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高三學生來說，五六月份無疑是迎接高考複習最緊張的一段日子，但武漢市第十四中學的高三學生胡堅卻選擇了一種與其他同學截然不同的努力方式。5月份，胡堅出版了自己的一本書——《憤青時代》，並且明確向外界宣布，出書的目的就是為了上大學，而且是為了上北大。

　　一石激起千重浪。

　　與韓寒等其他少年寫作者不同，胡堅顯然把寫作和出書當成了一個進入大學的手段和途徑。但一本書就能敲開北大之門？少年寫作應不應該成為進入大學的新的通道？

　　一本書一個北大夢

　　來自武漢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胡堅顯然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以胡堅目前的水平參加高考，他幾乎是肯定考不上北京大學，甚至一般大學，他平時的考試總分才300多分，而北大去年在湖北的最低錄取分數也超過了600分。但與那些好學生一樣，胡堅卻同樣有着一個強烈的上北大的夢想。

　　胡堅的北大夢“初露鋒芒”是在2002年2月。當時，胡堅到上海參加由當地某煙草公司冠名贊助的作文大賽，在初賽的稿件里他夾了張紙條，上面寫了一句“北大不特招，俺就不來複賽了”。胡堅上北大的態度與願望在這件事上顯露無疑，他也因此嶄露頭角，為此還應《南方周末》之約撰寫了探討高考制度的長文《獨木橋上的報告》，在《南方周末》上被選載。

　　由於對以高考方式上大學也已不抱幻想，胡堅一門心思把希望寄托在了北大中文系的特招上。2月份的作文大賽終究沒有實現胡堅的北大夢，胡堅把上北大的夢想最後寄託到了他的新書《憤青時代》上。

　　《憤青時代》是胡堅幾年來主要作品的結集，2002年5月《憤青時代》出版後，對於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和思想性，輿論給與了廣泛的好評。很多評論認為，它以充滿智慧的寫作、厚重的文化底蘊、特立獨行的個性、老辣幽默的文字一掃少年作家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可以被稱為“中國少年第一部智性之作”。書中所收的幾個中短篇也比較有特點，《亂世岳飛》、《RPG楊家將》用王小波式的手段解構了我們熟悉的傳奇英雄故事，那些在我們印象中生猛卻有點迂腐的英雄，在胡堅的筆下變得鮮活年輕、意氣飛揚、恣意放縱，他們有自己特立獨行的個性，追求簡單率真的生命價值，堅信“要麼一切，要麼全無”，一路披荊斬棘，跌跌撞撞。然而在扭曲的時代，所有的英雄主義欲望和理想主義情感都成了唐吉柯德式的荒謬，智慧與愛情也成了滑稽可笑的配菜。《寵兒》則閃爍着一個少年的野性、兇猛和陽光燦爛。

　　顯然出版社和媒體在胡堅的出書上北大夢想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他們的“撮合和策劃”下，許多知名教授、學者都對《憤青時代》給予了強烈關注，胡堅的北大之夢也被擺上了桌面。

　　為胡堅開闢特殊通道？

　　作為一部青少年創作的結晶，《憤青時代》算得上是一篇難得的佳構，但好作品能不能和上大學劃上等號？作為才子的胡堅和其作為個案的北大夢首先受到了北大有關人士的強烈關注。

　　5月25日下午，北京國林風書店，胡堅作品《憤青時代》的討論會顯得頗有分量，北大中文系主任溫儒敏、北大學者錢理群、北大兒童文學大家曹文軒、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丁東、《人民日報》知名評論家馬立誠等一大批畢業和工作於北大的學術界重量級人物，以及正走紅文壇的孔慶東、余杰、胡旭東、尹麗川、姜濤、錢文亮、胡嗎個等一大批北大博士、青年詩人、作家、藝術家參加了討論會。在會中，除了對胡堅《憤青時代》本身的討論，胡堅能不能上北大也成了會議的焦點。

　　對於胡堅的北大夢，這些與會的大多數北大精英普遍表示了同情和基本支持。曹文軒告訴胡堅：“你必須參加高考，因為教育部今年取消了文科保送生制度。如果不取消，我和錢理群老師、溫儒敏老師都會為你奔走呼號。”

　　丁東說，任何時代都有早熟的人，現在年輕人往外冒的機會很多，但胡堅想上北大，可能性卻不很大。應該給特殊人才開闢特殊通道。

　　一直不主張學生急於發表文章、出書，而是應該先潛下心來，多讀書多積累的溫儒敏也表示：胡堅有志向上北大，北大歡迎他，但特招北大，今年有困難，中文系正在向學校和教授們一起論證開闢文學創作班的可能。

　　而一向言辭激烈的孔慶東說，現在中學教育體制培養出的人和大學教育需要的人已經成為矛盾。胡堅的年齡和才華讓他眼前一亮，但這樣的“天才”卻缺乏正常進入北大的渠道。我們應該經過努力，讓一撥天才成長起來。

　　作為“事主”，胡堅的呼籲則極具煽動性：“我雖不是天才，也算是個人才。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國的教育制度給我一條出路！”

　　當平等對陣公正

　　對於眾多專家和學者同情胡堅以《憤青時代》謀取上北大，北京吉利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青年評論家徐晉如卻對此表示了強烈的不屑。他認為這件事情的本質其實是平等與公正的對決，當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決不能犧牲公正成全平等。

　　徐晉如說，胡堅同學哀號“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國的教育制度給我一條出路”，這種口吻不過是某些學者早就提出來的教育平等觀的形象說法。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是一切競爭遊戲的根本法則，不論對於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來說都是如此，所以世界上不應有絕對的平等。平等有時從表面上看是道德的，它似乎體現了對於弱勢群體的同情，然而實際上它有可能是最不道德的，因為它破壞了人類賴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潛規則——誠信。胡堅妄圖憑着一本小說繞開遊戲規則，正是極不誠信的表現。

　　北大作為我國的幾乎是最知名的大學，完全有充足的理由拒絕胡堅的入學申請。首先，大學要向社會輸送高素質的人才，而素質是指一個人智力水平的發達程度、思維方式的完善程度、掌握知識量的多少及其體系化的程度。只有具備這樣素質的人，才是一個善於學習的人，才是一個可能最終能夠臻於“道”的人。素質這種東西必須經過長期的訓練，短短的大學四年是無法造就一個德、智、體、美全面均衡的人才的，所以大學一定要對入學的學生進行嚴格選拔。中小學的課程就是為着對於素質進行訓練，不能夠完成這個訓練的，顯而易見就不具備大學入學的考核條件。一個人只要是才子就能夠上北大，那麼北大中文系作為中文學術重鎮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這也是對那些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通過高考的學生最大的不公！

　　其次，胡堅如果繞過高考而直接進入北大也是對考試制度的褻瀆。中國的考試制度延續了1500多年，歷經千錘百鍊，可以說已經成為現階段最完美的人才選拔制度，即使考試方法會有不妥，但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要來得公正、來得合理。這是因為，歷史早就證明通過徵辟的方式必然會造成腐敗，必然要產生“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現象，而若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愈是諂媚大眾的人便愈容易青雲直上，惟有高考制度使得所有人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從而實現了公正。

　　就像我們一直所說的，我們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儘管“法治”在一定階段是死的，而“人治”則相對靈活，但是“法治”卻能保證最大的公正。高考就是“法”，如果繞過這個“法”，而去人為衡量，很可能得不償失。

　　大學為少年作家留一個多大入口？

　　在著名的“韓寒現象”討論中，韓寒基本上是以大學教育的反對者形象出現的，但大多數人都認為韓寒應到大學裡學習，而最後的結局也是復旦大學給了韓寒一個旁聽的資格。儘管韓寒以自己的方式對這種旁聽的資格表示了不屑，但事情總歸有了相對完美的解決。

　　而對於強烈想上北大的胡堅，我們又該怎麼對待？

　　在經歷了韓寒之後，再經歷一次胡堅，也許對我們來說同樣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韓寒現象”提出的問題是“少年作家”要不要上大學，而“胡堅現象”帶來的卻是大學能不能特招“少年作家”，從要不要到能不能，雖是簡單幾個字的變化，但其中所包含的韻味卻截然不同：前者關聯的是少年寫作者對於自身的建設，而後者牽扯的卻是大學招生原則的變化。

　　一直工作在教學第一線的江蘇徐州某中學黎老師認為，入學考試制度作為一種相對公正的人才選拔方式，決不能因為一些特殊情況而隨意改動和破例，但像胡堅這樣的少年寫作者如果有進修的願望和需求，我們也不能放任不管。在這樣的矛盾下，就像現在的藝術招生一樣，我們能不能也把這類考生控制起來，給他一個專業評定，然後再限制一個類似藝術招生“文化課成績”那樣的東西？

　　正如黎老師所說，少年寫作者們顯然是某一方面的可造之才，就像我們的畫家苗子、音樂家苗子一樣，拒絕與放棄不是完善的人才培養機制所允許，我們應該給他們以進修與學習的機會，但問題是：

　　當這些少年寫作者們提出上大學的要求時，大學究竟應給他們留出一個多大的入口？(徐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