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狂才子——錢鍾書

新竹清華校友通訊編輯室

中國現代史上著名學者，以小說《圍城》及學術著作《管錐篇》等書奠定中國近代文學史地位的作家錢鍾書，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八歲。

錢鍾書，一九一0年生於江蘇無錫世家，學者錢穆、中共導彈之父錢學森都是出自這一家族的名人。錢鍾書之名的由來，在於他周歲時抓周抓到了一本書，因而取名“鍾書”。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在民國初年參與新文學、新文化運動，著有《中國現代文學史》等書，家學基礎雄厚。其妻楊絳為一知名散文家，可說是一門三傑。

一九二九年，清華大學外語系招生時爆出一條新聞，一位數學考了十五分、本應被退回的考生卻被破格錄取，這考生便是錢鍾書。他數學考試極差，可英文、國文卻是特優，英文還是滿分。主管老師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報告了校長羅家倫。羅校長親閱試卷後立即定奪：此為奇才，破格錄取。一入清華，錢鍾書便開始開創一項又一項的“紀錄”：讀書數量第一，發表文章第一，考試成績第一……他讀書愛做眉批，於是清華圖書館的藏書上便到處有了“錢批”。

在清華，他還以專挑教授學者的錯而出名。一九三二年，魯迅之弟，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教授周作人出版了專著《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書一問世，頗得好評。然而，錢鍾書卻從中挑出了許多錯誤，且振筆直書，毫不顧及周的難堪。他班上的同學亦不乏許多佼佼者。當時外文系有龍虎狗“三傑”之說，狗是翻譯家顏毓蘅，虎是劇作家曹禺，龍則是錢鍾書。當時清華文學院也有三傑之說，其首亦是錢鍾書。

他一九三五年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後轉至法國研究法國文學。回國後，歷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國立師範學院英文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學外語系教授和中央圖書館外文部總編等職。錢鍾書一生多才多藝，涉獵極廣，精通數國語文。他在小說創作上的成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二十八歲之時回國，即已接到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的破格之聘，開始了他的教授生涯；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他謝絕台灣大學教授之聘及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之約舉家遷居北京，就任母校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這個時期也是錢鍾書文學創作的鼎盛時代。他那些產生極大影響的散文、小說皆發表於此時。他的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和短篇小說集《人、鬼、獸》在此時出版。他那部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重要地位的長篇小說《圍城》也創作發表於此時。《圍城》曾被譯為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書中的主角方鴻漸一般被視為中國近代書生的典型，而錢鍾書在圍城自序中自述創作心情:“兩年裡憂事傷國，有一種惶急的情緒”。

在學術研究方面，錢鍾書的著作亦是豐富，包括用英文撰寫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以及詩文評論《談藝錄》、《宋詩選注》、《管錐篇》五卷、《七綴集》、《槐聚詩存》等。錢鍾書並參與《毛澤東選集》的外文翻譯工作，也主持過《中國文學史》唐宋部份的編寫。而其中最能代表錢鍾書思想的著作，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為《談藝錄》，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為《管錐篇》。後者皇皇五大卷，為他集數十年功力的學術鉅著。該書為集合各種學科知識，對中國古典如《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史記會注考證》、《老子王弼注》、《焦式易林》、《楚辭洪興祖外傳》、《太平廣記》和《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進行論述，自成一家之言，他也因此被推為現在中國的文化批評大師。

對於錢鍾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文學家夏志清表示“一百年來沒有這麼一個人”。他覺得錢鍾書在抗戰勝利後寫了《圍城》，並以此知名於世，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他也寫了很多舊詩，文學批評也很好。講學問，他通多國語言這點是很少人能及的。夏志清也說:“他才氣高，幽默，很會諷刺人。他什麼人也看不起，當時聯大的教授背後批評他的也不少。但他當然一方面是謙虛的，不過恃才傲物，他有過目不忘的本事”。夏志清認為《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作為諷刺文學，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類的著名中國古典小說，但它比它優勝，因為它有統一的結構和更豐富的戲劇性和牽涉眾多人物而與結構鬆散的《儒林外史》有別。《圍城》稱得上是浪蕩漢的喜劇旅程錄。

而在六零年代與錢鍾書同享盛名的著名作家無名氏則表示，他最早看到錢鍾書的作品是《冷屋隨筆》，當時覺得寫的很不錯，但太“尖刻”。他指出，錢鍾書的《圍城》寫得不錯，但太冷了，不像魯迅的作品是“含淚的微笑”。他也有與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認為錢鍾書是“才勝於情”一樣的看法。

錢鍾書曾被問到年紀大了，寫作時要不要找個助手？他說，他的工作牽涉到幾種語言，助手不一定懂，而且老年人容易自我中心，對助手往往不是當“手”，而是當跑腿的“腿”，只是用來跑腿，他個人沒有資格享受這種特權。在談到寫作經驗時，錢鍾書引述法國作家萊翁法格的話說，假如你追一個女孩子，究竟是喜歡容易上手的，還是難上手的?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還是瞧不起她的，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寫作人的心理。一般不滿足容易上手的東西，而是喜歡從難處著手。再談到是否要寫回憶錄時，錢鍾書說，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像往往是貧薄可憐，到了回憶的時候，想像力卻又豐富離奇的驚人。對人生的看法，錢鍾書則認為眼光不能放太遠，從某個意義來講，一個人的事業與心願是有距離的，做了長遠的規劃，卻常因客觀因素而不能如願。作家也有很多計劃，但常寫不出理想，就像造房子的人，就有“造屋千間，總欠一間”的說法。

錢鍾書有句名言:“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正因要免俗，要做真正的學間，要成就自己的名山事業，他才顯現出了與他人迥然不同的性格與行為。他是中外記者公認的當代中國名人中最難見的一位，不僅記者，對各界名流他也多敬而拒之。對於“錢學”的興起，錢鍾書始終持反對態度，他對人表態說:“我是不喜歡這類東西的人，沒想到自己會成為組織學會的藉口，真是人生的諷刺!人生的諷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緩刑到人死後”。

“人謂我狂，不知我之實狷”，這就是錢鍾書對自己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