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的“成功為失敗之母”現象


資中筠

　　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有一位日本學者說了一句話：“成功為失敗之母。”他指的是當前日本經濟所面臨的困境，其根源恰恰是當初造成日本經濟以舉世矚目的勢頭增長的那些因素。這個問題是當前熱門話題，且由專家去討論。他那句話卻引發我近來經常縈繞於懷的對另一種現象的一種感慨，覺得用來十分貼切。

　　從讀書做學問來說，我常有生不逢時之嘆：既太晚，又太早。前輩師長的學養已不可及。自己雖也算得幼志於學，這“志”卻中道崩殂，箇中主客觀原因且不去說它。待到終於有了遂初的機會，勉力為之，成果少得可憐。夕陽雖好，其奈黃昏何。於是，我又由衷地羨慕晚我而生，正當盛年的幾“茬”學子，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固然也都有其“蹉跎歲月”，特別是知青一代失去得更多。但是他們在來者猶可追時躬逢盛世，其選擇的自由度、馳騁的天地、眼界的開闊、成長的空間、得到發表和承認的機遇，遠非我們這代人在同年齡時所能望其項背。更足羨慕的是精力充沛，來日方長。即使是中人之才，只要有志於學，持之以恆，假以時日，成果將不可限量。從80年代到90年代已經有一大批中青年在學界嶄露頭角，支撐起一片學術繁榮景象，煞是可喜。

　　但是，事情又有另外一面。不知從何時起，只見許多正當齡的學界才俊一個個都處於風頭正健而又焦頭爛額之中。偶然見面時常是一副疲憊相，進行一些“務虛”式的學術性探討似已是奢侈。談起近況，話題不是讀了哪本好書，正在思考什麼問題，卻率多是剛從哪裡開會回來，馬上又要到哪裡去，國內國外各種活動應接不暇，好在大家都長了翅膀，千里疆域、萬裏海洋任飛翔。他們或深受本單位領導器重，委以大大小小各種職務，如牛負重，一句“能者多勞”，就使推辭的話難以出口；或是“學科帶頭人”，手頭有許多“課題”，都要限期交稿，而在當前的體制下，“課題”或“項目”意味着經費，作為“帶頭人”，誰能爭取到更多的“項目”，誰就是有“本事”為同仁謀福利，就能得到擁護。凡是有點寫作能力的都被作為“壯勞力”拉入不止一個“項目”，不僅有國內的，還有國際的。國際合作項目大多數資助來自境外，自然要遷就對方的需要，以那邊“帶頭人”的興趣和意願為主導。至於其學術價值如何，有沒有力量完成，是不是反映了承擔者的專長和心得，最後完成質量如何，反倒是次要的了。項目加交流“運動就是一切”。結果不少人10年以前初露才華，自己曾有心在某個領域做一番深入研究，並立下宏篇巨著的寫作計劃，而今功未成而名已就，各種榮譽和職務接踵而來，各種令儕輩羨慕的機會為之打開大門，成為記者追逐的對象，會見國際國內名人、要人排滿日程。這是一種“馬太效應”，很快使人進入一種循環，從被動到上癮。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年富力強，恐怕在健康上也是透支的，偶有閒暇，首先需要的是休養生息，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剩”給治學呢？這還沒有把家務之累包括在內，而對於多數中年人來說這是免不了的。

　　80年代初學術著作的發表難、出版難現在已大有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供不應求，小有名氣的決不愁無處發表，而是稿約應接不暇。容不得，也不需要深思熟慮，精耕細作。同一個熱門話題出現大量的大同小異之作，有時出現一些精彩之論，作者卻沒有時間深入下去，停留在思想的火花上。這樣大規模的生產之中就難免泥沙俱下。有些文章無論是在立意、邏輯或遣詞用字上都常使人感到似乎作者自己都沒有看過第二遍。我總是想：能不能再考慮考慮，推敲推敲呢？為什麼這麼急於發表呢？更重要的是編輯怎麼竟能通過呢？更有甚者，有的連概念還沒有弄清楚之前就以某一“學派”的代言人自居或相推許，染得一身霸氣，既不需要自圓其說，更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沿着這樣一條路發展下去，或者名噪一時，終如曇花一現，或者繼續炒作下去，有成新學閥之虞。

　　這一代學人承半個世紀學術之衰疲，各學科公認的權威多已凋零，留下大片荒原。新時代的需求又是空前的旺盛，稍有所成即可“填補空白”（這個詞常出現於申請職稱的報告或他人評論中，倒也不全是過諛，因為“空白”太多了）。生逢“跨世紀人才”特別得到重視的年月，沒有前人擋路，沒有論資排輩的壓制，得以早露頭角，早當大任，確是幸運。另一方面卻少了嚴格的標準和權威性的評判，缺少了精益求精的動力；無暇顧及基礎就蓋高樓，少了某種自然成熟的過程。受到各方重視，得到各種功名榮譽，學識才華不愁無處發揮，當然是幸事；而另一方面，大好時光和有限的精力就在熱熱鬧鬧中流失了。國門大開，學術交流得“全球化”風氣之先，其盛況可稱得起“史無前例”，使人開闊眼界，信息靈通；卻又多了一分身不由己，為交流而逼出來的作品有可能是快餐。這幸與不幸該怎麼看？真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由”。

　　話又說回來，也許本文的標題在這裡並不恰當，因為成與敗，可以有不同標準，端看個人追求什麼。當事者自己態度也不一：有人念念不忘追求學問的初衷，對於這種“以心為形役”的處境由衷地感到苦惱，甚至向筆者吐露過擔心長此以往，這點求學如渴的激情將消磨殆盡，等有了時間也難出成果了。對這類人而言，這將是失敗；有人先苦之，繼安之，見人偶嘆苦經已不過是“其辭若有憾焉”，實際已經從顯赫的地位中得到滿足；有人則早已樂此不疲，春風得意，倘若真的回到書齋恐怕反倒難耐寂寞的。還有人本來就沒有自知之明，也就心安理得地以學界名流自許，當然自認為是成功者。

　　相反的，有些人沒有那麼幸運，沒有那麼多機遇，當年在同輩中並不那麼耀眼，卻多了一些時間埋頭髮憤；還有人由於某種不太公平的原因，受到某種限制，反而少了些誘惑，得以收其放心，10年過去，他們都成績斐然，而後名聲鵲起，是名實相符的。有時在書店發現一些著作，翻閱之下，驚異於其功夫之深，學風之嚴謹，立論之紮實，看序言方知是“十年磨一劍”的功夫，而作者卻不大知名，至少不是熱鬧場中人，欽佩之餘，更加深了這種感慨。

　　由於過去的工作關係，本能地對學術界的狀況，對青年學子的成長有所關注，見到一些現象發一些感慨，決無意反對成名成家，也不是認定了“文章憎命達”，也不想施加什麼影響，只是常常想起王安石的《傷仲永》，說明事物總有其兩面。套用一句古訓：“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我想說：機與遇可成人亦可毀人。當然人各有志，已如前述，況一代有一代的風氣、追求和“興奮點”。這裡僅限於論“學”，不及其他。真學問恐怕還不能完全靠市場需求來定價，何況連市場經濟還有繁榮之中的“泡沫”之說。處於方今之世，“信息”絕對重要，但是信息代替不了學問，古人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至少在某一個階段得有一番苦讀苦思，所以有“潛心治學”之說。《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我想無論在哪個時代這都是符合人的思維規律的。始終志在做真學問的只能是少數，有這樣基礎、氣質和條件的本也不多，所以對其流失感到惋惜。也許這惋惜本身就是多餘的，是迂腐之論？

　　（摘自《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