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長霖先生的“美國夢”

嘉 賓：田長霖先生，熱輻射、熱傳導專家，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校長。

引入語：田長霖是美國一流大學的第一位華裔校長。作為一名傑出的華人，他也遇到過玻璃天花板嗎？ 作為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的主席，他又會為董特首出什麼好主意呢？

（這裡是楊瀾工作室。田長霖是一位熱輻射和熱傳導的專家，在學術界之外，他的名字引起廣泛地關注是 在一九九零年。那一年他成為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的校長，也是這所大學一百二十多年來的第一位華裔校 長。田長霖出身於大陸，生長於台灣，是一位非美國出生的美籍華人，他的奮鬥過程也被美國的輿論稱之 為是典型的“美國夢”。不過在一九九七年的七月，這位受到師生愛戴的田校長卻突然宣布辭職了。）

Y（楊瀾）：我知道在九零年的時候，您成為加州大學一百二十多年以來第一位華裔的校長，就是出任柏 克萊的校長。但是在九七年的時候，您又提出了辭呈，可不可以跟我們的觀眾講一下當時為什麼要提出辭 呈？

T（田長霖）：是，在一九九七年我提出辭呈，原因很多。一方面是因為我已經做了七年的校長，工作也 非常繁重，而且我認為已經做了許多的工作，不需要再戀戰，而且是在最最名望高的時候退下來。

Y：功成身退。

T：然後我還可以繼續不斷地為社會作很多的服務，這是我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其它的原因是：可以與我 的家庭多在一起，因為我有三個兒女，都很好，而且我內人希望我們能夠經常在一起，這也是一個原因。 其他原因，譬如說：很希望為華裔社團，或者亞洲地區，以我在美國的關係，在美國參加了整個決策階層 的那種經驗，作出更大的事情。

Y：您在這樣回答的同時，是不是有意迴避了另外一個很主要的問題？就是在九五年的時候，加州大學的 董事會作出一個決定----取消平權的政策，也就是說取消對少數民族學生的所謂優惠的政策，或者是種名 額的配額，當時也受到了少數民族學生的抗議。那麼您作為一個校長來說，您個人並不支持這樣一個校董 會的政策，但是您作為校長，您又必須要貫徹校董會的政策，在這種兩難的情況下，您提出了辭職，是不 是表明您的立場？

T：這個我想也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為我是非常之反對校董會通過的這個反對平權的法案， 但是另外一方面，每一個校董對我都非常之好，雖然我們有基本理念的不同、想法不同，但他們對我非常 之好。甚至於我們的州長，聽謠言說我可能要辭職，他在醫院裡面喉嚨開刀，話都講不出來的時候還打電 話給我，而且求我一定不要辭職。他說：雖然我們在這一方面有不同意見，但是我多少年來都認為你是最 好的校長，而且最支持你。所以當然我心裏面是很難過，因為以一個少數民族（的立場），覺得他們取消 了這種平權政策，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剛剛他們通過的時候，我就想到要辭職。

Y：那麼您當時反對取消平權政策，我想大概是跟您個人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四十多年前，您帶着 用三百美元買的一張單程機票到美國去，而那個時候對於一個華人來說，要當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簡直是 天方夜譚。但是您實現了這樣一個夢想，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您是不是覺得在那裡實現了這個“美國夢”？

T：是，你這個問得非常之好，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感受。因為我在一九五六年，就是四十二年前到美 國去的時候，在肯德基州，美國的南方。那時候還是黑白分離政策，我雖然是一個黃種人，但是也遭遇到 很多歧視。那個時候連做夢恐怕都不敢想像，您自己會在美國後來變成第一流大學的校長。美國終究是一 個很開放的社會，而且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所以對這一方面來說，我是非常感激美國的這種環境、 機會。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加強了我要為很多歧視、不平等的情況作更大的努力，一定要把它改進過來， 所以這也是我跟校董事會產生很大爭議的地方。那個時候，很多在我下面工作的教員、屬僚，他們說：你 不能這樣做，你會得罪州長，會得罪校董，而且對你將來的政治情況會不太好。但我說：這個不行，我的 立場一定要堅定。

Y：像六十年以後，美國出台了不少法律，也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權和種族歧視的情況。但是即使這樣， 當您在九零年出任柏克萊大學校長的時候，您還是受到了威脅，是不是這樣？

T：第一天報紙上登我說要出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當然是頭條新聞，全美國的紐約時報、有線新聞電 視網，全部都登出來。結果當天就有人寫信，還有打電話給警察局說要來暗殺我。他說怎麼可以讓一個黃 色的人種當我們第一流大學的校長，教育這麼許多美國的年輕人。

Y：而且很重要一點，您還不是在美國出生的。

T：而且我是第一個非美國出生的，變成美國第一流大學校長的華人，而且美國人白人裡面，也從來沒有 一個是在國外出生的，當中國第一流大學的校長。

Y：當時，您跟您的太太感到緊張嗎？

T：非常之緊張。警察那時候也說，我們馬上已經派人來保護你，你不要緊張，我們同時在搜捕這個來威 脅的人。後來過了半天，他們就把他逮捕到了，所以我們就覺得比較安全。但是後來第二次，又有人要暗 殺我，這個也很有意思。這是一個年輕的白人，是個狂熱的激進分子，因為不滿意我在學校裡面，他不是 學生，家裡也其實是中產階級，很好的家庭。但是一個狂熱的、羅曼蒂克的恐怖分子，他就說要來殺我。

Y：為什麼要殺您呢？

T：因為在我們學校有一塊地，在美國是很有名的，叫做“人民公園”。但是後來變成販毒、吸毒，或者 犯罪的場所，我說一定要把它改進，變成一個大家可以遊玩、修憩的地方。但是他們說不行，這是我們人 民的，如果哪個要改進“人民公園”，就是人民的公敵。

Y：他們好像標榜自己是共產黨人，是吧？

T：他們是所謂的狂熱的革命共產黨，就類似過去“四人幫”，但都是美國人，都是當地的。這一位是二 十歲的白人女的，而且是很有知識，家裡環境很好，她在“人民公園”里給我做了一個墓，還有墓碑，上 面寫了我的名字。我以為她是在開玩笑，或者是美國的幽默，沒有知道他們就在計劃怎麼樣來謀殺我。結 果有一天半夜，她就到我住的地方，在學校裡面，進來之後搜查我們，她帶了一個鑷刀，也帶了一個割鐮 刀的刀。

Y：天啊！

T：然後她要來殺我們…，這個故事很長，結果她是在我們的睡房裡面被警衛打了四槍，後來致命了。現 在回想起來，是一個很值得回憶的經歷。

（在美的華人幾乎都遇到過所謂的“玻璃天花板”。華人作為一名個體的科學家或者藝術家，也許是很容 易被美國社會接受的，但是如果你想成為一個主流社會團體的領袖，則會遇到不少來自社會的阻力。今年 早些時候，克林頓政府曾經徵求田長霖的意見，問他是否願意出任能源部長，而田長霖也表示願意，不過 結果仍然與這個職位失之交臂。那麼對於這件事，田長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Y：從您自身的經驗出發，您也提出了在多元化當中孕育傑出，所謂Excellence through diversity， 這樣一個社會理想的口號。但是，您有沒有覺得實際上即使像您這樣，在專業方面、社會方面都傑出的人 士，也會遇到一種玻璃天花板。比如說前一陣子，美國政府也向您提出是否願意出任能源部長，但是最後 這個沒有能夠得以實現。您覺得這跟您皮膚的膚色有關係嗎？

T：我想這要從幾個方面來說。在美國雖然是一個非常開放、民主、自由的社會，但是我想玻璃天花板終 究還是有的。在我的事業過程之中，我碰撞了很多很多的天花玻璃板，有的撞得我頭破血流，有的時候居 然給我撞破一、兩塊天花玻璃板。這一次能源部長的情況，兩年前克林頓第二任總統的時候，我也被認為 是最後兩名中的人選。

Y：如果是那樣的話，您可能會成為第一位美國政府的華裔內閣成員。

T：對，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當然也是亞裔的內閣成員。所以那時候我也是積極爭取，主要是希望能夠 改進亞裔，還有華裔在美國的社會地位，還有形象。這一次當然也很好，他們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當 然有興趣。結果我甚至也去參觀訪問白宮，也去作了很多面談，可惜最後與我擦身而過。但是我並沒有氣 餒，因為我其實對從政的興趣也不一定是那麼高。因為在美國，跟香港或者其它地方不同，在政府裡面的 官員的薪水，還有他的整個工作環境都是非常艱苦，所以是一種犧牲。但是我覺得，為了亞裔、華裔的社 會地位，應該要去爭它。其實這次能源部長沒有當成，他們白宮還一直提醒我，他說，希望我還是不要氣 餒，下次還有機會，而且內閣還有些空缺會出來。我說，除了內閣部長之外，我對其它的並沒有什麼太大 興趣，因為我主要是希望能夠衝破天花玻璃板。

Y：對，我想這個方面可能也是一種示範的作用。因為很多華人，在美國社會裡，他們對政治不聞不問， 只是做自己的生意，或者研究自己的學問。但實際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在社會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對於 一個種族，一個群體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Y：那您在美國有沒有覺得，自己什麼時候更是一個中國人，自己什麼時候更是一個美國人呢？

T：每天都有。因為我的成長基本是在中國還有台灣、大陸、台灣，然後到美國去。雖然在美國有四十幾 年，但是我還是中國人，我的血統、我的生活習慣，每天一定要吃飯。有時候我一定要用美國人的方法對 付我美國事業的同僚，還有朋友；但是有時候，我也要用中國的方法去對付他們，尤其是人情味比較重一 點的，好像要尊敬長者，待人處世要中庸。所以我覺得，恐怕中國人、亞裔的人在美國有一個優勢，雖然 我們有時候受到一點點…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大家認為是歧視。其實也有些優勢，就是因為我們可以達到 東西方文化雙方面最最精華的地方，能夠吸收，這樣可以說是百戰百勝。

Y：您的子女在美國出生，他們都會說中文嗎？

T：他們都會說中文，而且我們使他們覺得非常引以為榮，自己是中國的血統、中國的文化。所以他們都 會講中文，也會念一點中國的報章。他們完全是美國人，因為我從小就跟他們說，你們是中國人，跟中國 人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要完全像中國人；但是你們也是美國人，所以你們在美國社會裡面，要像完全美國 人一樣，打成一片。這樣的話，他們會有很大的自信心，而且覺得他自己有根，就比較有自尊、自信，反 而在美國能夠成功。

Y：在辭去了柏克萊大學校長職務之後，您也接受了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的邀請，來香港出任行政長官特 別創辦的，叫“創新科技委員會”的主席。您到香港來，做這樣的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覺得是出於一種什 麼樣的理念呢？

T：是，這對於我來說，心裏面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決定。因為董建華先生邀請我，而且來勸說我一定要 接受，但我非常之忙，而且在美國接受了很多大企業的顧問、董事，還有其它的社會公益活動，所以我說 恐怕沒有時間。但他說：你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我們有家庭的淵源，你一定要來幫我一個忙，這是一個最 最重要的事情，很有意義的事情，對中國人、對香港人都有很大的意義。所以我後來說好，那我一定來， 但是我有一個條件：我就說我不要支薪，而且不要拿任何的津貼，我自己來盡全力去推廣將來今後香港的 創新科技的發展。

Y：那麼在這次金融風暴當中，香港這種偏重於地產、轉口貿易，還有金融服務這樣的一個產業結構，受 到了很大的衝擊。於是不光在香港，包括東南亞各個地區，大家都有這樣的呼聲，就是要提高我們高科技 的產業，這樣有抵禦風暴的能力。但是香港這個地方，他究竟有什麼樣的優勢，能夠發展高科技產業呢？

T：我第一個要提出來的，就是香港現有的金融經濟結構稍微過於狹窄，主要是地產、轉手貿易、金融服 務，再或者是旅遊，在有整個經濟風暴的時候就很難適應。

Y：我想就像整個社會要多元化，這個經濟體制也要多元化。香港二十年前有製造工業，工業有差不多百 分之二十五，現在已經只有百分之七，這個是太弱小。而且在恒生指數一百個指數成分股份里，沒有一個 是工業股。

T：對，完全正確，我想這個就是稍微有一點偏差。所以現在香港一定要把它轉回來，尤其是在某一方面 的，不一定要每一樣都是高科技。我因為這一次也經常跟人家談到，有高科技，還有高新科技，兩者又不 同。因為高科技有的是老的高科技，高新科技是比它更重要一點，但最最重要的是高增值的工業，或者高 增值的企業。高增值的話不一定完全是高科技，當然許多是高新科技。但是我想發展香港最重要的還是要 找出香港的特點，不能說盲目地追求任何的高增值企業。

Y：那您有什麼具體的建議呢？

T：有很多建議。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國的地區，所以譬如說多媒的發展，如果是講中國化，Chinese 的軟體的工程，或者是Speech Recognition、VoiceRecognition（語音識別），或者是模擬真實，這 些娛樂業的許許多多媒體的工業都可以發展。

Y：而且在香港，好像影視業後期的特技製作這方面一直有自己的優勢。

T：這些方面也可以發展。食品工業，尤其是中國的食品，還有中國的醫藥，怎麼樣提出高新技術，使它 製造成本降低。還有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通訊工業，香港是世界上最發達的通訊應用的地方，但是香港沒有 通訊的高新技術企業，我想這個能夠配合香港的情況發展。所以許多地方都可以發展，一定要跟香港當地 有關係，這樣的話，沒有人能夠跟香港競爭。如果你盲目的任何一個企業進去的話，你打不嬴“錫谷”， 打不嬴“硅谷”。

Y：因為很多人在做這樣的分析，比如說香港的地價這麼貴，不適合搞一個很大的工業園區。香港的人才 有很多流向商業、服務業區，能夠賺更多的錢，好像沒有那麼多的人坐下來搞基礎的科研。那麼這些都是 香港可能在基礎的科研方面所欠缺的一些部分，但是相反它在服務方面就比較有自己的優勢。同時，我們 注意到，您不僅是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的主席，同時您在台灣也好，大陸也好，也都擔任着許多顧問的角 色。您會給台灣、大陸、香港，當他們都提出科教興國也好，高科技產業也好，您會提出什麼不同的建議 呢？

T：我想有很多不同的建議。我剛剛這一次也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是他們的顧問。他們地方的環境又 跟台灣、中國，海峽兩岸三地又不同一點。舉一個例子，台灣有兩千多萬的人，香港是六百五十萬，台灣 的話，它有一個整體，還有它的國防，還有其它的企業，所以它要發展高新企業的話，可能跟香港的做法 不同。在香港的話，我覺得高增值是非常重要，但是台灣不止是高增值，恐怕也需要有許多高新技術，不 管是哪一方面。雖然暫時賒本的話，但它也需要，但它有一個兩千多萬的人口可以能夠吸收，香港不行。 但在中國的話，問題又有點不同。中國地方非常之大，人很多，區域又有相當之不同，差別很大，上海、 北京這是非常發達的地方。在上海、北京可以，而且中國的話，科技人才很多，因為人很多，比較集中。 香港在這些方面沒有，所以每一個地方都有它的特點、它的優勢、它的弱點，怎麼樣吸取發展它的優點， 而減少它的弱點，這樣的話才能夠發生，它有一個獨特的這種企業的發展。

Y：那麼在香港也有人提出：實際上，香港可以借鑑一些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一些建議。從八十年代新竹 科學園區開始發展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年產值有上千億港元了。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台灣當局的政府曾經 向這裡作了大量的投資，比如說提供了很良好的信貸，比如說在地租、稅收方面有很多優惠的政策，直接 的投資差不多就有四十億港元左右。但是在一個信奉自由經濟的香港，基本上採取政府不干涉經濟的這樣 一種長期的策略。那麼您對董先生會有一些什麼具體的建議呢？

T：是，這個問題問得非常深入。台灣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經驗，但是我不贊成我們照抄襲他人。我們可以 把他們的經驗作一個借鑑，作我們的考慮，香港一定要發展香港特區它獨特的道路。香港的話，現在是一 個非常高度的市場經濟自由化，但香港也是一個非常透明化、法制化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都是台灣或者中 國大陸，包括馬來西亞、泰國都不能比得上的地方，所以在這些方面我們要提出幾點，就是說一定要發展 香港自己獨特的道路，譬如它是哪一方面企業。但是我不贊成直接干預，但是不直接干預並不是說政府不 應該去扶植、改進它的創業的環境。我想很重要一點，大家不要把它變成兩極化，覺得不干預就說是袖手 旁觀。我們不是袖手旁觀，我們要很積極地去改變創業環境。

（田長霖先生說他一生遇到過很多的挫折，之所以經常能夠把負面的因素轉變成正面的結果，是因為他能 夠從東西方兩種文化中汲取力量，也許他的個人經驗適合於今天的亞洲各國。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怎麼 樣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把握機會，調整產業的結構，儘快走出蕭條的局面，恐怕也需要在東、西方文化 中尋找答案。好，今天的話題就是這樣，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