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知識分子的基本狀況：

　　新左派知識分子從學術背景上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批評作為學術背景的，他們更多的是以西方左派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與後現代主義文學批評為理論資源。第二類是以左派經濟學為學術背景的，他們主要以從西方左派的"依附性發展"經濟學理論與文革經濟思想作為立論基礎。第三類是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以"後殖民主義理論"，東方主義為理論資源。當然，此類民族主義者與前兩類人在觀念上未必完全一致，但在中國與西方關繫緊張時，他們傾向於從左的方面來加強自己反西方的立場，因而也可以把他們納入新左派的一種類型。

　　從總體上看，他們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大多在大學與研究所工作，不少人在國內或國外取得博士學位，許多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西方主要是美國留過學。到了90年代末，"新左派"在國內一些重要人文學術陣地上取得了越來越多的發言場所，並在一些重點大學校園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生中產生一定的影響。一般而言，他們並沒有在現體制條件下參與政治的直接興趣與動向。他們只是作為是思想界日漸活躍的學者，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形成過程的參與者在學術思想界活動。

　　溫和與激進：新左派的兩種類型：

　　從新左派人士的思想狀態與觀念上看，可以發現由於學理資源不同，由於價值取向上的側重點的不同，由於心態上或經歷上的區別，存在着溫和派與激進派兩種不同的類型。區別兩種不同類型新左派，對於研究他們未來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溫和型新左派：後現代主義型

　　就此類人的理論資源與關注的核心價值而言，就其用後現代主義的價值來解讀中國問題而言，人們可以稱之為"後現代主義型"的新左派。此類新左派認為，由於國際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問題，同樣體現於當下中國的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之中。因此，他們力圖用西方新左翼思想運動的理論與後現代主義理論，來對中國現實進行批判反思。他們是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造成的人的異化，從市場經濟的過度膨脹產生的消極後果的角度，來表達建立一種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新社會的訴求的。

　　他們認為，既然中國已經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基本潮流，那麼這就同樣需要在中國形成一種制約過度市場化的歷史潮流，來抵制資本主義的膨脹。他們從發生於美國西雅圖的有五百多組織參加示威運動中，從示威抗爭者提出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號中深受鼓舞。他們從中看到了"左翼珍貴傳統的再現"：在他們看來，這種左翼傳統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義：弱勢者的團結、國際主義、反權威、反專斷、反剝削，反對人類世界的異化與商品化。他們從1968年西方學生運動對消費社會展開的批判中獲得精神支持，呼籲"拒絕將人等同於單純的消費者。"

　　他們認為，左翼思潮在資本主義市場化的時代，有其獨特的意義。他們反對"全球化是人類的宿命"，反對"貿易自由是至高無上的價值"，他們認為，"自由貿易邏輯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間存在一道日愈擴大的鴻溝。富者不斷積累財富是以無產者的邊緣化、赤貧化為代價的；富國的經濟擴張是以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破壞和債台高築為代價的。"

　　他們不斷提醒人們，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對資本主義的控訴："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着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聯繫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他們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個性的解放，在於完成他自己。馬克思曾經有過一個夢想，他認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新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從引用的上文中，可以大體上看出這一類新左派的基本特點，即他們是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從批判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的角度，來申張自己的左派主張的，他們傾向於把中國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問題，看作是發達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矛盾的體現。

　　此類新左派強調的第二個方面，以國家力量來干預經濟生活，以防止自由放任主義對弱勢民眾與團體的侵害。他們對自由競爭抱有極大的疑慮，強調市場經濟必須受國家和社會力量的制約和調節；他們認為這種近年來在東歐俄國大行其道的所謂"自由主義"，實際是以剝奪大多數人為代價來造成少數人的自由。他們把俄國經濟改革中的失范與無序化現象一概概括為"掠奪性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就此類人強調國家通過干預社會來實現更為公平的分配而言，他們也可以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型"的新左派。

　　由於此類新左派人士把中國當下的問題視為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問題相似，他們的文章中充滿了從西方引進的最時興的新左翼思想理論的概念。如法蘭克福學派，女性主義，勞動場所人性化。要求文化主權、尊重本土文化、反對文化商品化、反對西方流行的"現代性"，"後福特主義"等等。他們反對過度資本主義化對人性的壓迫，反對人的異化，反對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接受一個同質化﹑由金融和政治寡頭主導的世界"。這一觀點與立場是他們反覆強調的基本主題。

　　從學術風格方面也可以看出溫和左派的一些特點，與下面我們將分析的激進左派相比，他們的文風相對而言多少有些"貴族化"，他們的文章用詞艱深，一般民眾很難理解，也對他們的高論不感興趣。他們似乎也對民眾是否理解他們的思想同樣不感興趣，他們雖然也不斷在自己論文中強調大眾民主，但也從來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的理論付之社會實踐，從來不曾對社會民眾進行思想與理念上的號召動員。溫和型新左派絕大多數是大學與研究所的學院派。

　　應該指出的是，此類溫和新左派中的一些思想觀念有其合理性與積極作用。因為，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的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問題確實也越來越多的體現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他們敏感地意識到中國問題不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背景來理解，如果他們的左翼理想主義不是走得離現實太遠的話，他們對於防止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偏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示警與糾偏作用。

　　另一方面，他們致命的缺陷是學院派的書生氣與十足的左翼的拿來主義，實際上他們生活於"西方譯語世界"中難以自拔，一位自由派人士機智地諷刺此類新左派以"後現代主義"來規範正處於現代化起步階段的中國的方向，無異於"要瘦子減肥"以及"給嬰孩發避孕藥"。另一方面，此類溫和新左派中對文革中的平均主義，對計劃經濟體制，對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均懷有一種文化浪漫主義的審美心態而產生的誤讀。

　　二激進型新左派：民粹主義型

　　與溫和派相比，這種新左派在當下中國更具有消極性與危險性。他們過分地誇大了現實生活中市場經濟與自由競爭過程中某種由於脫序與失范而出現的消極現象，並把此類消極面視為"資本主義的本質表現"，由於這種悲觀估計，他們在情感上思想上對現實有一種更強烈的疏離感，並形成一種更具情緒化的激進的左的社會批判意識。在他們看來，他們認為中國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中國民眾已經成為"被資本家奴役的奴隸"。他們主觀上似乎要表達為下層階級講話的道義責任感。然而這種責任意識卻是建立在錯誤判斷的基礎上的。

　　大體上看，我們可以把此類新左派的特點概括為以下這幾個方面。

　　一、強烈的"底層意識"，反知識分子傾向與民粹主義傾向

　　從他們的經歷來看，他們中不少人或者出身於社會底層，或者在西方留學時，在自由競爭的巨大壓力下深受挫折，從而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憎惡感。他們在國內與國外多少有過被主流社會歧視的邊緣人經歷，底層的生活經歷與挫折感使他們產生對占有社會稀缺資源的精英階層有一種強烈的抵制、懷疑乃到憎惡情緒，當他們看到某種社會不公現象時，就會把個人遭遇到的挫折與他所看到的社會不公平聯繫起來，並自認為是"底層民眾利益的代表者"，產生一種"為民請命"的使命感。

　　這種"底層意識"使他們對知識分子精英有一種本能的強烈的不信任。因為自由派知識分子主流肯定中國市場經濟的走向的合理性，他們就由此認定，知識精英與當權者與有產者已經"同流合污"。成為奴役社會大眾的"幫閒"文人。

　　這裡可以以一位激進新左派人士為例子。他出身於貧困家庭，從小受到種種不平待遇，後來在大學讀書，畢業後被分配到偏僻地區任教，生活中的種種挫折，使他內心始終有一種強烈的邊緣人的反社會的衝動。他的底層意識，使他有強烈的反知識分子情緒。他在其與自由派論戰的文章中居然說，"中國沒有自由主義，只有法西斯主義"，要自由派把"化公為私"與貪污的公款吐出來云云，洋洋萬言，幾乎通篇是對論戰對象的人身攻擊與蔑視。

　　當然，底層的邊緣人未必都會成為新左派，以下就是一位同樣出身底層，然而卻具有強烈自由主義傾向的青年學者對這位新左派人士的批評：

　　"我的出身也是農民，我的家人至今都在農村，我知道改革以前的農民是這個社會最底層的而且是缺乏代言人的，但是他們的命運絕對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他們的命運也絕對不是回歸到舊體制的計劃經濟可以改善的，他們的命運在改革開放以前更慘。記憶中的集體經濟時代，生產"隊長"的權力至高無上，主宰隊裡所有人的工分（收入）以及政治地位，他說給誰多少工分就是多少工分，他說誰應當批鬥誰就批鬥誰，他說誰不能出門要飯就不能出門要飯（要飯必須經過他的手開證明）。農民在這樣的狀態之中，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毫無尊嚴和自衛的能力…….。每每想到在那樣的處境中我的家人，我的祖父和祖母所受到的極左思潮統治下的農村生活的非人的待遇，我就會流淚。這就是新左派們所渴望的平等？農民所需要的絕對不是他們所說的那一套，而是自由，真正打破了等級制度的自由。城裡人再也沒有權力驅趕他們，他們擁有在這片土地上自由地遷徙，在他們自己的國度，在大地上自由地走動的權力，這比什麼都重要。"

　　由此可見，"底層情結"可以把一部分人引向自由派，也可以另一部分人引向激進的新左派，後一種情況之所以出現，乃是因為，激進新左派認定，自由主義不能解決中國的底層社會的嚴重問題。只有左翼的平均主義才能使下層民眾得到自由。在他們看來，在"充斥着土豪劣紳式的農村幹部與地痞流氓的社會"里，溫和的自由主義是沒有意義的。因而左派的民粹主義理論，最能充分表達"衝決網羅"式的激情。這種心態與思想早在二十世紀之初受民粹主義思想影響的激進青年知識分子中就普遍存在過。海外一些新移民中的新左派也是如此。他們移民西方後始終處於社會邊緣，有一位這樣的人士說過，他的新左翼思想是與西方資本家對他的剝削所給予他的個人刺激有關。正因為如此，一位新左派激進人士就有了如下極端主義思想：

　　"我們所面對的一大批打着自由主義旗號的人，他們實質上是要實行野蠻的、殘酷的、毫無人性的奴隸制，要實行法西斯主義。因此，與其說我反對自由主義，與其說我反對資本主義，還不如說我反對奴隸制，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權威主義化和法西斯主義化。讓我們守住1789年的陣地，讓我們守住法國大革命的最後陣地，在這個陣地前寫着：自由！平等！博愛！我們不能從這些歷史進步的陣地上永遠後退。"

　　他們對知識分子主流表現出極度蔑視的同時，卻把民眾視為天生純潔的，優秀的，沒有受到污染的。民眾是天生具有革命精神的。這種激進新左派接受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民粹主義革命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這種反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思想，在北京今年上演的《切格瓦拉》這部充滿新左派思想的話劇中得到充分表現。劇中我們看到以"腳"自居的伐木工人，憤怒的斥責和嘲弄以"腦"自居的勞心者的理論，在劇作者筆下，那些自以為是在為民族爭取奇蹟般的發展的知識份子，在他們的眼裡這些都不過是特權階級的幫閒，或者簡直就是新式的壓迫者本身。

　　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卻沒有絲毫批判反思的精神。他們已經對真實的文革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從被他們詩化的文革實踐上寄託他們的文化浪漫主義。這一點可以從《格瓦拉》的某導演以"一個紅小兵"的身分所寫的"在毛澤東靈前"的文章中明顯地看出來。

　　二，強烈的反西方的情緒。他們中相當一些人有過在西方留學的經歷，在西方所受到的挫折，使他們比那些進入中產階級的成功留學生階級更深地品嘗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消極面，這種體驗使他們在情緒上無法接受中國將成為西方式的社會的現實前景。《格瓦拉》劇作者本人曾在美國留過學，他個人對美國的體會可以用一句話來說："你坐在美國餐店裡一連十八個小時洗盤子時，望着堆得高高的盤子時感受到的美國，與在餐廳柔美低沉的音樂聲中感到的美國是完全不同的。"他們把這種切身的體驗投射到中國現實中，形成一種左派信念。雖然溫和派左派中一些人也有反西方的情緒，但遠不如後者表現得如此強烈而深切。

　　三，道德優越感下的鬥爭哲學。由於他們自認為真理在握，於是就有了一種強烈的道德優越感。他們從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為"非正即邪"的兩極。由於他們自認為是站在人民一邊的，凡是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只能被理解為"道德上的邪惡"，對於"邪惡勢力"，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進行堅決鬥爭，這種獨斷論思維方式，使他們在心態上極不寬容，表現得特別咄咄逼人。清華大學的一位青年教師甚至用毛澤東批判帝國主義者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命題來攻擊自由派，

　　實際上這決不是單純的個人學風問題，它反映出激進左派特有的"道德優越感下的鬥爭哲學"的通病。當年的一位五四青年在法國留學時，稱中國必須有一場針對把那些擁有十萬二十萬小資產的小資產階級的俄式革命，哪怕反動必大也勢在必行，在思想方法上均與此種正邪兩值分類法有關。波爾布特式的革命激情與他們所鼓吹的格瓦拉精神，與他們的激進左派思維方式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此類人有相當強烈的革命情結。一則淵於左派文化在潛意識中的積澱，在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尤其是他們所認為的"不公平"的社會貧富分化的情況下，傳統的劫富濟貧的平等主義激活了左派政治文化中的這種傳統因素。對他們思想的研究，有助於理解中國暴民政治革命發生的思想機制，就此而論，他們可以說是左翼革命思想的活化石。

　　四，類雅各賓黨的民眾動員衝動與暴力崇尚由於激進新左派具有上述底層意識，反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傾向，強烈的道德優越感下的鬥爭哲學，以及以西方為邪惡敵人的目標意識，從邏輯上自然就會導致此類人對於動員民眾來實現"公平社會"有強烈興趣。可以說，此類新左派人士底子裡有一種暴民政治的革命傾向，一種底層革命意識，一種訴之於民眾動員的內心衝動。他們的文章中充滿了早年共產革命的種種語彙與符號。

　　這一點與那些認同"後現代主義"價值取向的溫和派不同，前述溫和新左派一般而言都在西方大學校園裡享受着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具有"貴族化"、"精英化"與書齋式的學院主義傾向。而民粹主義新左派大多出身於底層的經歷與在他們在西方的挫折感，則使他們具有自下而上地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政治動員的衝動。民眾的情緒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他們甚至相信中國的大眾是站在他們一邊的。如果說溫和派左派在艱深的理論世界中樂此不倦，那麼，激進左派的文風則相當通俗，他們更願意採取通俗的文學形式，來宣傳他們的主張。他們也從大眾的情緒反應中來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找到格瓦拉這個歷史人物作為他們的偶像也就決不是偶然的。

　　從話劇《切格瓦拉》看新左派的社會影響

　　二OOO年四至五月，北京小劇場上演了話劇《切格瓦拉》，這一話劇上演獲得極大轟動。據稱，《切》劇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場，平均上座率達120％，共接待了一萬多人次的觀眾，有時過道都坐滿了人，遲到觀眾站着看的情況並不少見，演出達到了媒體所說的"火爆"程度。據稱，十幾個大學生甚至專程從瀋陽赴北京來看話劇，有的觀眾淚流滿面。連看兩遍者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場。有的連看十二次。全場情緒激昂。它的上演標誌着新左派思潮第一次走上文學藝術的舞台，走向了民間。觀眾主體是北京大學生，離休老幹部與老左派人士紛紛前來觀看。演員則是有報酬的，但主創人員則完全是義務，以表示要身體力行左派無私奉獻的精神。

　　該劇上演後，自由派知識分子與新左派之間就這場話劇引起論戰。劇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曾在美國某大學讀過社會學。另外一個重要合作者，該劇的導演是一個流浪全國達一年之久的民間音樂人，民間生活的經歷使他此後成為新左派。

　　眾所周知，古巴革命中的格瓦拉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左翼革命符號意義的歷史人物，古巴革命勝利後，他出任銀行行長，他制定了廢除貨幣政策、要求人民必須義務勞動，要以此方式來發展經濟，他還主張把"懶散"的工人送到遙遠的集中營作為懲罰。從政治邏輯而言，如果格瓦拉的左派政策得以進一步推行，人們有理由認定他會成為類似于波爾布特式的人物。實際上，波爾布物後來在高棉實施的供給制、廢除貨幣、消滅城市與商店、推行"不吃閒飯運動"等等，與格瓦拉思想與價值觀如出一轍。後來，格瓦拉的左翼革命政策與革命後卡斯特羅所希望實現的目標發生矛盾衝突，格瓦拉本人也自認為不能在古巴繼續施展他的左派理想與抱負，於是他再次投入於叢林革命，從古巴回到玻利維亞進行游擊戰，在一次戰鬥中犧牲了生命。

　　筆者與一些朋友曾在北京與話劇《切格瓦拉》的劇作者進行過深入討論，筆者指出，有人認為，格瓦拉是來不及犯錯誤的波爾布特。如果格瓦拉死得晚，他就是波爾布特，如果波爾布特死得早，他就是格瓦拉。對此你怎樣看？這位劇作者認為，他看重的是格瓦拉的符號意義，在他看來，格瓦拉體現的是一種精神與文化的力量，對於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格瓦拉的精神是一種新的價值，一種消毒劑。

　　筆者問，為什麼選擇格瓦拉作為表達作者政治理想的主角？劇作者說，格瓦拉的第三次出走，即從古巴回到南美叢林打游擊的這次出走是最具有象徵意義的，他還說格瓦拉身上有一種與命定的規律相抗爭的道德力量。一般人認為，一切主義都在必然性與規律面前俯首，因為規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格瓦拉看來，如果規律不符合人性，它也要受到抗拒。人在這種抗爭中顯示出真正的偉大。作者說，"我們反對一切非人道的社會，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規律與必然性。正義高於規律。"

　　話劇《格瓦拉》的魅力何在？一方面，它體現了左派在抗拒市場經濟的世俗化潮流方面的浪漫理想主義精神。該劇通過格瓦拉所體現的正義、平等為核心價值的左派原則，來突顯中國選擇全球化與市場化與世俗化的歷史道路是錯誤的。劇中正面人物以諷刺的口吻來抨擊WTO，"致富的頭班車"、"舊世界的移民申請表 "。這種新左派的價值觀，在市場經濟世俗化與全球化的潮流中具有反潮流的意義。很多人能夠認同格瓦拉身上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生活原則。作者引用他的一位青年觀眾所說的話："這個戲反映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讓我看到不平等、壓迫永遠也無法阻擋正義的聲音出現--這是一種啟示，而且將永遠存在下去。"這一點可以解釋新左派對青年一代的吸引力所在。

　　然而，不知作者是否意識到，該劇具有一種具有反叛現存秩序的民粹主義傾向。該劇最核心的內容是，把世界劃分為兩類人，富人與窮人，富人是道德敗壞、墮落、邪惡的，窮人是善良、純潔、道德高尚的。窮人革富人命就是天然合理正義的。這一主題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窮人革富人命的思想，另一方面，這齣話劇站在 "窮人"一邊反對"富人"，並為"窮人反對富人"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與革命正當性進行鼓動與辯護。這齣話劇對革命暴力的讚頌，實際上具有以革命方式來實現平等的政治傾向。

　　有評論者指出，該劇同時還宣傳了窮人反對富人的確實是恐怖的、血腥的，然而卻是神聖的。該劇的邏輯是一種很簡單的正邪兩叉分類的邏輯："同意的請過來，反對的請拔槍。"劇中的格瓦拉和他的同志們，動輒就要訴諸武力，不惜以肉體生命相搏，他們根本就不屑於聽聽反對者的意見。只要是反抗壓迫和掠奪，在他們看來可以不計後果，不論成敗。對一切不革命者應予以打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瓦拉》可以看作是民粹主義新左派，即激進新左派在革命符號下在社會上登堂入室的表現。它所體現的"以暴易暴"的情緒與價值傾向，及這種價值傾向在生活中所具有的影響力，十分值得研究者重視。

　　對新左派思想的評論

　　大體上可以說，新左派無疑是有其正面功能的，從思想多元化的角度來看，新左派作為一種批判力量，如果不是走得太遠，他們對市場競爭造成的無序化與兩極分化，可能起到一種制衡作用，並顯示出某些合理性。新左派在強調社會公平的理念與價值方面，在研究如何發掘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內部原有的思想資源與政治遺產的合理性方面，仍然有着積極的意義。即使在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歷史中，正是主張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左派力量，通過鬥爭，促使資本主義得以在接受挑戰過程中立法以保護民眾利益。

　　然而，當下中國新左派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年齡都很輕。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對左的專制政治沒有切身體驗，因而對左的東西中內含的專制基因不會有深切的警惕。相反，他們對市場化過程中的失范，兩極化，腐敗之類由於發展綜合症現象，則有更深切的感受。由於他們把所有這些轉型過程中的消極現象，簡單地附會為資本主義的本質體現，他們也就把反資本主義的西方左派理論順理成章地拿來批判中國的市場經濟化過程。其結論是反對改革，反對開放，反對中國走全球化道路，反對中國與世界接軌。就其反對中國二十年以來經歷整個民族痛定思痛的反省以後形成的歷史潮流而言，新左派實際上是一種最保守的理論。正如一位自由派學者所指出的，"我們可以打一個比較通俗的比喻，天冷大家都容易感冒，你是不出門呢，你還是說把身體鍛煉好？為了防止感冒是應該去改造天呢還是改造人自己？答案事實上是非常明確的。"

　　新左派的思想謬誤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錯置具體感的謬誤

　　正如一位學者一針見血指出的，新左派所採取的方式大致是援引某種西方的理論或觀點（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然後針對中國大陸的現實，提出自己的主張或對策。大體而言，理論資源取自西方的成品，討論的問題直接出於對中國現實（特別是政治現實）的關切，這是新左派思潮文字的特色。新左派用後現代主義來解釋中國，而完全沒有考慮到後現代主義是針對發達西方國家晚期資本主義過度膨脹而提出來的。用"把外國環境中因特殊背景與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東西，當作解釋中國問題的權威，而不知道西方觀念與口號所代表的內容的全部複雜性，以及它在西方特殊背景下對應的東西。把外國的一些觀念從它們的歷史來源中切斷，斷章取義地變成解決我們中國問題的口號。"這在思想方法上就是犯了"錯置具體感"的謬誤。

　　西方的左派學者對西方社會的批判，當然有他們的道理。但是，如果不顧時空的差異，一股腦地將西方左派學者對西方社會的診斷移用到中國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偏差。自由派在批評新左派時，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的問題究竟是過分"現代化"了、過分"資本主義"了，還是根本沒有實現有序的市場經濟、而處於被權力所支配的"偽市場經濟"下？新左派顯然把兩者混為一談了。西方新左派在已經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其糾偏的貢獻，因為他們是對主流資本主義的批判，而中國現代性尚沒有實現，新左派的"反現代性"實際上則起到為舊制度復活助威的作用。

　　由於這種錯置具體感，導致找錯了對象，新左派把賬算到自由派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因為自由派中的絕大多數人也是反對這種由於權錢交易而形成的社會不公正的。自由派主張的私有財產神聖，指的是合法所得。換言之，目前的分配不公，與其說是市場經濟本身造成的，不如說是發展過程中的"軟政權化"與"分利集團化 "這樣一些可以被稱之為"後發展綜合症"的一種表現。用反資本主義的西方後殖民主義話語來批判中國目前的改革中的脫序現象，實際上是找錯了靶子。

　　二，文化浪漫主義的謬誤

　　什麼叫浪漫主義？浪漫主義就是主體把審美的願望投射到一個他並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對象上去，通過對該對象的詩化的理解來宣泄對現實的不滿，心理上滿足內心未遂的願望。更具體地說，新左派把一種與現實中的弊端相反的價值，例如與現實中的不公正相反的"均富"、"公平分配"這樣的價值，不自覺地投射到、附麗到文革或格瓦拉式的社會主義這樣一些對象上去。通過這種審美的願望投射，來宣泄對現實弊病的不滿，並寄託自己在現實中未遂的理想，並由此而達到一種心理上的"審美的升華"。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鞍鋼憲法、群眾大批判與群眾專制，於是都成為這些並沒有親自參加過"文革"的新左派寄託、宣泄他們對當下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情緒的審美對象。當處於一種文化的困境之中時，人們特別容易把另一種在形態與價值上相反的文化在想象中予以浪漫的美化，以為那就是美好的天堂。新左派要把中國引到市場經濟以前的中國去，並對文革予以美化，正是出於對現實社會中的社會分化不滿心態，而產生的對公平社會的願望投射。這正是典型的 "中世紀的浪漫主義"。

　　新左派的危險在於，他們以審美的浪漫體驗來解讀歷史，並不僅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審美感，而在於他們要以這種浪漫化的社會主義理念來重建社會公正的方案的基礎。

　　如果把新左的文章作為思想史資料卻彌足珍貴，因為他們實際上重演了一段喜劇式的二十世紀初期的左派觀念發生史。他們把左派最突出的弱點，即把某種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並予以反歷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畫的方式發展到極端與荒謬的地步。

　　三，完美主義謬誤

　　這裡指的完美主義者（Perfectionist ）指的是那種除了至善至美以外，什麼東西都不能使之感到滿意的人們。不完美是經驗世界的事物的常態，也是一切現實事物的本質屬性。而新左派心目中的完美事物，其實並不是來自經驗，而是來自被他們認為是更為真實、更為本質的"第一原則"，這種"第一原理"則源於他們的頭腦中的道德理想。當他們以這種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東西來作為參照點，來觀照現實、評價實時，他們就會情不自禁地要以某種先驗的、理性設計的社會工程藍圖來重建一個新世界。

　　從經驗主義角度來看，應該認識到，公平是人類可以漸進地實現的理想，是人們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逐漸逼近的目標，但決不可能根據一種"公平"的道德觀演繹出的"第一原理"來構建一個全新社會。因為"第一原理"與人類經驗無關，只與人們的道德理想有關，如果以此虛幻的原則來重建社會，社會就變成怪物，例如，根據人們設計出來的計劃經濟模式，頗為符合克服"社會不公"的意願，但由於"理性"的局限性，人們沒有考慮到計劃經濟卻導致另一種不公正，即以集體名義進行的專制獨裁與權力者私慾對社會造成的更大的不公，設計計劃經濟社會的人們也沒有考慮到，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由於抑制競爭，從而對社會活力的扼殺。這些已經是中國歷史教訓中最重要的部分。

　　更具體地說，一個現實主義者會意識到，市場經濟與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樣，都是不完美的。它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發展初期會導致貧富分化。這種分化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支付的代價，人們可以在其發展中，通過法制建設，通過漸進的改革，來儘可能地避免市場經濟造成的兩極分化的禍害，而左派的完美主義者則相信，有一種人為設計的"完美"的平均主義社會模式可以取代"不完美"的市場經濟模式。這樣，他們實際上就是拋棄了人類的集體經驗，以理想主義來代替現實了。

　　新左派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方向，是不切實際的。左的激進主義已經被百年的歷史證明是一種失敗，中國人決不會選擇回到左的道路上去。新左派不會在國人中，在知識分子中找到多少知音。他們自以為是在為中國]普遍老百姓請命，但中國老百姓並沒有因噎廢食地認為，由於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了腐敗、下崗失業，而應該拒絕改革開放，重新回到平均主義時代去。他們只是對競爭過程中缺乏法制與無序化表示了不滿，如果要像某些新左派那樣，為了公正而根本拒絕走市場化的道路，那無疑是南轅北轍。

　　新左派的未來政治影響

　　如果說八十年代末期知識分子是社會的中心，社會的自主空間相對較大，各種討論會，講座與沙龍活動層出不窮，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也吸引了社會各界與校園學生的普遍關注，知識分子由此而形成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他們居於社會中心的地位，那麼，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已經基本上已經從這種政治中心的地位退處於學術化的邊緣地帶。基本上可以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爭論對於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力已經遠不如八十年代中期了。從當下的新左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思想交鋒情況來看，他們之間的論戰主要局限於互聯網、以及部分發行量並不大的知識分子期刊與書本之中，新左派與自由派之間甚至面對面的交流與辯論也很少出現。社會上對此場爭論知之者並不多。知識分子論戰者們的聽眾遠不如八十年代中期。而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生活已經相當地分化，人們忙於經營自己的事。關心思想理論的人較少。無論新左派還是自由派，他們與普通民眾並沒有經常聯繫與溝通的渠道。

　　儘管如此，然而，這並不意味着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互動沒有長遠的影響。大體而言，我們可以預料九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可能具有如下意義。

　　第一種前景：與社會多元化相對應的思想多元化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新左派與新保守主義這三種思潮在當下中國均具有長期合法存在的條件，這首先是因為，這三種思潮各自所強調的價值，均與社會主流強調的價值之間存在着部分一致性與重合性。例如，首先，自由派強調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要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並迎接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強調法制與國際接軌等等。這是與社會主流相一致的；其次，新左派自發地對社會主義價值與公平價值的重視與肯定，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的強調，對公有制理想的追求，則是與政治主旋律相一致的；第三，就新保守主義而言，這一思潮流派對秩序與權威在轉型過程中的意義的重視與肯定，對政治西化的批評，同樣也是與執政的政治精英有一致之處。以上三種思潮都部分地與社會主流價值與主旋律思想具有共識。因而它們在當下可以擁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間。

　　另一方面，這三種思潮各自又與社會主流價值存在着矛盾。例如，自由派對西方價值的認同，與當下的權威政治模式存在着相當的張力。新左派對改革開放以前的舊體制的平均主義的認同，則與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發展模式形成矛盾。同樣，新保守主義使用的權威主義話語，與中國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無疑同樣構成矛盾。

　　這種三大思潮與權威政府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使政府將受到來自新左派思潮與自由派思潮兩個不同方向的壓力與挑戰：自由派以政治改革與建立法制社會為訴求，而新左派則以經濟平等為訴求。這無疑將豐富中國政治發展變化的色彩。三大思潮與社會主流價值之間的共識點的存在，又使它們在現行體制下可以長期合法存在，如果這三者之間能夠彼此寬容，形成良性互動，未嘗不對中國的思想界的發展與進步起到積極的平衡作用。

　　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更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導致的社會分層化已經出現，然而，單純的社會多元化並不足以成為中國未來民主化的充分條件，而九十年代以來出現的知識分子思想多元化，與社會多元化相結合，則是未來中國民主政治有效運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更具體地說，這種對應關係體現在，新保守主義與自由派的右翼，對秩序與穩定價值的強調，客觀上更能體現主張改革開放的務實派政治精英與大型企業集團的利益。自由派對民間產權、自由競爭、人權與法制的強調，在客觀上更符合新興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新左派如果拋棄過於浪漫的底層情結與暴力革命崇拜，他們對公平、平等與弱勢群體利益的強調，則在客觀上更符合下層民眾的利益，並為他們所認同。

　　這樣，三種思潮各有其在社會上對應的利益集團與社會階層。當各個社會利益集團與階層爭取自己利益與發言權時，他們就有了表達自己利益與價值的思想理論資源，在公平競爭的政治遊戲規則下，運用這些不同的思想主張，各自在法制基礎上爭取自身利益與權利。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民主建設就有了社會條件與思想條件的兩方面的支持。正是在這個意義，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如果能在相互寬容與理解的條件下互動，對於中國未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二種前景：左派與邊緣人結合的可能性

　　從理論上推斷，中國還是存在第二種可能性，即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重大的危機與斷裂，並引發社會矛盾總爆發，這將會形成這樣一種可能，即激進類型的新左派以其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來解釋社會矛盾，並把中國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再次像二十世紀初期那樣，要求建立一種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來解決社會總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利者、與部分充滿挫折感的下層民眾來說，由於經濟上的失落與利益分配上的弱勢地位，他們最易接受的是新左派的平均主義的公平觀。在這個過程中，新左派中的那些溫和派即"後現代主義"派，由於與底層利益沒有關聯，將會逐漸失去其社會影響力，新左派中的民粹主義派，如果人數上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那麼，由於其"底層情結"，則會更容易取得變為絕望階級的下層民眾的青睞。民粹主義新左派會如同波爾布特一樣，在中國宣揚一場反對"邪惡富人"的革命。力求在中國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個理想的平均主義的"公平世界"。雖然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烏托邦實驗只能導致對整個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但正如黑格爾所說，"歷史的記憶是灰色的，人們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學到什麼。"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中國二十世紀的周期性循環又將開始。

　　然而，從目前中國社會發展的情況下來，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較少，原因是，首先，沒有二十世紀初的種種條件。二十一世紀是一世俗化的世紀。新左派很難在知識分子與社會公眾中形成氣候。在現行條件下，國家政權有足夠能力來抑制事態的惡性發展。中國社會出現現代化斷裂的概率並不大。

　　結論：新左派與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

　　在現代歷史上，有兩種人起着重要作用，一種是中產階級，另一種是知識分子觀念人。如果說，中產階級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卻務實而穩健，那麼，與中產階級相比，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卻恰恰相反，他們充滿強烈的道德激情與正義感，然而卻往往不切實際，容易產生全盤改造現實的"烏托邦情結"，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他們對中國的歷史選擇確實起到重要的作用。

　　這裡指的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不完全是一個與"勞心者"的內涵相當的職業概念。更具體地說，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這樣一種人，這些人受過高深的人文教育，習慣於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同時又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與信息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為敏感。這種知識與敏感相結合，使他們自願地承擔起以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往往與個人所屬集團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而與他們所自覺承擔的道德使命感有關，他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確認的信仰、價值與理念，來獻身於社會改造與改良的行動，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為理念而獻身的行動傾向性，往往又會導致他們以某種自己認為合理的、全面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社會工程的藍圖，來改造社會，並會出乎他們意料地給整個民族帶來無窮的苦難，其結果就會印證嚴復曾在二十世紀之初對新進青年所作的不幸預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於惡人者淺，成於好人者深。"

　　從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來看，凡是中產階級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如英國與美國，觀念型知識分子並不很多，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當有限，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過社會壓力集團來申張自己的利益。

　　然而，在歐洲大陸國家、俄國與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權，他們追求完美的"烏托邦情結"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世俗化過程，又使那些崇尚務實與穩健，但缺乏道德激情與社會批判精神的中產階級不斷強大起來。

　　中國在現階段的進步，實在需要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與務實的中產階級這兩種人的相互補充與支持。如果每個中國知識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熱情的同時，又能以一個專業人員那樣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學家和詩人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如果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能在求得自身發展的同時，能多一點社會關懷，中國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觀念人的激進的烏托邦來主宰人們對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會以漸進、穩健、務實、妥協與寬容的精神來選擇我們民族的前途，這樣的社會無疑是更有希望的。

　　摘自《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