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大學一個美國經驗：社會服務中的研究型大學

伯克利加州大學校長 R.伯達爾
(Robert M. Berdahl:
Chancell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7-;
Presid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93-1997;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86-1993;
Ph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BA, Augustana College, Sioux Falls, South Dakota.
)

今天，我能夠在這個有着光輝前景的國家，這個歷史悠久的城市的講台上發言，感到非常榮幸和優越。坦白地說，昨天我從會場溜了出去，利用我唯一的機會去看看北京的名勝古蹟。那些古代的廟宇和遙遠的過去留下來的壯觀的遺址使我不禁想到，在跨越一個新的千年的時候，我們的祖先會想些什麼?他們是滿懷希望和決心還是充滿了恐懼和迷惘？他們明白周圍發生的變化並想知道其影響嗎，或者僅僅只有長期的、不可覺察的變化影響着他們的生命，只有個人年齡的增長標註着他們的日子？
我的沉思默想似乎遠離了今天的會場，然而，我想說的是，我不能確定每個新的世紀都是新與舊的綜合，是過去、現在和將來融合的結果。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傾向於把連續性與變化性加以同樣的重視，這也就決定了我今天發言的內容。伯克利剛剛慶祝了一百三十周年校慶，現在北京大學正在慶祝建校一百周年。但北京有3400年的文化，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而且，這兩所大學都在試圖確定大學與社會的關係。
為了了解美國大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必須回到象加州大學的一批大學初建的時代，18世紀60、70年代，南北戰爭剛剛結束的那個時期。南北戰爭中北方的勝利促成了以下幾件事情；
1、結束了奴隸制，在美國確保了一個勞動力的自由市場。
2、證明了北方工業經濟的優越性。
3、刺激了對重工業，尤其是鐵路建設的需要。
這些因素最終導致了一個對一種全新的高等教育的需求。在此之前，美國的大學和學院規模很小，通常與宗教有密切聯繫，實施着古典課程的教育，其中大部分教學內容與從前幾個世紀沒有什麼不同，能接受教育的人為數很少。同一個時期，在1865到1890這南北戰爭後的二十多年裡，一個巨大的移民潮使中西部肥沃的大平原人口多起來了，很多歐洲人我的祖父母也在其中來到了伊利諾依、威斯康星、明尼蘇達、達科、內布拉斯加、堪薩斯等州。處女地被開墾為肥沃的農業區。到1890年，西部地區已經確定下來了，歷史學家弗里得力克傑克遜·特納（FrendricJacksonTurner）所宣稱的墾荒時代已經結束了。聯邦政府通過的三個重要法案使這一轉變成為可能，其中有兩個是林肯總統執政期間簽署的。
1、1863年的霍姆斯泰德法案（HomesteadAct),這項法案向那些願意在此安居的人無償提供土地。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來到這些地區。
但這些土地的耕種條件並不是太好，這裡的農業條件與他們以前很不同，他們不得不重新學習耕種。
2、第二個法案是1862年通過的莫雷爾法案(MorrillAct)，通過這項法案，在每個州建立一所新型學院，通過出售一塊土地來給新學校提供資助。這個法案後來以贈地法案聞名，以這種形式建立起來的學校被稱做贈地學院。
這個法案的提倡者，眾議員賈斯廷·莫雷爾（JustinS.Morrill）希望這個國家“在每一個州向更的人提供廣泛自由教育的機會，不僅向那些從事文職工作的人提供這種機會，也要向為了從事商業、工業和其他職業生活而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高這種機會。”
贈地法案要求大學在不忽略古典學術研究的同時，向學生提供“農業、採礦和製造工藝術”方面的教育。
這些大學很快就建立了農學院和工程學院，向那些第一次進入大學的學生敞開了大門，它們對教育的民主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高等教育不再局限於為了少數幾個專業向少數人提供英才教育的大學了。
贈地學院的創建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最終有59個大學和學院以這種方式獲得了資助。在它們發展的過程中，也發生了幾件事情：
1、它們不是只作為“商業學校”教授農業科學和工程，其中的大部分都變成了有很多代表專業的綜合性的大學。
2、那些更早的、古典性的大學、東海岸更具英才教育特點的大學開始拓寬它們的課程，其中包括很多以前的規定的課程。如哈佛大學的艾里略特（ELIOT）進行了著名的哈佛課程改革。
3、美國的高等教育開始注重學術專業化，這種專業化反映在各個部門。並建立了全國性的專業化組織。從1875年到1890年，建立了所有的重要的專業性組織：美國化學協會、美國物理協會、美國歷史協會、現代語言協會和美國社會學協會。
4、美國的大學開始引入德國的模式發展研究生教育。起初是吉爾曼（GILMAN）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研究生教育，同時研究生教育在其他地方也以研究研討班的形式出現了。在芝加哥大學、霍普金斯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引進了卡斯帕爾校長所描述的洪堡模式。
就在此期間，聯邦政府通過了影響贈地學院的第三個法案。1887年通過的哈奇法案（HatchAct）,在贈地農業學院和大學的基礎上，建立了農業推廣服務（AgricultureExtensionservice）。農業推廣服務的基本宗旨是把贈地學院的研究成果運用到提高農村的農業生產上去。這一項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為美國19世紀和20世紀農業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學裡的推廣專家和基礎研究工作者一起致力於把科學運用於農業的工作中。全州的推廣機構把大學的研究成果“轉化”到農場的生產中去。工程技術的轉化與這個模式並不完全一樣，但它以同樣的渠道發揮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把大學裡的科學研究運用於生產實踐，其產生的結果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能夠抵抗病蟲害，對土壤和氣候更適應的新種子；
新的肥料；
新的農作物隔離方式，新的農作物；
關於市場的豐富信息；
高效率的新設備；
推廣服務不僅很好地把科學和技術運用於農業，而且提高了美國農村的生活質量。
贈地學院改變了美國的農村，使它的生產更具有經濟和社會意義，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誇張。贈地學院通過農業推廣服務，通過別具一格的把大學裡的基礎研究、應用科學和技術轉化結合起來做到了這一點。
贈地學院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高等教育的發展。從1840年到1970年，在美國人口增長12倍的情況下，大學的入學人數增長了417倍。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620萬學生進入全日制公立大學，此外還有290萬學生進入私立大學。
美國大學有相當一部分外國學生，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博士學位授予了外國學生。
對人民實際生活問題的參與使大學贏得了公眾的積極支持。印地安那、俄亥俄、伊利諾依、威斯康星、明尼蘇達、密西根、依阿華，包括我們伯克利加州大學等很多中西部著名大學得到社會支持的根源就是因為它們履行了贈地學院的宗旨。
二戰中，科學和技術為美國贏得這場戰爭起到了重要作用。戰後，政府把教育作為科學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採取措施提高其質量。
杜魯門總統的科學顧問范樂華·布什發表了題為《科學：無止境的疆界》的報告。這篇報告促使美國政府從50年代起直到目前都一直大力投資於大學的科學研究。
現在，所有這些對21世紀能做些什麼呢？關於將來的大學，歷史告訴了我們些什麼呢？
如果21世紀的大學還想象在20世紀那樣成功地起着中心作用的話，我相信我們必須牢記歷史的經驗。
從贈地研究大學的經驗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大學必須繼續作為一個向那些需要和想要受到教育的新一代學生提供教育的地方。在信息時代，我們有更多的人需要接受教育。
甚至美國的私立大學也採納了這一目標，它們保證將會提供更多的入學機會。
大學不能僅僅是社會連續性或社會重建的工具，它們也必須成為推動社會變化的力量。
2、21世紀的大學，除了保存知識，提供對我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遺產的關心和解釋以外，還要把他們的研究能力運用於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研究者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來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令人困惑的問題。必須通過國際合作來做到這一點，因為很多問題如環境保護、疾病、交通、能源等問題都是沒有國界的。學者的合作的意義怎麼說也不為過。
3、21世紀的大學必須採取與贈地學院的農業推廣機構類似的模式，採取切實的手段，把他們的研究成果運用於實踐。做到這一點是相當困難的，比當年農業技術的轉化要難得多，因為單個的農民之間的競爭與高科技公司之間的競爭大不一樣。但大學的研究成果最終必須作為公共產品，以各種方式運用於公共產品的生產，以此保證它的發展。
此外，還有很多重要的領域大學必須在其中“推廣自己”，我特意用了“推廣自己”這個詞來表示服務於社會。
例如，美國的公共學校系統存在着很多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比任何一種能夠影響我們的糧食供應的植物病蟲害以及能夠威脅我們未來的環境災難都更嚴重而這些問題是大學和政府都急於解決的對美國公立學校教育的威脅就是對我們的未來的威脅。
幸運的是，我們有一個相當經濟的手段來實現推廣網絡所提供的電子技術。
我們經常問問自己，“虛擬的大學”會取代真正的的大學嗎？我想不會，除非真正的大學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但無論是在為解決問題收集信息方面還是在提供傳播解決辦法的手段方面，“虛擬的大學”都會在很大程度完善大學的職能。
但在接受大學教育方面，我們不能允許通過階級的劃分的方式把人分為“網上學習者”和“大學學習者”。
在昨天的開幕式上，副總理提到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當然只是一個相對的詞語。我們都是發展中的，我們都面臨着新的挑戰和將會影響人民生活的新的困難。
每一個十年中交通和信息傳播的發展都使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了。
我們已經目睹並還在目睹着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這個一體化的經濟中，亞洲患上感冒，就會導致全球市場打個噴嚏。
我們也目睹着巨大的人口大流動和古老的民族矛盾的復現。
所有這些都向大學提出了挑戰，我們必須致力於解決我們時代的社會問題。我相信為了解決各種問題而設計的美國贈地學院的模式，在解決21世紀的問題中仍然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服務於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