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歸國前後

１９５５年，錢學森毅然放棄國外優厚待遇，衝破重重險阻回到祖國。幾十年來，這位享譽世界的航空火箭專家、空氣動力學家、應用力學和系統工程學家，為新中國的科技事業、航天事業和國防建設嘔心瀝血，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錢老九十華誕前夕，他在美國學習和工作過的著名學府——美國加州理工學院Ｄ?巴爾的摩校長，委派該校教授、錢老在美國的好友弗蘭克?馬勃專程給錢老送來該校的最高榮譽----加州理工學院“傑出校友”獎章，以表彰錢老曾任該校著名的ＪＰＬ（噴氣推進）實驗室的第一任主任時對該校做出的傑出貢獻。

學生找教授說理，卻在教授的辦公室門口發現錢學森的試卷貼在門上……

1934年，錢老在他23歲時留學美國，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就拿下了碩士學位。1935年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MIT）航空系，1936年，他轉學到加州理工學院，3年後獲得航空、數學博士學位。隨後師從於馮?卡門，和同事開始了高速飛機的氣動力學、固體力學、火箭和導彈的研究，參與了大量的工程實踐，為飛機工業從老式的螺旋槳式的飛機，發展到現代超音速噴氣飛機奠定了理論基礎；為美國研製成功了第一代導彈並裝備部隊，還舉辦了噴氣技術和火箭訓練班，為美國空軍培訓了第一批導彈技術人員。

1934年錢學森從上海交大畢業，並考取了清華大學留美研究生。1935年8月錢學森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航空系。錢學森這才發現，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完全是按照當時麻省理工學院的模式辦的，連教材和實驗大綱都一樣。所以錢學森對這裡的學習環境一點也不感到生疏，學習起來遊刃有餘。但生活上他卻有些不習慣，特別是某些美國人瞧不起中國人的傲慢態度令他生氣。一次，一個美國學生當着他的面恥笑中國人抽鴉片、裹腳、愚昧無知等，錢學森立即向他挑戰說：“我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比你們美國落後；但作為個人，你們誰敢和我比，到學期末了，看誰的成績好？”美國人聽了都伸舌頭，再也不敢小看中國人了。經過努力，他只用一年時間，就拿下了航空碩士學位，而且成績比同班的美國及其他外國人都好。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道很複雜的動力學題，大家都做不出來。一位中國留學生葉玄去請教錢學森，他做了一個巧妙的轉換，將這一複雜運算變成了一個簡單的代數問題，此題便迎刃而解了。葉玄後來留在美國做科研工作，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

1989年葉玄先生回國，再次見到錢學森時，問他當時怎麼想得那麼巧：“這麼複雜的運算，到您手裡就變得那麼簡單了？”錢學森淡然一笑說：“那算不得什麼，小技巧而已。”另一次，有位教授出了一份很難的考卷，全班大部分人不及格。這在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滿，大家認為這樣的考試對他們是不公平的，這位教授在有意使他們難堪。經過討論和醞釀，一部分學生決定去找教授說理。當學生們來到教授的辦公室門口時，卻發現錢學森的試卷貼在門上。卷面用鋼筆書寫得工整清潔，每一道題都完成了，而且沒有任何錯誤，沒有任何圈改和塗沫的痕跡！前來評理的學生一下子泄了氣；不敢再去找教授了。

馮?卡門說：“錢，昨天的爭論你是對的，是我錯了。”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拜世界力學大師馮?卡門為師。錢老說，馮?卡門這個人對物理現象有敏銳的洞察力，他總能抓住事物的本質，給你指出研究方向。而馮?卡門則認為錢學森很有想象力，他善於將自然現象中的物理圖形直觀化，並將這種能力與他的數學天賦很好地結合起來。儘管他還是個青年學生，但已能在一些很難的課題上幫助馮?卡門澄清一些想法。“這樣的天才是不多見的。” 馮?卡門讚許道。馮?卡門原在德國哥廷根（G?ttingen）大學執教，他來美國，把歐洲哥廷根學派的良好學風帶到了美國。他每周主持召開一次研究討論會（research conference）和一次學術研討會（seminar）。這些活動強調學術民主，不論是專家權威，還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都能暢所欲言，發表自己的學術觀點。這給年輕的錢學森提供了鍛煉創造性思維的良好機會。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錢學森剛剛念完自己的論文，就有一位長者站起來提出不同意見。錢學森不同意他的觀點，兩人一時爭論起來，面紅耳赤。事後馮?卡門問錢學森：“你知道你是在和誰爭論嗎？那是大權威馮?米賽斯（von Mises）。但是，你的意見是對的，我支持你。”
在另一次學術討論中，錢學森和他的老師馮?卡門發生了爭論。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毫不退讓，令馮?卡門十分生氣。他把錢學森拿給他看的論文稿往地上一丟，拂袖而去。老師走後，錢學森默默拾起稿紙，但他內心並未屈服，在科學問題上，他絕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然而事後這位世界大權威經過思考，認識到在那個問題上，他的學生是對的。於是第二天一上班，他便親自爬了三層樓梯，來到位於三樓一個旮旯的錢學森小小的辦公室，敲開門，恭恭敬敬給錢學森行個禮，然後說：“錢，昨天的爭論你是對的，是我錯了。”馮?卡門的博大胸懷令錢學森十分感動，並終生不忘。錢學森回國後，一直極力倡導在學術上發揚民主，並身體力行。

錢學森對妻子說：等孩子生下來，我們就回祖國去

1948年，祖國的解放事業勝利在望，錢學森準備歸國。為此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國國防部空軍科學諮詢團，他兼任的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顧問的職務，也於1949年秋辭去。

1949年5月20日，錢學森收到美國芝加哥大學金屬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員、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簡稱留美科協）美中區負責人葛庭除（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剛去世不久）寫來的信，他在信中同時轉來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黨員，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寫給錢學森的信，轉達即將解放的祖國召喚他返國服務，領導新中國航空工業建設之切切深情。也見到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的羅沛霖（曾經以非黨技術人員身份在延安工作過），他認為錢學森回國為解放了的祖國服務的時候到了。錢學森遂加緊了回歸祖國的準備，以便實現他多年的夙願。他對妻子蔣英說：“祖國已經解放，我們該回去了。你現在正懷孕，行動不便，等孩子生下來，我這個學期的書剛好教完，那時我們就回祖國去。”

但這時美國正值麥卡錫主義橫行，全國掀起了一股要雇員們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熱。幾乎每天都發生對大學和其他機構進行審查或威脅性審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學院也未倖免。20世紀 30年代，錢學森由 F?J?馬林納介紹，曾參加過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也結識該小組的書記、化學物理助理研究員S?威因鮑姆（Weinbaum）。小組曾學習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以每星期例會形式討論時事，主題是反法西斯和建立人民陣線；小組還參加過美國共產黨書記 E?白勞德（Browdef）的幾次講演會。這時馬林納已逃到法國，威因鮑姆被捕下獄，於是懷疑落到錢學森頭上。

因為錢學森“ 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5個師的兵力”，故而被美方關進一間昏暗的小牢房，倍受折磨

1950年6月，兩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來到錢學森的辦公室，要求錢學森提供證據，指證威因鮑姆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義正嚴詞地駁斥了這些指控，說他從沒有聽說過約翰?德克爾這個名字。錢學森更不願為聯邦調查局作證，指控威因鮑姆是共產黨員。當年聯邦調查局的報告這樣寫道：“錢學森說，作為一名科學家，他只能根據事實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或忠誠，這些模糊的事實無法確認一個人的忠誠或政治信仰，據此，他無法對別人進行臆測。”錢學森的強硬態度使美國當局大為惱火，1950年7月，他們取消了錢學森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移民局要驅逐他出境。錢學森當即決定以探親為名回國，並訂了飛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機票，準備一去不返。蔣英則雇了一家包裝公司，將他們的家具行李，特別是書籍和資料打包裝箱，準備託運回國。
但是，美國國防部認為錢學森太有價值了，他們不能放他回共產黨的中國，美國五角大樓（即國防部）海軍部副部長金貝爾（Dan A.Kimbeel）在獲知錢學森要離美回國以後，立即給司法部打電話說：“無論如何都不要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抵得上3－5個師的兵力。”繼之莫須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關扣壓了錢學森的所有行李，污衊他企圖攜帶“機密資料”出境，觸犯了“出口控製法”，勒令他不准離境。儘管錢學森聲明，所有帶機密性質的東西都鎖在辦公室的保險柜裡，鑰匙已交給克拉克?米尼肯（Clark Millikan）。他帶走的只是筆記本、講義手稿、公開資料等。所謂“機密”的藍圖和密碼本，只不過是他手稿中的草圖和對數表。辯解無濟於事，司法部還是簽署了逮捕錢學森的命令。

1950年9月 7 日，聽到敲門聲，產後剛剛滿月的蔣英抱着女兒把門打開，門口站着兩個陌生的彪形大漢，聲稱要找錢學森。蔣英看來者不善，未讓他們進屋。錢學森從書房出來，問什麼事，並在門口和陌生人說了幾句話，他們向錢出示了逮捕令。於是錢學森轉過身，用平靜的口氣對妻子說：“他們讓我跟他們走。”蔣英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她給錢學森拿了洗漱用具，抱着哇哇哭叫的女兒，用憤怒的目光，看着丈夫被人抓走。

錢學森被捕以後，蔣英面前剩下的是一個剛滿周歲滿地爬的兒子永剛和一個襁褓中的女兒永實，房屋四周則布滿了聯邦調查局的特務。這位處於敵人營壘中的中國女性沒有掉一滴眼淚，也沒有被嚇得手足無措，她立即撥通了加州理工學院校方的電話，告訴他們錢學森被捕的消息。
加州理工學院的同事們聽說錢學森被捕，感到極大的震驚，他們都不相信羅列在這位正直科學家頭上的罪名，並冒着風險，向蔣英伸出援助之手。校長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去華盛頓為錢學森遊說，弗蘭克?馬勃（F.Marble）讓妻子奧拉?李?馬勃（Ora Lee Marble）代蔣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馬布爾本人則開着車帶蔣英去尋找願為錢學森辯護的律師。朋友們很快打聽到錢學森被關在洛杉礬以南一個叫特米諾島（Terminal Island）的聯邦調查局的監獄裡。經過努力，蔣英被允許探監，還是馬布爾為她開車。蔣英來到這所戒備森嚴、崗哨林立、荷槍實彈、周圍拉着通電鐵絲網的“自由王國”中的地獄。馬布爾看到這種情況，心裡發怵，他小聲問蔣英怕不怕。蔣英說：不怕，我小時候在中國，就到南京國民黨監獄去探視過我的父親（1930—1932年蔣介石曾把蔣英的父親蔣百里關押在南京監獄）。蔣英看到錢學森被關在一間昏暗的小牢房裡，臉色蒼白，面容憔悴，幾天時間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和他說話，他不回答，只能把臉繃得緊緊地點頭示意。蔣英心裡十分難過，她知道，丈夫已失去了語言的能力。於是她不再多說什麼，只告訴他：“該辦的事情我都在辦。”錢學森點點頭。獄警催促時間已到，蔣英只得匆匆離去。
經加州理工學院朋友們的抗議和多方努力，15天后錢學森被保釋出獄，保釋金1萬5千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與那些一般1千或2千美元的綁架案相比，錢學森案件可謂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學家，幫助他的朋友之中，多為社會名流。因此錢學森事件在當年曾引起美國社會不小的轟動，新聞媒介爭相報道。

出獄幾天以後，錢學森才慢慢恢復語言能力，他對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作為要犯，他被關在單人牢房，不准與別人接觸，不准說話，監獄裡空氣渾濁，伙食極差。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夜間每隔10分鐘獄警就“啪！”地一聲把電燈打開，查看他是否確在，弄得他整夜不能入眠。15天的時間，他的體重減輕了30磅。

“我忠於誰是要由我自己來決定的。”錢學森反駁說。美國報紙驚呼：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

出獄後錢學森仍無人身自由，在美國羈絆達5年之久。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根據麥卡錫法案，繼續對他進行監視和跟蹤。按規定每個月他必須到移民局去報到一次，以證明他沒有逃離美國。而且圈定他的活動範圍只能在洛杉磯，越雷池一步，都要向移民局申報。其間，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為查清錢學森是否共產黨員，還多次舉行所謂的“聽證會”，對錢學森進行審訊。然而，在聽證會上，他們拿不出一件確鑿的證據。雇用的兩名證人像兩個傻瓜，被錢學森反問得語無倫次。一會兒說：“他就是約翰?德克爾。”一會兒又說：他們“不認識”錢學森。檢察官是一個極端反共的傢伙，他在一連串例行提問以後，突然問錢學森忠於什麼國家的政府。

律師抗議說：“這個提問對澄清錢學森案沒有直接的意義。”

法官立即裁定：“抗議不成立。”

於是錢學森略作思考，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當然忠於中國人民。所以我忠心於對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也就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檢察官追問：“你說的‘中國人民’是什麼意思？”

錢學森答：“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檢察官緊逼不放：“這四億五千萬人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麼我問你：你是忠於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於在大陸的共產黨政權？”

錢學森答：“我認為我已經說過我忠於誰的原則了。”

檢察官再問：“你在美國這麼長時間，你敢發誓說，你是忠於美國政府的嗎？”

錢學森答：“我的行動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用自己的知識幫助美國做事。”

檢察官窮追不捨，又問：“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麼你會用你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學森毫不示弱地說：“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檢察官又說：“那麼你就不讓政府來決定你所應當忠心的對象嗎？”

這一下錢學森可抓住了他的把柄，義正辭嚴地回答說：“不，檢察官先生，我忠於誰是要由我自
己來決定的。難道你的意願都是美國政府為你決定的嗎？”

檢察官狼狽不堪。美國新聞記者在報紙上驚呼：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

在科學和教育界，正直的科學家和教授們都深信錢學森是無辜的，幾所著名的高等學府爭相聘他為教授。最後，他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好意，繼續在那裡任教，並將自己的科研方向轉向不帶機密性質的理論工作，即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等。

在5年的漫長歲月里，錢學森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壓抑。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日夜監視着他，監聽他的電話，拆檢他的信件。他們還不時打來電話，假裝找人，或走錯了門來核查他是否確在，經常對他家進行騷擾，使他不能安心工作和休息。一次，一個聯邦調查局的特務敲開了錢家的門，他一眼看見錢學森，立即表示歉意，“啊，對不起，先生，我找錯門了。”錢學森冷冷地說：“你沒有錯，先生，我在家好好的，你大可放心了。”他剛轉身要走，錢學森又說：“我想，干你們這一行的，應該學得聰明一些，怎麼能用欺騙小孩子的辦法來對付一位教授？”特務滿臉羞愧，匆匆而去。有時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假裝成記者，“跟蹤採訪”錢學森，企圖從他嘴裡套出點什麼。對付這一招，錢學森也有自己的“銳利武器”。一天，一個鬼鬼祟祟的人跟蹤錢學森，聲稱他是當地一家報紙的“記者”，要求採訪錢學森出獄後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錢學森並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說：“我沒聽說過這家報紙，也從來不讀那些低級趣味的報紙。”一句話噎得“記者”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錢學森晚年曾說：“當年我對那些特務毫不客氣，總是罵得他們抬不起頭。他們知道我的厲害以後，再不敢接近我，只得站得遠遠地監視。”

美國大使約翰遜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而王炳南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並當場宣讀以後，約翰遜啞口無言了

1955年5月，錢學森夫婦從一張海外華人的報紙上看到關於中國五一節的報道，其中有他們熟悉的陳叔通和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遊行隊伍的消息。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在杭州“求是書院”讀書和教書時就認識陳叔通，兩家人可謂世交。這條消息令他們十分激動。於是他們商量如何能與陳叔通老先生取得聯繫，營救他們回國。他們寫了給陳叔通的信，請求祖國幫助他們早日回國。

1955年6月的一天，錢學森和蔣英帶着書館，來到一間小咖啡館。錢學森在門外和特務糾纏，機敏的蔣英溜進咖啡館，將給陳叔通的信夾在給比利時的妹妹蔣華的家書中，投進了郵筒。信寄到比利時，蔣華將這封不同尋常的信平安地轉寄到國內。陳叔通先生收到信的當天，就把它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開始。周總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錢學森這封信為依據，與美方進行交涉和鬥爭。儘管會談開始時美國大使U?艾里克西斯?約翰遜（U．Alexis Johnson）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國公民，並不肯提供在美國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情況。但當王炳南大使拿出錢學森的信，並當場宣讀以後，約翰遜啞口無言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才不得不允許錢學森離美回國。8月5日，錢學森接到美國政府的通知，說他可以回國了。當錢學森夫婦接到這一通知時，其高興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們立即去買機票或船票。當他們聽說最快啟航的克里夫蘭總統號（President Cleveland）遠洋船隻剩下三等艙船票時，他們的決定是不管幾等艙船票，只要能早日離美回國就行。

錢學森在香港接受記者採訪時對記者說，“你是中國人，應該學會講普通話呀！”

回國的日子終於盼到了。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加州理工學院及噴氣推進實驗室的朋友們趕到碼頭歡送他們。碼頭上擠滿了送行的人群和採訪的新聞記者。錢學森這一天心情很好，願意回答記者的提問，記者們七嘴八舌提了一連串的問題，無非是他為什麼會被關押；回國以後有什麼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說：“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國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國；我已經被美國政府刻意地延誤了我回祖國的時間，箇中原因，建議你們去問美國當局。今後我將竭盡努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聽眾們注意到，他特別加重了“尊嚴”（dignity）一詞，這其中蘊含了多少內心的痛苦和磨難！由於人群擁擠，一些朋友甚至無法走近他們作最後的道別，錢學森一家只好在甲板上向他們揮手致意。應記者的要求，他們在甲板上照了相。照完相後，美國當局向錢學森宣布，他在旅途中不能離船，否則他們將不能對他的人身安全負責。錢學森當然理解這些威脅性語言的含義，所以，在船上他仍被當作犯人對待。船到公海，同船歸國的約20多名中國留學生都來看望錢學森一家。他們認為像錢先生這樣的世界著名科學家坐三等艙是很不合適的，於是聯合起來向船長提出抗議。船長迫於無奈，在日本的橫濱將錢學森一家從三等艙換到頭等艙。中途，船到菲律賓的馬尼拉港靠岸，一群記者擁向甲板，採訪錢學森。一名記者問錢學森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我還沒有資格當一名共產黨員呢？”那些記者討了個沒趣，知道從錢學森嘴裡撈不到什麼東西，都灰溜溜地下船了。
1955年10月8日清晨，經過二十幾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錢學森睜開雙眼，隔着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岩石漸漸映入眼帘：克里夫蘭總統號正慢慢駛入香港。他一下子興奮起來。

此時，祖國和人民正熱切地盼望他的回歸。為了錢學森和這一批中國學者及留學生的安全，中國政府通過設在香港的中國旅行社與香港當局聯繫，派駁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錢學森一行人，把他們安全地送到九龍登岸。當他們來到九龍，準備搭乘火車到深圳時，一大群獵奇的記者等候在候車室，簇擁着要求採訪他。英國殖民警察雖層層設防，但終究擋不住記者的人流。錢學森急於回鄉，真不想搭理他們，但又無可奈何。

記者：錢先生，你從什麼時候開始被監禁的？

錢：怎麼，你不知道這個？

記者：你的書籍和行李都帶回來了嗎？

錢：大部分。

記者：為什麼會被查扣？

錢：你應該去問美國當局。

記者：所有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都希望回國嗎？

錢：你應該明白這一點。

記者：你能告訴我們，你有哪些朋友還未獲釋？

錢：這是美國當局的事，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記者：美國領事館有人來問你什麼嗎？

錢：你為什麼不自己去問問美國領事館？

記者：你何時和太太結婚的？

錢：這個問題離題了。

記者：你的兒女出生在美國嗎？

錢：是的。

記者：如果你的兒女出生在美國，那麼他們是美國公民嗎？

錢：這個你可以自己去查。

記者：你兒女會說中國話嗎？

錢：這是我個人的家事，我拒絕回答。

一位香港記者用英語問了一個問題。

錢：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講中國話。

記者：我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

錢：我想普通話在中國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國人，應該學會講普通話呀！（眾笑）

對於這幫記者，錢學森後來說：“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心態，一如我在洛杉礬上船那天碰到的記者一樣。我和這些人沒什麼可談的。”當這些失望的記者終於消失之後，他們才能繼續上路。火車載着錢學森一家和同船歸國的中國學者及留學生們到達深圳。他們被香港的殖民地警察“押解”走過一座小橋，對面的海關小樓上，五星紅旗在向他們招展；廣播裡傳來了歡迎他們歸國的賀詞。越過一個鐵柵門，他們總算真正回到祖國大陸的懷抱。

這就是錢學森回國的曲折經歷。

就憑區區1000元，錢學森這幫“自殺俱樂部”成員研製出了火箭

錢學森在美國從事的工作之一是火箭導彈的研究。這是20世紀30年代的事。在那個時候，研究火箭常常和宇宙飛行這樣一些科學幻想聯繫在一起，研究火箭是登不上科學的大雅之堂的，也屬於斜門歪道。所以，作為一名科學家，把火箭問題作為一個嚴肅的課題進行研究，在當時是冒着很大風險的，沒有一種向未知領域和傳統觀念挑戰的勇氣是做不到的。事實上，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火箭研究小組在開始時只有5個人，這個小組是F?J?馬林納倡議成立的。小組的其他幾個成員動手能力強，但他們缺乏理論深度，於是找到錢學森，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理論計算問題，就這樣錢學森參加了火箭小組的工作。

小組成立起來，最大的困難是得不到理解和經費支持，同事們把他們看成一幫“怪人”，他們只好靠打工掙來的錢購買二手材料製做火箭。後來氣象專業的一位研究生Weld?阿諾德（Arnold）表示可以給小組提供1000美元，條件是允許他進行拍照。在今天看來，這微不足道的1000美元，卻成為美國火箭研究小組的第一筆啟動資金。得到這筆錢以後，大家立即着手開展工作。錢學森首先對火箭研究的文獻進行調研和分析計算，於1937年5月 29日向小組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解決了火箭設計中遇到的幾個理論問題。報告的內容包括：燃燒室中的溫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燒產物膨脹不足和過度膨脹對火箭效率的影響、燃燒噴嘴設計、發動機推力的計算等。這份報告被收進他們的火箭研究課題選集，該選集被小組成員稱為他們的“聖經”。到了6月份，小組的工作得到馮?卡門的支持：允許他們利用學校實驗室的設備進行試驗。但是，隨後的試驗多次失敗，並給校園造成了許多災難性的損失。火箭試驗時產生的腐蝕性氣體使許多儀器的金屬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點使馬林納喪生，污染性氣體瀰漫着辦公樓的許多房間，嗆得人喘不過氣來。馮?卡門不得不把他們趕出屋去，全校師生從此戲稱他們是一個“自殺俱樂部”。但是，“自殺俱樂部”的成員們並未因此灰心喪氣，他們把設備搬到市郊一個名叫阿洛約?塞科（Arroyo Seco）的乾涸的河床上進行試驗，這裡後來發展成為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PL），美國火箭誕生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