的隨機分布的預期結果似乎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但買際的研究過程卻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這是由於真核細胞生物，特別是人類的基因組中，存在大量的相似的重複順序。不把所有的DNA相似序列剔除掉，任何分析都將帶來不可估量的偏差。因為相似的DNA序列所含的相似的內含子相位，是由共同祖先基因起源的，不反映基因組的一般性質。但是，重複序列的剔除工作非常困難。首先，要求數百億次序列高敏感的比較。一開始，吉爾伯持和我都低估了技術方面的難度，我們設計了一項當時領域裡最靈敏的方法，去尋找淘汰重複序列。經過半年緊張的技術努力，終於完成了幾百頁的結果報告。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把報告送給了吉爾伯特，等待着他的第一次判決。第二天，他簡短地告訴我：" 忘掉這份報告，重來！"這話包括兩個信息：第一，我們的方法沒有達到他的高要求；第二，他沒有淘汰我。但怎樣大規模自動化定義基因家系，當時我們領域裡沒有任何人知道。兩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菲立浦·夏普（Phlllin Sharp）在《紐約時報》評論我們在作一件最困難的課題。
在這個過程中我知道了吉爾伯特培養青年研究人員的兩個特點。第一，在設計課題時只考慮所研究的問題是否有重要意義，而技術可能性則不在考慮之列。第二，對進行研究的年輕人在技術上提出很高的要求，讓他們在" 山窮水盡" 的困難中奮鬥，並在這一過程中選擇或淘汰他們。面臨困境時弱者選擇了退卻，而強者獲得了成功。
此刻，面對着吉爾伯特這位嚴厲的。當代西方科學界最輝煌的智者之我開始懂得來哈佛之前同事們勸告的具體含義。去斯坦福，去芝加哥，去杜克，或去哈佛另外一個實驗室，我也許會容易得多。但是，我已經選擇了冒險。我只能想象縱身躍入結滿浮冰的小河的體驗，也許是不多的人所能體驗喜悅。在雲貴高原上，我們曾接受過大山的挑戰。當然，在感情和意志的世界裡，我最終還得在理智上找到目前技術挑戰的答案。半年過後，經過無數次的驗證，我再一次將報告送給吉爾伯特，他的臉上終於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在這些研究中，我證明以前領域裡所有的有關猜想都是錯誤的。我發現了內含子相位在真核生物基因組核基因的普遍非隨機分布，更讓人驚訝的是基因內含子相位的對稱分布，即同種內含子的相依現象。這樣的對稱分布，揭示了作為"精衛" 基因創造機制的外顯子重組的普遍性。我們發現至少一半以上的真核生物基因，曾經歷了類似"精衛"基因的起源過程。這些工作描述了第一幅關於基因起源的詳細圖景，於是，"精衛" 基因起源所代表的機制從特殊到普遍意義都開始得到了證明。
（九）
新基因起源這一新的領域正得到越來越多的注目與支持。該領域的知識已為歐美國家出版的分子進化方面的主要教科書、參考書所吸納。我們對"精衛"的研究贏得了美國基礎科學領域對青年教授的最高獎項之一--帕克基金獎（packard Fellow－ship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並被選力美國科學前沿課題之一。這是對所有參與和支持新基因起源的科學工作者的鼓勵，是我們--包括我以前的老師和我實驗室的全體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我應當特別感謝由於篇幅所限不能詳悉提及的我的另外兩位老師，哈佛的萊旺頓教授、加州大學的格列斯匹（John Gillespie）教授以及劍橋大學的阿系伯納教授對我研究工作的非常開明的支持。
去年夏天，我又回到雲貴高原那個流水潺潺、綠葉蔥蘢的山村。我默默地向那位已經不能再見的老人講述了" 精衛" 復生變成小鳥以後的故事。我告訴他，這故事比他當年講的傳說長多了。" 精衛" 象徵着一個新的科學探索領域的誕生，它揭示了一個美麗而令人不可思議的世界，這將是一部由我們和未來的生命科學工作者譜寫的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